第3版()
专栏：
坚持统一计划 高速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揭批“四人帮”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罪行
上海市计划委员会大批判组
“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按照“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在经济领域里大搞资本主义自由化，阴谋把上海搞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基地；对兄弟省市，以邻为壑，竭力把全国的经济搞乱；打着反对“条条专政”的旗号，破坏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妄图把国务院和中央各部门搞瘫痪。他们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罪恶活动，流毒很广，危害极大，必须彻底批判。
“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了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散布了大量谬论。
“需要就是计划”，是他们破坏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一个谬论。他们公然叫嚷：“什么计划不计划，我们说的就是计划”，“凡是需要的，我们都批”。“需要就是计划”，是一个煽动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反动口号，是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反动。他们提出这样一个反动口号，是为了随心所欲地提出各种需要，以冲击和破坏国家统一计划。一句话，“四人帮”宣扬的“需要就是计划”，就是取消计划，妄图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从他们篡党夺权的需要。如果依了他们这一套，社会生产就会陷于无政府状态，社会主义经济势必遭到瓦解。
“缺口就是动力”，是“四人帮”及其余党破坏计划经济的又一个谬论。他们鼓吹在计划中留“缺口”，人为地制造大窟窿，破坏计划的综合平衡。国民经济发展在客观上经常会出现不平衡，所以需要中央和地方的计划部门加强调查研究，切实搞好综合平衡工作，把计划建立在既积极又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协调发展。“四人帮”及其余党宣扬“缺口就是动力”，竭力反对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宣扬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自流论，这就必然破坏国民经济的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
“四人帮”及其余党自成系统，自立政策，大搞自由生产、自由招工、自由交换、自由定价、自由上项目等所谓“五大自由”。在生产安排方面，他们不顾国家的需要，自搞一套，想搞什么就搞什么，想搞多少就搞多少；甚至擅自更改国家下达的计划，或者制造种种借口，拒绝生产；计划外的生产却拚命干。在基本建设方面，他们目无党纪国法，根本不执行国务院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擅自安排许多计划外的项目。仅一九七六年，未经国家计委批准，就擅自上了三十多个大中型项目。由于基本建设战线拉得太长，不仅挤掉了一些国家急需的重要工程项目，而且分散了人力、物力，不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出现了许多“胡子工程”，使国家的大量投资不能及时发挥经济效果。在招收工人方面，他们恣意破坏劳动政策，以所谓“支援工”、“高温工”等等名目，乱招农村劳动力，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流通领域，他们不顾国家物资、商品统一分配的规定，不按计划调出物资和商品，留下来搞自由交换，自产自销，破坏计划供应。在物价管理方面，他们对某些重要商品拒不执行国家规定的价格，强要国务院有关部门按照他们的意志定价，甚至利用职权降价私分国家产品。在“四人帮”及其余党干扰破坏下，在一九七六年前的几年，全市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不仅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而且越来越低，一九七六年比上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国家下达的财政任务，连续三年没有完成。他们妄图把社会主义国民经济搞垮，进而倒打一耙，嫁罪于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各部门领导同志，用心极为恶毒。
“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为了“搞乱全国”，不只是在政治上插手兄弟省市，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而且在经济上利用上海工业基地在全国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位置和作用，破坏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干扰兄弟省市的社会主义建设。
为了加快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上海作为我国的重要工业城市，应该为国家建设和内地建设多作贡献。这是上海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光荣责任。同时，上海所以能够对全国作出贡献，同全国的大力支援又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全国的支援，上海的生产建设是无法进行的。张春桥胡说什么：“我们上海两个邻居不好”，“靠外地越来越靠不住了”。这是恶意挑拨上海同兄弟省市之间的关系，宣扬取消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事实上，上海的“邻居”很好，兄弟省市对上海的支援，不是“越来越靠不住”，而是作用越来越大。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兄弟省市之间的经济协作，不仅不能削弱，而且需要加强。
毛主席教导说，处理地区之间的关系，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大局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全局，各个省市都是全局中的一个局部。顾全大局，就要求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服从国家统一计划，反对地方本位主义。互助互让，要求地区之间发扬共产主义风格，对兄弟地区的建设进行帮助，大力支援。顾全大局，互助互让，这对工业比较发达的工业基地来说更加重要。我国虽然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由于过去长期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奴役和压迫，全国工业布局极不平衡。上海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础比较雄厚，理应更多地提供先进的技术装备、优秀的专业人才以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支援兄弟省市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然而“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疯狂反对毛主席提倡的处理地区关系的原则，根本不顾大局，更谈不到互助互让。对建立大协作区，马天水竟说：“几个省市都向上海要东西，你给不给？”陈阿大紧接着狂叫：“这是赔本买卖，我们不能干。”这充分暴露了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本性。上海是全国人民的。在地区之间的经济协作中，上海各部门、各企业一定要顾全大局，全心全意支援兄弟省市的社会主义建设。
“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不仅不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更恶劣的是以邻为壑，竭力破坏兄弟省市的经济建设。他们要兄弟省市支援燃料、原料和农副产品，发扬风格，不讲条件。兄弟省市向他们要求援助设备、材料和日用工业品，他们则百般刁难，敲诈勒索。他们妄图把地区之间的社会主义经济协作，变成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买卖关系、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他们甚至依仗“四人帮”的权势，不顾国家统一调拨计划，在上海港半路拦截运往兄弟省市的物资，这种强盗式的行径，严重损害了上海同兄弟省市之间的关系，影响了兄弟省市的经济建设。
我们党和国家一贯主张，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为此必须贯彻“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大权独揽，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这是地方分权的前提。国家从全局考虑安排给地方的任务，地方必须服从，努力完成。只有大权独揽才能统观全局，把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放在国家经济建设最需要的地方，以促进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小权分散，应当由地方办的事情，要放手让地方去办，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地解决生产和建设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是不能偏废的。“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把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绝对对立起来，打着“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旗号，反对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他们根本不是什么发挥地方积极性，而是要发挥他们资产阶级帮派的积极性，大搞反革命独立王国。
我们反对“条条专政”，但是决不能把中央各部门的正常领导看作是“条条专政”。“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把两者完全混同起来，颠倒是非，硬把正确的说成错误，把国家和中央各部门的集中统一领导，扣上“条条专政”的帽子，横加反对，妄图把国务院和中央各部门搞瘫痪。
“四人帮”及其上海余党对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不是拒不接受，公然对抗，就是阳奉阴违，暗中抵制，或者擅自更改，破坏捣乱。他们不仅破坏船舶、汽车等国家重点产品的计划，也破坏自行车、缝纫机等轻工产品计划，甚至经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的重大建设项目和国防工程，他们也极力干扰破坏，使国家在经济上蒙受重大损失。与此同时，他们在上海自立体系，另搞一套，称王称霸，为所欲为，擅自大搞什么“王洪文工程”、“陈阿大工程”，为“四人帮”及其余党树碑立传，捞取政治资本。他们甚至借上海工业的生产能力私自制造枪支、弹药，阴谋搞反革命武装叛乱，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中央有关部门统一制定必要的共同遵守的制度，是国家计划得到顺利贯彻执行的保证。但是，“四人帮”及其余党，对于全国计划会议上讨论和研究重要的条例和办法，总是跳出来疯狂反对，诬蔑是什么“资产阶级王法”。一九七二年初，讨论中央两委一部拟订的《关于加强基本建设管理的几项意见》，马天水看也不看，就攻击这是“老一套，老框框，搞管卡压”，拒绝贯彻执行。一九七三年，国家计委拟订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通知》，征求各地意见，得到除上海以外全国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赞同。“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攻击这个文件是“十条王法”，加以否定。张春桥躲在幕后叫嚣：“好啊！他们搞二十八比一，压上海，他们这样干不行。”气焰十分嚣张。一九七五年，在国务院主持下，由国家计委起草了一份《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讨论稿）》（即《二十条》），张春桥、姚文元立即赤膊上阵，发命令，下手谕，对这个尚在讨论修改中的《二十条》进行反革命围剿。“四人帮”及其余党为什么对凡是有关加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条例、办法，如此反感、仇恨呢？这是因为这些条例和办法，是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约束他们不能为所欲为。
粉碎“四人帮”一年多来，上海经济战线上出现了大干快上、全面发展的跃进局面。但“四人帮”及其余党控制上海多年，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很深很广，绝不能低估。我们要响应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深入揭批“四人帮”，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在巩固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前提下，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积极性，加强综合平衡，搞好计划工作，努力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各项计划任务，高速度发展国民经济，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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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介一本好书
侯雨夫 齐翔延
林子力和有林同志合著的《批判“四人帮”对“唯生产力论”的“批判”》一书，是对“四人帮”的反动思想进行系统批判的第一本专著。它对“四人帮”“批判唯生产力论”以及围绕着这个“批判”所散布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并对所涉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作了阐述，回答了干部和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一些问题，是理论界响应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深入揭批“四人帮”取得的一个可喜成果。
作者指出，我们在理论战线上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同地主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大搏斗。“四人帮”及其御用工具梁效、程越、康立、宫效闻之流，向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展开了全面的攻击，他们搞的“批判唯生产力论”，是妄图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
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承认不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中唯一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根本分界线。马克思第一次把生产力引入社会历史领域来进行考察，他不仅把人们的全部社会关系划分为物质关系和思想关系，指出物质关系即生产关系决定着思想关系，决定着社会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而且指出生产关系是被生产力所决定的，从而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
承认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中唯一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否认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同辩证唯物论承认物质是唯一的本源的东西，并不意味着否认精神的反作用是一样的。在这里，作者进一步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作了分析。他们明确指出，所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包括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在内，归根到底，都是由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派生的，都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且，生产关系即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归根到底，也是由生产力的决定作用派生的。只有承认生产力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是唯一能够最终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四人帮”把历史唯物论同列宁、斯大林批判过的“庸俗生产力论”混为一谈，大搞“批判唯生产力论”，他们歪曲引用恩格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论述，在“唯一”两个字上大作文章，妄图否定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源泉和最后决定力量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鼓吹上层建筑决定一切、权力决定一切、意志决定一切的主观唯心主义。这说明他们是暴力论者杜林和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先驱者尼采的忠实信徒。
作者强调指出，发展生产力，建立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直接决定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和发展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决不会造成资本主义的复辟，恰恰相反，只有生产力发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创造出了比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能达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的时候，资本主义复辟才会成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因此，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除了必须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坚持不懈地进行斗争以外，必须把发展生产力、发展科学文化事业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迅速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四人帮”反对历史唯物论，坚持上层建筑决定一切的历史唯心论，也必然颠倒经济与政治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四人帮”在这方面散布的种种谬论。
张春桥说领导权决定所有制，姚文元说路线决定所有制，梁效也胡说什么“政治决定经济、业务与技术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都是主张政治决定经济。本书从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对这些谬论进行了批判。书中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确认经济决定政治，同时也充分肯定政治对经济有巨大的、能动的反作用。但是，这种反作用无论如何巨大，它仍然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并不是什么“政治决定经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政治只有顺应经济发展的方向和要求，才有强大的生命力。反之，它就会在客观规律面前遭到破产。
“四人帮”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的革命”的“理论”，不仅有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作基础，而且也有他们的政治经济学作根据，这就是他们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二重性”论。这种“二重性”论把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存在的本来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权利，歪曲说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东西；把马克思讲的社会主义阶段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的旧社会的痕迹，歪曲说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存在着资本主义的因素，把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无产阶级本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成了“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革命”应该“革”掉的东西。
读了这本书，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对于“四人帮”搞的“批判唯生产力论”进行彻底的反批判，是一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斗争，也是一场保卫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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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认真执行“管而不死，活而不乱”的政策
高正荣 王献永 许劲松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了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的政策，肯定了它在现阶段的必要性和积极作用。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项政策。
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加强对它的领导，这是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我国现阶段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还保留有人民公社社员经营的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产品属于全民所有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需要交换的部分主要是通过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有计划进行的，这在整个社会商品流通中，占有绝对的优势。但集体所有制还有小部分产品，由于量少、种多、类杂，或时间性很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不便经营或一时无力经营，需要通过集市贸易进行交换，互通有无。尤其是社员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的产品，为社员个人所有，除留自用和按政策规定交售给国家外，剩余部分也需要交换，其中相当一部分又是十分零星的或时间性很强的鲜活产品，如零星水果、蔬菜、家畜、家禽、小鱼小虾等等，不可能完全纳入国家有计划的流通渠道。同时，社员从集体分得的农副产品，在数量和品种上也各不相同，有的自用有余，有的所需不足，也需要互通有无，调剂余缺。总之，在目前条件下，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还做不到社员生产、生活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社员出售什么，就收购什么，需要集市贸易来作必要的补充。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应当看到，集市贸易这种交换形式，一定时期内会继续存在。经验证明：如果不从实际出发，不顾客观条件，操之过急，硬行封闭集市贸易，只会给社员群众和农村社会主义经济造成损失。
一九七五年十月，华国锋同志在全国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召开的财贸工作座谈会上，刚刚作了关于“集市贸易在现行政策上还允许”的指示，“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便大批“政策允许论”，疯狂地推行所谓“哈尔套经验”。“四人帮”在安徽的代理人和黑干将，与之相呼应，急不可耐地炮制了肖县这个所谓“商业革命”的黑典型，攻击正当的集市贸易是“资本主义复辟”，大搞什么人武部、公安局、民兵指挥部等“联合作战”，荷枪实弹，“围剿”集市，见人就赶，见东西就抓。仅在二十天的时间内，就强行封闭了全县的集市贸易。不仅如此，他们为了“斩草除根”，彻底推行“商业革命”，还进而疯狂破坏生产，公然下令禁鸡、宰羊，到社员自留地里去拔菜、摘瓜、砍树，并将自留地没收。他们还把一些坚持党的政策，开展正当集市贸易的革命干部当作“民主派”、“走资派”，大批狠斗。结果，封了明的，出了暗的，关了一处，冒出几处，黑市越来越猖獗。由于社员家庭副业遭到严重破坏，产品大幅度下降，黑市价格越抬越高，给投机倒把活动大开了方便之门，造成了一些地方资本主义泛滥。他们关闭集市后，肖县城镇没有蔬菜供应，供销社只得到外地远途采购，仅此一项，国家就亏损二十三万多元。
今天，要拨乱反正，就必须深入批判“四人帮”对正当的集市贸易的干扰、破坏，肃清其流毒和影响，既要允许正当的集市贸易继续存在，又要切实加强管理，不能放任自流。
怎样管理好集市贸易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认真地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有关集市贸易的各项政策。只有坚持按党的政策办事，才能有效地发挥集市贸易的积极作用。
党对集市贸易的政策，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即保护合法交易，限制非法活动，打击投机倒把，作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我们要按照党的政策进行管理，就应当从实际出发，严格区分合法与违法的界限。在农村集市贸易上，大量的是生产者与生产者之间的交换，交换的目的是为了满足自己消费的需要，这与投机分子的倒买倒卖、牟取暴利是有原则区别的。我们既不能对投机违法活动放任不管，也不能把社员之间互通有无的正当交换作为投机倒把活动进行打击。即使对于投机活动，也要进行具体分析，分清情节，区别对象，教育多数，处罚少数。应当坚决打击的，只能是一些情节恶劣的投机分子和投机集团的首要分子。
“四人帮”形而上学猖獗，流毒所及，使有些同志总觉得“管而不死，活而不乱”是办不到的。在他们看来，“管必死，活必乱”。在这种错误思想指导下，要么就放任自流，使资本主义自由泛滥；要么就乱收乱罚，使正当的集市贸易无法正常进行。而且，有的人还心有余悸，往往宁“左”勿右，来个“卡死”。所以，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的有关集市贸易的政策，就要用唯物辩证法批判“四人帮”的形而上学，解决干部中还存在的宁“左”勿右的错误思想。
实践证明，要搞好集市贸易的管理，就要注意正确运用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把经济领导、行政管理同政治思想教育密切结合起来。在集市贸易上，商品的价格是在国家管理下由买卖双方议定的，价值规律还起着一定的调节作用。我们在集市贸易的管理上，应该很好地掌握这种规律，利用这种规律，以便很好地发挥国营商业的经济领导作用，根据群众需要，开展购销活动，吞吐商品，调剂供求。如果对于集市贸易的价格问题放弃经济领导，单纯采取行政命令手段，往往会事与愿违，直接影响一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甚至会造成和助长非法的黑市交易。
同时，商业部门还有责任协助行政部门，调查研究，摸清情况，有针对性地对农民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不断批判资本主义倾向，灌输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他们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结合起来，首先积极完成国家的征购、派购任务，自觉遵守政策、法令，在这种前提下，进行正当的商品交换活动。
从长远看，集市贸易将来是会被国营商业代替的。但在条件还不成熟时，就实行代替，必然会破坏商品的生产和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