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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
邢贲思
最近收到一些同志来信，就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提出疑问。他们认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对于这一问题，我想谈一点自己的认识。
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一种认识是否合乎客观规律，是否是真理，靠什么来检验？这个问题就是真理的标准问题。关于真理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哲学史上众说纷纭，没有一种学说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唯心主义哲学不必说了，有的把真理的标准归结为天命，有的则把它归结为神启，有的把它归结为圣人之言，所谓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有的更干脆，简直就是以自己的独断作为真理的标准，所谓“六经为我注脚”。不消说，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唯物主义哲学，承认人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在真理的内容这个问题上答案基本正确，但是问题一涉及到真理的标准时，旧唯物主义的回答就陷于混乱。例如，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很重视感性的作用，把感觉作为认识的起点，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同时又把经验当作真理的标准，这就错了。因为经验也属于感性认识的范围，说真理的标准是经验，无异说认识的标准是认识，在理论上和唯心主义划不清界限。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没有正确解决什么是真理的标准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正确的解答。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怎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它认为社会实践，也只有社会实践才是真理的标准。早在一八四五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从此以后，关于认识的来源问题，认识的发展问题，以及检验认识的标准问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答案。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和核心。关于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特别是实践对真理的检验作用问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中，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毛主席在《实践论》中都作了透辟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它之所以正确，因为它符合客观实际，它本身就是从千百年来人们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并且不断为人们的实践所证实。
在实际生活中，能够说明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科学家提出的某种科学假说是不是真理，不能根据这种假说的推理是否严密，表述是否清晰，而是要看实验的结果，当实验的结果和这种假说吻合时，才能最后证明这种假说的科学价值。一个军事指挥员拟订的作战方案是否无误，在战斗打响之前只能作出种种估计，只有通过战斗的实践，才能得到验证。同样的，一个党提出的方针政策是否正确，最后也只能由它的实践结果来检验。当然，这决不是说，科学假说、作战方案、方针政策等等不需要利用间接经验。经过实践检验是正确的间接经验当然是重要的，但是这终究不能成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毛主席说得好：“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者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
关于实践是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常识。由于林彪和“四人帮”的破坏，这个常识问题被搅得混乱不堪。林彪和“四人帮”按照他们的反革命需要，任意摘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某一句话，而且就是这一句话，也往往是经过他们掐头去尾地精心篡改过的，他们把这一句话奉为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凡是和这句话或是和他们对这句话所作的解释不一致的，都可以被他们扣上“反马克思主义”、“修正主义”、“反革命”的帽子。经他们这样一搞，真理的标准才又成了问题。为了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我们又必须从辩证唯物主义的最根本原理讲起。在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上，是用实践来检验认识，还是用认识来检验认识，甚至用认识来检验实践，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斗争焦点。林彪、“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就是要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倒退为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林彪、“四人帮”开了这样一个恶劣的先例：只要会背语录，就等于有了真理，以至于发展到我选一段对我有利的语录，你选一段对你有利的语录，各自宣称自己掌握了“真理”，大打“语录仗”。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极大的歪曲。
有的同志提出，实践固然是真理的标准，但马克思主义也应当是真理的标准，这就是说，真理的标准不是一个，而是两个。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所谓实践和马克思主义都是真理的标准，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每一种认识都需要既用实践又用马克思主义来验证，还是说有的认识需要用实践来检验，有的则需要用马克思主义来检验呢？两种答案中不论哪一种，都违反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都会造成理论上的混乱。一些同志所以把马克思主义也当作真理的标准，从认识上讲是混淆了真理和真理的标准两个问题，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是真理”这样一个问题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对人类全部文明发展的最完善、最正确的科学总结，当然是真理，而且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但是正如任何真理不能由自己来证明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自己证明自己，它本身需要由实践来证明。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不能作为检验别的真理的标准。举例来说，现代自然科学中许多原理是否真理，难道不需要通过它自己的科学实验，而由马克思主义的某一原理就可以证明的吗？难道可以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某一原理来判定高能物理学关于某种基本粒子的性质的推断和遗传工程学关于某种遗传密码的假设吗？如果马克思主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对于真理的验证就成了多余的了，人们无需参加实践，一样可以证明真理，这就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石给抽掉了。
主张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同为真理标准的同志，恐怕还有一种混淆，这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是革命实践的指针，混同于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真理，可以反过来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革命实践。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武器。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但是这和真理的标准是属于两个不同范畴的问题。从哲学上讲，承认马克思主义对于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也就是承认理论认识对于实践的反作用，承认这种反作用，决不能否认实践所起的根本的决定作用，不能用这种反作用来代替实践是真理的标准问题。有人认为否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就意味着否认革命理论的作用，这是没有根据的，是这些同志自己把问题混淆了。诚然，理性认识，特别是象马克思主义这样的科学真理对于实践具有巨大的能动作用，但是，任何一种理性认识，包括马克思主义这样一种科学真理在内，它的基础是实践，也只能是实践，它不仅必须经过实践来验证，而且必须通过实践使自己不断发展。毛主席十分强调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包含了这个意思。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具体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如果不同实际情况相结合，就会失去生命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违背，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正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光辉典范。
有人认为，不承认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的标准，似乎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侮辱。其实这不是什么侮辱，而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真理的标准，既违背了客观实际，又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这种观点实际上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无需实践检验、无需通过实践来发展的命定的、自明的、自我封闭的认识体系，这样的体系不可能是科学的真理，只能是某个“先哲”的神秘的精神产物。持这种观点的人尽管可能出于维护马克思主义的善良愿望，殊不知结果适得其反，欲褒实贬，倒是真正玷辱了马克思主义。
关于真理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涉及到坚持、捍卫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而且涉及到我们的学风、文风、党风建设的根本问题。如果真理的标准是实践，那就是说，我们党的干部必须深入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际，必须进行反复的调查研究，占有大量的事实材料，以作出合乎实际的正确结论。在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中，当然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但是，我们据以判明是非、作出决断的依据的，只能是通过实践而详细占有的材料，而决不能是某种现成的结论或者某种语录引证。按照这种原则建立起来的学风、文风、党风是马克思主义的，是毛主席历来倡导的，是延安整风时确立的党的优良传统。我们要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必须坚持和发扬党的这一优良传统。如果真理的标准不是实践，那么党的各级干部就无需深入实际，无需倾听群众的呼声，无需调查研究、占有材料，而只要会背诵现成结论，就可以指导工作。这样的学风、文风、党风，恰恰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是对延安整风的反动。抛弃了实事求是的党的优良传统，根本谈不上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林彪、“四人帮”把我们的学风、文风、党风糟踏、败坏得不成样子，在他们肆虐的时候，我国的确有被引上一条停滞、倒退的道路的危险。
现在，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已被粉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率领我们进行新的长征，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有了希望。但是，要充分估计林彪、“四人帮”对马克思主义破坏的严重性，要充分估计他们对我党的学风、文风、党风败坏的严重性。他们所制造的理论混乱远没有被纠正，他们的流毒远没有被肃清。正本清源，拨乱反正，在我们的前面还有许多艰巨的任务，我们必须在揭批“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努力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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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
解斯
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深入地系统地批判‘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反动世界观，肃清其流毒，是长期的更为艰巨的任务。对于‘四人帮’在思想理论和路线上造成的混乱及其对我们队伍的腐蚀，不可低估。要充分利用‘四人帮’这个反面教员，进行广泛深入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和群众，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密切联系各条战线的实际，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理论是非，一一纠正过来。”但是，直到今天，仍然有一些人对于从理论上批判“四人帮”的重大意义认识不足。因此，重新学习一百年前恩格斯是怎样批判杜林的，在当前，还是很有现实的意义。
一
一八六七年底，柏林大学讲师杜林发表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位庸俗经济学家嗤之以鼻，说他对有些东西“显然不懂”，是个“厚颜无耻”的“柏林狂人”。马克思讽刺地说，他“发现杜林是个伟大的哲学家”，当时德国的哲学教授们攻击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条“死狗”，杜林就跟在他们后面，放肆地攻击黑格尔的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页）
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刚由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而成，由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等人不能在理论上坚持原则，在纲领草案中吸收了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观点，马克思立即写了《哥达纲领批判》给予逐条驳斥。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批判，却受到李卜克内西等人的抵制，《哥达纲领批判》在当时竟不能公开发表。正因为当时德国党内存在着这种思想混乱的状况，杜林居然以“社会主义的行家”和“社会主义的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在德国社会甚至德国党内成为风行一时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这个自命为“社会主义信徒”的杜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了特别猛烈的攻击。当时党内的那些所谓德国理论家如伯恩斯坦、莫斯特、弗利切之流，都成为杜林的信徒。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必须挺身而出，对杜林进行严肃的公开的批判。一八七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恩格斯给马克思写信说，他对杜林和莫斯特等人的行动非常愤怒，“难道不是认真考虑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的时候了吗？”第二天，马克思回信说：“我的意见是这样的：‘我们对待这些先生的态度’只能通过对杜林的彻底批判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我们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我们才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3，15页）
当时，恩格斯正在着手写作他的重要著作《自然辩证法》。但是，为了这个现实的战斗任务，恩格斯毅然决然地搁下了他原来的研究工作，用全力去收拾这个“无聊的杜林”。从一八七六年五月底开始到一八七八年七月初止，恩格斯用了整整两年时间，从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对杜林进行了全面的和系统的批判，产生了马克思主义杰出的理论著作《反杜林论》。
是不是杜林提出了什么高超的理论，因而值得恩格斯花费这样大的力量去批判呢？根本不是。正象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的，在当时的德国，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不动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而“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假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这种假科学，只是一种“价廉质劣”的“高超的胡说”。杜林只是一个“在他的那些大字眼后面却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的“江湖骗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7，185页）
对于这样一个“在理论上一窍不通”的杜林，恩格斯虽然也觉得批判他象是啃一个酸果，但还是下定决心将它啃完。这是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拿原则做交易，一定要捍卫理论的纯洁性。他们看到，如果让杜林的社会主义谬论在党内流传，就必然给党带来很大的危害，甚至使党蜕化变质。所以，不同杜林作坚决彻底的斗争是不行的。恩格斯在致贝克尔的信上还进一步指出当时德国党的重大错误是：“让大学生和其他不学无术的‘学者’以党的科学代表的身分向全世界大量散布荒谬透顶的胡言乱语。不过这是一种必然要经受的幼稚病，恰恰是为了缩短病程，我才以杜林为标本作了那样详细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93页）
当然，《反杜林论》的重大意义决不仅止于对杜林的批判。恩格斯在破中立，使“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杜林的观点早被人们遗忘了，但是，《反杜林论》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却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指南。
应该看到：林彪和“四人帮”在理论上对我们党所造成的影响和破坏，远远超过了当年杜林对德国党所造成的影响和破坏。我们现在从理论上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批判还刚刚开始，被他们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有许多还没有纠正过来，他们的影响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还大量存在。对于这一点，万万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只能学习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肃态度，一定要坚持理论的原则性，把这场关系到我们党的前途的理论战线的斗争，坚决进行下去。
二
杜林在理论上一窍不通，林彪和“四人帮”也是这样。但是，能说他们就没有理论吗？诚然，他们是没有一丝一毫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但是不能否认，他们有的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理论。使人奇怪的是：林彪、“四人帮”的“理论”，和一百年前恩格斯所批判的杜林的谬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举出几个主要的“理论”来看看。
恩格斯指出，杜林的世界观就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他从一些原则（也叫做“存在的基本形式”或“哲学的公理”）出发，这些原则，并不是人的思想通过实践从外部世界得来的，而是自己头脑里制造出来的。杜林从这些原则引导出他的哲学——世界模式论，把它强加给自然界和人类世界。当客观事实和主观的原则发生不一致的时候，不是修改原则使它正确地反映事实，而是要削足适履地使事实服从原则。恩格斯举了一个通俗的例子：如果杜林要把鞋刷子和哺乳动物结合起来，鞋刷子就得长出乳腺来。唯心论的先验论就是这样荒谬！而杜林竟这样厚颜无耻地说他自己发现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任何与他不同的意见都是错误的。他是“无所不知”，又是没有任何谬误的“第一个超人”，人们只能在他面前“诚惶诚恐，叩首礼拜”。
恩格斯坚决驳斥了这种唯心主义谬论，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就是唯物论的基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毛主席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提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原理，发展了唯物论的基本原则。我们的认识（包括理论、方针、路线、政策）只能是从实践中来，又必须再到实践中去检验，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才是真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也就是毛主席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毛主席用了它，领导我们战胜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二者都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所以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使我国的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要是违背这个根本观点和方法，就只能使工作遭受损失，革命遭到失败。
林彪和“四人帮”口头上把毛泽东思想喊得最响，似乎他们把红旗举得最高，实际上，他们是公开反对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张春桥的公式“理论——实践——理论”，就是把客观和主观、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完全颠倒了。理论不是来自实践，而是实践的出发点；理论不需要实践来检验，相反，理论倒成为检验实践的标准。因此，他们主观臆造出一个什么“理论”来，就要事实来服从它。他们胡说“共产党内有个资产阶级”，就从中央到地方，以至基层支部，到处都把不同意他们的好干部打成“资产阶级”。这和杜林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世界模式论有什么区别？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东西，他们自己才是真正反对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揭批“四人帮”已经一年半以后的今天，居然还有些天天讲毛泽东思想的同志，竟认为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际相结合是犯了弥天大罪。这就说明，林彪和“四人帮”的毒害很深，他们的影响还远远没有肃清。理论工作者必须为维护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积极斗争。
杜林从他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出发，大谈什么“永恒的真理”，其中之一就是平等。杜林提出一个道德的基本公理，就是两个人的意志彼此“完全平等”，据他说，这样，“‘道德正义的基本形式就被表述出来了’；同样，法律正义的基本形式也被表述出来了”。恩格斯驳斥他说，这种抽象的两个人之间的“完全平等”是根本不存在的。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阐明平等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不同的平等的要求，所以，没有什么作为“永恒真理”的平等观念。恩格斯还深刻地指出，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只能是消灭阶级，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流于荒谬。
“四人帮”把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的资产阶级权利，攻击为“万恶之源”。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杜林这种抽象的平等观念。本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已经消灭了阶级剥削，基本上实现了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但是，由于每个人的能力有大小，负担有多有少，因而在分配上还有不平等，只有生产力极大的发展，才能使按劳分配最后为按需分配所代替。“四人帮”却把按劳分配中存在的不平等任意丑化，无限夸大，说成是“党内资产阶级的命根子”，“产生资产阶级的根源”。他们就是用杜林的历史唯心论向历史唯物论进攻，肆意诬蔑社会主义制度。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杜林提出来的基本公理就是暴力论。他认为历史发展的本原的东西是政治暴力，政治关系是历史上基础的东西，是决定经济情况的原因，而经济关系则是第二等的事实，它对政治状况只能起第二等的反作用。他认为如果不将政治看成是目的，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就是“隐蔽的反动性”。这种暴力论，是杜林的历史唯心论的核心，它根本颠倒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恩格斯用大量的事实和精辟的科学分析驳斥了杜林的暴力论，指出：暴力仅仅是手段，经济利益才是目的。目的比手段更是基础，经济关系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
和杜林暴力论相似的反动谬论，在近十几年来，我们听到的还少吗？从林彪的“政权决定一切”到张春桥的“全面专政”，不都是鼓吹暴力决定一切吗？他们把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当作唯一目的，对社会主义经济则百般破坏，毛主席关于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的论述，也被他们当作所谓“唯生产力论”来批。对于他们这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我们在理论上批判得还很不够，对于这种谬论在实际工作中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还远没有肃清。如果不彻底肃清其流毒，就必然会影响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
从理论上揭批林彪和“四人帮”的任务还很繁重。只有靠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才能团结一致，进行战斗，夺取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