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认真调整党的文艺政策
文化部理论组
华主席在五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号召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调整党内文艺政策的指示。这是当前文艺战线一项重大的迫切的任务。
调整就是整顿，就是拨乱反正。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就是要彻底批判“四人帮”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就是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坚决贯彻执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是要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流毒，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及“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就是要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反动文艺政策造成的一切遗毒，全面落实党的各项文艺政策，包括对文艺工作者的政策，对文艺创作、文艺批评的政策，对群众文化的政策，对文艺遗产、传统剧种、曲种、剧目、曲目的政策，等等。
粉碎“四人帮”以来，文艺界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打碎了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的枷锁。被“四人帮”搞乱了的文艺思想、理论、路线是非逐步得到澄清，党的文艺政策逐步得到贯彻落实。但是，文艺界是“四人帮”插手最深、控制最严、危害最大的领域。他们在文艺界整整经营了十年，流毒是很深的。现在，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某些单位由于清查工作没有搞彻底，“四人帮”的帮派势力还在或明或暗地采取种种方式维护“四人帮”的反动政策。至于“四人帮”在思想上的流毒，更是远远没有肃清，还在束缚着我们的一些同志。拨乱反正，把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贯彻到文艺工作的每一个方面，把党的方针政策落实到文艺工作的基层，还需要我们继续做巨大的努力。
五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各个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导地位。各项文化事业都必须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国家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这是我国文化艺术工作的总方针、总政策。
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这是调整党的文艺政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和团结的力量。要信任他们，放手让他们工作，尊重他们的革命责任感，充分发扬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要尊重艺术劳动的规律，为他们的艺术实践创造必要的条件，发挥他们的专长，保障他们为社会主义多出工作成果。要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不要一有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四人帮”颠倒依靠和打击的对象，疯狂迫害广大文艺工作者。现在，许多受“四人帮”打击诬陷的好同志得到了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但仍有少数同志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或者虽然有了某种解决，但留了很不适当的尾巴，有的长期没有安排工作。对这些问题，要实事求是地尽快给予解决。凡是搞错了的，都要平反；凡是“四人帮”强加的诬蔑不实之词，都要推倒。能工作而没有安排工作的（包括犯有严重错误已经改正的同志在内）要尽快安排工作。要讲依靠和团结，也要讲教育和改造。要鼓励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努力投入三大革命运动，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要提倡又红又专，鼓励文艺工作者为革命钻研业务，提高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本领。总之，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尽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而共同奋斗。
对于文艺创作，要坚持工农兵方向下的百花齐放。“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原则。“四人帮”实行文艺与工农兵相隔绝、文艺与工农兵相对立的反动政策，严重破坏了文艺和群众的联系。我们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的教导，投入到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中去，表现新时代的人民群众，一辈子做人民群众的代言人。在符合六条政治标准的前提下，必须实行创作题材、体裁、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我们的文艺要以现代革命题材为主，大力描绘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以及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我国人民披荆斩棘、艰苦创业的光辉历程，特别要大力表现当前抓纲治国，实现新时期总任务，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伟大斗争，也要发展各种各样为工农兵所需要的题材，历史题材、国际题材、童话题材、科学幻想题材等等，都可以写。我们首先要大力塑造当代工农兵英雄人物、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也要描写各种各样的人物，正面、反面、中间状态的，都可以写。我们的文艺要热情讴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也要尖锐、犀利地批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以及它们在今天的流毒。我们反对旨在暴露人民大众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所谓“暴露文学”，但并不一般地取消暴露，对于“四人帮”及其死党，对于那些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欺压人民群众的坏人坏事，难道不应该无情地加以揭露么！对于那些风派人物、溜派人物，对于“四人帮”所遗留下来的种种歪风邪气，难道不应该辛辣地给予讽刺么！一切文艺创作，只要政治上符合六条标准，艺术上有一定的水平，就可以发表或演出，就应给予支持、鼓励，并采取正确的方法帮助其逐步提高。不要求全责备。“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这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对于文艺遗产，必须坚持批判继承，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古代的和外国的一切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都要学习。毛主席说：“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这是评价遗产的一条重要政治原则。“四人帮”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把遗产和旧制度等同起来，把批判地继承遗产诬蔑为复辟旧制度。这是极其荒唐的。我们要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分清遗产中的糟粕与精华，弃其糟粕，取其精华。传统的剧目、曲目，只要内容是进步的，反映人民群众思想愿望的，艺术上是富有独特创造的，就应继承下来，进行适当的加工整理，让他们在舞台上继续流传。当然，一切遗产，包括最优秀的遗产，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我们既不能割断历史，抛弃遗产，也不能用遗产代替无产阶级自己的创造。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必须以反映现代革命斗争生活为主，以表演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创作为主。对于过去时代的艺术形式，要加以利用改造，推陈出新，用以表现新内容、新思想，表现今天的革命斗争生活。被“四人帮”砍杀的地方剧种、曲种以及其它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要恢复起来，保持和发展各自的艺术特色。要抢救受“四人帮”摧残而濒于灭绝的优秀遗产。要进一步打破精神枷锁，恢复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这一工作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群众路线，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任务是兴无灭资。培植香花，批判毒草，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艺的两个方面。对于错误的、有毒素的东西，我们的态度一是不怕，不是禁止人们接触它们。“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我们有选择地向人民提供必要的反面教材，目的是为了锻炼群众，提高人民的免疫力。二是要批判，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香花和毒草一时鉴别不清，怎么办？要通过群众性的讨论和实践的检验去解决。判断精神领域的现象，往往需要时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新生事物的成长，比起旧社会来条件要好得多了，但仍然会出现压制新生事物，把香花当毒草的事。因此对于艺术和学术的是非问题，要持慎重态度，不要轻率地做结论，不要简单地靠行政命令去解决。
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关键在于领导。文艺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增强政策观念，划清两条路线的界限，划清文艺领域的马克思主义和“左”右倾机会主义的界限，划清党的政策和“帮”政策的界限，坚定不移、深入细致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各项文艺政策。要严格执行党的统一政策，不搞土政策，更不能以感想代替政策。要深入细致地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区别各种不同的具体情况，过细地落实政策。
我们的许多文艺干部，是敢于拨乱反正，努力落实党的政策的。他们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充满着革命义愤，一年多来，坚持革命，坚持原则，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不怕阻力，敢于打破“四人帮”划定的“禁区”，敢于解决“老大难”问题，为消除“四人帮”所制造的混乱，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做了大量工作，受到群众由衷的赞扬。但是必须看到，也有一些人，他们持另一种态度，他们的态度是很成问题的。
有一种人，他们的态度是看。他们忧心忡忡，顾虑重重，左顾右盼，迟步不前。他们脑子里有许多“四人帮”留下的框框，安于“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现状，轻易不敢迈步前进，只在那里看，不在那里干，即使干了一点，一遇到困难就打退堂鼓，一遇到阻力就往回缩。在他们看来，不动是保险的，动了就有可能犯错误。他们不以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为重，一心考虑的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和个人利益。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在这种人领导的单位里，问题一大堆，局面打不开，工作进展不大。
还有一种人，他们的态度是抗。这种人大多在“四人帮”猖狂得势的时候，起劲推行“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他们和毛主席革命路线格格不入，中“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和“重新组织队伍”论的毒很深，对“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破产充满着兔死狐悲的感情。他们不愿意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因为一调整，就意味着否定他们过去的“成绩”。他们采取种种手法对抗调整政策。你搞你的调整，他筑他的防线；你有党的路线政策，他有“帮”的一套作法。能顶的就顶，顶不住就拖，一直在“对着干”。这种人为数虽然很少，为害却很大。在这种人控制的单位里，情况极不正常，党的各项政策根本贯彻不下去，“四人帮”的一套东西被他们顽固地保护下来。
为了全面彻底地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文艺政策，要进一步做好整顿文艺队伍，特别是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工作。要教育那些不得力的同志，撤换那些跟党唱对台戏的人。“软懒散”的班子要调整。要整顿思想，整顿作风，统一认识，统一政策。只有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才能保证党的政策顺利地贯彻执行。
“学习、学习、再学习”。多年来，“四人帮”封锁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用他们的一套反动货色冒充党的政策，久而久之，使我们的一些同志对党的文艺政策生疏了，划不清党的政策和“帮”政策的界限。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毛主席的文艺理论，认真总结文艺战线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总结在执行方针政策上的正反两面的经验，从中引出必要的教训。要深入地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当前存在着那些政策性的问题，那些解决了，那些还没有解决，存在着什么值得注意的倾向。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我国人民正在为清除“四人帮”的流毒，夺取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胜利，完成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而英勇奋斗。一个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高潮正在兴起。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贯彻华主席的指示，切切实实做好调整文艺政策的工作，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繁荣文艺创作，扩大文艺节目，促进社会主义文化艺术的发达兴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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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书简
关于《李自成》的一封信雪垠同志：
打倒“四人帮”，文学艺术得解放。广大文艺工作者长期受压抑的创作热情，顷刻迸发出来了。许多有经验的作家，重新拿起了搁下多年的笔，写出了或者将写出许多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与第一卷问世相隔十三年的《李自成》第二卷也在这时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事！
谢谢你送给我这部未完的巨著的第二卷，使我得到了极大的阅读的快乐。长久以来，我没有读到这样吸引人的作品了。
我是把第一、二两卷一气读完的。文化大革命前，我就曾把第一卷检在案头，准备读它；可是那时整天忙于事务，简直没有时间读书，后来连书也不翼而飞。最近我从这里的图书馆借了第一卷旧版来读，它一开头就把我吸引住了。读完两卷，我深深感到，这部小说虽然还没有写完，却已经充分展现了明朝末年广大农民在沉重压榨下活不下去，因而揭竿四起，明王朝的统治已经百孔千疮、濒临崩溃的一幅画图。它塑造了众多不同性格的正反面人物，反映了广阔的生面，显示了种种社会相，描绘了雄壮酷烈的战争场面。如果作者不是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那是写不出来的。
书中着力塑造的，自然是李自成这个人物。在过去所有描写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品中，还没有见到塑造得这样成功的英雄形象。他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对待敌友的灵活策略，深思多谋，骁勇机智，在一切方面，都远远超出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造反人物。他不是“草寇”头儿，而是一个杰出的起义领袖。他和张献忠都有帝王思想，但张献忠只是想当皇帝而已，而李自成“和当时许多农民起义领袖有许多不同地方，最不同的一点是他从起义的早期就有着打倒朱家王朝，救民水火的明确目的。”他夺取江山，是要“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的太平天下”。这种理想，在当时只能表现为取旧王朝而代之的帝王思想。要他超越这个界限，建立一个没有帝王的农民政权，那是不可能的。正因为李自成有这个不同点，所以他比其他起义领袖更坚定，更有远见，更能够团结各种力量，也更受广大农民的拥戴。这是他取得伟大胜利的主要原因。所以，李自成有帝王思想是必然的，是合乎历史真实的，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不能逾越的历史局限性。人的思想总是由社会发展的程度所制约的。应该看到，在那个时候，农民还不能摆脱对皇帝的崇拜和幻想。他们起来造反，总要有一个头。在取得政权以后，这个头只能是皇帝，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一个不要皇帝或者只要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制度的阶级来启发他们建立新制度。
毛主席说：“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这是完全正确的。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不是在革命中遭到失败，就是在取得政权后，走到农民的对立面，成为封建关系和封建制度的维护者。李自成即使最后不被打败，他也没有具备条件来根本改变封建所有制，因而他建立“太平天下”、实行“均田均赋”的蒙胧理想，也绝不可能实现，从革命的意义上说，仍然是失败。这是历史的悲剧。写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不但要表现他们如何取得胜利，写他们的斗争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而且要正确地表现他们所以失败的根源和教训。在《李自成》第二卷里，对于将导致李自成后来失败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已经有了暗示。这样的布局是很严密的。有人认为，写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领袖，必须把他们写成具有今天的人才有的进步思想，或者只能写他们的胜利，不能写他们的失败，否则就没有教育意义。这种把古人现代化，或者许人以廉价的胜利喜悦的做法，是不足为训的。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正确地反映我国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和由历史条件形成的它的不可避免的缺陷和弱点，从而证明农民革命只有在最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这就是极大的教育意义。
李自成的远大政治抱负，必然是在战斗历程中逐渐形成的，他开始一定也和其他许多农民一样，只是为了不能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才参加农民起义军的。但是，在小说中，却没有比较集中地用一定篇幅表现他参加起义军以前的生活，而只在某些章节中分散地叙述，这似乎是一个缺点。与此相关，在第一、二两卷中，几乎没有正面表现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压榨（虽然有不少侧面的叙述），因而也没有塑造出一两个真正令人切齿痛恨的地主形象（对宋文富也没有着重写他对农民的盘剥、压迫）。诚然，皇帝就是地主阶级的头儿。但他跟广大农民毕竟隔得远些，最直接欺压农民的，是地主恶霸。没有充分表现地主恶霸对广大农民的残酷压迫，就不能更深刻地揭示当时社会矛盾（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的剧烈、尖锐程度和农民战争的深厚群众基础。这似乎是美中不足之处。
除了闯王，作者还塑造了其他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张献忠的粗犷而狡狯，刘宗敏的剽悍而机警，老神仙的老练多智，高夫人的沉毅深情，都写得极其逼真，仿佛他们就站在我们面前。牛金星、宋献策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也写得十分生动。作为明王朝的代表崇祯，是一个极端孤立的末代皇帝，他刚愎自用，冷酷猜疑，自以为是，举动乖戾，面临覆灭的命运，拚死挣扎而一筹莫展。作者对这个人物，作了入骨三分的刻画。在一部作品中，描绘了这么多性格鲜明的人物，这是极为难能的。这些人物，各个按照他们自己的思想、动机而行动，或者是跟李自成争雄的对手，或者是同他比肩战斗的伙伴，或者是凶恶狠毒的敌人。李自成就在同这些人物的纠葛、冲突或者合作中，显出他的高出众人的辉煌品格。所有这些人物，都有其本身存在的根据，决不是作为李自成的“陪衬”而出现的，但他们并不夺去李自成的光辉，相反却使其更加突出。这就把“四人帮”鼓吹的臭名昭著的“三突出”、“三陪衬”的公式完全击破了。人物的特点，往往通过他们的语言特色表现出来。要塑造各种人物，必须熟悉和研究各类人物的语言特征。在这方面，你是下了功夫的。例如张献忠、刘宗敏、牛金星、宋献策等人的说话，就使人“闻其声如见其人”。但是，也有些人物的语言比较一般化，例如高夫人，她常常没有必要的说一大篇话，反而有损于她的沉着倔强的性格，并且使人沉闷。特别是在紧张战斗的场合，人物不可能作冗长的对话。如果把有些对话作些删减，会使作品更见精彩。作者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特点，也吸取了外国古典小说的长处。对人物的性格不作过多的客观描写，而让他们在行动中展示出来；同时把广阔丰富的现实生活，浓缩到几组画页中，有层次地加以重采刻绘，合起来就构成一幅明末社会动乱破碎的全景。这是要有很高的概括力才能做到的。
写得太长了，还是收住吧。对一部没有写完的大书，仅读一遍就谈是很冒险的。但是，因为我读后是这样的高兴，便情不自禁地写了这封信，向你冒昧陈词，同时也是对你已经取得的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我希望很快能读到以下各卷。久疏笔墨，文词拙涩，尚希见谅为幸。
林默涵上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五日于丰城钢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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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随笔
敌人的脸上并不是都有记号的
李凌
过去，有的歌剧、舞剧、交响乐、合唱，在描写敌人时，采用短促的怪诞的低音调来表现。后来江青一伙鼓吹什么“不能让反面人物唱美的音调”，“不能让反派人物在交响乐舞台上逞威”，等等，并亲手把交响乐《沙家浜》中的《智斗》一场砍去。从此形成一种格式：反面人物一上场，音乐多半是低音、怪调、节奏短促。它不管是否符合剧情的发展，也不管反面人物对谁唱，都是一个调调。
反面人物的音乐形象，要有共性，又要有个性。同是一个反面人物，在不同情况下，又有不同的表现。一个反面人物说话，并非任何时候都是一种腔调。狡猾的敌人往往诡计多端，善于察颜观色，随机应变。他们有时对人说人话，对鬼说鬼话，阴一套，阳一套。就拿江青来说吧，当她在讲台上念演讲稿时，冠冕堂皇、装腔作势，念到激动处，也能在拖腔中突然壮言厉色。当她和她的同类说话时，又另有一番特色。她对革命老干部恨之入骨，但也不是只有狂暴叫喊，而是经常变换腔调的。到她要欺骗群众，特别是到农村去捞取政治资本时，又是怪声怪气、扭捏作态，音调拖得特别肉麻难听。她的行为本身，不就是对她关于反面人物音乐形象谬论的有力批判么？
坏人是各色各样的，但大都很善于伪装。他们总是把自己打扮成“正人君子”、“最彻底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战士”。他们的门面装潢得很显眼，招牌也挂得特别大。稍为粗心一点，就不容易识破他们的真相。只有对他们在各个方面的表演，包括表面的、暗地里的、台上的、台下的，进行认真的分析，才能看出他们的本质。
尽管敌人总是万变不离其宗，总会有马脚露出来，狐狸尾巴到底藏不住。但是，敌人也总是能遮掩就遮掩，尽量做得合乎分寸，每每音调唱得比较“美丽”、
“动听”。如果一言一语都是怪调、短音，脸上刻了“敌”字，谁还受他的骗，上他的当呢？
我不是说，有些歌剧、舞剧、交响乐，不可以采取脸谱化的夸张手法，用短音怪调来表现敌人。但如果硬要规定一个格式，稍为不用短音怪调，就说是“美化敌人”，那就荒唐透顶了。这不仅使音乐简单化，而且也不符合生活的真实。
《红楼梦》中的贾母，表面上是很慈善的，她也以最关心儿孙的幸福自命。但是迫害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主要凶手恰恰就是她。她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制度，她是这个制度中的一种压迫者的典型。然而，贾母的形象却不是靠用短音怪调的描写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