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诋毁王翦 意在反军
——评《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
李彬
正当“四人帮”刮起影射史学妖风之时，一九七四年三月《红旗》上抛出了《秦统一六国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这篇文章由姚文元授意，罗思鼎审阅、修改，再经姚文元批准刊出。文章谈的是秦统一六国的历史，却把棍子打在王翦身上。王翦是秦始皇手下的老将，为统一六国立下了不少战功。王翦和儒家沾不上边，更找不到一点搞复辟的影子，没有什么辫子可抓。然而“四人帮”一伙有办法，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回他们连什么“批儒”、“反复辟”的旗号也不打了，别出心裁，不仅一笔勾销了王翦的功绩，而且给他扣上莫须有的罪名。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讲历史，不如说是“以史注我”，也就是以歪曲历史来图解“四人帮”的观点。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姚文元亲自到《红旗》杂志编辑部布置写这篇文章。他居心叵测地说：“讲秦始皇，说打仗都归功于手下大将，要驳一下”，“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四人帮”在《红旗》的那个追随者，很懂得这个“现实意义”，强调要“突出法家路线作用”，“要归结为王翦没啥了不起的”，胡说什么“在正确路线下，将领不行也能打胜仗”。这篇文章就是根据“四人帮”的这个调子写的。
文章煞有介事地提出一个问题：“秦始皇能完成统一，就秦王朝本身来说，起决定作用的究竟是什么？是由于个别将领的能征善战呢，还是由于有一条符合历史发展的政治路线？”然后，就别有用心地来了一个假设，说什么“如果把秦统一六国的功绩都归于秦将王翦、王贲父子，认为与秦始皇无关，或以此来贬低秦始皇，那就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否定了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
这个问题和假设，纯属子虚乌有，完全是根据姚文元所说的“讲秦始皇，说打仗都归功于手下大将，要驳一下”而捏造出来的。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二千多年来，虽然对秦始皇有褒的，有贬的，但是从来没有把秦始皇和王翦对立起来的。试问有谁把统一六国的功绩都归功于秦将王翦、王贲父子呢？没有。凡是肯定秦统一六国的功绩的，从来没有人把王翦父子凌驾于秦始皇之上。惯于搞阴谋的“四人帮”，虚构出这个矛盾，在古人之间搞分裂，不过是为了影古射今而已。
这里还设下了一个圈套：你要肯定王翦、王贲的功绩吗？那就是“贬低秦始皇”，就是“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就是“否定了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真是荒唐的逻辑！事实说明，从根本上违反了历史事实的，恰恰是“四人帮”一伙。王翦、王贲作为杰出的将领，按照秦始皇主持制定的战略部署，身经百战，先后率兵灭掉赵、魏、楚、燕、齐五国，为建立统一的封建国家立下了不少战功。因此，在肯定秦始皇的功绩的前提下，给王翦等以应有的历史地位，这正是尊重历史事实。如果说肯定前者就不能肯定后者，岂不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吗？显然，文章强调所谓秦始皇的政治路线的决定作用，只是一种手法，目的是要把矛头引到王翦身上，包藏着险恶的祸心。
文章的第二步，就是歪曲和篡改历史，抹煞王翦、王贲的功绩。什么千秋功罪，都是可以任凭他们胡说八道的。文章中说：“王翦、王贲父子等在秦统一六国的战争中，打了几个胜仗，主要是因为秦始皇战略指挥的正确。”“但以王翦个人来说，并不是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他领兵打过胜仗，也打过败仗”。这样一来，王翦似乎就没有什么功绩可言了。这不正是“四人帮”一伙所说的“要归结为王翦没啥了不起的”“精神”的体现吗？不正是“在正确路线下，将领不行也能打胜仗”的胡言乱语的翻版吗？为了替谎言作伪证，文章居然举出了两个所谓“史实”。现在就让我们见识见识他们笔下的“史实”吧。
一个是秦楚之战。在文章里，一切功劳都是秦始皇的，主张“集中兵力”攻打楚国的是秦始皇，“以逸待劳”战胜楚国的也是秦始皇，王翦似乎只是一个木偶人。据作者说，这段“史实”来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好吧，那就打开原书看看吧。一看，就露馅了。书上写得清清楚楚：当秦始皇制订作战计划时，问青年将领李信：“吾欲攻取荆（楚），于将军度用几何人而足？”李信说：“不过用二十万人。”秦始皇又问老将王翦，王翦说：“非六十万人不可。”秦始皇否定了王翦的主张，而采用了李信的意见：“王将军老矣！何怯也！李将军果势壮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将二十万南伐荆。李信等开始打了胜仗，但不久就败下阵来，“荆兵日进而西”，形势非常紧迫。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认识到了王翦的主张的正确，亲自到王翦老家频阳，“见谢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将军计，李信果辱秦军。’”于是，请王翦出来，并接受王翦的主张，使其将兵六十万去打楚国。接着，书中又记述了王翦亲抚士卒，养精蓄锐，以逸待劳，转败为胜，结果灭掉了楚国。把文章中所说的和《史记》中的记载两相对照，“四人帮”一伙篡改历史的卑劣行径就昭然若揭了。
文章举出的又一个“史实”是秦赵之战，目的是用来说明王翦也打过败仗。他们说：“公元前二二九年，王翦攻赵，‘赵使李牧、司马尚御之，李牧数破走秦军。’当时王翦受挫，一年内没有多大进展。后来，由于秦始皇发动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攻势，一方面从内部分化瓦解敌方，一方面大举进军，猛烈攻击，才取得了平赵战争的胜利。”据文章的作者说，这段“史实”来自《战国策·赵策四》。然而，打开原书一看，原来从内部分化瓦解赵军的是王翦；大举进军，猛烈攻击，取得了平赵战争胜利的还是王翦。文章妄图一手遮天，张冠李戴，不过是又一次暴露了“四人帮”篡改历史的丑恶嘴脸。
文章并没有到此止步。它在抹煞了王翦的功绩之后，笔锋一转，又给王翦扣上了一串莫须有的罪名，以突出“四人帮”一伙所说的“现实意义”。文章胡说什么“王翦没有自知之明，往往居功自傲，甚至要挟秦始皇”。继而就给王翦罗织了三条罪状：一是“谢病老归”；二是“推辞不干”；三是“讨价还价”。总之，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简直罪不容诛了！然而，这些都是诬陷之词。请看第一条“谢病老归”的罪状是怎么一回事吧。秦讨论伐楚时，王翦的正确主张没有被采纳，秦始皇已派李信代他为将，在这种情况下，王翦才“谢病老归”的。第二条罪状说：秦始皇要王翦带六十万大军击楚，他“推辞不干”，这完全是歪曲史实。当李信被楚军打败，秦始皇亲自到王翦家里请王翦时，王翦重申了“非六十万人不可”的正确主张，一旦秦始皇接受了这一正确主张，他就毫不犹豫地带兵出征了。至于第三条罪状，文章说：王翦出征时，“又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秦始皇好言抚慰他，他却不听，……大军已经出发，他还三番五次地讨价还价。王翦以功臣自居要挟秦始皇达到了这样严重的程度，当时就有人不满地对他说：‘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秦始皇并没有迁就王翦这种刚负重任就多‘请田宅’的无理要求，只付之一笑。”这一条罪状，说得活灵活现，其实是诬陷。王翦为什么在临出征时向秦始皇“请美田宅园池甚众”？这在《史记·白起王翦列传》中是写得一清二楚的。书中写道：“或曰：‘将军之乞贷，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jù聚，骄傲、自负）而不信人，今空秦国甲士而专委于我，我不多请田宅为子孙业以自坚，顾令秦王坐而疑我邪？’”这正表现了封建社会君臣之间的微妙关系。当时，秦始皇把秦国所有兵力交给了王翦，王翦是深怕秦始皇对他产生怀疑的。在这种情况下，王翦的“多请田宅”，是为了向秦始皇表明心迹，愿永远做秦朝的忠臣立功受赏而无他志，也可以堵塞旁人进谗离间之隙。这一切，既非“没有自知之明”，也不是什么“居功自傲”，更说不上“要挟秦始皇”。“四人帮”对于王翦的栽赃诬陷，在历史事实面前，是不值一驳的。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人帮”的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是什么卑劣手段都使得出来的。当然，这不是对二千多年前的王翦过不去，而是出于他们的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四人帮”凭着多年的反革命经验，深知要篡党夺权，就得搞垮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解放军。而我军的一批久经考验的领导干部，是他们反军乱军篡军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此，他们拚命攻击诬蔑我军将帅是“带着入股分红的思想参加革命，居功自傲，躺倒不干”，鼓吹揪“戴红五星、红领章的军内走资派”。这篇文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根据“四人帮”的旨意炮制出来的。他们指桑骂槐，在历史亡灵身上发泄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仇恨，攻击我军的领导干部，这正是“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体现。
第3版()
专栏：
神化杂谈
陈铁健
“四人帮”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猖獗之时，历史人物或遭鬼化，或被神化。好则绝对好，颂之唯恐不高；坏则绝对坏，谤之唯恐不毒。扣上“儒家”帽子的，一律打入十八层地狱；誉为“法家”者，一概捧到九天之上。
神化或鬼化，都是为了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要，对历史真相加以歪曲的结果。“四人帮”常常肢解鲁迅的话来神化秦始皇。其实，鲁迅对秦始皇历来有褒有贬。他有时赞扬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准风月谈·华德焚书异同论》）有时又指出那是“愚民政策”。（《集外集拾遗·上海所感》）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鲁迅的分析是全面的。我们既要肯定秦始皇统一思想的进步意义，也须指出其统一思想是为了愚民，以便巩固地主阶级的集权专制。但是“四人帮”的论客们，编书著文，只引鲁迅的前句话，对后句话则装聋作哑，不置一词。因为若是如实引出，就不利于他们神化秦始皇，不利于他们推行愚民政策。
秦始皇是“四人帮”御用文人笔下最早被神化的人物。李时的一篇文章，对秦统一六国，一不讲群众的斗争，二不讲将帅的功劳，单纯突出所谓秦始皇发明了一条正确路线。似乎那些南征北讨的将帅，不仅没有尺寸之功，而且是一群白痴；只要秦始皇的路线对，白痴当将帅也可以打胜仗，平六国。在罗思鼎、梁效的黑文中，秦的灭亡，竟与秦始皇毫不相干。他们时而说那是胡亥、赵高酿成的；时而又说那是因为刚上台的地主阶级还缺乏统治经验。秦始皇倘若多活几年，秦朝的天下就可以传之万代，永世长存了。
“四人帮”杜撰历史形同儿戏，历史人物被简单化为只有“好人”与“坏人”之分。一部太平天国史似乎只有洪秀全等几个“好人”，其余都是“坏人”。他们对于洪秀全在革命中的一些缺点和弱点，不是避而不谈，就是文过饰非，甚至把它安到别人头上。洪秀全的一首充满了天人感应的《地震诏》，竟被罗思鼎吹得神乎其神，说“它深刻地批判了儒家的那套‘天人感应’的鬼话”。“四人帮”流毒所及，一些文章著作竟以洪秀全来划线品评太平天国人物，不去认真地作一点具体的分析研究工作。
太平天国革命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达到新高峰，彪炳史册，永昭千古。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农民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它可以猛烈冲击封建统治秩序，却无法根本改变封建社会制度。太平天国革命的理论、纲领高出于历代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洪秀全不得不让劳动人民的政治经济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乞灵于神秘的皇上帝，并在自己头上绕一圈神圣的灵光。太平天国后期，外部有中外反革命势力的围攻，内部农民的弱点也大量暴露出来，封建帝王思想侵蚀了革命领导集团。洪秀全等人纵情享乐，严分尊卑，结帮自固，暮骄之气，日益严重。洪秀全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看到自己力量弱小时，便更加沉溺于宗教的幻想之中。他往往把荡平中外之敌的希望寄托在子虚乌有的皇上帝身上。一直到死，他都劝人相信：皇上帝一定会把胜利和幸福赐给天京的臣民。曾经是唤起人们觉醒的拜上帝教，现在成了束缚革命向前发展的桎梏；本来是农民政权象征的天王府，已经悄然向封建皇权转化了。这大概就是洪秀全的悲剧。文学家准备创作历史小说《天京悲剧》，我们的历史学家也应该总结太平天国的兴亡得失，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大规模的群众反帝运动，它以阻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不可磨灭的功绩而载入史册。义和团在反帝战场上舍生赴死，前仆后继，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坚毅不拔的革命精神。但是，义和团笼统排外，排斥一切洋人、洋书、洋器、洋货，“或一省里，还以罐头牛肉当作洋鬼子所杀的中国孩子的肉看”（《坟·论照相之类》）。这些却是不值得赞扬的。义和团以农民为主体，后来逐渐渗入各种成分。特别是在清朝亲贵大臣利用“扶清灭洋”口号加以操纵之后，团众成分更为复杂。这是造成义和团笼统排外的主要原因。义和团排斥一切带洋气的东西，却迷信封建统治者崇拜的玉皇大帝、关圣帝君。如果说，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的形式，创立了相当完整的农民革命理论、纲领、政策，建立了整套的军政组织，那么，自发倾向十分突出的义和团，只是崇拜怪力乱神，企图借助于降魔术，创造刀枪不入、灭绝洋人的奇迹。它既没有明确的纲领，也没有统一的组织。这就使它更易于沾染封建思想的霉菌，接受封建统治者的影响，因而无法防止和克服笼统排外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较之太平天国革命，是一个倒退。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这种落后面，史学界早有定评。但是“四人帮”、戚本禹等，偏偏宣扬义和团的笼统排外和自发倾向，为他们大刮无政府主义妖风，大搞打砸抢抄抓，焚烧外国驻华使馆，破坏中外邦交等罪恶行径制造反动舆论。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整风运动，都可以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当前，肃清“四人帮”流毒的斗争，既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马克思主义的启蒙运动。经过这一场伟大斗争的洗礼，人们将划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四人帮”邪说的界限，把“四人帮”的种种谬论统统投进历史的垃圾堆。
第3版()
专栏：
“中国贫油论”的迷雾是怎样驱散的
李道桴 郑明焕
长期以来，在“中国贫油论”的影响下，中外不少地质学家对我国石油资源远景抱着悲观的看法。他们囿于唯海相生油和陆相贫油的陈腐地质理论，认为我国中、新生代没有海相地层；古生代沉积又是通常不含石油的那种类型；更兼地层折皱剧烈，火成岩活动频繁，在他们看来，东北“能有石油那是非常可疑的”，华东“找到石油那简直是意外”，西南“找到石油的可能性更是遥远”，西北“看样子要超过一个不重要的油田也是不可能的”。有人竟武断地认为，“中国境内似无发现大规模油田之希望，即以小规模之油田而论，其有希望之地带亦不甚多”，“中国永远也不能生产大量的石油”。建国初期，这些陈腐的理论和荒谬的论调，严重地阻碍我国石油地质工作的开展，不破除这种精神枷锁，就不能高速度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
以李四光同志为代表的我国地质工作者，积极进行石油地质理论的研究工作，在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指导下，运用地质力学的原理，总结了世界找油的经验，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提出了新的见解。李四光明确指出：“找油的关键不在于‘海相’‘陆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条件，在于对构造规律的正确认识”。他概括有利的生油条件是：（1）要有比较广阔的低洼地区，曾长期为浅海或面积较大的湖水所淹没；（2）这些低洼地区的周围，曾经有大量的生物繁殖，同时，在水中也要有极大量的微生物繁殖；（3）要有适当的气候，为大量生物滋生创造条件；（4）要有陆地上经常输入大量的泥、沙到浅海或大湖里去，迅速把陆上输送来的大量有机物质和水中繁殖速度极大、死亡极快的微生物埋藏起来，不让他们腐烂成为气体向空中扩散而消失。只要具备了这些条件，不管是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不管是海相、陆相，都可以形成石油。不过这样形成的石油是分散地混杂在泥、沙之中，是没有工业价值的，又必须经过一个天然的程序——地壳运动，把那些分散的点点滴滴的石油集中起来，形成储油构造，才有工业价值。因此，他提出先找生油区，后找油田，在油区确定之后，找油的主要矛盾是找储油构造。李四光在理论上的创见，驱散了“中国贫油论”的迷雾，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中国绝不是一个贫油的国家，从东海到塔里木盆地，从南海到松辽平原，在我国辽阔的疆域之内，有蕴藏石油的良好地质条件。一九五四年二月，他在一个报告中，全面地分析了我国的找油远景区，特别提出对华北、松辽平原开展战略侦察的建议。他说：“新华夏系的构造带，包括太平洋一系列岛屿在内，其主要凹陷带，对储存石油具有比较好的条件。东北平原，通过渤海湾、华北平原，往南两湖地区，可做工作。先从新华夏系的两边摸起，同时在覆盖地区着手摸底，物探、钻探都可以上，看来是有重要意义的”。嗣后他又多次向中央提出找油的建议，得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赞许和支持。周总理说：“地质部长很乐观，他对我们说，地下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我们很拥护他的意见，现在需要去工作。”
一九五五年，在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全面开展了石油普查工作。根据李四光同志的意见，在西北、西南、华北地区开展石油普查的同时，对松辽平原也进行了战略侦察。通过广大职工的艰苦奋斗，于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在吉林省前郭旗一个钻井中首次发现油沙，并在盆地中部发现一个巨大的“长垣”构造。一九五九年国庆前夕，石油部在松基三井，地质部在扶二十七井，先后获得工业油流，在我国东部找油终于取得了重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突破。仅用四年时间就发现了大庆油田。李四光的科学预见得到了证实。
一个理论上的新发现，一旦被实践所证实，就会带来一系列的重大突破。根据李四光同志的地质理论看来，松辽平原并不是孤立的，它是新华夏系沉降带内的一部分。新华夏系三个沉降带（第一带：鄂霍次克海、日本海、东海、南海；第二带：松辽平原、渤海、华北平原、江汉平原直至北部湾；第三带：呼伦贝尔—巴音和硕盆地、陕甘宁盆地、四川盆地）都是在中、新生代发展起来的，是三个巨大的含油远景区。大庆油田的发现，更加增强了在华北平原、江汉平原以及新华夏系沉降带其它地区找油的信心。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普查队伍挥师南下，越过阴山东西向构造带，跨过“门坎”，沿着新华夏系沉降带，转战下辽河、华北平原、江汉平原等地，接二连三取得重大战果。胜利油田、大港油田等相继发现，迎来了我国石油工业的高速度发展，宣告了“中国贫油论”的彻底破产，再一次证实了李四光理论的正确。
我国另外一个地区，由于一开始没有接受李四光同志正确理论的指导，走了一些弯路，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从正反两方面向我们说明科学理论对实践指导的重要作用。
这个地区，解放前帝国主义找油失败了，国民党找油也失败了。因此，我国有的地质工作者就认为，这个盆地内的地层，“三叠纪至白垩纪均为陆成，故油田之价值，似不待钻探已可决定”。解放后我们又在这儿找油，普查队最初根据某外国找油的理论，去盆地的西缘找油，用了三年时间，没有找到油田。后又根据外国专家找油的建议，转移到盆地的北部，又工作了三年，还是没有找到油田。一九六○年，又生搬硬套某油田的经验，进入盆地的东部和中部，这本来是个有希望的地方，但由于指导思想不对头，经过一段工作，仍然没有找到油田。一九六三年，接受另一找油的理论，这支队伍又被拉到盆地的南部。在这些“理论”的指导下，绕这个盆地转了一个大圈，历时十四个年头，做了很多的工作，付出辛勤的劳动，也取得了不少地质资料，但是，没有为国家找到一个油田。有人说：“这个盆地基底太稳，地层太平，岩性太密，物性太差”，认为找油没有希望，主张撤离盆地到外面去找“出路”。
在此情况下，一九六八年年底，普查队派了四位代表去请教李四光同志。李四光认为这个盆地属于新华夏系沉降带的一个段落，石油肯定是有的，不能否定这个地区。他要他们回到盆地中间去，那里还有文章可做。其实，在一九五五年、一九五九年和一九六三年，李四光就多次提过这样的建议，不过那时人们迷信某外国的“先进理论”，对土生土长的地质力学理论，不大相信，没有引起重视。这次不同了，经过现实的经验教训，这支队伍重新“打回老家去”。李四光的指示，坚定了人们的信心，他们运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从构造入手，选择突破点，只用了二年时间，就发现一个重要的油田。
我国石油普查工作的历程及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充分说明，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单纯从外国输入新思想、新概念、新理论是不够的。要吸收一切外国的先进科学理论成果，但同时又要敢于打破那些陈腐的理论束缚，结合本国的实际，形成我们自己的科学理论。否则，我们就只能永远跟在人家后面爬行。如果我国地质工作者不打破陈腐的地质理论，相信“陆相贫油论”，囿于什么“山前凹陷”、“地台边缘凹陷”找油的理论，那么，在五十年代，我国的石油普查工作，就不会有打破局促西北一隅，把力量转移到东部来的胆略；在发现大庆之后，也不可能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地展开战略部署。大庆、大港、胜利等重要油田，也许至今还不能发现，因为这些油田，既不在海相地层之中，也不在所谓的“山前凹陷”、“地台边缘凹陷”之中。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努力发展我国自己的科学理论，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