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高举毛主席教育革命旗帜的光辉典范
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诞辰八十周年
教育部理论组
翻开教育战线二十八年的斗争史册，周总理对教育革命的指示，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回顾教育革命的战斗历程，处处都可以看到周总理和蔼可亲的身影。周总理是高举和捍卫毛主席教育革命旗帜的光辉典范！“四人帮”疯狂地反对周总理，陷害周总理，在教育革命的问题上诬蔑、攻击周总理，这只能更加激起全国人民和教育战线广大革命同志对“四人帮”的满腔仇恨，更加激起全国人民对周总理的无比热爱和深切怀念。
（一）
建国初期，摆在我们面前的，一是从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手中接收过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教育；一是从老解放区来的以抗大为代表的新教育。新中国的教育应当向何处去？毛主席指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但是，刘少奇干扰、破坏和阻挠教育改革的进行。敬爱的周总理坚持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旗帜鲜明地指出：“旧中国的教育，主要是推行奴化教育、封建教育和资产阶级教育，是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少数统治阶级服务的。新中国的教育与旧中国的教育根本不同，必须反映社会主义的新政治、新经济，必须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必须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对接收过来的旧教育作根本性质的改革。”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指示要抓紧接管旧学校和帝国主义控制的教会学校的工作，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对旧学校有步骤地进行改革。同时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工农干部学校和各种文化补习学校，拟定了各级学校的人民助学金，使学校向工农兵开门。周总理还亲自指示有关部门选送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到工农速成中学学习，然后进入高等学校学习。一九五二年周总理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具体指导了思想改造运动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这一系列的工作，提高了广大教师的政治思想觉悟，初步改变了高等学校集中在沿海少数大城市的不合理布局，开始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人才，使各级教育事业较解放前有了飞跃的发展。
敬爱的周总理一贯关怀知识分子的成长和进步。建国初期，他在具体领导旧有高等院校改革工作的同时，以极大的热忱和耐心，帮助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爱国知识分子过好社会主义关。一九五一年九月二十九日，周总理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京津地区教育界、科技界的一千多名知识分子，作了长达六个小时的重要讲话，系统地阐述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知识分子政策，并以切身体会告诫知识分子自觉改造世界观。他语重心长地教导广大知识分子要努力学习政治，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自己成为文化战线上的革命战士。一九五六年一月，在党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总理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我国知识分子队伍的状况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充分肯定了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和业务学习方面的成绩。敬爱的周总理对知识分子的亲切关怀，激励着他们在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事业的斗争中，不怕苦，不怕难，全心全意地为教育新中国的青少年一代而努力。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在协助毛主席领导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同时，高瞻远瞩，为我国科学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划了一幅宏伟蓝图。这一年，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进行国家建设和推进国民经济的技术改造，就必须努力培养建设人材，加强科学研究工作”。这一年，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周总理还在百忙中，亲自接见即将出国的中国教育工作者、科学工作者考察团成员，叮嘱他们要虚心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在人家已有成就的基础上前进。周总理指示，要有系统地提高我国科学水平，就必须打破那种忽视基础理论研究的“近视”倾向。在一次报告中，他特别指出：“如果我们还不及时地加强对于长远需要和理论工作的注意，那么，我们就要犯很大的错误。没有一定的理论科学的研究作基础，技术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质的进步和革新。”
对于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敬爱的周总理更是时时记挂在心上。他把毛主席的关怀、党的温暖送到了少数民族广大劳动人民的心窝里。一九五五年五月一日，他带着毛主席的亲切关怀，视察了云南民族学院。晚上，总理坐在石阶上和各族师生一起欢度佳节，并指示：好好帮助少数民族发展民族文化。夜深了，总理还惦念着各族学员的冷暖，轻步走进学员宿舍，摸摸被褥厚薄，关切地询问大家到昆明生活是不是习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二十多年来，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发展迅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二）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总是把贯彻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同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把执行毛主席制定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当作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保证。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指引下，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革命热潮。这一年，周总理视察了许多学校，亲切询问学校贯彻、落实毛主席指示的情况，指出：坚持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这是要贯彻到底的方针”。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下午，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观了清华大学应届毕业生的设计成果展览会，并接见了即将走上工作岗位的一千四百三十二名毕业生。总理仔细认真地参观同学们的毕业设计成果，边看边向同学们提出问题，进行讨论。并鼓励同学们说：“就要靠你们青年人赶上前去。”在参观水利系同学参加设计的密云水库模型时，周总理兴致勃勃地接过讲解棒，指着水库模型的坝口说：“啊，我到过这里，还会见了一部分教师和同学。”看到同学们实行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取得了可喜成绩，周总理热情勉励大家到工作岗位后，要把党的学习和劳动结合、教育和生产结合的方针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他说：一个革命者“一生都要使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从小到老，既是一个有文化的劳动者，又是一个能够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的新人，这个方针现在体现在你们学习中，也要体现在你们工作中，体现在你们长期的工作中，因为要经过你们，也只有经过你们年轻一代，把中国社会主义建成，以后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还要前进，前进，再前进。”总理的话深深地印在同学们的心里。大家决心按照总理指出的奋斗方向，做一个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的革命者。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不但关怀大学的教育革命，也非常关怀中小学的教育革命，关怀祖国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一九五八年一月的一天，周总理在视察安徽省一个公社时，特意来到这个公社的小学——肥光小学视察。七月三日，周总理又视察了广东新会县周邵乡小学。周总理走进四年级的教室，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留心地听老师讲课和同学回答问题。周总理仔细地检查了一些同学的作业和课本，走到回答问题的小朋友旁边，称赞他们，并亲热地和教师握手道别。当时正在上课，总理没有见到全体教师，心里一直惦着这件事。晚上检查生产回来，教师都在吃饭，周总理特意到食堂去找教师谈话，热情地和教师们一一握手，详细地询问学校有多少教师和学生，生活怎样。周总理真是师生们的贴心人啊！
在毛主席革命教育路线的指引下，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一九五八年教育战线龙腾虎跃、热气腾腾，革命师生积极投身教育革命和三大革命运动的火热实践，谱写了无产阶级教育史册上光辉的一章，有力地冲击了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旧的教育传统，因而遭到了他们的责难和诽谤。为了捍卫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周总理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痛斥了资产阶级的谰言。一九五九年四月，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讲到文化教育战线的时候，旗帜鲜明地指出：“抱着旧社会中剥削阶级办教育的观点的人，当然要反对我们的方针。其实，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都在他们的学校中，进行维护他们阶级利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产阶级社会只给工人以一些粗浅的狭隘的知识，而在思想政治上竭力地蒙蔽、麻痹和腐蚀他们。……我们的教育方针，是和资产阶级的这种方针根本对立的。”
这次大会上，周总理还就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和科学研究等问题作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周总理指出：“去年一年，各级学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现在需要在这个大发展的基础上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的工作。在各级全日制的正规学校中，应当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一个经常的基本任务，而且应当首先集中较大力量办好一批重点学校，以便为国家培养更高质量的专门人才，迅速促进我国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周总理强调指出：“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
敬爱的周总理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对办好各级各类学校作出了一系列具体指示。一九五九年五月，周总理在百忙之中到南开大学视察，勉励大家高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伟大红旗，坚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和方针。在化学系，总理详细询问了教学、科研和生产相结合的问题，指示教学、科研必须结合生产，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在经济研究所，总理对办所方向和研究方法作了重要指示。总理说：“人民公社是伟大的新生事物和革命创举，要组织力量很好地调查研究”。并指示科研人员要理论联系实际，把经济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主义部分。周总理还十分关怀半工半读学校的建设。一九五九年，他挥笔为江西共大写下了“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八个大字。以后，他又亲自把毛主席给共大的《七·三○》指示信这个好消息带给共大革命师生。
那是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八日，江西南昌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周总理健步来到共大总校师生代表之中，和大家热情握手，满面笑容地对大家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毛主席非常关怀共大，非常支持共大，这次在庐山还给你们学校写了一封信！”周总理让代表们在自己身旁坐下，详细询问了共大教育革命的情况。他亲切地说：你们共大办在山区，办在农村，为农村服务，为贫下中农服务，当然受贫下中农欢迎，群众基础深厚。总理又语重心长地说：跟着毛主席就是胜利。你们高举毛主席教育思想红旗，就一定会搞好。当代表们汇报到有人攻击共大、诬蔑共大时，总理严肃地指出：这是资产阶级在向你们挑战。他鼓励大家一定要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站得稳，顶得住”。
无数事实证明，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路线最坚决，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最坚定，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态度最热情。我国解放后教育战线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处处渗透了周总理的心血。
（三）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敬爱的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非凡的精力，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斗争，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端正教育革命的方向，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九六六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五·七指示》中发出了“教育要革命”的号召。林彪、“四人帮”一伙，打着“革命”的旗号，疯狂反对和破坏教育革命。他们把黑手伸向教育战线，以假左真右的反革命手法，割裂和歪曲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全面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破坏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使学校的政治思想工作、文化学习、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理论教学和研究，遭受很大损失。敬爱的周总理同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七○年六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北京外国语学院作了重要指示。为了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于一九七○年十一月六日至二十日，用了五个夜晚，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外语院系的师生代表座谈外语教育革命问题，并作了重要指示。每次接见都是从深夜到凌晨，有时长达五个多小时。每次座谈，他老人家都口问手写，聚精会神地边听边记边作指示，从培养目标、办学方针一直谈到教材改革和教学方法。总理尖锐地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主义，要求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练好政治思想、语言和各种文化知识三项基本功。他说：“我们是毛主席的中国，要拿出水平来，首先是政治水平。同样，文化上也要高，才站得住。”总理强调：“在政治挂帅前提下，一定要抓紧勤学苦练”。林彪、“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否定一切，反对教材的连贯性。总理质问：连贯性有什么不好？每个学科都有它自己的特点。总理耐心启发大家坚持辩证法，不要受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学科领域内，要允许试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教学上的东西要一分为二，合乎毛主席思想的，合乎规律的，不能否定。要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主学与兼学、理论与实践、教与学的关系，“不要绝对化”，“不要片面性”。总理的这些谈话，完整地正确地体现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句句说到了大家心里。周总理这些指示对整个教育战线正确地开展教育革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九七一年四月至七月，“四人帮”勾结林彪反党集团，阴谋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炮制反革命的“两个估计”。他们拒不传达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夏季关于教育战线十七年的正确估计和重要指示，污蔑教育战线十七年是“黑线专政”，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和教育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否定广大干部、教师在改造世界观方面的进步，甚至污蔑为“叛徒、特务、走资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严重破坏了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在当时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七一年七月六日，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严厉地痛斥了“四人帮”的诽谤，指出：“毛主席的红线是照耀教育阵地的”，“十七年从国家整个讲，不能说黑线统治”。要肯定广大师生是拥护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和学生要一分为二，才能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干部大多数也不是走资派，就是走资派，多数也是要改悔的。总理一再强调，“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这是对形而上学猖獗的“四人帮”的尖锐批判，也是对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耐心教育。在“四人帮”掀起的狂风恶浪面前，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犹如中流砥柱，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
“四人帮”利用窃取的职权，挥舞“两个估计”的大棒，摧残党的教育事业，迫害广大干部和教师，使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教育革命几乎无法进行下去。为了端正教育革命的方向，使教育真正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顶逆流，排干扰，坚持团结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从百忙中抽时间开座谈会、听汇报。总理以自己光明磊落的革命实践，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最有力的批判。
一九七二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思想，多次作了关于提高教育质量，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和搞好理科教育革命的指示，强调要把自然科学基础理论搞上去。就在这一年，一位美籍物理学家对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得到了毛主席的称赞，周总理听了也很赞成，接着便在一封信里指示：“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急需将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科学实验结合起来。”在培养人材方面，总理指示改革招生制度。他说，学生中学毕业后，定期劳动一个时期，比如一两年，然后选拔好的上大学；另外如中学生中有研究才能、钻研有成绩的，中学毕业后直接上大学，每年劳动一个时期。这两种办法是平行的。周总理的这些重要指示，是广开才路，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有力措施，广大科技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听了无不欢欣鼓舞。“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不但拒不执行，反而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加以反对，并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批判所谓“理论妖风”，“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更卑劣的是，他们竟把总理的指示加以歪曲，篡改，污蔑为“奇谈怪论”，真是狗胆包天！事实上，真正搞复辟倒退的不是别人，恰恰就是“四人帮”自己。“四人帮”诬陷、攻击周总理，丝毫无损于周总理的光辉形象，恰恰暴露了他们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与全党、全国人民为敌的狰狞面目。这只能加速他们的灭亡。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提出了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各条战线出现生动活泼的大好局面，教育战线形势也一派大好。今天，在我们深揭狠批“四人帮”，大干教育革命的时候，缅怀周总理的丰功伟绩，重温周总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回顾周总理对教育工作呕心沥血的动人情景，将永远激励我们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奋勇前进。我们一定要完成周总理未竟的事业，为实现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四届人大宣布的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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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周总理——我的引路人
朱学范
从我三十年代开始靠拢党，一九四八年投奔解放区参加革命，直到解放后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参加邮电部的工作，长期以来，我一直得到敬爱的周总理的谆谆教导和亲切关怀。周总理的教育和帮助，我终生难忘，铭记在心。 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下，团结全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展开激烈的斗争。但是，由于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不到一年，失地千里，京津、江浙等地相继沦陷。当时，我对于蒋介石国民党对外投降卖国、对内专制独裁，是不满的，对共产党是同情的，但了解并不多。一九三八年四月，周总理在汉口大力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那时起，周总理就派共产党员来做我的工作和发动国统区工人积极抗日。这时，我和一部分上海工会工作人员拟与全国各地来的工会代表在汉口筹备成立中国工人抗敌总会。这一工作得到了周总理的很大支持，但工人抗敌总会终于因国民党的干扰破坏而没有成立起来。这件事使我对党进一步有了好感，认识到唯有共产党是真正主张团结工人阶级共同抗日的。二 国民党反动派极端蔑视和敌视广大工人群众，他们根本不允许建立全国性的总工会组织，或真正为工人谋利益的工会组织。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也不可能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建立工会组织。所以，我很早以来就想建立一个工人群众组织，做些团结工人、为工人谋生活福利的工作。一九三九年，中国劳动协会经过改组，决定由我负责。我便想把中国劳动协会办成这样一个工人群众组织。武汉沦陷后，周总理在重庆担负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领导工作，为了团结各阶层的人民开展抗日活动，对于劳动协会的工作，给予了更多的帮助和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是一九三九年十月的一天，在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中巍然屹立，它的周围有特务的严密监视，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就在这里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毅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地工作。我对周总理向往已久，在这一天，我终于有幸见到了他。周总理见到了我，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和我亲切握手，对我表示热烈欢迎。周总理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明快爽朗的伟大政治家的风度，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向周总理报告了国际工会联合会已接受中国劳动协会加入，并向他请示，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如何出席国际工会会议的问题。周总理毫不迟疑地说：可以让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加入劳协，以后与劳协一起出席会议。同时叮嘱我说：解放区和国统区的工人，应该排除反动派的干扰，团结一致，进行斗争。当然，要完成这一任务是艰巨的，还要多加努力。周总理的指示，使我很受鼓舞，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参加劳协，使劳协有了最强大的支柱。这次和周总理的会见，对我后来思想的根本转变影响极深。我感到中国工人阶级应该团结起来，但实现这个团结，必然会遇到斗争，必须要有党的领导和支持。
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战胜利后，我们接到通知，要劳协派一个工会代表团出席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会大会。那时，周总理陪同毛主席正在重庆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于是，我们立刻将此事报告了周总理，要求周总理派解放区工会代表来。周总理欣然同意。当然，周总理也清楚地知道，党派出代表和劳协一起出席世界工会大会，意义重大，影响不小，国民党当局肯定是不会甘休的。他一再提醒我要注意这点。果然不出周总理所料，这件事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力反对。他们妄图以不发护照、不给经费来要挟，对我们出国进行百般阻挠。在周总理的支持下，经过与国民党的坚决斗争，我们才胜利地和党派来的邓发同志共同组成了一个中国工会联合代表团出席世界工会大会。 三 一九四六年初，国民党反动派因为在军事上失败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被迫于一月十日同意召开旧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庆祝这一斗争的胜利，二月十日，在周总理支持下，重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在较场口隆重举行庆祝旧政治协商会议的大会，由郭沫若、李德全、沈钧儒、李公朴等人主持召开，我和劳协群众也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一开始，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的破坏，他们跳上主席台抢夺扩音器，在台下用棍棒乱打，使会场一片混乱。郭老被打伤，衣服被撕破，李公朴被打得遍体鳞伤，施复亮被打得满脸流血，还有中国劳动协会的陈培志、冉端武等四人重伤。
正在会场充满白色恐怖的时刻，周总理和邓发、廖承志同志驱车赶到会场。周总理下车进入会场，立刻问同志们情况如何，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表示非常气愤。大家劝周总理赶快离开，但周总理完全不顾个人安危，坚定地回答说：“救人要紧，我要看看受伤的同志们。”他一一看望了受伤的同志，并让随同来的同志用他坐来的汽车，把这些同志送往医院。第二天，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又亲自带了中共代表团和解放区职工联合会的慰问信和鲜花，到重庆市医院、中国劳动协会等单位，向受伤同志们进行亲切慰问。
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奋不顾身地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的崇高的革命行动，深深教育了当时重庆各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使我和劳协群众进一步认清究竟谁要和平，谁要内战，激起了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极大愤恨。四
一九四六年五月，周总理率领中共代表团由重庆迁到南京，代表党在这里同美蒋反动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就在这个时候，我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了梅园新村三十号。周总理不顾工作非常紧张，仍象以前在重庆时我去看他的几次一样，立刻接见了我。记得那天尽管天空晴朗，可是梅园新村四周，由于国民党特务密布，给人一种阴森的感觉。进了大门，我刚穿过庭院急步入屋，便看见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已经在陈设极为简朴的小会客室等待着我。
我向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报告了莫斯科即将召开世界工联执行委员会会议，邓发同志已因飞机失事遇难，请周总理另派代表出席会议。周总理听我报告以后，立刻答允再派代表。同时再次鼓励我说：国民党总是要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我们一定要使中国工人阶级团结起来。周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对我这次接见，虽然谈话时间不长，但深深教育了我。我看到周总理身居虎穴泰然自若，是那样满腔热情地接待一个民主人士，同我的谈话充满着对我的信任，使我顿时感到有说不出的力量鼓舞着我，一定要去完成周总理交给的任务。
可是，正如周总理一再对我说的那样，在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下，我们每前进一步，每向党靠拢一步，都会受到他们百般的阻挠，疯狂的反对。由于劳协不断倾向进步，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终于派出数百名特务，将重庆劳动协会团团包围，劳协三十八个工作人员全部被无辜逮捕，劳协机构被封闭，活动完全被迫停止。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他们进一步又狠下毒手，在香港对我进行暗害活动，用汽车将我撞伤。在这种极端困难情况下，又是党和敬爱的周总理首先对我表示莫大的关怀。在我住院的第三天，周总理即派了代表来香港探望我，并给劳协送来了工作经费。一九四八年底，我的一个在国统区读书的儿子，因我参加革命之故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周总理得悉，立即打电报给我，要我放心，告诉我党已发动群众设法对他营救。周总理对我如此关怀，使我深为感动。
在敬爱的周总理的不断教育和关怀下，在经过与国民党的长期曲折斗争以后，我逐步认识到自己应走的革命道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来到解放区参加革命。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哈尔滨召开的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我代表中国劳动协会宣布劳协加入全总，今后由全总代表中国出席世界工联会议。在党的领导下，终于实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团结。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