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他们要专谁的政？
——批判“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反革命谬论
一九七五年夏天，当“四人帮”接过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庄严的题目，大做特做敌视和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文章的时候，他们在甘肃省的代理人，公然提出了一个吓人的口号：“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无论从理论上的荒谬性，政治上的反动性，实践中的危害性来看，这个口号都典型地体现了“四人帮”的那条极右路线。现在，“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连同他们那套“专政的办法”都彻底垮台了，甘肃省的广大干部、群众，按照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战斗部署，在甘肃省委的领导下，正抓住这份反面教材，进行深入的揭批、清算，这不仅对于在甘肃农业战线拨乱反正，很有必要，而且对于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彻底批臭“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肃清其在全国农村的流毒和影响，同样有很重要的意义。
颠倒黑白的估计
怎样看待我国走集体化道路二十多年的农民，怎样看待我们党多年战斗在农村第一线的干部，这是一个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问题。“四人帮”在甘肃省的代理人胡说什么发展农业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一是阶级敌人的破坏和捣乱；二是小生产、小农经济思想和旧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和反抗；三是党内右倾保守思想的干扰和抵制。”而排除这些阻力的办法，“唯一的一条，就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去办农业，农业就办不好，上不去。”这样，他们就把“小生产者”、“小农经济思想”、“旧的习惯势力”和“右倾保守思想”，当作阶级敌人一样，一古脑儿列入了专政范围之内。他们的一个同伙说得更明白：现在的专政对象，包括
“没有改造好的小生产者”。
这个颠倒敌我、混淆黑白的估计的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四人帮”的“全面专政论”。“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声称“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这一荒谬的口号，就是“学习”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论全面专政”的“心得”。
早在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即将兴起的时候，毛主席就明确地指出：我们必须相信：（一）广大农民是愿意在党的领导下逐步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二）党是能够领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这两点是事物的本质和主流。正是毛主席这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武装了广大干部的思想，鼓舞了我国几亿农民走上了集体化的道路。
但在“四人帮”及其在各地的死党、余党、代理人的眼里，不仅合作化以前的个体农民是顽固的小生产者，而且已集体化二十多年，经历了多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反而成了“阻挠和反抗”办社会主义农业的“阻力”。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农民思想赶不上形势”；“四人帮”在辽宁那个死党说：农民满脑子是“个体经济”，对农民不能施“仁政”；“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说：对待“小生产者”，“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专政”。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当作了革命的对象，敌视列宁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最高原则的工农联盟，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他们以“极左”的词句，重弹托洛茨基的老调，为他们对广大农民和干部实行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
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
甘肃省各地揭发出的大量事实证明：在“四人帮”及其在甘肃的代理人大肆鼓吹的“全面专政论”和“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口号下，有些地方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不少基层干部，因为抵制他们的错误作法，被诬为“小生产和资本主义势力在党内的代理人”和“正在走的走资派”，遭到了残酷的迫害。
通渭县是“四人帮”在甘肃省代理人直接抓的点。他在这里到处揪“民主派”、“走资派”、“保守派”、“投降派”，声言要把那些所谓“一拳能把墙土打个窝窝，一脚能把铡刀踢个豁豁”的坏人提拔当干部；并在许多地方推行“四人帮”大搞“第二武装”的所谓“新鲜经验”，组织民兵小分队，随意打人、抓人、关人、整社员群众。
宕（dàng荡）昌县车拉公社扎玉河大队自一九七五年八月起，成立了以所谓“造反派”为骨干的“民兵小分队”，宣布“小分队有权执行一切任务”。几个月内，被揪斗的干部社员就达十六人。有的社员被多次捆绑吊打，整得死去活来。他们还把“小分队”的打手、骨干，突击入党提干，篡夺了党支部的领导权。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年，原大队、生产队五十九名干部，被撤换了三十八人。就这样，把一个原来每年给国家贡献几万斤粮食、油料的大队，搞得粮、油大减产，一九七六年吃回销粮三万七千斤。象这样被他们搞垮的社队并不是个别的。
在“用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流毒所到之处，影响所及的地方，党的优良作风受到严重破坏，命令主义成风，瞎指挥盛行，违法乱纪的事屡见不鲜。人民公社社员当家作主的权利被剥夺了，不要说政治民主、财务民主，就连生产民主也遭到严重的破坏。要说推广高粱，连出苗的玉米也得拔掉，要说果树上山，平川上正在结果的梨、柿、核桃也得统统砍掉。播种麦子一个县要同时开耧，限期播完，并派工作组“坐阵督战”。结果，由于片面强调并强迫早播，有些地方麦苗冬前拔节，造成死苗减产。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指出：“我们历来就主张，在人民民主专政下面，解决敌我之间的和人民内部的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用专政和民主这样两种不同的方法。”对人民的敌人实行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毛主席的话说得多么明确！而“四人帮”在甘肃省的代理人倒行逆施，胡说什么“专政不仅是对敌对阶级，而且也包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党在农村进行的一切工作，对于广大贫下中农和社员群众，只能采取民主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群众路线的方法。“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教育的办法决不是什么专政的办法。他们口口声声不离无产阶级专政，但他们的所作所为，恰好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颗粒无收也不要紧”的“农业生产”
“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推行“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打着“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和“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号，极力破坏党在农村的现行经济政策，对农民实行剥夺。
早在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林彪、陈伯达一伙，就在农村扇起了一股所谓“割私有制尾巴”的邪风。甘肃农村一些地方曾深受其害。林彪反党集团被粉碎后，各地正在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四人帮”就掀起了一股所谓“反复旧”、“反回潮”的妖风。他们在甘肃的代理人紧紧跟上，污蔑落实党的政策是“复辟资本主义”。他们鼓吹搞农田基本建设“不要怕共产风”，“不要怕倾家荡产”，“不要怕蛮干”，大搞形式主义。
如果说最初几年他们破坏党的政策还带有几分“蛮干”的性质，那么，到一九七五年，张春桥、姚文元的反党文章出笼以后，他们破坏党的政策就带上了“理论”的色彩，他们向党的政策发起的进攻就更加全面、更加猖狂了。从此，一切破坏党的现行政策的行径，都在“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帜下，明火执仗地干了起来。
现阶段农村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就全国多数地区来说，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基本适应的。就是到条件成熟进行过渡的时候，也只能是生产队“共”大队和公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这些毛主席明确指示过的问题，却被“四人帮”及其代理人搅乱了。泾川县城关公社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六两年中，仅发展公社企事业就占用生产队土地七百二十九亩，其中多数未办审批手续，还得由生产队担负征购任务。无偿调用生产队的劳动力、砖瓦、木料等，折价五万九千多元。这个公社的吴家水泉大队第三生产队在这两年中被公社、大队无偿调用的物资、钱款，占农业总支出的百分之十五，无偿调用的工日占全队劳动工日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二；而两年来用于这些劳动工日的粮食补助和上级人员无偿补贴粮，就相当于他们一九七六年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的百分之六十一。结果使这个队成了吃粮靠国家，花钱靠救济的穷队，全队百分之八十九的户变成了超支欠款户。
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这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多次论述过的。而“四人帮”及其控制的舆论工具却胡说什么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强化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就会发生“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他们打击农村广大干部坚持政策的原则性，打击广大社员社会主义劳动的积极性。在“四人帮”流毒所及的地方，生产队的合理规章制度取消了，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评工记分名存实亡了，劳动失去了衡量的尺度，“出工划杠杠，做活是样样”；“干的八分，站的八分，看的也是八分”。他们那套办法推广到哪里，哪里社员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就受到严重的挫伤。他们以“左”的面貌出现，达到极右的目的——疯狂破坏社会主义农业。许多老贫农伤心又气忿地说，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样下去，搞得社员的心都“乏”了！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作？他们究竟要干什么？
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说：“要抓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不要紧”。
他们宣扬的这套假马克思主义，就是要人们相信，社会主义大厦可以建筑在缩减个人的需要，甚至荒谬到“颗粒粮食不收”的基础上。如果他们这一套不顾人民死活的“专政”办法真的普遍实行起来，那就只有一个结果：无产阶级专政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垮台，资本主义复辟，劳动人民只有喝西北风。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与人民为敌的，必定被人民打倒。”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四人帮”及其代理人炮制和推行的敌视人民、残害人民的“全面专政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办农业”等等，也一齐破了产。但是彻底扫除这些垃圾及其流毒和影响，还是一场艰巨的斗争，仍然需要时间，需要下功夫。现在，我们看到，甘肃省和全国广大农村，一个揭批“四人帮”同农业学大寨相结合的伟大运动，正在蓬勃发展，随着“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的清除，随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政策进一步贯彻落实，我国社会主义农业一定能够高速度发展，长期受“四人帮”严重破坏的甘肃，也一定能够急起直追，迎头赶上全国的大好形势。
新华社记者 杨克现 林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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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四人帮”摧残出版界编辑队伍的罪行
叶圣陶
出版界也是一个重灾区，曾经被“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糟蹋得非常厉害。
在“四人帮”横行的年月里，书店里几乎找不到可看的书。许多优秀读物被他们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有的封存了，有的销毁了。书架上摆满了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的小册子，谁也不爱看。“四人帮”这样倒行逆施，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公忿。
“四人帮”糟蹋出版界的另一个方面，是对编辑队伍肆意摧残。他们不顾事实，全盘否定党的出版事业，叫嚷出版界也是“黑线专政”，污蔑党领导的出版社是“贩卖封资修毒草的黑店”，诬蔑党培养的编辑队伍是“招降纳叛”的“黑班子”。编辑队伍里的许多骨干受到他们的诬陷和打击；年纪大一点的，被迫提前退休；许多人被挂在一旁，不让工作；有的人被赶出了出版界。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对出版界的前途表示忧虑，就被他们扣上“黑线回潮”的大帽子，作为“资产阶级复辟的反动思想”来批斗。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出版战线和其他文化战线一样，也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这支编辑队伍绝对不是什么“黑班子”！他们中间的骨干，有许多是在解放以前就为党的出版事业做了不少工作的；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是解放以后培养出来的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是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愿意诚心诚意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这支队伍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在工作实践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们遵照毛主席“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的教导，把“认真作好”四个字反复体会，随时用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他们宣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编辑出版了许多优秀的知识读物、专门著作和文学艺术作品，满足了广大读者的需要。当然不能否认他们也出了一些不好的东西，但是和成绩相比，缺点和错误毕竟是次要的。而造成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主要是几千年来剥削阶级的思想影响和修正主义的破坏和干扰。这些问题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逐步得到解决。“四人帮”别有用心，说编辑队伍是“黑班子”，无非是要把长期受到党的教育的有实际工作经验的编辑干部全部赶走，把出版阵地牢牢地控制在他们手里，作为他们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制造复辟资本主义舆论，进行篡党夺权的工具。
一年多以来，出版界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经过初步整顿，已经很有起色，出版物的门类品种逐渐齐备，被“四人帮”“枪毙”的优秀读物开始重版，还出了一些读者迫切需要的新书。许多出版社已经订出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出书规划。
形势大好，前途光明，但是对编辑队伍曾经遭受的破坏还不可低估。目前的情况是老的编辑剩下不多了，他们长期被闲置不让工作，有许多新的东西还得从头学起；新参加工作的呢，有的业务生疏，经验不多，急切等待必要的培养和训练；尤其是被“四人帮”搞乱的思想还有待于深入地彻底地澄清。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解除了“四人帮”套在大家身上的精神桎梏，大家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起来了，都愿意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但是，要做好工作，还必须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尽快提高路线觉悟和业务技能，才能保证使愿望成为现实。我们要牢牢记住，全国人民都在殷切期望一支又红又专的编辑队伍迅速成长壮大，跟上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出版事业推进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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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禁锢图书看“四人帮”的愚民政策
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理论组
最近，出版工作者正在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严重破坏出版事业的罪行。这些年来，图书馆的图书开放流通工作，深受
“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将大批图书定为“毒草”，长期禁锢，图书开放范围越来越窄，数量越来越少。“四人帮”在这方面的罪行必须彻底清算。
在图书馆藏书中，革命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一类图书，是“四人帮”封禁的首要目标。
多年来出版的大批革命烈士传记和革命回忆录，生动地描绘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出生入死、南征北战的英雄事迹。这类图书，在介绍革命历史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方面，都起过很大作用，一向为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少年读者所喜爱。但是，“四人帮”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出发，把这类图书视为洪水猛兽。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更气急败坏地叫嚷：“革命烈士传记一类”“配合了”“反动思潮”。其它如什么“为错误路线歌功颂德”，“为走资派树碑立传”，“背景有问题”，“人物有问题”等等罪名，更是不一而足。就这样，写周总理领导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勤工俭学生活回忆》，写朱委员长的《朱总司令的故事》，写与叶副主席革命事迹有关的《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广州起义》，写邓副主席领导右江起义的《回忆红七军》、《广西革命回忆录》，写贺龙同志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记贺龙》，写陈毅同志的《难忘的三年》，以及《刘志丹的故事》等图书，全部成了“禁书”。
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下出版的现代革命文艺图书，是“四人帮”封存的又一个重点。
张春桥胡说：从国际歌到样板戏，这中间是一个“空白”，无耻吹捧江青“开创了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新纪元”。这样，连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都被他们一笔抹杀，还有什么现代革命文艺优秀作品可以幸免呢？象京剧《逼上梁山》，歌剧《白毛女》、《洪湖赤卫队》，话剧《刘胡兰》，小说《吕梁英雄传》、《青春之歌》、《红岩》、《暴风骤雨》，电影《李双双》，戏曲《朝阳沟》，以及大量的诗歌、民歌等等，尽管有的是毛主席肯定过的，是周总理赞扬过的，“四人帮”统统诬之为“毒草”，打入冷宫，予以封存。
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历史研究等方面的大量图书，凡不符合“四人帮”帮派理论的，也都列为封存对象。
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张春桥却加以歪曲，胡说什么：“百家争鸣，一家作主，最后听江青的。”结果是：解说、注释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图书，由于不符合“四人帮”的胃口，被封存了。反映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把哲学变为手中尖锐武器的优秀图书，有的也被封存了。在双百方针鼓舞下产生的哲学、史学、经济学以及文艺评论和文学史著作，例如《中国文学史》、《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中国文学史讨论集》等等，被封存了。甚至一些资料性、知识性图书，科学家传记等等，也被视为异端，不能开放。
“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子鼓吹说，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遗产，“只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产生破坏作用，不能为我所用，必须通过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彻底的扫荡。”在这个“彻底扫荡”论之下，图书馆有关文化遗产的图书资料，这些年基本上都处于被禁锢状态。为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称赞的其他杰出作家，例如狄更斯、萨克雷、勃朗特、盖斯凯尔、列夫·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绝大多数都不许开放。一些深刻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对人们了解当时社会有一定作用的作品，例如清末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等，以及古代劳动人民创作和流传的具有反封建、反压迫、向往幸福美好生活的神话、寓言和民间文学作品，也被封存起来。有关哲学、历史及其他社会科学方面的图书，也大部分被束之高阁。毛主席多次指示对中外文化遗产要批判地继承，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列宁也说过：“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四人帮”及其党羽却妄图把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业绩都扫荡干净，把我国人民拉回到“穴居野人”的蒙昧时代去！
最后，还有一类所谓“防扩散”的图书，其中包括“四人帮”自己在解放前和文化大革命前写的书和文章。“四人帮”极其害怕他们的尾巴被革命人民抓住，有关他们的历史资料，更被严密封存，订下了极其严格的“防扩散”规定。谁要是触犯，竟至招致杀身之祸。
用大量封存图书的法西斯手法，抹掉革命前辈形象，摧残文艺百花，扼杀百家争鸣，扫荡文化遗产，掩盖自己罪迹，妄图使广大人民群众不知党的优良传统，不懂科学文化，不会分析鉴别，不明事实真象，这就是“四人帮”所推行的愚民政策。
愚民是为了治民。愚民政策，历来是没落统治阶级用来维护其反动的政治、经济秩序的产物。愚民政策的内容之一，就是大肆禁书。例如，在清代，许多进步的或具有民族意识的图书，都在所谓“语涉违碍”、“词意抵触”、“离经叛道”、“诋毁本朝”等等“罪名”下被禁无遗。国民党反动派给革命图书加上“宣传普罗意识”、“鼓吹阶级斗争”、“赤化”、“触犯审查标准”等等“罪名”而横加摧残。“四人帮”大肆禁锢图书，正是承袭他们老祖宗的衣钵。
当然，文化是有阶级性的。在图书馆中，确有一批反动、淫秽、荒诞的图书。但是，这些图书在“四人帮”看来却是宝贝。“四人帮”一伙不仅广为搜集，深为欣赏，而且也在实际上为这些毒草在社会上的流传开辟市场。这几年来，不少地方所谓“手抄本”和其他文化垃圾的“沉渣泛起”，便是“四人帮”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恶果。对这种现象，张春桥却说：“黄色书籍为什么不能拿出来，拿出来让大家一起读嘛！”充分暴露了“四人帮”这伙反革命教唆犯的丑恶嘴脸。
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出版战线和广大图书馆工作者正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和“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罪行，被“四人帮”长期禁锢的好的或比较好的图书正重新陆续开放。我们要挖掘更多的藏书潜力，流通更多的书刊资料，并加强阅读辅导，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作出应有的贡献。（附图片）
中国科学院科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人员，积极编撰科技书刊，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