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
专栏：
献身不惜作尘泥
——忆杨朔
林 林
在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春，《救亡日报》从上海移到广州复刊，我在这个报社工作，杨朔同志来找我们。我们本不相识，他说他从沦陷的东北，辗转到华北，好容易来到了广州。当时我们的报社是乐于团结和照顾作者的，杨朔好象辽天孤雁南飞，我是为这印象和他做起朋友来的。我们请他为报社写稿，他写了以抗日为题材、很合时宜的小说《帕米尔高原的流脉》，我们在报纸副刊上连载了。那时，他在广州东郊租了一间民房。有一天我去看他，在院子里竹丛下，捡了一块炸弹片，那时日本飞机时来轰炸，有时炸得很厉害。杨朔满不在乎，仍静静地在写他的稿子，一直到写完。第二年，这中篇在生活书店出版了，这是他的第一本小说。
十多年后，到了一九五六年夏，杨朔自己在这本小说的扉页上，写下自我的评语。这可以看到杨朔的心境，就抄录在这里吧：“我的政治思想、创作思想，都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错误，距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指示很远很远呢。不，有些观点、描写是根本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这需要在斗争中继续好好改造自己，好好与工农兵结合，这才有点可能写出为工农兵服务的东西。重看旧作，惭愧欲死！”从此可以说明，杨朔在思想上力求进步，在写作上精益求精，他并不原谅自己初期作品的错误。当时是我帮他发稿的，哪里有水平看出问题跟他商改呢？说“惭愧”，也有我的份。
一九三八年十月中旬，广州沦陷了，《救亡日报》转移到桂林，在一九三九年春复刊。桂林山水甲天下，但当时，我们哪有闲情逸致去欣赏这“画山绣水”呢？有一天，杨朔来报社找我，悄悄跟我商量，要我跟他一起去延安。当时，稍微进步的青年，谁不渴望去革命圣地延安？可是我那时是报社的人员，要离开报社，必须得到远在重庆的社长郭沫若同志的同意，这就麻烦了，工作也实在难以离开，我就告诉他不能同去，彼此都觉得遗憾。我热情地送他远征，希望他给报社继续寄稿，给他一个特派记者的名义。记得他写了一篇战地报告《风陵渡》，这是杨朔战地生活的开始吧。
我们分手后，天南地北，各搞各的工作，好多年没有通信。我打听过他的消息，但也是只知道一鳞半爪。他到了抗日根据地，在党的教育下，更明确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不断地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他跟着部队从山西到河北，参加过战斗，也曾在宣化龙烟铁矿庞家堡铁矿蹲点，向工人阶级学习。他写了反映矿工对日本侵略者斗争的中篇小说《红石山》，此稿他说曾亲自念给工人听，吸取工人的意见，反复进行修改。在这部小说写作过程中，杨朔体会到工人阶级高贵的品质，对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很有帮助，此后他总是念念不忘接近工人，写工人。一九四九年北京刚刚解放，他转到中华铁路总工会工作，也写了反映东北铁路工人修复铁路的作品。
抗美援朝战争初期，他随同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到达朝鲜战场，有一年多的时间，和他们在一起行动，一起战斗。环境非常险恶，在敌机轰炸、震得摇摇晃晃的小茅草屋里，于一九五二年夏天的一个深夜里，他写完中篇小说《三千里江山》。这部作品生动地写出许多具有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的人物形象。如司机吴天宝不计安危，在敌机的弹火中穿来穿去，肚子被打伤，仍坚持保证运输任务，流尽最后一滴血。但杨朔却感到深深的苦恼，说：“苦恼于我的笔太笨，表现不出我们人民的英雄性格。”虽然这么说，因为他对工人有深厚的感情，终于又写道：“就让我把这本书献给所有在朝鲜的中国铁路工人吧。”
杨朔是热爱毛主席缔造的人民军队的，他多年在连队里生活过，和战士的关系，就象鱼水一般。他曾说过，他了解工人，不如了解战士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他随军在晋察冀地区爬山涉水，急行军数百里，转战于日本侵略军制造的“无人区”，风餐露宿，挖野菜充饥，不叫苦，不喊累。哪里战斗激烈就到哪里，亲临前线，想尽办法深入细致地访问指战员和群众，并且亲自审问俘虏，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勇敢地参加过几个战役。解放石家庄时，他冒着枪林弹雨，随着攻城部队首批进了城，知道战士们从敌司令部床下把守城司令官、蒋帮第三十二师师长拖了出来，就写了一篇报道《床下将军》，活画出这家伙给活捉时的狼狈相和战犯的可耻下场。
在散文《百花山》里，他写了班长梁振江攻打石家庄时的英雄事迹。梁班长后来在新保安牺牲了，杨朔在全国解放后的“八一”节前夕，想起梁班长的理想，眼前就闪着梁班长的面影。他出于对战士亲切的感情，常说：“那是些多可爱的人啊！年轻，壮健，龙腾虎跃的。对同志亲，对敌人恨。纯洁，无私。打起仗来，又狠又猛。一仗打完了，许多人消失了，活下来的，仍是那么快活。只有无私的人，才能那样无畏，为了党的事业，什么都可以献出来。”
因此，杨朔重视战士的来信。凡是遇到边疆、海防的战士来信要他的作品，他总是细心地将书包扎好，投邮寄去。有时手边无书，就亲自到书店买来寄去。
一九五六年以后，党分配杨朔搞外事工作，从此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多些了。一九五六年夏，我们就一起在新德里，他写了散文《印度情思》。一九六一年春，我们一起到东京，他写了散文《樱花雨》。象这类见闻感想，是在尖锐的反帝反修的斗争间歇当中，抽空写的。在外事工作中，我们也曾亲切地商量过一些难题，杨朔对领导的指示认真研究，责任心强，工作勤奋，而且能团结国际友人。后期在反修的斗争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肯学习，动脑子，能驳斥对方错误的论点。跟他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们，也曾对我谈起杨朔给他们的这个好印象。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写出关于反修的散文。多年来，他因外事工作的需要，走访了亚非许多国家，所以，也就写了许多有关这些国家题材的散文，如《生命泉》、《巴黎的火焰》等，描绘了亚非国家的景物和风光，写了人民的生活和愿望，特别是他们要求独立、解放的斗争，反映了时代的潮流。这使我联想到我们敬爱的叶剑英副主席在七律《远望》中的诗句：
赤道雕弓能射虎，
椰林匕首敢屠龙。
这形象生动、对仗工整、富有鼓舞力的两句诗，是我们今后写第三世界人民题材的重要主题。
对于杨朔的作品，比起小说来，我更爱他的散文，这是许多人的同感吧。杨朔的散文，是渐趋成熟的，自然也反映了作者思想改造和技巧提高的过程。他的散文，散是放得开，但又不散，收归到他所要求的主题思想上来，他写美丽的风光，但又归到人物的精神面貌。结构严谨，层次曲折分明，遣词造句精炼别致，富有诗的意境，有他独特的风格。他懂英文，能引用所写国家的一些掌故传说。也善于寻找采访的对象，增添活材料，常用对话式来表达。特别要指出的，是他的感情的真挚，爱谁恨谁，能深深感染读者。
杨朔对旧体诗是有素养的，写过些七绝，没有发表。他曾于一九四四年冬在延安写了一首《雪夜遣怀》，诗曰：
四山风雪夜凄迷，
夜色浓中唱晓鸡。
自有诗心如火烈，
献身不惜作尘泥。
在他的七绝诗中，我爱这首诗，因为可以看到杨朔的诗心，看到他为人民不惜牺牲的高贵品质。杨朔总是象写诗那样来写散文。同这首诗一样抒情的，在散文《荔枝蜜》里面，结尾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梦见自己变成了一支小蜜蜂。”这个梦，就是杨朔的自我写照，写出藏在灵魂深处的崇高理想。
可惜这个正直善良、有才华的好同志，竟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三日不幸因病与世长辞。他深入斗争生活，也热爱写作，努力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在病中，他说今后还要到工农兵的斗争中去，再写些新的东西。但这终于不能如愿以偿了！我失去了一个好朋友，党失去了一个好干部，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个好战士、好作家，怎么不叫人心痛！如果他不死，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在文艺园地百花吐艳的今天，不是可以读到他更多的佳作吗？
在写这篇小文之前，我再看了杨朔的若干作品，抚今追昔，浮想联翩，情难自禁，就试作这首七律，聊作结束吧：
忍读华章独黯然，
散文亦是好诗篇。
樱花雨下情无限，
生命泉边志更坚。
幸得神威驱恶鬼，
喜迎紫艳满春山。
诗心纵已归尘土，
万众歌声却震天。
〔编者附记〕《杨朔散文选》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选集收集杨朔同志散文六十篇，是从作者在各个时期的散文作品中选出的。林林同志这篇文章是选集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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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巴基斯坦写下的诗
乔 羽
我爱巴基斯坦
我的身上有数不清的毛孔，
每一个毛孔里都有一双眼睛①；
纵然我有这么多、这么多眼睛，
也看不尽巴基斯坦的伟丽姿容。
我的身上有数不清的毛孔，
每一个毛孔里都有一颗炽热的心；
纵然心儿是这样的、这样的炽热，
也表达不尽我对巴基斯坦人民的深情。
一月十五日于伊斯兰堡
和巴基斯坦诗人朋友们谈心
伟大的依克巴尔曾经说过，
诗人是一个民族的明澈的眼睛②。
我想，眼睛象一扇打开的窗子，
从中可以看到一个人的心灵。
今天我来到巴基斯坦美丽的国土上，
和你们欢聚一堂，畅叙友情，谈笑风生；
好象从一片秋水般明澈的月光里，
看到了你们民族的伟大心胸。
我这即兴的诗篇虽然格律并不完整，
愿你们也能从中看到中国人民的赤诚。
呼谛——这是依克巴尔留给你们的宝贵
财富③，
这个字使你们神采焕发，力量无穷。
我们的生活中也有一个重要准则，
这个准则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虽然我们使用的不是同一种语言，
我们的心灵却是这样息息相通；
虽然我们居住的不是同一所房屋，
我们却亲如一家，如弟如兄。
一月十八日于白沙瓦
赠莫克塔尔先生
炯炯双眸子，拳拳孺子心。
斯土君为导，千里笑语殷。
斯民君为介，随处见淳真。
知君多才艺，笔端常有神。
苟无家室累，著作可等身。
戏言酒后出，出言潜悲辛。
如闻故人语，始知交谊深。
此乡多佳士，胜友颇如云。
相与剖肝胆，君为第一人。
何时北国行，樽酒更论文。
一月二十九日于卡拉奇①在伊斯兰堡参观民间艺术展览馆时，一位著名的歌手为我们演唱了几首古老的民歌。展览馆馆长特为我们摘译介绍了这个口碑流传的名句。齐亚·哈克将军要我为他朗读一首来巴基斯坦后的新作，因借此名句作为起兴，即席口占。②依克巴尔（1877——1938）是巴基斯坦最受崇敬的诗人，他的诗作在近代巴基斯坦生活中具有深远影响。③呼谛，系乌尔都语，意为自我、自力。这个词多次出现在依克巴尔诗作中，可以说是他的诗作的总的主题。被誉为巴基斯坦国父的真纳用以号召人民建立独立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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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炉边寄语
——致东野英治郎并日本友人们
杜宣
现在正是一九七七年最后的一个夜晚。我们刚刚听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的鼓舞人心的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心旌摇曳，无限神驰！
从时序来说，现在正是江南的寒夜。从我现在的心情来说，却被“春江花月夜”这样一种无限美妙的旋律所陶醉。春潮正在澎湃，骏马正在奔驰！自从英明领袖华主席一举粉碎了我国人民的死敌、万恶的“四人帮”之后，我们伟大的八亿人民，人人心情振奋，个个神采飞扬，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如喷薄而出的朝日，光辉灿烂，前程似锦！
我们的民族，有“守岁”的传统。在除夕的夜晚，一家人团聚在一起，守候着新的一年第一个瞬间的到来，然后向亲人们祝福。现在我正坐在书桌边，等待着一九七八年的第一声钟声。
在明亮的台灯下，摊开在我书桌上的，是你——东野英治郎，我的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给我的一封长信。这封信，是十月间由杉村春子先生带给我的。这是封热情洋溢的充满了深厚友谊的长信。两个多月来，我不知多少次读着它，每次我都热泪盈眶。也不知多少次，提起笔来想写回信，都因思绪万千，不知从何谈起。现在良宵如许，在温暖的炉边和明亮的灯下，我又反复读着你的信。
很自然，这消逝了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我们有着共同记忆的往事，这时都一一涌上心头。那是一九三四年冬天，在东京郊外的一所小木屋里，我们几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经常围坐在燃着樱炭的火钵旁谈天说地。我们都是学习文学戏剧的，苦于在国外缺乏实践的机会。夏天我住在茅个崎滨海农村的时候，武田太谆给我带来了一本《文学季刊》，上面发表了曹禺的处女作《雷雨》。当时我国的戏剧运动，还是少年时代，这样完整的多幕剧还是罕见的，读了之后，感到兴奋，大家商议，很想在东京上演。但我们都是些既无学识又无经验，更无资金的穷学生，要在异国演出这么一出戏，的确是不容易的，这种想法也是很大胆的。当时使我们敢于这样想，能够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日本左翼戏剧家的前辈秋田雨雀先生的支持。他当时从苏联归国不久，正在写《五十年生活年谱》，在杂司个谷区的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当我去把我们的想法请教他的时候，立即得到他热情而慷慨的支持。他介绍我去和筑地小剧场的舞台艺术家联系，这样我们就相识了。在你们的大力帮助下，不仅顺利地演出了《雷雨》，而且以后我们经常参加筑地小剧场的进步戏剧活动，也不断地上演了我们自己排演的戏剧。
在人生的聚遇中，这本来也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但由于我们隶属于两个不同的国家，却有着一个共同的信仰，就感到不平常了。当时，日本的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正在对你们的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对我国策划野蛮的侵略，大战即将开始。伟大的日本人民，和我们一样，是这场战争的反对者。当时，你们说，万一这场战争爆发了，你们被迫应征入伍，来到中国战场，我们可能在战场上相见，但我们会携起手来去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在后来的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当然没有遇见过你，但我却遇见过不少和你一样的日本朋友，他们的确和我们一道在同一战壕中作战，他们的旗帜上写着：日本人民反战大同盟。那时，我是多么地怀念你们。因为从反战同盟的战友中，知道日本军部法西斯发动这场肮脏的侵略战争后，不仅使上百万日本青年埋骨异国，给日本的母亲们留下了无涯的孤寂，就是日本本土，在军国主义分子疯狂的镇压下，人民都面临着国亡家破凄惶不安的困顿生活。我们处境虽异，但命运是相同的。
当万恶的“四人帮”横行的时候，在我与世隔离的日子里，我也常常想起你们。我想你们一定会为“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感到惊讶，为我们的安危忧虑吧？
当我读到你的信后，我的这种估计完全被证实了。信上说：
“……从上海回来的朋友那里，带来了你的安然无恙的消息，使我真高兴。在那些日子里，关于中国的消息，日本报纸上，也作了某种程度的透露，我一直为你一家人担心，现在总算放下心来了……
我们一道拍的照片，我一直收藏在我的皮包中，无论到那儿旅行，我都把它带在身边……
一九六五年六月六日，你写给我的一首诗，可能你已经记不清楚了吧？我现在抄给你：
握别东京三十载，
今朝相遇满头霜；
喜看四海风云起，
不尽春光照万方。
这首诗是一直挂在我的书斋中的。
日本报纸大大地报道了粉碎‘四人帮’的好消息。对于你的平安归还，我不能不高呼万岁！……”
这信中每一句朴素的语句，都萦回着深厚的友谊，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表现出对故人的怀念。
在收到你这封信前，我在上海陆续见到了中岛健藏、白土吾夫、井上靖、木下顺二、西园寺公一先生等许多老朋友。这些位多数是过去我们多次在国际会议上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十年来由于“四人帮”的阻挠，使我们彼此音讯断绝。这次能够重逢，都是十分愉快的。
在十月的中旬，一个特别晴朗的秋日，我们在虹桥机场上，当着夕阳如画的时候，迎来了杉村春子和她率领的日本戏剧家代表团。我十分愉快地看到这位七十一岁的老艺术家，走下舷梯的时候步履还是那么矫健。当她发现了我们来迎接她的时候，她竟跑了过来，以她艺术家奔放的热情，拉着我热泪盈眶地说：“看到你了，我多么高兴，我这次来上海，就是为了专门看老朋友的啊！”接着她就从她的手提包中拿出你写给我的这封信，一边交给我一边说着：“这是东野先生给你的信，他多么地在想念你啊。本来他也要参加这个代表团一道来的，由于演出的关系，走不了，所以要我带信给你，向你全家问好！”
这些充满了友谊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一幅一幅地浮上眼前。这样美好的记忆，就象永远喝不光的香醇的美酒一样，令人陶醉！
就在这时候，传来了一九七八年的第一声钟声。
亲爱的朋友，被“四人帮”破坏了的友谊之桥，现在恢复了。最近，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读完了我们的老朋友依田义贤的新作《望乡诗》，这是他继《天平之甍》之后的又一部以中日文化交流为题材的杰作，对他在这方面所付出的努力，我表示由衷的敬意。严冬已经过去，新春即将到来，中日文化交流之花，一定会饱绽而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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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舞银蛇〔中国画〕 李腾鳌（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