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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海外关系黑六条”的反动实质
粤侨
如何看待华侨国内外家庭亲属间的关系，是侨务工作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正确对待这个问题，才能正确贯彻执行党的侨务政策，团结国外国内广大华侨、侨眷、归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五年就发出“保护华侨利益，扶助回国的华侨”的光辉指示。敬爱的周总理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指出：“我们还应该做好侨务工作，进一步团结海外爱国侨胞，妥善地照顾在国内的侨眷和安置归国的华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根据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制订了一系列侨务政策，对团结教育广大侨眷、归侨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对扩大海外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统一战线，配合解放台湾的斗争，都起了积极的作用。二十多年来，尽管刘少奇、林彪、特别是“四人帮”对毛主席亲自制定、批准的侨务工作方针和政策进行了各种干扰、破坏，但是在侨务工作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全盘否定侨务工作的成绩，篡改、歪曲毛泽东思想，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一九六六年秋，江青就授意张春桥在一次讲话中射出了“侨务政策都是反动的”这支毒箭，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侨务工作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这一客观事实。叛徒江青曾窜到广东一个华侨农场大放厥词，胡说“归侨中混进了坏人”。一九六九年十月，林彪反党集团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阴谋在广东另立中央，密令其在广东的一个亲信说：“海外关系是广东的特点，为了适应战备需要，要摸清干部的底。”这个亲信心领神会，立即提出了要对百分之五、六十有海外、港澳亲属关系的干部“进行调离职务和进行处理”，并亲自导演了全省部分地、市、县“干部海外关系政策座谈会”，炮制出一份《处理有海外关系干部的六条规定》（以下简称“海外关系黑六条”）。这个规定提出“凡是有港澳、海外关系的干部，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如果经过教育，仍然保持政治、经济联系，要从严处理”；“要视情况进行必要的批判斗争教育，并要进行审查（严重的要清除出队，有的退职）”；今后“一律不吸收有海外、港澳关系的人当干部，对干部的婚姻要把好关”，等等。这个“海外关系黑六条”出笼后，他们就在部分地、县进行了试点、摸底，并在全省整党工作会议上全面推行，流毒全省，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海外关系黑六条”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公开否定，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毛主席教导我们：“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所谓“海外关系”究竟是什么性质的关系？我们必须进行阶级的历史的具体分析。
有史可查，中国人侨居国外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特别是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掠夺下陷于极端贫困，广东等沿海一带劳动人民被迫出国谋生的日益增多，这是形成广东省华侨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由于华侨大多数无能力把家庭全部迁到国外，华侨家庭大多数分为两半，一半在国外，一半在国内。这种特殊情况的存在，就产生了华侨同国内家庭保持密切的经济、通信和人员往来等方面联系的情况。即使华侨已经加入了外国籍，这种家庭亲属之间的联系，仍然不会改变。这就是所谓“海外关系”的由来。
华侨和侨眷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据广东省土地改革调查，全省六百多万侨眷中，地主只占百分之三点五，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贫下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国外华侨和中国血统外籍人中，工人、农民以及小资产阶级等其他劳动人民占百分之九十以上，资产阶级不到百分之十。华侨一向具有爱国的光荣传统，他们同祖国历次革命运动，都有着密切的联系。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中，华侨就有二十八名。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许多华侨不顾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封锁，纷纷献纳捐款支援解放区，有的青年毅然投奔八路军、新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大华侨爱国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或怀着一颗红心，回国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或兴办家乡公益事业，或宣传祖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增进我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孤立和打击蒋帮势力贡献力量。因此，无论从历史或现实的情况来看，这种华侨国内外家庭亲属之间的关系，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很好的。即使是不到百分之十的华侨、外籍人中的资产阶级，也应该肯定大多数是爱国的和对我友好的，是华侨爱国统一战线和国际反霸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加强国内亲属同他们的联系，对于增进华侨对祖国的了解，对于孤立蒋帮、解放台湾的斗争，对于促进我国人民同华侨所在国人民的友谊都是有利的，也是党的政策所鼓励的。
“海外关系黑六条”背叛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学说，以海内海外的地域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公然提出“不管亲属从事什么职业”（就是不讲阶级），只要是“海外关系”就是反动的。这种以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手法，代替唯物辩证的阶级分析方法的做法，颠倒了敌我关系。这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端反动的。列宁曾经指出：“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海外关系黑六条”就是用随意挑出来的个别情况来代替华侨社会的全部总和。林彪、“四人帮”抓住华侨中有极少数反动分子和特务的情况，加以夸大，把“海外关系”同“反革命关系”等同起来，搞“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走一个”的勾当，这不仅是一种“连儿戏也不如”的鬼把戏，而且是彻头彻尾的法西斯专政。
“海外关系黑六条”是对毛主席的干部路线明目张胆的篡改。毛主席一贯指出：“要相信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毛主席对干部队伍的这个科学分析，理所当然地包括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广大侨眷、归侨干部。广东省是个重点侨乡，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为数众多，有的地方达百分之五、六十，甚至百分之七、八十。这些干部同样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建国以来，他们在党和毛主席的亲切关怀、教育下不断成长，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先进人物。有的同志还被选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可是，“海外关系黑六条”以林彪、“四人帮”的帮派组织路线取代党的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全面否定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广大干部。在“海外关系黑六条”的“试点”过程中，竟然把某地干部队伍中百分之五十五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作为清理对象，其中百分之四十准备清洗出队。另一个“试点”公然强迫全县干部填表表态“割断海外关系”，公开提出凡保持“海外关系”的干部要清除出队，党员要开除出党。有的干部由于反对这种做法，竟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林彪、“四人帮”炮制和推行的“海外关系黑六条”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它完全是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和“四人帮”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组成部分，是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服务的。这就是“海外关系黑六条”的极右实质。
“海外关系黑六条”是对党的侨务政策的肆意践踏。我们党一贯重视华侨和侨眷的特点，并根据他们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侨务政策，即对侨眷、归侨实行一视同仁，不能歧视，根据特点，适当照顾的政策。而“海外关系黑六条”却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反动观点出发，采取高压手段，强迫归侨、侨眷干部割断同海外亲属的关系，践踏党的侨务政策，破坏侨务工作。
侨务工作同党的各项工作一样，都是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但是，侨务工作同其他工作又有个很明显的不同点，就是侨务工作的对象包括国外华侨和国内侨眷、归侨两个部分。这两部分对象之间又有着密切的经济、通信和人员往来等内外联系。虽然相当多数的华侨已经加入外国籍，成为中国血统的外籍人，但是这种内外联系的特点并没有改变，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仍然会存在。由此可见，国内侨务工作有个很明显的特殊性，即有内有外，既是国内工作，又有个对外影响的问题。党的侨务政策不仅要服从国内阶级斗争的需要，还必须服从我国外交路线的需要。因此，在同样一个问题上，由于国内外情况不同，党的侨务政策对比国内相应的政策，就必须有个适当照顾国外华侨情况的灵活性。比如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和步骤上，有个比较宽缓的尺度，在经济和物质利益上采取一些适当照顾的措施。这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策略思想的。“四人帮”把事物客观存在的特殊性同搞特殊化混同起来，把在社会主义原则下照顾特点的灵活性措施，一概斥之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搞物质刺激”，“搞特殊化”。这些都是对党的侨务政策的肆意践踏。
“海外关系黑六条”集中了一切所谓“海外关系”是反动的政治关系，有“海外关系”的人是“反动的社会基础”等反动观点，并且把它更加条文化，运用组织的手段大力加以贩卖、推行。多年来，“海外关系黑六条”流毒甚广，影响所及，闹得人心惶惶。有的地方曾任意揪斗侨眷、归侨；有的部门以“清理阶级队伍”为名，把有海外亲属关系的干部、职工开除、下放。侨眷、归侨同国外亲人的正常通信联系被扣上“里通外国”的帽子；国外亲人汇来的赡家侨汇，被说成是“特务经费”。就是在叛徒江青窜去大放厥词的那个华侨农场，一时大抓“叛徒”、“特务”，使不少归侨因“海外关系”问题受到冲击，制造了一些骇人听闻的政治假案。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一时的那些日子里，“海外关系”成了莫须有的罪名，广大侨眷、归侨横遭打击和迫害，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侨乡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破坏了爱国统一战线。
“四人帮”是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和迫害华侨的帮凶。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一些反动派，妄图利用华侨和中国血统外籍人问题，挑拨有关国家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四人帮”同苏修唱的完全是一个调，适应了社会帝国主义反华、反人民、反革命的需要。这也使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四人帮”所谓“海外关系”谬论的极右实质。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覆灭之时，正是广大华侨、侨眷欢欣之日。让“海外关系”反动谬论同它的炮制者林彪、“四人帮”一起见鬼去吧！广大华侨、侨眷将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同全国人民紧密团结战斗，为在本世纪内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一月二十四日《南方日报》，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广东省惠来县大南山华侨农场的归侨职工，积极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是归侨女青年在茶园里采茶。
农场幼儿园的孩子们正在排演春节的文娱节目。
本报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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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冬过尽绽春蕾
——首都美术工作者揭露“四人帮”策划“黑画展览”的阴谋
为迎接社会主义文艺园地万紫千红的春天，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做什么，想什么？最近，记者很想请画家们就此谈谈他们的感受。可是，从何谈起呢？
美术界负责人、著名讽刺画家华君武说，你去访问那些因“黑画展览”而遭受打击的画家吧，他们受害最深，有许多心里话要说。于是，记者走访了许多曾遭受“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首都美术工作者。
北国隆冬，寒气袭人。踏进画家的寓所或工作室，却别是一番景色：那傲霜的红梅，高洁的白菊，那山色空蒙的黄山，水光潋滟（liànyàn 恋艳）的漓江……真是万象纷呈，多彩多姿。这一幅幅令人神往的画面，描绘着粉碎“四人帮”后祖国处处百花竞开的新风貌，奔放着首都画家们对祖国锦绣山河的热爱之情。
谈起粉碎“四人帮”后的变化，画家们个个感慨万千，提起所谓“黑画展览”，画家们更是压不住满腔怒火。他们以自己亲身的经历，揭露了这一事件的真相。
那是一九七一年，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亲自过问出口工艺美术、出口画和宾馆布置等工作，指出宾馆布置要朴素大方，要体现我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民族文化，要陈列中国画。有关部门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在北京、上海等地组织美术工作者创作了一批中国画。这个情况，王、张、江、姚是清楚的，上海几大宾馆布置的各种画作，当时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事先还看过。可是，到了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前夕，这伙阴谋家竟凶相毕露，大兴问罪之师。他们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抛出什么“黑山黑水”、“翻案”、“回潮”等一顶顶大帽子，派人到北京饭店、国际俱乐部等单位搜集七百多幅作品，从中挑选二百余幅在北京办了一个“黑画展”。“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于会泳等人看后胡说什么：“已复辟完了！”“很说明问题，后退了一百年！”他们下令开各种“声讨会”、“座谈会”，同时组织两路人马分头到上海、江苏、山东、山西、陕西、湖北等省市，煽动全国各地都来反击美术领域里的所谓“黑线回潮的复辟逆流”。一时间，上下呼应，南北配合，刮起了一阵阵反党妖风。画家阿老是当时北京饭店宾馆画创作组的负责人，回忆起那阴霾窒人的日子，他气忿地说，“四人帮”一伙专搞阴谋，他们采用欺骗手段，把画统统“借”走，用突然袭击的手法搞了个“黑画展”。接着就是对我们进行批判斗争，要抓“党内的大儒”、揪出“黑后台”。这哪里是艺术创作问题，明明是冲着敬爱的周总理来的，是他们阴谋篡党夺权的组成部分。
在北京画院，老画家颜地靠着病榻，向记者揭露了“四人帮”的罪行。他说，一九七三年我病休在家，组织上动员我去北京饭店画画，我就带着画笔、颜料，抱病加入了这个创作行列。当时大家都以能为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服务而感到高兴。在十个月的时间中，我创作了七十多幅山水画。可是，“四人帮”一伙突然搞了个“黑画展”，竟把我们一下子都打成了“黑画家”、牛鬼蛇神。“黑画展”的“前言”的最后一稿写道，这批画的产生，“是得到某些人的公开鼓励和支持的”。这不正是“四人帮”不打自招吗，他们就是要煽动人们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
在一个老画家的工作室里，记者曾看到木刻家黄永玉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画的一幅闭着一只眼睛的猫头鹰的水墨画，上题“日食老鼠三百个，但愿长做斩妖人”。当记者走访黄永玉时，又看到他的室内摆着各种各样的猫头鹰工艺制品，不禁问起“黑画展”上他那幅《猫头鹰》的事。他笑了，接着叙述了这样一段经过：一九七三年九月的一天，我正在收拾行装，要去南方旅行写生，一位老朋友说，南京一位画家要我随便画些什么作为纪念，我就画了一只猫头鹰。到了重庆，有同志告诉我，北京正把一幅猫头鹰当作“黑画”来批，我当时很不以为然。回到北京才知道他们批的就是我自己。他们把我赠给私人的画骗到手，用纸条将右上角的题款贴住，也作为宾馆画拿到“黑画展”去展出。他们还用同样的手法把有些作者废弃的草图和决定不用的画稿，统统塞进“黑画展”。
那幅画上的猫头鹰为什么要闭起一只眼睛呢？原来猫头鹰习惯于晚间捕食、活动，白天休息时，为了保持警惕，它就常常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就因为画了这样一只猫头鹰，作者就被扣上了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帽子。谈到这里，黄永玉轻蔑地一叹：谁知总共只用了三分钟时间的这幅即兴之作，竟使“四人帮”一伙大动干戈！他指着屋里各种各样的猫头鹰说，这些都是我的好友以及素昧生平的同志在我挨整最厉害的时候送来的，甚至有人写信来问我要不要逮一只活的猫头鹰送来。这是广大群众对“四人帮”一伙大搞文化专制主义的一种蔑视和忿慨。“四人帮”不仅怕猫头鹰，怕骆驼，怕金鱼、水牛，连植物也怕。对他们强加给我的诬陷不实之词，我当面说过，今天我不承认，明天我不承认，永远我也不会承认。“四人帮”在历史上遗留下一大堆笑话，如果由他们来主宰中国文化的命运，那真是太可笑了。
在“黑画展”中被点名批判的，有擅长画山水花鸟画的老画家，也有中年青年美术工作者。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中年教员黄润华和青年教员张凭都是批“黑画展”时的受害者。黄润华向记者介绍了一幅所谓“黑画”的真相。他说：我根据十多年前自己在白帝城附近的写生稿，创作了一幅山水画，画面上没有出现游人，用的是一种含蓄的手法，画了一棵大树下面放着三把藤椅。“四人帮”一伙硬说我是隐喻“大树底下好乘凉”，为林彪招魂，又是出内部简报，又是点名批判。据记者了解，张凭画的一幅《出铁》，也是根据他自己十多年前的写生稿画成的。这幅画被打成“黑画”在报上公开批判后，他不知错在哪里，多方向人请教，才知道把接铁水的圆斗子错画成方的了。本来这是不难改正的，但“四人帮”一伙摆出一付恶霸的架势，硬说作者故意把“出渣”画成“出铁”，恶毒攻击社会主义。
“四人帮”一伙对有相当造诣的老画家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专工人物、动物画的黄胄，以“任重道远”为题画了一幅骆驼，因此招来了“恶毒攻击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的罪名。在花鸟写意画中独树一帜的李苦禅，当时为国际俱乐部画了一幅荷花，恰好是八朵，就被硬扣上“攻击八个样板戏”的罪名。老画家忿懑地说，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抗战时期就以木刻作为斗争武器的老画家彦涵，画了一棵南方的参天大榕树，竟被说成是影射复辟势力“盘根错节”。多年从事花卉写意画的老画师许麟庐，经过劳动锻炼，才知道大白菜要用绳捆住才能长心，他就画了一棵捆着的大白菜，另有三个柿子。于是就被扣上了以此发泄“三世清白，一身受困”不满情绪的大帽子。在那“四害”猖獗的日子里，有笔不敢画，有刀不能刻，对于画家们来说，内心之痛苦莫过于此了。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富于独创的山水画家李可染，把自己新写的这几个雄浑苍劲的大字挂在墙上，表达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画家的心情。李可染对记者说，“四人帮”对中国传统的文化艺术一窍不通。水墨国画，运用墨的浓淡、干湿和枯润等等技法，达到“浓淡相交而层层相映”的艺术效果，这是西洋画所不能替代的。为了使水墨画能为社会主义现实斗争服务，闯出一条新路，我曾不顾高血压病的折磨，行程万里，去祖国各地名川大山写生，仔细观察山川在不同季节，不同时间的各种变化，苦苦探索如何用水墨来表现山川的“光感”和“空间感”。当然，艺术上的探索，可能成功，也难免失败，需要有很大的魄力，因此我刻了一枚图章，名曰：“可贵者胆”，而“四人帮”就诬之为“你有胆反党”！“四人帮”独霸艺坛，制造“黑画展”，迫使我们许多画家不敢用墨，画什么都必须用大红大绿填色勾边，几乎使水墨画濒于绝境。这些家伙反对传统，反对基本功，反对艺术上的科学研究，反对艺术流派和个人风格。如果他们上了台，中国优秀的民族文化就要被毁灭了。我们衷心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人民，也挽救了文化艺术。
“黑画展”的黑幕终于被戳穿了，这很有助于分清美术界的路线是非，必将推动美术创作、特别是国画创作走向新的繁荣。画家们说，我们此时此地的喜悦心情和必胜信念可以借用陈毅同志的诗句来表达，那就是：“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
新华社记者 朱继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