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从塑造典型看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
陆贵山
长期以来，“四人帮”通过塑造他们的代表人物，极力为自己一伙树碑立传，疯狂推行他们炮制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彻底清算他们通过“塑造典型”恶毒攻击党的领导，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反动行径，对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进一步认清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很有必要。
恩格斯指出：“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典型人物依赖于典型环境而存在。塑造当代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再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典型环境。
再现这样的典型环境，首先应当表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大好形势，揭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阴谋文艺的授意者和炮制者们为了图解“四人帮”鼓吹的“黑线专政”论，别有用心地搜集和夸大生活中的个别事实和消极现象，把我国的各条战线涂抹得漆黑一团：工交战线象《搏斗》所丑化的那样，“工厂停工”，“火车停开”，“货场上只堆着一些灰土和红薯干”；农业战线象《红松堡》所诽谤的那样，农田基本建设搞“包工到户”，害得“家家户户”不得安宁；医疗卫生战线象《春苗》和《占领颂》所攻击的那样：《春苗》恶毒污蔑新中国的公社卫生院还不如地主阶级的“仁德堂”，《占领颂》写一个从旧社会挣扎过来的肝包虫病患者，在新中国的医科大学里竟被用来当作活“教具”，攻击新社会还不如旧中国。这些毒液四溅的艺术描写，穷凶极恶地否定社会主义的光明，抹杀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作用，歪曲社会生活的本质和主流，十分明显，这是为“四人帮”的“改朝换代”狂呼乱喊。“四人帮”作为地、富、反、坏的政治代表，总是用仇恨的眼光看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其结果只能是瞎子眼里无光明。
再现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典型环境，就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正确揭示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矛盾。“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颠倒敌我关系，蓄意用他们“设置”的所谓“走资派”和“造反派”的矛盾来歪曲和取代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反动影片《反击》狂热鼓吹所谓“阶级关系新变化”的反革命谬论：当年斗“还乡团”的老干部韩凌，变成了今天的“还乡团”；当年解救韩凌的人，正在遭受韩凌的迫害。这些阴谋文艺的毒草作品，颠倒黑白，倒打一耙，把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造成的阴暗面一古脑栽赃到革命老干部身上，大肆诬陷老一代革命家是造成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攻击由于杜文杰们掌权，新中国的公社卫生院专为“老爷们”研究“养身疗法”，而不顾贫下中农的亲骨肉小妹的死活；由于韩凌们掌权，新中国简直是天昏地暗，好象只有他们的代表人物才是“黑暗王国里的一线光明”，才是使中国大陆得免于沉沦的“救世主”。阴谋文艺的代表性作品之所以肆意颠倒光明和黑暗，颠倒敌我，颠倒社会主义革命的动力和对象，从根本上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典型环境，目的是为了表现一个见不得人的反革命主题：打倒革命的老干部，抬出反党的“帮英雄”。
江青一伙口口声声说要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真是这样吗？否！他们塑造的决不是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而是按照“帮”原则、“帮”理论炮制出来的体现“帮”意志的“帮”英雄。为了骗人，“四人帮”给“帮英雄”披上了层层伪装，“可是，无论乌鸦怎样用孔雀的羽毛来装饰自己，乌鸦毕竟是乌鸦。”
一、“帮英雄”是按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英雄史观炮制出来的所谓“天才人物”。江青一伙曾鼓吹，他们塑造的“帮英雄”是“高大完美”的。对“高大完美”，必须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高大完美”是相对的。无产阶级当然要塑造自己阶级的理想人物，但是，英雄离不开党的哺育、群众的教育和革命实践的锻炼，由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条件所规定，受个人的经历和实践范围所制约。“四人帮”一伙所炮制出来的“高大完美”的形象，却不是从现实生活中概括出来的有生命、有个性的活物，而是从一系列的“帮原则”和“帮理论”中孵化出来的怪胎。《金钟长鸣》里的那个“二十刚出头”的巧姑，“巧”到凭她的一只“慧眼”就能洞察秋毫。《千秋业》里表现的部队的施工计划、防御作战演习方案、反坦克地雷的发明创造都是“灵童”杨玉清的“天才脑瓜”想出来的。《初春的早晨》里的郭子坤，更是一个开愚启顽、振聋发聩（kuì溃），登高一呼、应诺雷动的非凡人物。鲁迅曾讥刺这种“天才”角色是“离开泥土的花”，象“一碟子绿豆芽”。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分析的。然而“四人帮”的这种“高大完美”的人物却不能一分为二，他们脱尽新旧、好坏、是非的矛盾，思想深处没有斗争，这是林彪的“灵魂纯正”论的变种。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发展变化的。然而，“四人帮”的这种“高大完美”的人物却是“不能再发展”的尊神和“雕像”，正象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一样，是一成不变的。他们的思想和性格不因环境的改变和情节的推进而发展。即使写儿童小英雄，也不准写成长。
“四人帮”一伙不遗余力地美化和神化他们的“帮英雄”，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小说《聊斋》曾描写过一个吃人的狞鬼，为了掩盖他的面目往往披上一张“二八姝丽”的画皮。“四人帮”也是如此。他们在“帮英雄”的鬼脸上涂上厚厚的雪花膏，是为了包住他们寡廉鲜耻的丑恶灵魂，掩盖江青一伙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罪恶原形。“四人帮”一伙为自己罩上“高大完美”这一金灿灿的光圈，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欺骗党欺骗群众，充当党和群众的霸主和恩主，高踞于党和群众之上。毒草电影《占领颂》为了给“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树碑立传，竟然通过草原上一个老贫牧之口，肉麻地吹捧：“你对咱贫下中牧的情义，比敖包山重，比西拉木仑河长啊！”请看，“四人帮”的那个死党俨然成了赐福于草原的“救世主”。
二、“帮英雄”是对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妄图阴谋篡党夺权的资产阶级野心家。江青一伙为了利用文艺手段推行他们的“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居心叵测地捏造了一个陪衬＝服从＝被专政的反动公式。他们胡说什么“陪衬即是服从”，“服从”即是“谁被谁专政”。“四人帮”一伙正是按照其反革命的政治纲领和反动的文艺公式，来处理文艺舞台上人物之间的阶级关系的。他们颠倒敌我关系，把革命人民打成专政的对象，置于被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而让“帮英雄”来主宰一切。这分明是为实行反革命专政制造舆论。
“帮英雄”们首先要专革命群众的政。就如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把革命群众写成历史的渣滓，或丑化为打人行凶的“暴徒”，或污蔑为“抢钞票”的“强盗”，而由“帮英雄”们对群众实行残酷的镇压。
“帮英雄”们更要专老一代革命家的政。“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肆意扰乱阶级阵线，倒转斗争矛头，演出了一出出真走资派抓假走资派的丑剧和闹剧。反动影片《反击》通过攻击他们捏造的并被极度丑化了的韩凌，诬蔑革命老同志不懂马列，凶恶愚顽；生活腐化，穷奢极欲；作风霸道，骄横残暴；践踏公法，私自刑讯……《冲锋向前》中的“帮英雄”恶狠狠地向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冲锋”，发出了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掀它个底朝天”的反革命叫嚣，妄图由他们来挽狂澜，定乾坤，“露峥嵘”。可见，“四人帮”鼓吹的“典型化”，完全是对革命势力的丑化，是对王张江姚一伙的美化，归根到底，是“四人帮”反革命意志的表现。
三、“帮英雄”是狂热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极右路线的极右派。“帮英雄”是受“帮”意志支配的，“帮”意志是由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的利益和需要决定的。列宁说得好：“凡是资产阶级的部长不能出面替政府讲话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苏维埃中，‘社会主义的’部长斯柯别列夫、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等便出现了（确切些说，是资产阶级派去的），他们忠实地执行资产阶级的任务”。用伟大列宁的话来比喻“四人帮”和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关系，是多么恰切啊！
“四人帮”这伙隐藏在革命阵营内部的“蛀虫”，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妄图从外部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相策应，或通过炮制他们的“帮英雄”背叛党的基本路线，颠倒敌我关系，要么大抓“戴红五星、红领章的军内走资派”，妄图毁我长城；要么大揪“勤勤恳恳，清清白白的走资派”，妄图打倒老一代革命家；或让铁根、江涛一类“帮英雄”，打着“反潮流”的旗号，搞乱无产阶级天下，为复辟资本主义提供合适的气候……“四人帮”一伙还与国内外阶级敌人破坏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罪恶活动相配合，让他们的“帮英雄”打着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的幌子，反对抓生产，反对“四个现代化”，妄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打着批判“技术第一”、“知识私有”的招牌，鼓吹“技术无用”、“知识有害”，以推行愚民政策，妄图使中国的文化技术永步世界先进国家的后尘；或者打着批判“洋奴哲学”、“爬行主义”的旗号，掩盖“四人帮”的卖国主义的洋奴相，推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爬行术，如此等等。
可见，“四人帮”一伙通过炮制灌注“帮”灵魂的“帮英雄”替国内外阶级敌人说话，干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想干干不成、想办办不到的坏事，起到了“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的极其险恶的反动作用。“帮英雄”正是“四人帮”用来适应国内外阶级敌人的反革命需要，从革命阵营内部进行破坏和捣乱的一种工具，是“轰击”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排炮”和“炸弹”。
通过对“帮英雄”的剖析，我们对“四人帮”鼓吹的“根本任务论”的反动本质看得更清楚了。江青一伙尽管把“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是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根本任务”喊得震天价响，但是，他们所搞的“文艺创作”并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他们打着“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的旗号炮制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打着颠倒被颠倒的历史的幌子继续维护历史的颠倒，打着无产阶级“占领”文艺舞台的招牌搞资产阶级的“反占领”。“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根本任务”，也决不是塑造“帮英雄”，而是以“帮英雄”为一种手段，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根本任务”——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我们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根本任务论”，澄清“四人帮”在塑造典型问题上制造的混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化原则，努力塑造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以鼓舞和激励广大革命群众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而努力作战。
第3版()
专栏：
谈《陆游集》及其它
骆玉明 王国安
中华书局新版《陆游集》的出版，受到了广泛的注意和欢迎。人们欣喜地看到，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我国古代文学遗产的整理出版工作，正在循着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的指示，进一步繁荣兴旺起来。
陆游，是我国古代著名诗人之一。他一生处在我国国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尖锐交集，宋金对峙，南北分裂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为了反对女真奴隶主贵族的武力南侵，反对他们对汉族和其它各族人民的残酷剥削和野蛮掠夺，反对南宋统治者屈辱媚敌的投降政策，我国各族人民坚持了长期的斗争。在这场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陆游以诗歌为武器，反对投降，讴歌抗战，其思想内容和艺术水平都获得了杰出成就。他的战斗诗篇，至今还拥有广大的读者。
如何正确评价古代作家作品，毛主席曾提出两个明确的原则：一是要把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同统治阶级的封建文化区别开来；二是要视其对人民的态度如何及其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而分别采取不同的态度。“四人帮”出于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恶目的，公然践踏毛主席指示，以他们伪造的所谓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为标准，对中国古代作家和作品进行肆意的歪曲。他们借古讽今，推类比附，大搞“古为‘帮’用”，把一部中国文学史弄得是非颠倒，黑白混淆，不成样子。现在，比较有系统地出版一些象陆游这样的古代优秀作家的专集，不仅给我们提供了阅读、研究的资料，而且对于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也是有意义的。
我国古代文学，有一个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特别是一些优秀的作家，他们的作品，从各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幅古代社会的生动、形象的图画。如陆游的许多诗歌，或歌颂坚决抗战的将士，或痛斥屈膝媚敌的内奸，或抒写广大人民对祖国统一的渴望，或揭露封建统治者腐朽卑劣的嘴脸，热情磅礴，感奋人心，使读者如临其境，直接感受到那一时代的激荡风云。
在我国丰富的文学遗产中，还有许多作品表现了符合时代潮流的进步思想，表现了我们民族许多可贵的光荣传统。这些，都是值得我们通过批判加以继承和发扬的。毛主席曾经用愚公移山的故事，勉励广大革命者为建设一个新中国而努力奋斗。解放后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又特地把陆游的《诉衷情》词和曹操的《龟虽寿》诗印发给与会的干部，激励他们保持晚节，革命到底。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一部《陆游集》，洋溢着反抗民族压迫，渴求祖国统一的爱国激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虽然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在思想实质和阶级内容方面都有根本的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肯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古代文学作品给予我们的艺术借鉴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在我国古代各种文学样式中，诗歌是其中最为发展的一种，获得了光辉的艺术成就。陆游的诗歌，广泛吸取了前人的优良传统，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个人风格，语言雄快豪放，抒情深沉细致。他的有些作品还往往能够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手法较好地结合起来。毛主席一再教导我们，对我国的文学遗产要批判地继承，以创作出具有中国特点和中国气派的作品。为着创造社会主义的新诗歌、新文艺，向古诗学习，不但是可行的，而且是必须的。
当然，向古诗学习，要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古代作家，即使是陆游这样优秀的进步作家，他们的作品中，也存在着不少封建性的糟粕，这是时代，尤其是作家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陆游集》里，就有很多吟风弄月，优游闲适，表现封建士大夫思想情趣的东西。这就需要我们花一番功夫认真鉴别一下，哪些是反映了时代的本质方面和广大人民的愿望、感情，在历史上具有进步意义的东西，哪些则是剥削阶级思想、情感、趣味的表现，以便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还应当指出，即使是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作品，我们也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态度去对待。我们都读过毛主席的《卜算子·咏梅》。毛主席在序中说：“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为什么反其意而用之呢？陆游坚持抗战立场，遭到投降派的打击排挤。他作此词，一方面抒发心中的激愤，表明自己决不改变主张，一方面也流露了强烈的消极颓唐、孤芳自赏的情调。这种情调，同我们无产阶级的感情是格格不入的。毛主席反其意地抒写了无产阶级的伟大胸怀和革命乐观精神，为我们树立了批判继承的光辉榜样。
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过去遭到了刘少奇、尤其是“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流毒甚广，今后的工作是大量的，有关出版部门更是责任重大。《陆游集》的出版，是一个可喜的成绩。我们觉得，首先值得肯定的，是它把《剑南书稿》和《渭南文集》合成一帙（zhì智），并收入了孔凡礼的《陆游佚稿辑存》，力求使读者能够看到陆游作品的全貌；对毛晋辑录的《放翁佚稿》和毛扆（yǐ以）续添的逸诗的可靠性，虽持怀疑态度，但仍收入，态度是严谨的。在出版说明中，对陆游的生平及时代，陆游诗歌的思想内容及其局限，都作了扼要的介绍。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书中不仅把异体字，通假字尽量改成通行字体，而且使用了简化字，给予印刷及广大工农兵读者的方便不少。当然，也要注意到个别字简化后会影响到内容表达的准确性，须审慎检阅，区别对待。而且，考虑到某些专业工作者深入考订研究的需要，也可以出一些不同版本，如古代善本书的影印。
使我们感到不足的是，象陆游这样重要作家的专集，少了一篇全面分析介绍的文章，这对帮助读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阅读、分析这部书，不能说不是一个缺憾。此外，《陆游集》在文集中使用了新式标点，诗歌却仅作断句，这就使全书体例无法统一。《出版说明》中这样认为：因为诗歌多是五、七言体，所以仅作断句。给人们的感觉，似乎标点只起了间隔文句的作用，这种看法恐怕不全面。其实，新式标点（尤其是专名标号）对理解诗的内容还是有帮助的。我们认为，除某些卷帙过于浩繁，而对象又不是一般读者的古籍外，都应尽可能使用新式标点。长远的看，我们还希望对陆游这一类古代重要作家的专集，能组织力量进行必要的注释。其它一些重要的专集，除出版有价值的旧注本外，也应搞好适应文化发展、时代要求的新注本。并配合这一类专集的出版，同时组织编写、出版一些研究性著作，使对文学遗产的批判、分析、研究、继承等几方面的工作较好地结合起来。这是有待于大家共同努力的。
鲁迅在黑暗的旧中国发出了这样的预言：“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打倒了“四人帮”，鲁迅的这个光明的预言，在广大工农兵群众和专业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必定会迅速地得到实现！
第3版()
专栏：文艺随笔
不会“类乎”牛羊
解放军某部 张雨生
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鲁迅有句名言，他说：“恰如吃用牛羊，弃去蹄毛，留其精粹，以滋养及发达新的生体，决不因此就会‘类乎’牛羊的。”这是真理，是明白无误的真理！头脑稍微正常的人们，决不会害怕“类乎”牛羊，而拒绝厨师把香喷喷的牛羊肉端到自己面前。
禁止人们吃用“牛羊”已经多年了，这是“四人帮”的罪恶。这帮心怀叵测的家伙大搞“空白”论，对过去的文艺作品一概否定，一律查封，不准人们接触，不准作者借鉴。他们大搞民族虚无主义，数典忘祖，又象清末一些昏庸的官僚，盲目排外。我们的遗产，被他们全部锁在书库里；外国人的遗产，被他们全部拒之门外。他们不断地恐吓天真的青年人说，看了过去的作品，接触了文化遗产，就要“中毒”，就要被封资修“俘虏”，似乎谁吃了牛羊，就一定会“类乎”牛羊。
读读鲁迅这段话，可以壮壮我们的胆气。面对“牛羊”，不要不敢伸手。被“四人帮”贴上封条的书库，不妨闯进去选看它几本。“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读些古今中外的名著，不是纯粹为了欣赏，而是为了批判地借鉴其中有益的东西；不是用来代替我们的创作，而是用来发展我们的创作。世界上没有突如其来的成就，读一点文学史，看看文学发展的概貌，就会看出每一部有影响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前人的影响。一个作者从不阅读别人的作品，从不借鉴别人的经验，无论他怎样有才华，也写不出好的作品来。不从事文学创作的同志，读一点古今中外的名著，对于了解历史，了解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也是有益的。马克思创立的革命学说，还有三个来源，我们进行文学创作，不学习，不批判地借鉴前人的经验，那怎么行呢？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既需要继承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也需要继承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其中包括继承优秀的文化遗产。
“四人帮”把中外文艺史上的名著都说成是封资修的东西，这完全是胡说八道。他们的这个谬论，流毒甚广，致使一些同志不敢读它，甚至还干涉别人读它。是不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作品，就一定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呢？当然不是。列宁早就指出过，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就是在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艺中，当这两个阶级处在上升时期的时候，不是同他们阶级一样，出现过许多生气勃勃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作品吗？这些作品，是可供今天人们吃用的“牛羊”，只有剥削阶级那些没落颓废诲淫诲盗的文艺，才是应该提醒人民群众别食的鸦片。“四人帮”对革命人民大搞封锁，不准别人吃用“牛羊”，自己却大吸鸦片。牛鬼蛇神旧戏，西方黄色影片，低级庸俗的乐曲，成了他们须臾不离的食粮。“四人帮”的所作所为，与我们借鉴和继承古人和外国人的文化遗产，完全是两码事。鲁迅所说的是吃用牛羊，不会“类乎”牛羊；而不是说大吸鸦片，也不会使精神麻醉。我们要区别什么是牛羊，什么是鸦片。牛羊除去蹄毛，必有精粹，对于滋养人们的身体有好处。鸦片是毒品，除了少量的当作药用的以外，应该列入禁食和扫荡之列。
纵眼望去，中外文艺史上肥壮的“牛羊”很不少，饥不择食，连蹄毛一并吞下去，是疯子；害怕“类乎”牛羊，不敢吃用，是傻瓜。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象鲁迅所说的：“弃去蹄毛，留其精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