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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石化部在华北石油会战前线推广钻井新工艺
举办教导队 领导带头学技术
全国各油田派人参加学习。这对提高钻井速度，加快石油工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 最近，石化部为了实现钻井速度翻番的奋斗目标，大大加快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在华北油田石油会战前线，连续举办了两期高压喷射快速钻井新工艺、新技术教导队。主要训练对象是领导干部（包括党委书记、钻井指挥、政治部主任）、技术骨干（工程师、技术员）和井队干部等。除华北油田外，全国其他一些油田也派人参加学习。教导队也是种子队，学员结业后，要在原单位党委的领导下，层层举办教导队、训练班，大力推广和迅速普及这种钻井新工艺、新技术。
高压喷射钻井，是钻井工艺的重大技术革新。这种钻井新工艺、新技术，国外六十年代就蓬勃发展，七十年代又进一步提高。生产实践证明，喷射式钻井与非喷射式钻井方法比较，其机械钻速可提高一倍至几倍。早在六十年代，我国就取得了高压喷射钻井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的丰硕成果。以后由于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一科研和攻关成果没有得到推广。钻井是石油工业的火车头。石油勘探靠钻井，只有多打井，才能多找油；石油开发也靠钻井，只有多打井，才能多出油。随着石油工业的高速度发展，钻井速度跟不上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打倒“四人帮”以后，石化部党组把推广高压喷射钻井新工艺、新技术，作为大打钻井速度翻番仗，实现石油工业高速度发展的战略性技术措施来抓。抓钻井速度翻番，要继续狠抓揭批“四人帮”这个纲，继续搞好“三大讲”、路线对比，联系实际肃流毒，整顿队伍，整顿作风。同时，要抓住带方向性、关键性的高压喷射钻井新工艺、新技术的普及、推广，向新技术要速度。石化部党组要求各油田党委书记挂帅，做到领导带头学习，亲自试点，取得经验，然后全面推广。石化部特别推荐了华北油田推广高压喷射钻井新工艺、新技术的经验。
石化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核心组组长焦力人同志和油田核心组其他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抓试点工作。他们首先抓好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骨干的学习。组织有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同志，在会战的最前线举办高压喷射钻井教导队，两期培训学员一百五十三人。他们打算在三月份以前，把所有钻井指挥部主要领导干部、技术骨干和井队长普遍轮训一遍，全国其他油田也要分期分批派人参加训练。
教导队贯彻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一方面联系实际讲授理论知识；一方面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践，搞设计答辩，参加打一口井的全过程。从第二期毕业考试看，成绩优秀，平均分数达到八十九点二分，不少同志都得了满分，有的还有独到的见解。
华北油田勘探二部党委书记毛华鹤同志，既是二期教导队的政委，也是学员。他很有体会地说：“作为党委书记，要把学习和推广新技术，当做一种政治责任。”为什么呢？毛华鹤指出：党和国家把一个企业交给你领导，你对企业的生产不熟不懂，对促进钻井速度翻番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不闻不问，一年二年，三年五年，生产上不去，面貌改不了，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当这样的党委书记还有什么意思？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不行的。对现代科学技术，我们的领导干部，要提出再学习的任务。不懂就要学习，要努力学习政治，学习新技术，变外行为内行，取得领导生产和推广新技术的主动权。这样，才能带动整个职工队伍的学习，提高工人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
三二二八队队长张沛淦同志，人称“张大干”。由于没有很好地学习、掌握新技术，一味愣干，他这个队，打了两口高压喷射钻井，都出了设备事故。这次通过第二期教导队学习，思想开了窍。他说：“打高压喷射钻井，不但要革命加拚命，还要拚命加科学，学习、掌握新技术。”
学员们通过在会战前线学习，对实现部党组提出的钻井翻番这个目标，增强了信心。据七口高压喷射钻井的统计，打同样深度的井，平均单井速度提高了二点七倍。勘探二部三二六六八队，是去年三月八日才成立的一支年轻的女子钻井队。在老师傅的帮助下，她们积极学习、推广高压喷射钻井新工艺、新技术，接连创造了优异成绩。最近在打一口深井时，打出了华北石油会战以来的最好成绩。这使许多钻井队对采用这项新技术，实现钻井速度翻番的积极性更高，信心更足了。许多同志提出：“女同志能够做到的，男同志也一定能够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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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左派”的旗，走极右的路
——从礼县看“四人帮”是如何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的
甘肃省礼县，是“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炮制的一个闻名全国的假大寨县。
礼县地处长江流域的陇南山区，西汉水从它中间流过。燕子河两岸，青山迭翠，树木葱茏。川坝地区水库碧波荡漾，渠道纵横交错。解放后，特别是农业合作化以后，这里的农业生产不断发展，群众生活安定。一九七二年全县粮食总产量比解放初的一九四九年增长了一倍多。但是，这样一个好地方，从一九七三年“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的黑手伸进来以后，却遭到一场大灾难，学大寨运动受到了破坏，集体经济穷了，社员家底空了。一九七五年，当他们宣布这个县建成“大寨县”的时候，全县粮食平均亩产只有二百八十七斤，当年还吃了国家四百八十万斤返销粮。群众气愤地说：“辛辛苦苦干一年，吃粮还要国家管，这算什么大寨县！”
剖析一下这个假大寨县，不仅可以看到“四人帮”的破坏给礼县人民造成多么深重的灾难，而且可以认识“四人帮”是如何打着“左派”的旗号进行反革命活动的。
打着“批修”、“批资”的幌子，批干部，整农民
无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党在农村一贯的干部路线和阶级路线，都是坚定相信和依靠农村干部的大多数，相信和依靠广大贫下中农。“四人帮”为了在农村实现他们的“帮专政”，首先在这个根本问题上颠倒黑白，制造混乱。
在礼县，“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按照“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就对县委和全县干部队伍作了一个颠倒黑白的估计。他们说：“民主派的特征是老、旧、右，这种人县上有，公社有，大队也有，要搬掉。”“县委领导班子中存在着一个思想（小农经济思想）、一个主义（经验主义）、两股势力（资本主义恶势力和右倾保守思想的旧势力）”，要用大批修正主义的办法来解决。接着，便在全县开始“拔钉子”，“搬石头”。原县委书记和两位副书记，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干部，都被扣上“民主派”或“老右倾”的罪名，调离领导岗位。一些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公社党委书记也被撤换了，有的还被拿到大小会议上批判。
对待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中作出贡献的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他们是打着大批资本主义的旗号来整的。他们强调要抓“头上没有辫子的贫下中农中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抓“小生产者”和“意志薄弱者”。
一九七六年八月，礼县县委内那个“四人帮”的追随者派他的一个亲信到罗坝公社梁坪大队“拔钉子”。他在这里蹲点近一年，用“民主派”、“生产党”的罪名先后撤换了大队、生产队干部二十五名。一个生产队长请假上山砍柴，就被当成“小生产”的典型批判，并鸣枪三响，对参加会议的群众实行威吓。大家气愤地说：“这哪里是共产党的干部，明明是一帮土匪！”
在崖城公社何家庄大队，“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杀气腾腾地提出了所谓“用无产阶级专政办法办农业”的口号，赤裸裸地对贫下中农实行“专政”。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一方面打着“批修”的幌子批干部，打着“批资”的幌子整农民；另一方面，又把一大批所谓“一拳能把石头砸个窝窝，一脚能把铡刀踢个豁豁”的“造反派”、“反潮流战士”，提拔起来篡夺领导权。他们把这些人捧上了天，把党的优秀干部、贫下中农踩在脚下，好端端的一个礼县被搞得天昏地暗。于是，他们的目的达到了，便无耻地吹嘘：“社会主义农业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春天来到了礼县。”“四人帮”这条颠倒敌我的阶级路线，彻底撕破了他们的“左派”假面具，暴露了他们一伙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凶恶敌人，是一伙货真价实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鼓吹“换土壤”、“割尾巴”，搞乱了
党的农村经济政策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党在农村现行的经济政策，是发展农业生产、巩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保证。“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打着
“革命”的旗号，歪曲党的基本路线，大肆破坏党在农村的现行政策。他们一会儿说按劳分配是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要改；一会儿又说社员的自留地是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在礼县这样一个生产逐年下降，社员工分值平均不到两角钱的条件下，他们竟然提出要研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了。
他们颠倒黑白，把平均主义当成是共产主义来提倡，独出心裁地提出了一个“现金按人口、劳动比例分配”的办法，吹嘘它可以“缩小贫富差别”，“避免两极分化”，强行在全县四百多个核算单位中进行推广。这种“吃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法使一些一年不投一个工，热衷于搞资本主义的人，照样可以分得口粮和现金，而许多终年辛勤劳动的贫下中农多劳却不能多分，严重挫伤了干部群众的积极性。祁山公社何台大队，搞了这套平均主义的分配办法后，倒真是贫富差别不大了，可是到“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垮台的时候，全大队每人平均欠外队粮食四百零九斤，欠国家贷款六十五元，大家清一色地“吃粮靠国家，穿衣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群众气愤地说，这就是“四人帮”的“叫化子共产主义”！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还继承林彪、陈伯达的衣钵，“割资本主义尾巴”，破坏集体林、牧、副各业，禁绝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
一九七六年农历八九月间，罗坝公社王河大队的枣子正由青转红，嫩绿的核桃、花茭挂满枝头，柿子、苹果、梨树的枝条也被累累的果实压得低垂了。“四人帮”在礼县的追随者派他的一个亲信来到这里，把大队、生产队干部叫到一起，气势汹汹地说：“先进的大队房前屋后的树都砍了，你们王河留着这些资本主义尾巴，人心向不了农，劳力归不了田。你们不砍，我带着砍，要全部推光头，彻底解放！”他不顾队干部的劝阻，第二天带着二十多人的砍树队上了山，八天八夜，全队一万四千多棵果木树和用材树，不分集体的和个人的，也不管长了十几年的老树还是刚刚结果的小树，一扫而光，未成熟的果子撒落在山坡沟洼里。砍完树的当天晚上，王河大队许多人家没有再冒炊烟，有的关起门来睡了几天觉不出工。
“四人帮”的追随者一刀一斧，砍的都是贫下中农多年辛勤劳动的血汗。他们这个所谓割资本主义尾巴的“经验”一出笼，广大干部、群众都纷纷起来抵制。“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竟猖狂地说，政策先进单位可以先改嘛。于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歪风便在全县刮了起来，到“四人帮”垮台前，全县四分之一的大队收交了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党的政策允许的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有不少也被迫转入了“地下”。
礼县农村经济政策的大破坏，带来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大倒退。一九七六年，全县相当一部分社队社员超支，分配不能兑现，一些社队的集体经济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四人帮”破坏集体经济，把礼县搞得人穷队穷的累累罪行也从另一方面揭露了他们假左派的面目，使礼县的干部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四人帮”是一伙祸国殃民的反革命匪帮。
借口“反右倾、破常规”，搞浮夸，瞎指挥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仇恨我们党，仇恨我们党的光荣传统和作风，他们大搞唯心论、形而上学，却以马克思主义权威的面目出现，喊着“左”的口号吓人。他们把“反右倾，破常规”的口号变成一根打人的棍子，打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干部群众，破坏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一九七三年冬，“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到礼县转了几天，召开了所谓全省农田基本建设礼县现场会。第二年，为了显示这个现场会在礼县取得了“辉煌成果”，他硬要把全县粮食总产报成两亿八千万斤，一下子就虚报了五千八百万斤。“四人帮”在礼县的追随者拿着登载这个假数字的报纸到下面“落实”产量，把五千八百万斤粮食的空额硬性摊派到各公社。谁不接受，就反谁的“右倾”。
“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严密控制以后的礼县，大搞形式主义，表面上赫赫扬扬，报刊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章都在吹：礼县“社社队队在大干，社社队队在大变”。但是，当人们来这里参观时，却只能走一条固定的“参观路线”，群众生活困难的地方，他们划为“非开放区”谢绝参观。对于参观者必然要到的一些“先进单位”，他们就从其他社队平调许多劳力来大搞所谓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制造“红旗招展，战场显眼”的种种假象。一九七六年八月，礼县的几十万亩小麦已经黄熟，干部、群众正在“龙口夺粮”。为了应付“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决定在这里召开的第二次现场会，他们又把大批正在收麦的劳力集中到公路两旁搞条田。群众愤怒地说：“礼县农业学大寨没有上路，农田基本建设倒真是上‘路’了！”
生产斗争有它的客观规律，它是不依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指导生产，就要研究这个规律，符合这个规律，运用这个规律，而不能违反这个规律，更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什么新规律。“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及其追随者，既反动，又无知。他们连起码的农业生产知识都不懂却硬来指挥生产。农田基本建设的黄金季节在冬春，他们却硬要把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安排在三秋大忙季节。一九七四年，全县百分之二十八的秋田还没有收，百分之八十八的秋播地还没有下种，他们就把绝大部分劳力拉到了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使山区相当一部分粮食、土豆、药材烂在了地里。礼县有山有川，山川的自然条件差异很大，作物的布局、品种的调配以及田间管理等，都应该因地制宜地加以区别。但是，这些常识性的东西也被他们作为“保守”、“常规”加以批判。一九七六年，他们把适合川区种植的一个高产小麦品种在山区硬性推广，而适应高寒山区的洋麦、夏杂粮被一刀砍掉，造成了小麦越冬过程中大量死苗。他们这种主观主义的瞎指挥搞乱了劳动组织，搞乱了作物的茬口，破坏了森林和牧场。七八十岁的老社员愤怒地说：“我们种了一辈子地，这几年越来越不会种了。谁知道这些家伙安的是什么心！”
当礼县正处在人妖颠倒、是非混淆、生产下降、群众生活困难的时候，“四人帮”在甘肃的那个代理人突然说“礼县学大寨上路了”，大寨经验“学到手了”。宣布礼县建成了“大寨县”。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但是，礼县人民不管这一套，自从“四人帮”的黑手伸进礼县以后，一直没有停止过抵制和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礼县广大干部和群众奋起揭批“四人帮”，决心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认真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按照华主席提出的六项标准，把礼县建设成一个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山区，建设成一个名符其实的大寨县！
新华社记者 孟宪俊 郭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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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拨乱反正 假左非批不可
本报评论员
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正在深入开展，各条战线都在联系自己的实际，清算“四人帮”的危害。“四人帮”给农村带来怎样的灾难？很多人看得不清楚。剖析一下甘肃礼县的问题，可以使一些至今对于“四人帮”的危害和流毒还估计不足的同志，清醒头脑，分清是非，解放思想，大胆地去拨乱反正。
礼县处于自然条件比较好的山区，多年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安定。一九七三年“四人帮”一伙插手这个县以后，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遭到了严重破坏，阶级阵线乱了，集体经济穷了，社员家底空了，陷入“吃粮靠国家，穿衣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困境。可是，“四人帮”在甘肃的代理人，还要把礼县封为“大寨县”，玩弄打着大寨红旗反大寨的阴谋诡计。这不仅给礼县人民带来很大的灾难，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极大的混乱。澄清“四人帮”搞乱礼县的真相，很有必要。
我国农村实现集体化以后，围绕巩固、发展还是破坏、瓦解集体经济这个重大问题，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四人帮”推行一条极右路线，却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他们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高喊“革命”的口号，干着复辟倒退的勾当。他们明明是在扶植资本主义势力，打击革命干部，打击贫下中农，却说这是“批修”、“批资”。他们明明是在搞浮夸、瞎指挥，骗党骗人民，却说这是“反右倾，破常规”。他们明明是在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却说这是“扩大共产主义因素”，“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他们把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破坏殆尽，把工厂、农村搞得不象样子，还口口声声说是执行毛主席的路线。“四人帮”打着“左派”的旗帜，走极右的路，这是他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搞修正主义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
礼县的情况告诉我们：“四人帮”这些假左真右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比历次修正主义路线都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如果不彻底剥掉“四人帮”假左派的伪装，就看不清他们极右派的狰狞面目；不把那些假左口号一个一个批透，拨乱反正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党在农村的现行经济政策，是符合我国农业生产现阶段发展水平和群众觉悟水平的，是集体经济巩固发展的保证，是调动广大群众积极性的有力武器。但是，在“四人帮”横行时，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人有罪，干扰、破坏的人有功；按政策办事是资本主义，破坏政策倒成了社会主义，把是非完全搞颠倒了。现在，“四人帮”被粉碎一年多了，他们的那一套棍子、帽子还在起作用，被他们搞乱了的是非还不很分明，不少人一谈政策还心有余悸，不能理直气壮地去贯彻落实。这种情况说明，农村拨乱反正，“四人帮”的假左非批不可。这是运动深入发展的需要，也是普及大寨县的需要。
揭掉“四人帮”假左派的伪装，暴露他们极右派的真面目，是一场艰巨的斗争。我们要认真学习华主席的重要指示，完整、准确地领会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和毛主席为我们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划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与“四人帮”谬论的界限，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路线是非纠正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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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举行五届人代会首次会议
汪锋同志当选为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二月十一日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一月三十日至二月三日在乌鲁木齐举行。
会议选举产生了自治区新的革命委员会和自治区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汪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任，司马义·艾买提（维吾尔族）、宋致和、贾那布尔（哈萨克族）、祁果、铁木尔·达瓦买提（维吾尔族）、张竭诚、胡良才、阿木冬·尼牙孜（维吾尔族）、白成铭、张思明、王振文、谢高忠、巴岱（蒙古族）为副主任。二月三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努尔尤夫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包括维吾尔、哈萨克、汉、回、蒙古、柯尔克孜、锡伯、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满、俄罗斯、达斡尔等十多个民族，共八百人。少数民族的代表占百分之六十三点八。代表们认真学习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紧密联系新疆实际，忿怒揭批了“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罪行，热烈欢呼在华主席、党中央亲切关怀下，新疆各族人民实现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伟大胜利。
汪锋同志代表上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说，华主席、党中央对新疆工作的重要指示，非常英明，完全代表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充分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我们抓纲治国的强大思想武器，是我们各项工作的行动纲领。他说，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要充分认识“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性、危害性和危险性，放手发动群众，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要在各条战线上肃清“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和影响，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夺取揭批“四人帮”斗争的完全胜利。
汪锋同志提出了高速度发展自治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三年奋斗目标和今年的战斗任务。
汪锋同志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和民族团结。要深入批判“四人帮”破坏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反军乱军的罪行，发扬军爱民、民拥军的光荣传统。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民族团结、破坏党的民族政策的罪行，维护多民族的社会主义祖国的统一，坚决打击阶级敌人挑拨和破坏民族团结的反革命活动。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干部和群众广泛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的再教育。汉族同志要防止和克服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同志要防止和克服地方民族主义。汉族同志要牢固树立扎根边疆、全心全意为各族人民服务的思想。少数民族同志要欢迎汉族干部和群众参加新疆的社会主义建设。要按照毛主席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选拔和培养大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少数民族干部。
汪锋同志说，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我们一定要百倍提高警惕，加强国防边防建设，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做好反侵略战争的一切准备，严加戒备，防止突袭，如果苏修胆敢来犯，就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它消灭。
代表们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汪锋同志的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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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应该有这种政治责任感
“作为党委书记，要把学习和推广新技术，当做一种政治责任。”这句话说得好。
石化部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分析矛盾，抓住钻井速度不适应石油工业大发展这个薄弱环节，大打钻井速度翻番仗。他们突出地抓了带方向性、关键性的高压喷射钻井新工艺、新技术这个中心环节，在华北石油会战前线，举办高压喷射钻井新工艺、新技术教导队，主要训练领导干部、技术骨干、井队干部，然后层层推广。这是组织广大干部、工人学习新技术，提高科学文化水平和技术素质的好形式；是迅速推广新技术，普及新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好形式，值得重视。工业战线的领导部门应该象石化部那样，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抓住几项带方向性、关键性的新技术，认真做好干部和工人的技术培训工作，促进新技术的学习和推广。
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是保守的。现代工业通过机器、化学过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职能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不断地随着生产的技术基础发生变革。”现代科学技术一日千里地发展，每一项重大技术的应用，都会引起工业内部一系列的变革，出现新的问题，要求我们不断地学习和研究。近年来，由于“四人帮”的严重破坏和干扰，刻苦学习、钻研科学技术的空气淡薄了，与世界科学技术先进水平已经缩小了的差距拉大了。我们要把被耽误的时间夺回来，学习和推广新技术的紧迫性就变得更加突出，我们在这方面的政治责任也就更加重大。特别对领导干部来说，面临着一个学习，学习，再学习的任务。学习科学技术，学习一切不懂的东西，钻进去，努力变成行家里手。要在干部带头学习的基础上，带动整个职工队伍的学习，提高工人阶级的科学文化水平。否则，四个现代化是“化”不起来的。
毛主席说：“对于经济建设，我们要真正学懂。”在我们国家向四个现代化大踏步前进的征途中，我们的领导干部应该把学习和推广新技术当做一种“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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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青少年科技参观团在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参观光电跟踪线切割加工异形纤维喷丝板。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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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政治和业务是对立统一的，政治是主要的，是第一位的，一定要反对不问政治的倾向；但是，专搞政治，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也不行。我们的同志，无论搞工业的，搞农业的，搞商业的，搞文教的，都要学一点技术和业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