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
专栏：
犹闻总理击节声
——迎日本松山芭蕾舞团访华
王昆
日本松山芭蕾舞团再度访华演出，我在热诚欢迎之余，却是感慨万端。
九月二十九日，我参加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举行的欢迎他们的宴会，令人不禁想起了二十三年前的往事。那是一九五五年，也是国庆节的前夕，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宴会。当时正在举行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我和从小在一起战斗、多次共同进行艺术合作的战友及同乡田华同志，作为河北省选出的代表同住在北京饭店楼上的同一个房间里，忽然有人来通知：总理要我们俩下楼去参加宴会。我俩去后，总理站起来风趣地对外宾们说：现在我向大家宣布：这里有三个“白毛女”，一位是我国在延安第一个扮演“白毛女”的；一位是我国在电影里扮演“白毛女”的；再一位是第一个用芭蕾舞的艺术形式扮演“白毛女”的日本朋友。那天总理盛赞松山树子先生把歌剧《白毛女》改编成芭蕾舞剧并在日本演出的独创精神。总理说：《白毛女》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后产生的第一个民族新歌剧，现在她已被松山先生介绍到日本去了，希望松山先生来中国演出，让《白毛女》回娘家来和中国人民见面。总理勉励我们向日本朋友学习，还特别嘱咐我在松山芭蕾舞团正式访华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的时候，一定要把歌剧《白毛女》演给松山先生看，互相观摩，互相学习。总理还勉励我们三人在为人民大众的文艺道路上加强团结，共同提高，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和中日两国文艺工作者的友谊多作贡献。总理还特意找来摄影师，同我们三个“白毛女”一起照像。
一九五八年，清水正夫和松山树子先生率芭蕾舞团来中国，演出了《白毛女》。对于他们大胆创新所取得的成绩，中国文艺工作者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我曾欣喜地在《人民日报》上写过文章，谈了自己向松山芭蕾舞团的学习心得。更使我难忘的是那次我和松山先生曾在同天晚上同台演出了《白毛女》。前半场是松山芭蕾舞团为我国文艺工作者及观众演出芭蕾舞剧《白毛女》，后半场我们中央实验歌剧院为松山芭蕾舞剧团演出了歌剧《白毛女》第一幕。演出以后，同台的异国姐妹紧紧拥抱，热泪浸润了彼此的脸庞，我们的心跳动在一起，都感谢周恩来总理为我们安排的这样令人难忘的时刻。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我们东方歌舞团在二七剧场演出。当我在台上唱了几首陕北的革命民歌和创作歌曲之后，在外宾座上有十几人站起来鼓掌并呼唤我的名字，原来是清水先生率领的松山芭蕾舞剧团的朋友们。那次清水先生曾说到我唱的陕北民歌对他有多么大的鼓舞和激励，说这样的歌声使人好象到了延安。我说：这正是周恩来总理教导我的结果。
那年，我们欣喜地看了松山先生表演的反映日本人民斗争和生活的民族舞剧《祗园祭》、《红战袍》等精彩节目。
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剥夺了我在国内和任何人接触的自由，更不用说允许我和远渡重洋来我国的日本老朋友见面了。去年清水先生告诉我，他几次来华都向当时当权的舞蹈界那个“四人帮”的亲信询问过我，几次都没有得到一个字的回答。
在“四人帮”将我禁锢囹圄的日子里，每当我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对我的每一次接见、每一次谈话的情景，其中周总理一九五五年接见我和松山先生时的形影常常浮现在我眼前。一九七三年，总理为了捍卫毛主席的干部路线，反对“四人帮”对我们一家的迫害，保护我和周巍峙同志。他还谈到了我和松山树子一九五五年的会见。中日两国文艺工作者的友谊是周总理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上连结起来的，我和松山先生之间的友谊也是总理亲手连结起来的。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冬天，清水先生重访我国。一下飞机，就向我国对外友协提出要求，希望尽快见到老朋友周巍峙和我。为了使更多的日本朋友们分享我国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欢快，清水先生建议日本日中友好（正统）协会邀请我和郭兰英同志随天津歌舞团访日。
一九七七年五月，当满载中国人民美好情意的飞机在羽田机场着陆的时候，松山先生和清水先生联袂赶来，招待会上还携带了他们的儿子、儿媳——一九七四年参加瓦尔纳国际芭蕾舞比赛获第一奖和第四奖的森下洋子和清水哲太郎先生前来。两位青年在我和郭兰英同志的衣襟上别了一束清香的兰花。在拜访松山芭蕾舞剧团时，比我还年长几岁的松山先生竟翩翩起舞，跳了《白毛女》第一幕的“雪花舞”。那天我为她也伴唱得特别尽情。我们的泪水再次润湿了彼此的脸庞，这次更炽热，更动心。照像时我们都没有多说话，因为我们都为照片上缺少了一位尊敬的人而难过。那天我这个从来没有作过诗的人也竟写了一首诗《赠松山先生》：
五五北京初识君，
总理牵手且叮咛。
三个喜儿传佳话，
异国姐妹同台人。
五月东京杜鹃红，
鬓丝几缕又重逢。
君舞雪花我伴唱，
犹闻总理击节声。
二十三年后的今天，邓颖超副委员长又和我们在一起了。邓副委员长象当年总理那样对我们说了许多勉励的话。她象当年总理一样站在我和松山先生及田华同志中间照了相，只是照片上又添了一位松山先生的接班人，优秀的芭蕾舞女舞蹈家、也演过白毛女的森下洋子先生。这象征着中日友好正在一代代传下去。
那天宴会我感到很幸福，心情格外激动，因为自始至终我都感到总理仍旧和我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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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种牌子挂到何时？
元璧
“今日开会学习，停止借阅。”某单位图书馆门前经常挂出这样的牌子，使兴冲冲前来的人望而止步，摇头叹气。
细看那磨破了边的牌子上的字，墨迹早已模糊不清，很有些年头了——说不清是什么时候制作的，一直延用到今天。
自从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发出了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跑图书馆的人日渐多起来了。人们如饥似渴，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决心学好本领，做好工作，为祖国的强盛贡献自己的力量，哪里料到还常常碰到这晦气的牌牌——偌大一个阅览室，稀稀地坐着几个人在“开会学习”，众多的读者只好望门兴叹。
“开会学习”，不是不应该。但，为什么不能换一个地方？改一下时间？为什么不能留下值班的？为什么就不为广大的借阅者着想？再说，“开会学习”又是为了什么？占用的时间越多就越是“突出政治”？若是我们的商店、饭馆、公共汽车也照此办理，那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其实，何止是图书馆！一些办事机关，甚至有的医院，不是至今也还有类似的牌子吗？“四害”横行的时候，这样的牌子挂与不挂，谁也不去管它，管也没用。但是，如今形势不同了，各行各业都在加紧整顿，大干快上，人人都在学习提高，你追我赶，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我们不禁要问：这样的牌子到底还要挂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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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考虑考虑，研究研究……
〔漫画〕 毕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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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图书馆礼赞
吴歌清晨，金色的朝霞为你镶边，夜晚，明亮的灯光将你装扮，图书馆呵，敞开胸怀的宝库，吸引着多少攻关战士、有志青年。别说你这里静悄悄，没有炮火硝烟；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战役已打响，冲锋的号角正回响在我们耳边。别说你这里只有平静的书桌，没有峻岭崇山；不呵，一支百折不挠的队伍，正在向科学的峰巅登攀。想当年，“四人帮”罪恶的屠刀，曾想把我们与知识的联系切断。十月的春雷打开了禁锢的大门，你呵，才含笑迎来科学的春天！我们激动地双手捧起久别的书刊，就象久旱的禾苗吮吸甜美的清泉；因为我们懂得：捧起的不只是书刊，更有毛主席、周总理交付的重担。此刻，你的门前人流如潮，串串脚印连着田野，通向车间——葱绿的庄稼在吸取丰富的养料，轰鸣的马达正获得无穷的能源……我们记得：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怎样为人类解放刻苦钻研：留在图书馆地板上的那条小道呵，紧连着他亲手开拓的共产主义航线。今天呵，我们沿着导师的足迹走来，发愤图强，一往无前——在新长征路上学习、学习、再学习，图书馆呵，你永远是我们前进的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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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读者·作者·编者
纸不是蔡伦发明的编辑同志：
《战地》一百六十二期刊登的项弋平《书籍的变迁》一文中说：“到了东汉，蔡伦发明了一种既轻巧又便宜的材料——纸。”把我国造纸术的发明说成东汉时期的事，并归功于蔡伦的创造是错误的。
关于纸的发明，过去历史文献记载是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年）中常侍蔡伦用树皮、麻头、破布和鱼网等作原料造纸。后来就把蔡伦奉为造纸之神，把蔡所造之纸称作蔡侯纸。
一九五七年五月，在陕西省西安市灞桥西汉前期的汉墓中发现西汉早期的纸张。经科学分析鉴定，确认它是由大麻及苎麻纤维所造，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植物纤维纸。灞桥纸的发现为考证我国造纸发明，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它说明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我国劳动人民就发明创造了运用化学和机械方法，使用植物纤维制造纸张了。（见一九七四年第五期《化学通报》和近几年《文物》有关文章）。
此外，在新疆、内蒙古也曾先后发现西汉后期和东汉初期的麻古纸（如罗布淖尔纸、额济纳纸）。这说明纸的发明当在西汉以前，是劳动人民经过长期生产实践发明的。蔡伦只不过是总结了前人造纸的经验，改进了造纸方法，造出了质量较高的纸。他的贡献当然不能抹煞。
项弋平同志的文章因循旧说，忽视了最新考古资料。
中国历史博物馆 许庆发
沈阳故宫博物馆 李仲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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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书林一叶
介绍《哥萨克东方侵略史》
吴德铎
一九○二年（清光绪二十八年，日本明治三十五年），上海一家新开的小型出版社，出了一本篇幅不大的书：《哥萨克东方侵略史》。
这是一本揭载沙俄侵略我国北方领土种种罪行的史籍。中文本是从日文本转译的，而日本译本的得来，是“西历千八百八十五年，露（即“俄”，下同）都莫斯科所编，藏在本国图书馆，曰《阿姆尔（黑龙江）乌士利（乌苏里）地志》，日本得而译之，其纪述哥萨克东征事，至详悉”。可见俄文原书，是侵略者的自供状。
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书的日译者为日译本写的那篇长序：
“亚细亚之天地，无复懦夫可以容足之处。而滔滔者，犹方沉酣梦境之中，忘己身已为俎上之肉，岂不危哉！斯吾辈辑译东方侵略史一篇（指日文本），历叙露人蚕食东方之事迹，聊欲警醒世人之所由也！自彼得大帝以降，露国一意经营东方之形势……雄心勃然……延扩领土于北方，不图得达巴尔基（波罗的）海，巴尔基海，计欧洲之霸权，虽非至便之地，固足容露国舰队……然则露人积年累岁所希望而不获者，何地当为止境？ 其必得好港湾，容数千之艨艟，纵横以伸骥足，恣意而收天下之霸权，所无容疑也！……”
这篇写于七、八十年前的历史文献，也适用于今天。如果加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标志，再将沙皇的名字改成勃列日涅夫，那就更清楚了。
试看：不满足于称霸欧洲，要“恣意而收天下之霸权”；所用“剡锋东指，掩敌人之耳目”的声东击西的手法；到处建立“容数千之艨艟”的海军基地；“贯苍茫无人之旷野”，大建其军用铁路；他们“诸察地理，熟习风俗，特具不屈不挠之气象，其经略曾不少怠”……哪一点不是今天尽人皆知、目所共睹的客观事实；同老沙皇的所做所为比起来，新沙皇哪一项不是干得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位日本爱国者更进一步指出：沙俄“夺黑龙江畔清朝之桑梓，于答谷儿峡外盗我北边之门户”，中、日两国人民“岂可不谋当之之善策乎？”
除卷前两篇序言，《哥萨克东方侵略史》，共有正文十三章。这书既是帝俄时代的著作，书中对他们的巧取豪夺他人领土的老祖宗当然引以为荣，不惜吹捧得天花乱坠。书中的其他章节，无非黑龙江沿岸物产、风俗的介绍，乌苏里地方形势和物产的记录等等，都是打头阵的侵略者的成绩报告单和为后继者提供的情报。
关于中文本的编译、出版，原书上一律用“作新社”的名义，没有任何有关个人的记载。所幸《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所收《金陵卖书记》一文，中有“通史一类，作新社之《万国历史》为最畅销”一语，而《史料》的编者给“作新社”加了一条注释，从此注我们可以知道，这家出版社是戢（音“辑”）元丞与一日本人合办的，除出版新学书籍及出售科学仪器，还刊行《大陆月报》排斥康梁保皇邪说。当时，上海出版的报章杂志中，主张革命的，只有《大陆月报》一家。
戢元丞即戢翼翚（音“辉”），董必武同志为之作序的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一九六○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中有《述戢翼翚生平》一文。其中提到戢翼翚是我国“留日学生最初第一人，发刊革命杂志最初第一人，亦为中山先生密派入长江运动革命之第一人”。
戢翼翚，湖北人。十九世纪末，官费留学日本。一九○○年秋，在武汉参加唐才常“自立军”，事败，邂匿于刘禺生家，得以脱险。返日本，创《国民报》，是留日学生办的公开提出革命、排满和反对康梁保皇派等政治主张的报纸的第一家。同时办的，还有《译书汇编》，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约翰·穆勒的《自由原论》以及斯宾塞的《代议政体》等重要文章，都先后发表于《译书汇编》，因而人们认为《国民报》和《译书汇编》，“促进吾国青年之民权思想，厥功甚伟”。鲁迅先生当年便受过这些报刊所载文章的影响。
据刘禺生回忆，戢翼翚是与一位日本女子学校校长下田歌子合办“作新社”的。来上海开创这一事业时，“孙先生亦壮其行”，“导中国人士能读日本书籍、沟通欧化，广译世界学术政治诸书，中国开明有大功焉。元丞遂为沪上革命党之重镇。”
戢翼翚是革命前辈，更重要的是，在那时候，他便已大声疾呼并身体力行地与日本人士合作，并肩携手，共同投入反抗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沙俄帝国主义者的事业，出版令人触目惊心的《哥萨克东方侵略史》，在今天看来，着实是难能可贵！戢翼翚和他当年的日本战友——日本方面的反对侵占北方领土的沙皇、主张与中国人民一起，共同反对帝俄霸权的日本志士，都值得我们景仰，并应该受到赞扬。（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