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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风派”“理论家”
袁淑娟
“风派”人物中，有一种人，值得专门说一说，那就是理论战线上的“风派”。
理论战线上的“风派”，具有一般“风派”的共性，又有其特殊的个性，那就是他们是专搞理论的。
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我们看到：有一些自称懂得马克思理论的人，随“风”起舞，跟“风”转圈，按“风”造理论。这些人，往往是多年从事理论工作的，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陌生，但是，他们学了理论是做什么用的呢？只是当做他们个人往上漂的“蓬”来用的。今天这边的风大，他们的蓬就往这边使，明天那边的风大，他们的蓬就往那边转。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不是客观的真理。他们对真理和谬误的评判标准，完全以“风”为准。在他们那里，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间没有确定的界限。群众说他们讲辩证法就是“变戏法”。
在林彪一伙宣扬所谓“七字经”（看、想、问、议、用、写、查）的时候，有人作报告说：“‘七字经’是个宝，一个字也少不了，顺序也不能颠倒。”学习过程能分成七个阶段，而且“顺序也不能颠倒”，真够“科学”的！难道只能先“问”后“议”，不能在“议”中有“问”吗？林彪垮台后，他又在大会上作报告，批判“七字经”，说它“字字是毒草”。你看，连要看、要想、要问……，统统成为“毒草”了。这位先生自己是既不看，又不想的吗！一九七五年，发表毛主席的三项指示时，他到处作报告，论证“三项指示是相互联系的，反映了哲学上的全面性”。过了几个月，“四人帮”诬陷、攻击邓小平同志时，他又在大、小会上作批判，论证“说三项指示的相互联系就是折中主义”。这种人讲理论就象鹦鹉学舌，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说，自己打自己嘴巴的时候，面不红，心不跳，毫无愧色。
理论上的“风派”人物，在两个口袋里装满了各种各样的语录。今天需要这样讲了，他掏出这个口袋里的语录来，明天要那样讲了，他掏出那个口袋里的语录来。他引用语录只是为“风”的需要作论证，因此，他只需要片言只语，对经典作家的原话，不惜砍头去尾、断章取义，甚至歪曲捏造。他们最怕完整、准确、全面、系统地阐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这样做，就无机可投了。
理论上的“风派”还有创造发明。大家还记得吧，在北京召开的“理论讨论会”上，有人公然抛出所谓资产阶级发展的“三阶段论”，把革命老干部诬蔑成为比垄断资产阶级“更加贪婪凶狠”的“党内资产阶级”。因为这个“创造”为“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提供了理论根据，一下子成为“最新发明”而风行一时。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原理，列宁提出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科学论断，对不起，早被他们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理论战线上的“风派”东倒西歪，摇来晃去，盖源于他们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一方面，“四人帮”豢养的“北门学士”——梁效、罗思鼎的显赫地位和美妙前途，使他们垂涎欲滴；另一方面，“四人帮”对坚持马列、逆“风”而动的同志的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又使他们胆战心惊。小小一支笔，怎么写，写什么？面临着两种结果，两样选择！于是，这些私心重、骨头软的“风派”“理论家”，追随梁效、罗思鼎，不惜出卖原则，出卖灵魂。
历史上有过不少进步的思想家，为了捍卫真理，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三百多年前，意大利的唯物论者、自然科学家布鲁诺，不顾反动教会的强大压力和残酷迫害，坚持哥白尼的科学理论，勇敢地揭穿“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为此，他被禁锢在宗教法庭达七年之久，最后在火刑场上，他断然拒绝了教会要他进行的忏悔赎罪，用生命捍卫了科学的真理。在“四人帮”横行的时候，我们也有许多搞理论的同志，不怕打击，坚持真理，同“四人帮”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四人帮”控制舆论工具的时候，很多理论工作者，宁肯搁下笔，闭起嘴，用沉默来抗议，决不肯拿原则作交易。这样的同志，值得我们尊敬，因为实践证明，他们是搞马列主义的。
理论上的“风派”和“四人帮”的理论黑班底梁效、罗思鼎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在和“四人帮”的关系上，梁效、罗思鼎已经卖身投靠，可以直接领受“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黑旨意；而“风派”靠的则是揣摩动向，努力领会，自动紧跟，希图立“功”受“奖”。在制造反革命舆论方面，前者是主角，后者还是配角。但是，这两者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四人帮”理论黑班底里的有些人，过去就是善于见“风”使舵的“风派”。梁效的那个顾问，几十年来，就是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在尊孔和批孔之间，不断变换脸谱。他过去为“蒋帝”效忠，今日为“女皇”卖命，是个老“风派”。
理论上的“风派”竭力模仿梁效和罗思鼎的行动，学着他们的腔调，步步紧跟，每一步都在缩短与他们的距离。“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这就是“风派”“理论家”梦寐以求的。
粉碎了“四人帮”，也挽救了这些“风派”人物。但是他们要老老实实地认错，要用实际行动转变立场，决不能文过饰非，装得象没事人一样。真正改正错误是欢迎的，想再施展“风派”手腕，老谱新用，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还必须说明，我们这里所说的理论上的“风派”，是指那些长期专搞理论的人。至于许多初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同志，特别是许多年青同志，由于缺乏识别能力，上当受骗，说了一些错话，写过一些错误文章，是不属于“风派”之列的。对于这样的同志，主要是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加紧努力，以求完整地、准确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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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华社记者述评
向机械化要更多更好的肉、禽、蛋
在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上，许多代表热烈讨论了大城市和工矿区如何加速建立机械化副食品基地，大力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尽快地为市场提供更多更好的肉、禽、蛋的问题。
搞好大城市和工矿区的副食品供应，是关系到提高城市居民和职工的生活水平，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努力发展生产，促进国民经济新高涨的大事。目前，我国农村的养猪养鸡业，与日益增加的城市和工矿区的需要不相适应。这些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城市和工矿区职工人数的增长，对肉、禽、蛋的需求量也日益增大，而农村，特别是郊区农村的养猪养鸡，基本上依然停留在原始的户养人喂的水平，发展缓慢，这怎么能满足城市的需要呢？因此，许多大城市的肉、禽、蛋要靠从外地千里迢迢调入。由于远距离运输，往往造成肉、禽、蛋变质损坏，光是北京市，每年就要亏损几千万元，即使是这样，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需要。那么，这个矛盾应该怎样解决？许多代表认为，大城市郊区农村必须迅速改变单纯依靠户养人喂的状况，大力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只有这样，才能加快肉、禽、蛋等副食品生产的发展，满足人民生活的需要。
国内外的经验证明，建立机械化副食品基地，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好处很多：一是可以迅速提高肉、禽、蛋等副食品的产量和质量；二是节省劳力，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三是节省猪场、鸡舍的占地面积；四是可以做到按计划向城市提供副食品，既保证供应，又防止浪费；五是可以为农业提供大量优质肥料。当然，在积极发展国营和集体的机械化养猪养鸡的同时，还要继续鼓励社员饲养家畜家禽，这是毫无疑义的。
英明领袖华主席最关心人民生活，十分重视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一九七五年十月，华国锋同志看到一份介绍黑龙江省青年农场用土办法搞机械化养鸡的材料，立即指示有关部门派人去了解情况，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去年年初，华主席又指示：“要尽快地搞机械化，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做到蛋肉自给，这不仅能减轻运输压力，降低亏损，而且可以吃上新鲜蛋、肉。”去年九月二十二日，华主席在日理万机的情况下，还亲自视察了北京市红星养鸡场和北京市实验猪场，对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作了许多重要指示，并亲笔写了“总结经验把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发展起来满足人民需要”的光辉题词。华主席的指示和题词，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指明了方向。
在华主席的关怀下，许多大城市和工矿区已经着手建设机械化副食品基地，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有了一定的发展。现在，北京、上海、天津、哈尔滨、广州等城市郊区，都已经或正在建立一批机械化养猪场、养鸡场，有的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许多代表列举事实证明，大城市工业基础雄厚，机械加工设备齐全，技术力量强，只要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适当帮助郊区因地制宜地研制一些畜牧业机械、自动化装置，就能够对郊区的机械化养猪养鸡场的建设作出贡献。
但是，能不能充分发挥这些有利条件，能不能把机械化副食品基地很快建立起来，首先决定于省市及有关部门的领导是否真正领会了毛主席关于“用机械装备农业，是农、林、牧三结合大发展的决定性条件”的指示，是否真正关心群众生活，是否真正有革命的事业心，想从根本上解决城市的副食品供应问题。近年来，中共北京市委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下决心建设机械化副食品基地，逐步解决首都副食品自给的问题。在华主席、党中央的支持下，到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已建成每年可孵化雏鸡六百万只的种鸡场一个，年养二十万只蛋鸡的鸡场一个，万头猪场一座。还有两个各饲养二十万只蛋鸡的鸡场正在兴建。国营农场、商业和集体的好几个大中型机械化猪场、鸡场也正在兴建，有的已基本完工。北京市已迅速行动起来了，其他城市和工矿区应当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华主席在视察北京市红星养鸡场和实验猪场时就强调指出：“发展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一定要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我们决不能一提机械化养猪养鸡就想搞“大、洋、全”，丢掉艰苦奋斗精神。在我国，建设机械化副食品基地必须靠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先土后洋，逐步发展。这是我国发展机械化的道路，也是一条投资少、见效快的道路。坚持不坚持这条道路，效果大不一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青年农场，为了满足城市的禽蛋供应，从一九七三年开始创办机械化养鸡场。他们坚持因陋就简，土法上马，自制各种土设备，由土到洋，逐步发展，使鸡场规模越来越大，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养鸡数量也逐年增加，去年已养鸡六十八万九千只。到一九七六年，已向国家出售商品鸡六十二万四千只，鲜蛋十七万八千斤。养鸡四年，共盈利十七万四千二百元。这些年来国家用于这个场的投资却只有九十九万元。而沈阳市机械化养鸡场由于搞“大、洋、全”，这些年来花了国家投资一千万元，相当于青年农场养鸡场投资的十倍，却只养了二十七万只鸡，不及青年农场的一半。这是多么鲜明的对比啊！这两个养鸡场的不同发展道路雄辩地说明，只有自力更生，土法上马，由土到洋，逐步发展，才能多快好省地建设机械化副食品基地。
要办好机械化副食品基地，还必须注意搞好畜禽疫病的防治工作，保证畜禽的健康生长。还要开展科学研究，不断改良畜禽的品种，研究如何提高肉、禽、蛋等副食品的质量与产量，缩短畜禽的生长周期等课题。此外，还要特别重视解决饲料问题。饲料是发展畜禽的物质基础，饲料问题解决得好不好，是机械化养猪养鸡事业能否持续顺利发展的重要环节。北京市顺义县办的一批半机械化养鸡场和猪场，饲料问题就解决得比较好。他们广开饲料来源，实行青、粗、精料合理搭配，收集和加工叶粉（紫穗槐、杨树叶）、鱼头、鱼尾和其他下脚料，代替豆饼、鱼粉等蛋白质饲料。县社都设立专门机构，大搞混合饲料加工。各地都可以象顺义县那样，设立专门机构，下功夫抓好这项工作。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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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杨厝大队三跨《纲要》
粮食平均亩产二千六百二十四斤
四季常青的闽江之滨，有一个良种基地，这就是福建省闽侯县祥谦公社杨厝大队。这个大队的干部和社员对良种年年搞提纯复壮。到去年，全大队已为国家提供良种一千多万斤；同时，粮食平均亩产已连续十二年超过二千斤。这一年，全大队麦、稻、稻三季粮食平均亩产达到二千六百二十四斤，第一次实现了三跨《纲要》，单产和总产都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去年年初，在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中，杨厝大队党支部发动社员揭矛盾，找差距，展开了如何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力争粮食高产更高产的讨论。在讨论中，大家回顾了当年华国锋同志亲临视察杨厝大队，鼓励他们在良种提纯复壮上要创造出新成绩的情景，一致表示，要争取粮食亩产三跨《纲要》，为华主席争光！
如果把粮食亩产跨《纲要》比作一层楼，那么，三跨《纲要》就是三层楼了。怎么样实现三跨《纲要》呢？杨厝大队决心继续在推广良种上下功夫。他们大面积种植了新的晚稻良种，结果比一九七六年晚季当家品种每亩增产一百五十斤左右。（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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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厝尾大队大面积高产
粮食平均亩产二千六百二十九斤
一九七七年，广东省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潮安县东凤公社黄厝尾大队五百八十五亩粮食作物，平均亩产达到二千六百二十九斤，创造了大面积高产新纪录。
到这个大队参观学习的人，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的水稻产量这么高，到底有什么“秘诀”？黄厝尾大队的干部回答，“秘诀”就是改土增肥，拚硬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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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陈孝钦创粮食高产新纪录
试验田亩产三千五百多斤
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福建省莆田地区农科所农民育种家陈孝钦，一九七七年创造了粮食高产新纪录。这一年，他在长乐县鹤上公社云路大队亲自搞的七亩六分六厘“麦—稻—稻”三熟高产试验田，春小麦平均亩产九百三十八斤五两，早稻平均亩产一千二百一十七斤二两，晚稻平均亩产一千三百五十八斤五两，全年三熟合计平均亩产粮食三千五百一十四斤二两。
贫农出身的陈孝钦，原是长乐县梅花公社东吴大队党总支书记，今年五十四岁。由于他积极开展科学种田，一九六五年，他和贫下中农搞的三十亩丰产片，粮食平均亩产超过二千四百斤。一九七二年初，他被莆田地区农科所聘请为农民技术员，从此致力于搞“麦—稻—稻”三熟高产试验。一九七四年，他领导的莆田县涵江公社埭里大队科技组，在四亩八分四厘地上，“麦—稻—稻”三熟合计全年平均亩产达到二千九百五十四斤一两。一九七六年，他到了长乐县鹤上公社云路大队，同这个大队科技组一道，在七亩六分六厘地上搞的
“麦—稻—稻”三熟高产试验，全年合计平均亩产已达三千零九十斤二两。去年，他们继续在这块地上搞试验，通过精耕细作，挖掘生产潜力，再加早稻、晚稻都种杂交水稻，夺得了更高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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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祖国新风貌
在柑桔之乡
时令已值深冬，但是在广东省普宁县境内，却是一派收摘潮州柑的热气腾腾景象：柑园里，社员们欢声笑语，公路上，一辆辆满载潮州柑的汽车、拖拉机、大板车、自行车穿梭般来往，把新鲜柑果送到国家收购站。去年，这个县潮州柑总产量达到十五万六千多担，比前年增产四成以上。
普宁县已有二三百年的种柑历史，素以“水果之乡”著称。但是，前几年在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下，“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不能贯彻，潮州柑生产一度走了下坡路。这个县的梅塘公社涂洋大队，从一九六六年起，在石头山上试种山地柑成功，为解决粮柑争地的矛盾创造了经验，一九七二年成为全省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全县各社队学习涂洋的经验，先后在山地种柑一万多亩。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涂洋这个先进典型变成了“金钱挂帅”的黑样板，被打下去了。有些地方把新栽的柑树也砍了，使潮州柑的生产受到很大破坏。粉碎“四人帮”后，柑乡人民思想大解放。广大社员狠揭猛批“四人帮”散布的种种谬论，落实了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重新总结和推广了涂洋大队的先进经验，潮州柑生产又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全县有四百三十个大队办起了以种柑为主的果林场，山地种柑面积达到一万三千亩。
潮州柑是我国柑类中最大的一种，皮质松厚，味道甜美，但是柑树生长慢，技术管理要求高，从种植到结果需要一千天，而且亩产只有一千多斤。为了摸索早结丰产的经验，这个县占陇公社龙秋大队科研小组从一九七二年就进行试验，他们在一亩一分山坡地上，采用合理密植、深翻压肥、薄施勤施、雨后松土、适时放梢等科学管理的办法，促使柑树提前一年开花结果，产量达到二千二百四十多斤。以后，又不断进行科学管理，使柑的产量逐年上升，一九七五年亩产五千五百八十斤，去年亩产又增加到九千二百多斤。去年全大队结果的一百九十六亩山地柑，平均亩产达二千六百斤，其中有三十亩亩产达到了万斤。龙秋大队科学种柑的新成果，为高速度发展潮州柑提供了新经验。这个县今年准备大面积推广龙秋大队的经验。 新华社通讯员（附图片）
新安江水电厂一瞥。新华社记者摄
川藏公路雀儿山五道班工人，为人民精心养护公路，保证了车辆的畅通无阻。
新华社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