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
专栏:面孔

“琉球红型”的故事
程相文
日本留学生今年度过暑假回到中国,给我带来几件礼品。有一是名叫“琉球红型”的长方丝巾,两头带穗,中间印着一头大红的雄狮。这狮子前腿微曲,后腿蹬地,躬腰歪头,正戏着一个五彩的绣球。画工并不精致,印制的方法和风格,使人想起过去中国农村家庭织的印花布。
送我“红型”的是一位来自日本南方的姑娘,叫永田由美子。她的身材比较矮小,卷曲的头发披到肩上,细眉大眼,高高的鼻梁底下,是一张天然红润的小嘴。课堂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她一出错误就习惯地用四个指尖捂住嘴巴,仿佛要把错误的句子挡回去。下了课她总爱一个人坐在教室里,用两手的食指按着双鬓,一遍又一遍地念着生词,仿佛希望它们随着自己的指头钻进脑袋里去。
这样一个女孩子,却对狮子有着特殊的感情。来中国以后,她拍过很多狮子的照片,有动物园的真狮子,也有石狮子、铜狮子、铁狮子;天安门前的,颐和园内的,芦沟桥上的,千姿百态,各类各样。她送我的照片中,就有一张是北京杂技团表演的狮子舞。这次送给我的“琉球红型”,画面上又是一个威武雄壮的大红狮子。我想这件礼物,她是经过精心挑选的。
那是今年夏季一个凉爽的夜晚。永田由美子他们从日本回来,旅行袋还没来得及打开,她的屋里就传出了一阵阵的说笑声。我走进去,一边跟大家握手,一边说:“看你们这个高兴劲,家里一定都有喜事吧!”
“对!最大的喜事!”宫岛寿子抢着说。她是一个体格矫健的短发姑娘,做事利落,说话快当。永田由美子望着我直点头,眼里闪出异样的光彩。我们立刻意识到她指的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提起这件事,大家的话匣子又打开了。宫岛站起来,一边比划一边讲:“我妈妈呀,从园田直外相访华那天开始,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报纸,一天八遍问我有没有新闻节目。那天晚上,她在里屋给我熨衣服,我在外间拨弄收音机,忽然听到广播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在北京签字的消息。我妈在里边喊开了:‘把声音开大点儿!’我听着听着,闻见一股奇怪的糊味,到里屋一看,妈聚精会神地坐在那里听着,手里的电熨斗一动也不动地放在衣服上。‘啊呀!’我叫了一声,拿起熨斗一看,衣服上烫坏了一大块!——你们看!”说着拿出妈给她织补好了的一件海蓝色上衣。大家笑得前仰后合。笑的浪潮还没过去,川尻千贺子又开腔了:“条约签订的第二天晚上,我们到一个朋友的家里去欢聚、庆祝,屋子里的人满满的,站都站不下,大家挽着胳膊唱歌,捶着桌子跳舞,笑着叫着碰杯,‘乒——乓——’把酒杯都碰碎了好几只……”她还没说完,话头又被别人打断了。她们谈得那样热烈,使我不但没有插言的机会,连听也觉得“耳不暇接”了。
我望望永田由美子,她坐在不显眼的地方,一直静静地听着。看她那神情,仿佛她和伙伴们一起参加过建设中日友好大桥的劳动,而现在大桥建成了,大家都在热烈地议论着架桥的经过,她却呆呆地望着那座大桥出神。从她的眼睛里,我看出她心里的话并不比别人少。
“永田还没说话呢!”我故意逗她。
“对,请永田谈谈。她……”宫岛兴奋地插话,永田急忙摇手制止她。宫岛又要说,永田狠踩了一下她的脚,疼得她“哎哟”一声。大家都笑起来。
我看了看表,已经十点多了,要起身告辞。永田忽然站起来说:“请老师等一下”。一边打开旅行袋,拿出一件包装精致的礼品送给我,说是代表她们全家人的心意,请老师留作纪念。这就是那幅印有狮子画面的“琉球红型”。
九月一日,我国十一个人民团体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第二天晚上,日本留学生请中国老师吃红豆饭,说是按照日本人民的风俗来庆贺条约的签订。大家热烈地碰杯之后,宫岛就忙着为我夹菜夹饭。我忽然想起那天她没有说完的话,就悄声问她是怎么回事。她没有直接回答,不声不响地从抽屉里拿出两张照片递给我。我一看第一张,画面立刻把我吸引住了:是在一个大会主席台上。永田由美子正站在麦克风前讲话。宫岛小声地在旁边解释:“这是外相访华前夕,日中友协的一个基层组织举行集会,敦促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大会邀请我们去介绍中国的情况,大家正你推我让,永田说了声‘我去’,就上了台。”我凝视着照片,不知道她讲些什么,但下面听众的神情告诉我,她的演讲很成功。
永田忽然发现了我们的秘密,要过来抢照片。坐在我旁边的川尻千贺子一把抓了过去,大家传看着。热闹了一阵,我才想起手里的第二张照片。那好象是在一个展览会上,一个玻璃匣子里放着一张“琉球红型”,看上去和永田送我的那一幅图案相同,不过边缘破烂得不成样子,画面也模糊了。我问是怎么回事,大家立即沉默下来。
“是我爷爷的遗物。”永田默默地说,一边低下了脑袋。
在默默的气氛中,宫岛给我讲了“琉球红型”的故事。
原来“琉球红型”是四五百年以前从中国传入琉球群岛的印染方法,后来又从琉球传遍日本全国。现在日本有了现代化的印染技术,但人民对“红型”仍然怀有深厚的感情,特别是在南方,许多家庭的客厅里都挂着它。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时候,日本人民暗里组织反战运动。在一次秘密的集会上,永田的爷爷正在讲演,不幸被反动派的子弹穿透了胸膛。那时永田的父亲才十几岁,也和许多人一起被抓进了监狱,在狱里一条腿被打残废了。后来家属从她爷爷的身上发现了这幅“琉球红型”,一直珍藏到今天。今年暑假回国,永田他们几个留学生把在中国拍的照片汇集起来,办了一个小型展览会。根据大家的建议,这件珍贵的遗物也在展览会上陈列,它吸引了许多观众,引起了不少老年人难忘的回忆。
宫岛讲完,又指给我看那画面上的雄狮,告诉我那模糊不清的地方是烈士的血迹……
当晚回到家里,我小心翼翼地又一次打开“琉球红型”。啊!这哪里是一件普通的工艺品,这丝巾里织进了中日两国人民千丝万缕的情丝;这画面里染进了两国人民千秋万代的血肉之情!这丝巾化作一面大旗,在我的眼前飘扬!大旗的下面,就站着永田由美子、宫岛寿子、川尻千贺子、永田八岁的小弟弟,还有成千成万个觉得陌生而又似曾相识的面孔……(附图片)
永田由美子(左)和宫岛寿子在交谈。 王恩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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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宁与《火星报》
杨仁杰
列宁非常重视运用报纸来指导革命斗争,他亲手创办、编辑过近二十种报刊,为报纸撰写过大量的社论、文章。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报纸应“成为巨大的鼓风机的一部分,这个鼓风机能够使阶级斗争和人民义愤的每一点星星之火,燃成熊熊大火”。本世纪初,列宁创办的马克思主义机关报——《火星报》,就起到了“巨大的鼓风机”的作用,它使散布在俄国的革命火星,燃成了一片燎原之势。
一八九八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由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对俄国的影响,以及“经济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想的侵蚀,党内思想上的分离和组织上的涣散,日益严重。面对这种情况,为了把党从危险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列宁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创办一张大型的全俄马克思主义机关报,通过报纸的宣传鼓动,打垮修正主义、机会主义思潮的进攻,从思想上团结党;通过报纸的组织工作,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把党重新建立起来,从组织上统一党。一九○○年二月,列宁流放期满,便着手筹办报纸工作。十二月二十四日,经过列宁亲自编辑、发排和校对的,用很薄的卷烟纸印刷的《火星报》在德国莱比锡出版了。列宁亲自写了编辑部声明:“我们将本着严正的明确方针办报。一言以蔽之,这个方针就是马克思主义”。报头旁的题词写着:“行看星星之火,燃成熊熊火焰”。
《火星报》创刊号上,还发表了列宁关于中国问题的第一篇论文《中国的战争》。从一九○○年到一九○三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共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其中有:《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从何着手?》、《关于制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材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等。列宁曾把报纸比作脚手架,把建党工作比作正在修建的建筑物,把党员群众和地方组织比作建筑工人。有了报纸这个“脚手架”,就能逐渐使党形成固定的组织,使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领袖与群众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形成一个坚强的整体。列宁在《从何着手?》一文中说:“报纸的作用并不限于传播思想、进行政治教育和吸引政治同盟军。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
实际上,《火星报》编辑部已经起着中央领导机关的作用。一九○二年六月一日《火星报》第二十一号刊登了列宁领导下制定的党纲草案。各地党组织围绕这个草案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到一九○三年,各地党组织已从《火星报》创刊时的九个发展到三十六个。在列宁倡议下,又成立了党的“二大”组织委员会,列宁亲自为组织委员会起草“二大”的工作纲领草案,草拟了组织委员会的最近任务。一九○三年七月三十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召开。大会通过了列宁领导下制定的党纲草案,肯定了《火星报》在建党工作中的巨大作用,宣布《火星报》是党中央机关报。列宁通过创办《火星报》,为布尔什维克党的诞生打下了基础!
列宁在办《火星报》的整个过程中,十分重视对办报人员和工人通讯员的挑选和培养。他挑选了许多优秀工人作报纸通讯员。列宁修改工人写的通讯时,很注意保持这些通讯的精神、风格和特点。《火星报》第七号登了一封工人来信,信上说:“我把《火星报》拿给许多工友看过,结果把这份报纸通通弄破了,可是这期报纸却是很宝贵的……这里讲的都是我们的事情,是关于全俄国的事情。……工人群众现在很容易燃烧起来,下面已经在冒烟,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成大火。星星之火可以燃成熊熊大火,这话说得真对!”
后来,由于《火星报》被孟什维克分子把持和篡夺,列宁坚决退出了编辑部。从五十二号起,《火星报》就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为了粉碎孟什维克的进攻和团结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一九○五年一月四日,列宁筹办的布尔什维克机关报《前进报》在日内瓦创刊了,它接过原《火星报》的旗帜继续战斗,终于把火星燃成了烈焰,在把沙皇帝国与资产阶级政权葬进革命火海的战斗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附图片)
《火星报》创刊号的第一版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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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曼谷剪影
杨木
今年中秋之夜,我是在泰国首都曼谷度过的。这天晚饭后,我们正在寓所里同泰国朋友们一起喝浓茶,吃月饼。突然,户外雷鸣电闪,雨水如注。约半个钟头后,雷电停了,大雨转为中雨。寓所周围的香蕉树、椰子树和芋圃被雨点打得沥沥作响。如果说,刚才大自然创作了一首《雷电颂》,那么,现在它却让我们静听一支令人神怡的《雨打芭蕉》的乐曲。到了午夜,我站在凉台上观赏雨后在乌云中时隐时现的中秋月,一阵阵夹着椰子和香蕉味的凉风吹来。我深深地吸了几口,多么沁人心脾的“椰风蕉雨”的气息啊!
一位泰国朋友告诉我:泰国全年可分三季,即凉季、热季和雨季。在时值雨季的中秋节,很难见到“月到中秋分外明”的景色。我们从中秋多雨谈到被称为“东方威尼斯”的曼谷的历史变迁。
原来,一七八二年,曼谷王朝拉玛一世就把首都从吞武里迁到曼谷。那时,位于湄南河东岸的曼谷大部分地区尚未开辟,洼地甚多,因而被称为“泥海”。为了防御外来侵略及疏通河道,曼谷人民开始挖掘环都河和其他运河。此后,曼谷就逐步被建成河渠纵横、舟楫如梭、街道交错的“水上都城”。“东方威尼斯”因此得名。
但是,随着现代工商业的发展,曼谷的市容在近数十年来,特别是近二十年来,却起了很大的变化。许多河渠被填平了,高楼平地而起,市内的水上交通逐渐被奔驰着各式汽车的喧闹的马路所取代。
“水上都城”的鼎盛时期虽已过去,现在的曼谷还保存着多水的特色。滔滔的湄南河把曼谷市劈成两半,东面是曼谷,西面为吞武里,合称大曼谷。人口四百七十万的这个城市,仍有十几条河流蜿蜒其间。其中,有些河道被严重污染,市区尚有几个水上小市集。当夕阳将堕的时候,如果你漫步于非闹市区的小河边,更是别有情趣:一幢幢泰式高脚木屋背街面水而立,舟横水静,宛似古曼谷街景的再现。
世界上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色调,曼谷最为触目的色调是绿色和金黄色。登高一望,郊野稻田万顷青葱,公园、住宅区遍栽热带果木,一片苍绿,但是,闹市区却树木稀少。在通向郊区的公路旁,荷塘、芋圃交错其间,更丰富了绿的色调。有些外国游客称曼谷是个“黄澄澄”的城市,我也有同感。你看那遍布市内的三百多座寺庙,不都是有镏金的佛塔或涂金的屋顶和柱壁么?大王宫、两所大学、泰国大旅馆等著名泰式建筑的“三顶尖”屋顶不是泛着金光么?此外,街上满架的熟透的热带水果及许多金饰店,使人对曼谷的金黄色的色调,印象更为深刻。
去曼谷之前,听说曼谷是世界各国首都中名字最长的。到曼谷后,请教了泰国友人,确实如此。不过,与其说曼谷的名字长,毋宁说它的称号多。曼谷的泰文原名是“天使之城”的意思。如果把它的泰文全称音译成拉丁文字,则共有一百四十二个字母,其意思是:“神仙城、伟大的城市、玉佛的宿处、坚不可摧的城市、被赠予九块宝石的世界大都会、幸福城……”这个全称,现在已经很少流传。作为首次访问泰国的客人,我对曼谷的一个突出印象却是:它也是一个好客的城市,一个中泰两国人民友好的城市。中泰两国人民世代和睦相处,文化交流极为深广。在曼谷街道上,用泰中两国文字同时书写的招牌和匾额比比皆是;一些手工艺品交织着两国人民的传统艺术;泰语和汉语(主要是广东潮州话)互相吸收词汇,相得益彰。自从一九七五年中泰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和两国人民悠久的传统友谊有了新的发展。当我们离开曼谷的时候,许多泰国人民已得知邓小平副总理即将访问泰国的喜讯,他们以接待朋友和亲戚的心情等候着中国贵宾的到来。好客的泰国人民将以绮丽的热带风光和暖人胸怀的情谊迎迓近邻的走访。(附图片)
泰国首都曼谷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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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随笔

虚幻的希望
世芳
最近刚刚结束的美苏核会谈,有两段令人颇感兴趣的插曲:
会谈开始前,万斯表示了“审慎的乐观”,要以“最大努力”“达成一项互利协议”。当记者要求葛罗米柯谈谈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时,他面孔一板,冷冰冰地说:“会谈尚未进行,没有什么话好说”。
经过两天十多小时紧张激烈的讨价还价,会谈结束了。有记者问美国代表团发言人,能否用“取得进展”这个词来形容这次会谈。
发言人耸耸肩膀,神情尴尬地回答说,“我确实愿意这么做。只是没有给我这个形容词”。
这两个插曲所反映的美方态度的变化,清楚地表明会谈结果究竟如何。
人们记得,前两次美苏核会谈结束时,好歹总还是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装装样子。这次美方事先一再表示:不管会谈如何,美苏外长还要进行一次会谈。但是,结果不仅没有联合公报,甚至对继续进行外长会谈的愿望也没有表示。
难怪美方要说:“两天来的会谈使他们有点失望了”。
万斯在不到两年的期间,已经三访莫斯科。第一次“由于错误估计了苏联政策”,在莫斯科的强硬态度下,万斯受挫而归。之后,华盛顿取消了B—1轰炸机的生产,推迟了MX机动导弹的发展和中子弹头的生产等等,企图换得莫斯科相应的行动。但是,今春在莫斯科进行的第二次核会谈时,苏联由于对方让步而得寸进尺,要价更高。
之后,双方继续在日内瓦和华盛顿等地进行了多次低一级的会谈,相互都作了一些妥协。美方首席代表沃恩克兴高采烈地说,双方已解决了百分之九十五的问题,年内可望达成核会谈协议了。
正因为这样,万斯这次访问莫斯科,是怀着希望而去的。《华盛顿邮报》透露,美国政府甚至已经在国内“加强了宣传运动以使公众相信,同苏联签订一项控制武器协议所冒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
然而,华盛顿这种急于达成协议的态度,只是更加助长了莫斯科的气势。《华盛顿明星报》说:“美国谈判代表在会谈中实际上已恳求俄国人不要压美国让步”。但是,谈判的结果表明,恳求并没使克里姆林宫的先生们有所感动。因为,正如《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说的:苏联认为只有“采取强硬立场会更有可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诚然,这出核会谈的戏,美苏出于各自需要还是会演下去的。面对着苏联的扩张势头,美国企图通过协议套住争霸对手,以改善自己的地位。因此,美国有些人鼓吹,核会谈的成功将能给美国带来和平与安全。但是,美国有识之士指出,这是一种幻想。正如美国前政界人士罗斯托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限制武器协议并未能制止第二次大战。而现在美国政府“卖力向全国推销的那种限制战略武器协议……是一个只会导致苏联施加更大压力和更加冒险的绥靖行动”,“这是一个走向战争的步骤。”因此,万斯这次访苏之前的希望本来就是虚幻的;而对谈判结果的失望也就大可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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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元纪年的来历
现在许多国家记载年代都采用公元纪年的方法。这种纪年法是古代一个东正教僧侣发明的。它以传说的耶稣诞生那一年算起,耶稣诞生前是“公元前”,如耶稣诞生前四七六年,就是公元前四七六年。耶稣诞生后为“公元后”也称公元,如耶稣诞生后一九七八年即为公元一九七八年。现在一般把公元省略掉了。西方国家约在一四○○年时普遍使用这种纪年方法。我国从一九四九年起也采用公元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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