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2 GIA 高速专线,稳定4K在线视频,6个独立ip,最高5TB流量。
被封后自动更换IP,仅需5.88刀每月,支持支付宝。按月支付,不怕跑路!

1977年7月9日人民日报 第1版

第1版()
专栏:

“不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不算好干部”
——昔阳县大寨大队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经验
一九七七年五月三日,缅甸总统吴奈温来大寨大队参观访问,下午三时离开大寨到了阳泉。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去阳泉送了外宾,赶回大寨已是下午五点多钟。她连歇也没歇,直奔地里干活,待收工时,她才跟社员一起回家。
有的社员看见郭凤莲经常是这样,就问她:“你是不是担心我们完不成任务?”郭凤莲回答说:“我不是担心大家,是担心我自己。一不劳动,群众就不了解我,我也不了解群众。群众不了解我,就没法监督我,教育我。我不了解群众,开会就没有发言权,办事就少了主心骨。”
郭凤莲是这样,大寨其他干部也是这样。二十多年来,大寨的主要干部每年平均参加劳动都在三百天以上。大寨的社员深有体会地说:“在大寨,不劳动的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不算好干部。”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大寨的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为什么能这样自觉?关键在于他们对这件大事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把它当作反修防修的一个根本措施。
大寨的干部说:“镢把不丢,思想不修。”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保证党不变修、国不变色、人不变质的根本性大事。干部只有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有的农村干部认为,干部和社员不一样,干部是当家哩,社员是出力哩。干部管着几百口、几千口人的事,又费心,又熬眼,再要和社员一样劳动,那是图了个甚?大寨干部认为:农村干部和社员一样,都是干革命,都是普通劳动者,都是为了革资产阶级的命,让资本主义绝种,让社会主义胜利,早日实现共产主义。如果说有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干部肩上比社员多挑着一副重担,要比社员多吃苦,多流汗。如果当了干部就脱离生产劳动,让社员养活,那和旧社会骑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地主、官老爷有什么两样?干部不劳动,就不是真革命,干部长期脱离劳动,就会蜕化成为剥削者,导致资本主义复辟。
大寨干部在劳动的实践中亲身体会到,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处说不完;干部脱离了集体生产劳动,害处说不尽。
第一、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去掉私心,刨掉修根,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进攻。他们说:一懒生百邪。一个人思想变坏,常常是从“懒”开始的,干部脱离劳动就是变懒的表现,变修的缺口。干部好吃懒做,动嘴不动手,就不能坚持勤俭办社,就不能廉洁奉公,就会由懒到馋,由馋到占,由占到贪,由贪到变,由劳动人民蜕变为吸劳动人民鲜血的吸血鬼,由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掌权人变成瓦解集体经济的钻心虫。
第二、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调动社员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他们说:身教胜于言教,干部的行动就是无声的命令。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干部为集体,才能带动大家为集体。
第三、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及时了解社员群众的思想动向,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他们说:抓生产必须到地,抓思想必须见人。干部参加了集体生产劳动,和社员身挨身地干活,既见人,又见思想,能够及时发现问题,做思想工作不愁做不好。干部不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不仅同社员接触少,社员怎么想、怎么干都不清楚,思想工作无从下手,而且说人道人不如人,人家也不服不听你的。
第四、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心明眼亮嗅觉灵,抓好阶级斗争这个纲。他们说,干部经常参加劳动,可以随时观察地富反坏的言行,及时掌握阶级斗争动向,识破和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活动。干部不劳动,抓阶级斗争就是一句空话,不摸敌情,就不能打胜阶级斗争这一仗。
第五、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可以随时掌握生产情况,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取得领导生产的主动权,避免瞎指挥。他们说:干部领导生产,就得出对点子,好点子来自实践,来自群众。只有坚持经常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才能看到、听到、学到、说到、做到。才能集中群众智慧,总结群众经验,说话说到点子上,指挥抓到要害处,主意出在群众心上,不断创造出新套套。
第六、干部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能够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他们说:集体生产劳动是干部和群众心连心的一根红线。干部是普通劳动者,群众对干部才信得过,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干部和群众才会成为水乳交融的同志关系。干部脱离了劳动,也就脱离了群众,和群众的关系就会成为油水关系。
要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
大寨干部对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坚持得好,不光是由于他们对这件大事的重要意义有着深刻的认识,还由于他们有一整套严格的制度。
一、三百天:没有重病或较长时期外出开会,干部每年必须劳动三百天以上。这三百多天必须是实实在在的劳动,开会不能算,在地里转游不能算,在村里办公不能算,跑外面联系工作也不能算。
二、五不准:没有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在劳动时候从地里叫走社员谈话;上级来下乡的干部,不准从地里往回叫走正在劳动的干部;不准干部在劳动时间借口检查生产东游西转。
三、三个一样:干部要同社员一样出工,一样记工,一样评工。
干部每年的出勤天数,评分结果,要和社员一样公布于众,让群众监督。每次评工后审查工分,党支部重点要审查干部和干部家属,严格防止干部多记工分。干部不管多么辛苦,报酬不能超过同等劳力的社员。高了的,坚决降下来。
四、干五活:干部在劳动中要当社员的表率,带头干重活、难活、脏活、险活、关键活。要求社员做到的,干部首先要做到,提倡“跟我来”,反对“给我上”。
五、六勤。干部参加劳动,既要和社员一样出大力,流大汗,又不能埋头劳动图省心,要做到六勤:手勤——多带头实干;腿勤——出工前、收工后和地头休息时,要抽时间察看好农活;耳勤——多听社员的意见和反映;眼勤——多观察每个人的表现;脑勤——对听到和看到的要多动脑筋分析;嘴勤——发现问题,要及时给社员讲清,及时做思想政治工作。
要有一个很大的决心
有的农村干部问:我们也有制度,怎么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就不如大寨干部好?大寨干部到底有什么奥妙?大寨的干部说:制度非有不行,可是有了制度你不很好执行,还等于没制度。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参加劳动的决心。有决心,制度就起到了约束作用;没决心,有制度也是摆样子。
三十年来,大寨干部始终自觉地执行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党支部主要干部严格要求自己,干部之间互相开展竞赛,谁都怕落后。今年四月,郭凤莲因为感冒只劳动了二十五天,比宋立英少出勤三天。她很着急,就抓紧时间赶,外出开会前的一两个小时或接待外宾后剩一两个小时,都要跑到地里参加劳动,决心补起耽误了的那三天。
大寨干部十分注意处理好工作和劳动的关系,工作安排得科学,保证了有时间经常参加劳动。他们长期坚持开地头会、饭场会和每天晚上开碰头会,用零星时间工作,腾出整时间参加劳动,就是会计也不例外。特别是郭凤莲、宋立英、贾存锁等几个女同志,工作忙,家务重,但她们宁肯少休息,也决不耽误劳动。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她们家里都有商量工作的人,经常是做饭时候开会,端着饭碗办公,有时忙得一次饭要分好几次吃,最后连碗也忘记搁在了谁家里。
大寨党支部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要求干部,不因为工作辛苦去迁就,不因为客观原因而降低标准。他们发现干部在参加劳动上稍有松懈,就立即进行批评帮助;对参加劳动不大过硬的干部,坚决让他补课;对问题比较严重,经过批评教育改进不大的,就断然采取措施,不让他继续当干部。一九五九年,青年会计赵素恒接了贾承让的班,当上会计,地位变了,他强调工作忙,参加劳动少了。党支部发现这一苗头,就让他补课:劳动锻炼。这个青年由老会计言传身教,整整锻炼了四年,劳动过了关,才重新担任会计。
大寨干部由于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在劳动中思想过硬,作风过硬,生产过硬,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群众称赞说:俺大队的干部不脱离劳动,炼出了大志红心,年老的不褪色,年青的能接班,大寨红旗一定能越举越高! 驻大寨联合报道组


第1版()
专栏:短评

“镢把不丢,思想不修”
“镢把不丢,思想不修。”这是大寨干部的至理名言。
每个同志都要永远牢记毛主席的谆谆教导:“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大寨干部为什么能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多年坚持不懈?就因为他们自觉地把这作为反修防修的一项根本措施。大寨干部切身体会到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有许多好处,头一条就是能够最有效地反修防修;别的许多条好处,每一条也都同反修防修有密切关系。
“懒”字和“变”字、“修”字紧紧相连,“四人帮”这帮吸血鬼特别喜欢这个“懒”字。他们公然不许批判“软、散、懒”,不许批判“懦夫懒汉世界观”。姚文元去年二月对“四人帮”安置在《红旗》杂志社的心腹说:“我历来不同意‘软、散、懒’的提法,看到就删。”并且授意发表反党黑文,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的指示,指向华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报告。他们胡说批判“软、散、懒”是“脱离阶级斗争的观点”,千方百计反对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们不但要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批判他们,还要针锋相对地以实际行动批判他们,同他们划清界限。
基层干部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各级领导机关的干部也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之一,就是“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象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县以上的各级干部也要这样做。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同工人、农民实行三同。”华主席在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上的讲话中深刻地阐明:“劳动过程中人和人关系的革命,还大有文章可做。大庆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好文章,形成和发展着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大寨也是如此。这“有助于缩小三大差别,有助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有助于防止产生官僚主义者阶级”。保持和发展劳动过程中人和人之间的社会主义的新型关系,就一定能够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巩固,大大地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大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为了在现实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取得更大的胜利,为了革命事业的百年、千年、万年大计,各级干部都要进一步提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自觉性,广大群众要以国家和社会的主人翁的身份,监督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按照规定的制度,切实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第1版()
专栏:

坚持不懈 攀登高峰
——记老数学家江泽涵为发展我国拓扑学事业刻苦著书的事迹
一九七三年四月,暖融融的春风吹得人意爽神怡。北京大学数学系老教授江泽涵,打开一部刚从国外寄来的关于拓扑学不动点类理论的专著:《列夫协兹不动点定理》,读着读着,心花怒放。原来,他亲自指导的两个学生姜伯驹、石根华,一九六四年、一九六六年分别在中国《数学学报》上发表了《尼尔生数的估计》和《最少不动点数和尼尔生数》两篇论文。这两篇论文在国际评论文章里得到很高评价,被认为是“目前国际上关于不动点理论的最新成果”,“打破了五十年来国际上关于这门学科研究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是拓扑学上的一个“新的中国学派”。今天,在眼前这本拓扑学专著《列夫协兹不动点定理》里,作者又用两章的篇幅,阐述了姜、石的研究成果,并论证了他长期力求证明的一条定理,即:列夫协兹不动点定理的逆定理。读着这本书,这位抱着为国争光的愿望,在拓扑学领域奋斗了大半生的老知识分子,怎能不感到自豪、欣慰和喜悦呢?
拓扑学,是一门沟通几何学和其它数学的较新几何学;不动点理论,是这门学科的重要分支。这门学科研究事物形体的连续变化,有着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广泛的应用途径,对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有重要作用,并对科学技术发展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江泽涵教授是把这门学科介绍到我国来的第一人,曾经编译、写作过很多书籍和一些论文,培养过许多学生。他从事这门学科研究已有五十年历史了。现在,当仔细看完外国学者的专著后,他认为这本专著虽然有着许多优点,但书中那种抽象的论述方法,不能令人满意;而且,这本书对于姜、石研究成果的意义,还总结得不够。江泽涵教授想:我们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哲学为指导,又有我国自己研究的成果,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动手写一本关于不动点类理论的专著呢?这样不是更能恰当地论述这门学科的实质吗?不是更能深刻地总结我们的成果,以推动我国拓扑学的发展,攀登新的世界高峰,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作出贡献吗?
江教授被自己的设想激动了。但是,要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谈何容易!自己已经年过七十,眼睛患有白内障,记忆力衰退,而且担负着系里的其它工作……,这些困难,江教授都一一想过,但他想得更多的是:中国是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优越的条件,使我们有能力把科学技术搞上去,走在世界的前列。特别是想到几个月前,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历来教导,针对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对北京大学理科做了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一种遏止不住的战斗激情在心里奔腾起来,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写出这部不动点类理论的专著。
写作的准备工作开始了。满头白发的江泽涵教授在一丝不苟、坚持不懈地工作着。拓扑学不动点类理论的资料多而分散,查阅资料的工作十分繁重。江教授把有关不动点类理论的国内外大量资料列成目录,编成卡片,以便于查阅。他患有眼病,看书时间长了就头晕目眩、视线模糊,为了使准备工作不致中断,他每天以高度集中的精力坚持着。
但是,新的考验等待着江教授。一九七四年,“四人帮”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把北京大学周培源同志写的一篇关于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文章,打成“理科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借此把矛头指向周总理。乌云笼罩着北京大学。这时,江教授几年前编写的一本拓扑学教材的第三分册,原来一家出版社已答应出版,这时突然把原稿退回了。它象一盆冷水泼在江教授火热的心头。事实告诉他:这就是搞基础理论的结果!江教授的心有些冷了:“在这种情况下,再去写一本拓扑学的理论专著,命运又如何呢?”顿时,往事象狂澜一样涌上他的心头……
旧社会,江泽涵曾三次去外国学习研究。那时,一个中国人远涉重洋,跑到异邦,背后是一个苦难深重的祖国,眼前遇到的是帝国主义的歧视,心中是个什么滋味!多少次,他心里愤愤不平,说:“你外国人行,我们中国人也能行,等着瞧吧!”但是,岁月年复一年地过去了,为中国人争气的愿望却一次又一次落了空。当时,江泽涵认识不到,这悲剧是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造成的,他痛苦、惆怅,看不到出路。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开始了,一个崭新的国家就要在东方出现了。听到这消息,正在国外的江泽涵,心就象插上翅膀一样飞向祖国!他决定立即回国。当祖国在望的时候,江泽涵心中为祖国争光的愿望再一次苏醒了。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盛大游行时,他手挥小红旗走上街头,耳边震响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庄严宣告:“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泪水涌出了他的双眼,他欢呼跳跃。
这划时代的最强音,给了他勇气和希望。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下,他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党的教育事业和研究拓扑学中去。他多年培养的学生纷纷走上国家重要的科研岗位,有的并有所发明创造。他第一次懂得了,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唯有毛主席、共产党的英明领导,才能振兴祖国的科学事业。这些年,自己的哪一项研究工作、哪一个好的设想没得到党的支持、赞助和关怀?想到这些,江教授那颗发冷的心,立刻燃烧起来,他拿出自己抄录的周总理在一九七二年对北大理科作的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指示,看了一遍又一遍,一个更坚定的信念树立起来:“我相信党和人民是需要拓扑学,需要基础理论的。不管有多大困难,书一定要写出来,不给铅印,就油印!”
江教授自觉地把工作加强了,继续做著书的准备工作;此时,他又从自己的学生石根华存放在自己身旁的另一篇论文中,发现了一个在不动点理论上很有价值的科学想法,对于自己在著作中论述石根华的研究成果,有重要意义。他决定修改这篇论文发表,一方面可作为著作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以帮助石根华提高一步。
沉重的担子压着这位七十三岁的老年人。无论是春夏秋冬,清晨,星斗还在闪亮,江教授已经去办公室了;风天、雨天、雪天,从未挡住他去图书馆借阅资料的脚步。人们经常看到:江教授的身体低低的伏在桌子上,眼睛紧贴着书页、稿纸,微微发抖的手在艰难地写作。时而,他仰起花白的头,把手放在额头上;过一会儿,又伏下身子,轻轻揉着阵阵胀痛的眼睛……。
一九七五年二月,江泽涵教授正式开始著书。他把用了一个暑假精心修改的石根华的论文,寄给了远在甘肃搞大型工程设计的石根华。石根华打开这份迢迢千里寄来的稿件一看,他万万没有想到,九年前他写的那篇论文,被可敬的江教授修改得这么完整,这么精确,这么严谨。稿件的每一页纸上,都散发着一股浓郁的烟味,说明江教授在论文上凝聚了多少心血。他仿佛感到江泽涵教授那颗为着祖国的科学事业而奋斗的心,在“突、突”地跳动。这篇论文在中国《数学学报》发表后,又一次在国际上引起密切注视。
敬爱的周总理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在四届人大发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进一步开拓了江泽涵教授的胸怀。他把著书与这一伟大历史任务联系在一起,方向更明,干劲倍增。他把伟大导师马克思那句“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的名言写在著作的卷首,激励自己去克服困难。
正当江教授著书遇到了一次困难的时候,敬爱的周总理逝世的噩耗,象霹雳一样打来,悲痛压住了老人。他来到天安门广场,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痛诉自己的哀思。解放后,江教授多次见过周总理,总理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眼前,总理对自己的亲切勉励,依然萦绕耳畔。他挥笔写了一首诗,向周总理宣誓:“学您‘心中唯有人民’,为革命踏破重重难关!”一个月以后,江教授终于涉过那段“艰难地段”顺利前进了!
去年,“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一阵紧一阵,地震灾害也威胁着北京。有人劝江教授:“算了吧,别写了。”但更多的人却热情帮助、支持他:一位家庭妇女,主动为他刻印已写出的章节;一位抗日战争期间在延安战斗过的老同志,向他讲述当时的斗争生活,鼓舞他的斗志;一位红卫兵拉起他的手,恳切地希望他把五十年的知识总结出来;他的两个学生姜伯驹、石根华在工作之余来辅助他工作……。在那些日子,江教授脑海中常常浮现出我国登山运动员向珠穆朗玛峰绝顶冲刺的英雄形象,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自己写下去。在地震棚里,夏日闷热,蚊虫叮咬,汗水湿透衣衫,眼睛微微胀痛,都没有使江泽涵教授手中的笔停下。终于,题名《不动点类理论》的著作上卷完成了。
打倒“四人帮”,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战略决策,唤来了祖国科技事业的春天。江泽涵教授的著作得到中国科学院的大力支持,科学出版社已将他这部著作列入出版计划,北大党组织积极为他的著书工作提供方便条件。江泽涵教授著书的进度大大加快了。今年年初,老人让孙子搀扶着,又一次来到天安门广场,仰望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画像,深切地缅怀毛主席、周总理,心中涌起对英明领袖华主席无比感戴之情。江泽涵教授信心百倍,斗志昂扬,为能实践自己多年的宿愿而心花怒放!他给自己满打满算地定了一个计划:一定要在祖国二十八年国庆期间,把这部拓扑学理论专著的下卷完成,向英明领袖华主席、党中央,向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献礼!
本报记者


第1版()
专栏:

毛主席语录
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