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批判“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
向群
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加快了他们的反革命步伐，在他们控制的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论总纲》、《汇报提纲》和《条例》。八月，他们趁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病重之际，倾巢出动，掀起一个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在江青直接主使下，他们指令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选辑所谓“批判文章”，并把这三个稿子作为“附录”（实则只有《论总纲》附了初稿的全文，《汇报提纲》只附了第一稿的第三部分，《条例》只附了最初几个草稿中的一个稿子，而且不是原文，是个错漏很多的传抄本），分别编成三个小册子，诡称这是“不用中央名义的中央文件”，印了数千万册，发到全国。这是他们篡党夺权的一个大阴谋。他们把这三个稿子比作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刘少奇的《二月提纲》，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妄图把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打成赫鲁晓夫、刘少奇、林彪式的人物，反革命气焰极其嚣张。他们把这三个稿子打成“三株大毒草”，是背着毛主席干的。毛主席根本没有说过这三个稿子是毒草，更没有说过要批判。他们给这三个稿子戴上如此吓人的大帽子，完全是欺骗舆论，制造混乱，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
“四人帮”把《论总纲》说成是当时在中央主持工作的一位领导同志“授意炮制”的，说他“把这篇文章当作向无产阶级进攻的一个拳头”。这些说法，纯属捏造。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先后作了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三项重要指示。“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需要，疯狂反对和歪曲毛主席的这些指示。这是当时我们党同“四人帮”斗争的一个焦点。《论总纲》这篇文章，正是从这种阶级斗争形势出发，宣传毛主席的这三项重要指示，宣传一九七五年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关于解决铁路问题、钢铁问题、国防工业问题、农业学大寨问题以及一些地区和单位的问题所发出的一系列重要文件的精神，阐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安定团结，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等方面的问题。这篇文章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上旬的初稿中，有些提法不妥当，特别是用了“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在十月中旬的二稿中，就已删去了这个提法，因而题目也已改了。
“四人帮”为了反对宣传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三项重要指示，诬蔑《论总纲》是“大毒草”，给它加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竭尽造谣诬蔑之能事。他们攻击《论总纲》是“一篇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治宣言”，是“翻案复辟的自供状”、“翻案复辟的铁证”等等。总之，在他们看来，《论总纲》是搞“复辟”，而他们则是“反复辟”。
事情果真是这样吗？
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香花？什么是复辟？什么是反复辟？人民群众是最有鉴别能力的。《论总纲》虽然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但全文揭露和痛斥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因此，与“四人帮”的愿望正好相反，尽管他们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对《论总纲》实行反革命围剿，但是广大群众并不认为这篇文章是什么毒草，而认为那些攻击《论总纲》的文章，才是真正的毒草。
现已查明，一九七六年二月下旬，姚文元在一份《论总纲》的稿子上，写了四十七条批语，并“指示”他们的写作班子“程越”、“梁效”等炮制批判《论总纲》的黑文，恶毒地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些反革命的批语和文章，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和鲜明性，它从反面说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论总纲》，而是“四人 帮”自己。
（一）
《论总纲》在阐述毛主席关于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时，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矛盾。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就是要紧紧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坚持进行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充分认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特点和复杂性。文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进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如果对阶级斗争的这种特点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就会被一些错误的口号所迷惑，忘记党的基本路线。
对于《论总纲》的这些论述，“四人帮”如芒在背，不能容忍。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是一伙以伪装形式出现的反革命的极右派，推行的是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他们根本歪曲毛主席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中提出的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别有用心地搞什么“全面专政”、“反经验主义”、“打土围子”、“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等等，妄图对他们的帮派体系以外的一切阶级、一切领域、一切人实行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为了推行这条极右路线，他们采用了种种手法，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手法，就是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自己打扮成“左派”，以掩盖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正如英明领袖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中所指出的：“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
“四人帮”虽然在自己脸上涂上了一层层“左派”、“革命派”的油彩，但是他们非常心虚，非常害怕人们戳穿他们的伪装。姚文元一看到《论总纲》讲“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就按捺不住，在旁边批道：“什么‘复杂性’？”“来了！”在看到《论总纲》中说“他们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的时候，又批道：“你们才是这样。自画像。”他们如此敏感，确是活灵活现地“自画”出了他们做贼心虚的心理状态。
《论总纲》在批判林彪时说，毛主席正是根据林彪的实际行动，看穿了他在“极‘左’词句掩盖下的反马克思主义、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实质”。姚文元别有用心地在旁边批道：“‘左’？”随后，他在修改“程越”的《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一文时，又无中生有地给《论总纲》加上了“打起反对极‘左’的旗号”、“把林彪极右的修正主义路线改为‘左’”的罪名。“四人帮”不仅害怕人们戳穿他们的伪装，而且对人们戳穿林彪的伪装也很反感，这说明他们使用的反革命手法是袭用林彪的老谱，他们同林彪本来就是一伙。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革命的旗号搞反革命，用“左派”的假面具掩盖极右派的实质，是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一个显著的特征。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在政治上、理论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空前提高，党内外阶级敌人如果以赤裸裸的极右面目出现，就根本站不住脚，所以他们往往戴上“革命”、“左派”的假面具，用这种诡计来欺骗人民。林彪所说的“打着红旗造反，不易被人看穿”，就一语道出了这种诡计。正如列宁所说：“日益巧妙地伪造马克思主义，日益巧妙地把各种反唯物主义的学说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这就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政治经济学上、策略问题上和一般哲学（认识论和社会学）上表现出来的特征。”（《列宁选集》第2卷第337页）斯大林在讲到同联共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托洛茨基等人作斗争的经验时也指出：“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是取得政权以后我们党内所有一切反对派别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页）托洛茨基主义是“灵活而巧妙地以‘左的’和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机会主义。”（《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4页）
由于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在进行反革命活动时具有这种特征，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面前就产生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如何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早在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总结我们党粉碎高饶反党联盟的斗争时就强调指出，识别阴谋集团的重要性。毛主席说：“我们应当从这里得出一条经验，就是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我们有的同志容易被假象所迷惑。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因此需要有科学。不然，用直觉一看就看出本质来，还要科学干什么？还要研究干什么？所以要研究，就是因为现象同本质之间有矛盾。但假象跟一般现象有区别，因为它是假象。所以得出一条经验，就是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0—151页）毛主席在这里向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就是不仅要通过现象而且要通过假象去认识本质。假象也是一种现象。假象同一般现象的区别，在于它从反面反映本质，比现象反映本质要更加曲折。所以，通过假象认识本质更不容易，我们必须花气力去学会这种本领。随着革命的发展，毛主席又总结国际国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我们党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经验，反复要求全党“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并且着重指出：党的高级干部，不管工作多忙，都要挤时间，读一些马列的书，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毛主席不仅向我们提出了这个任务，而且为我们制定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个著名的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党内走资派的基本原则。毛主席的这些指示，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不论他们用怎样的革命词句来伪装自己，都是能够被识别的。他们既然事实上在搞反革命，就必然产生革命词句和反革命行为的矛盾，也就是革命的伪装和反革命的实质的矛盾，这种矛盾是他们不可能克服的，因而他们不可能不露出破绽。人们抓住他们的破绽，就可以识破他们的伪装，认清他们的本质。我们党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说明了这一点，同“四人帮”的斗争再一次说明了这一点。“四人帮”就是一伙用“最最最革命的词句”掩饰自己的反革命黑帮。当他们摆出“超级革命”的架势，把革命的口号歪曲到荒谬绝伦的地步，而反革命的活动干得最凶的时候，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经过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广大革命人民，就已经一步一步地识破了他们的反革命真面目。
《论总纲》在讲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时说：革命人民和革命干部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识破了什么是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另一方面，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也从他们的失败中间吸取教训，设法把自己伪装得更巧妙”。很清楚，《论总纲》这段话只是对当时阶级斗争状况所作的一种分析，并没有具体地说“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是谁。但是，“四人帮”对此异常敏感，极为恼火。姚文元在他的批语中质问：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指谁？”随后，他在修改“程越”的文章时，又亲笔写了这样一段奇文：《论总纲》所说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指的“就是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马克思主义者”。人们十分熟悉，这两个称号一向是“四人帮”伪装自己，欺骗人民的幌子，因而也就是说指的是他们自己。姚文元在这段奇文中，既自封为百分之百的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打自招地供认自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阶级斗争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的这种自供是合乎事实的。现在全国人民都已清楚地看到，他们的确是一伙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反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敌人。
（二）
《论总纲》在论述安定团结问题时，一开头就写道：“毛主席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我们学理论，抓路线，就是要促进安定团结。‘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姚文元对此批道：“革命呢？”这条批语说明，在“四人帮”看来，谁要说实现安定团结，谁就是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否定阶级斗争。实际上，他们根本反对实现安定团结，妄图要无休止地乱下去，搞乱无产阶级的天下。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要大乱，越乱对我们越有利”。
“四人帮”的这些谬论，一笔抹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果，矛头是直接对着毛主席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毛主席就提出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伟大战略思想。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把毛主席这个指示接过去，加以歪曲，千方百计地搞乱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人民。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存在着两种阶级内容不同、性质不同的乱。一种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去造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反，打乱他们在一些地方和部门的修正主义统治，使他们土崩瓦解，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另一种乱是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采取各种阴谋手段，制造全面内战，打倒一切，搅乱我们无产阶级的天下。这是他们从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前一种乱，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以前，是我们的斗争所需要的；后一种乱，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必须加以制止。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一再强调要正确对待干部，反对打倒一切。目的之一，就是为了防止和制止阶级敌人在革命队伍内部制造混乱。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毛主席并且反复强调，要加强工人阶级的团结，革命人民的团结，警惕阶级敌人的分裂活动。毛主席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主席针对社会上流行着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反复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警惕资产阶级利用小资产阶级思想来搅乱我们的阶级队伍，把文化大革命引入歧途。毛主席说：“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实际上都是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四人帮”的尖锐批判。
当我们党取得了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伟大胜利以后，毛主席及时地在党的九大上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又明确指出：“团结起来，为了一个目标，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要保证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团结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去争取胜利。”到一九七四年，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继粉碎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粉碎了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这时，我们党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目的是继续批判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肃清其流毒，促进安定团结，以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准备更为有利的条件。但是，“四人帮”不要安定团结，而要继续大乱，彻底大乱。他们根本否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一笔抹杀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以此作为还要继续乱下去的借口。他们把毛主席的批林批孔的指示接过去，利用评法批儒，掀起了一个攻击和陷害周总理和一大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反革命逆流。他们在全国不少地方继续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组织帮派体系，更加疯狂地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他们要继续乱党、乱军、乱国。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主席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安定团结的指示。这是对“四人帮”的当头一棒。但是，“四人帮”悍然不顾毛主席的严重警告，继续坚持他们的“搞乱全国，乱中夺权”的反革命策略。
《论总纲》遵循毛主席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针对“四人帮”反对和拒不宣传毛主席这个重要指示的严重情况，论述了安定团结的重要性，论述了安定团结和阶级斗争的关系。文中指出，促进安定团结，才能在全国造成一个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局面，才能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但是，实现安定团结，必须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当时阶级斗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四人帮”继承林彪的衣钵，混淆两类矛盾，颠倒敌我关系，打着反修正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打着反复辟的口号搞复辟。从这个情况出发，《论总纲》强调要继续批判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划清敌我界限和是非界限；要彻底揭露阶级敌人在“造反”、“反潮流”的革命旗帜下，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破坏党和人民的团结，向无产阶级进攻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在那些被阶级敌人控制的地方和单位，要彻底揭露和坚决打击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腐化堕落分子、违法乱纪分子、刑事犯罪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安定团结。这些论述，反映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情况。“四人帮”感到这些论述的锋芒是对着他们的，所以一口咬定所有这些都不是讲的阶级斗争，都是否定阶级斗争，否定革命。由此可见，“四人帮”所说的革命和阶级斗争，就是保护和代表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依靠新老资产阶级分子、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等等的力量，向无产阶级进攻。
阶级斗争和安定团结是纲和目的关系，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总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统一学说，正确地处理阶级斗争和革命团结的辩证关系，坚持斗争和团结的统一。在同阶级敌人的激烈斗争中，毛主席总是强调团结对敌的重要性。毛主席指出，要使“全党能够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与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珍爱这两个无价之宝。”每当革命取得一次重大的胜利以后，毛主席又总是进一步提出增强团结的任务，以便从政治上、思想上、物质上进一步增强自己的力量，巩固和发展革命的胜利成果。华主席继承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的这个一贯思想，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及时提出了“在两个阶级的激烈斗争中，实现安定团结，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达到天下大治”的战略决策。这是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
（三）
《论总纲》为了阐述毛主席关于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指示，根据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报告，一开头就讲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姚文元对此批道：“前提：经济领域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为纲被排除”，并且诬蔑《论总纲》“篡改党的纲领，否定基本路线”。“程越”根据姚文元的“指示”，在《一个复辟资本主义的总纲》一文中写道：“《总纲》一开头就提出要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这是“否定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这里，姚文元的批语和“程越”的话，准确地表达了“四人帮”多年以来大肆宣扬的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并不包含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他们把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根本对立起来，甚至把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说成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四人帮”的这个“理论”，只能说明他们彻底背叛了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彻底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同“四人帮”的“理论”相反，我们党的基本纲领，本身就包含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
无产阶级要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首先必须夺取政权，改变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仅仅这样做还不能彻底推翻一切剥削阶级。生产关系的改变，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不断巩固，并且向更高的阶段发展，才能取得彻底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物质力量。
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就是说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必须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个领域真正取代资产阶级的统治。必须大力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无产阶级专政就失去了目的，无产阶级专政就没有充分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充分巩固。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写道：“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6页）毛主席又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指出：“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62页）
所谓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归根结蒂，就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生产出比资本主义丰富得多的社会产品，满足社会的需要。列宁说过：“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可以被彻底战胜，而且一定会被彻底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选集》第4卷第16页）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保证社会生产力高度发展的优越性，但是如果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不去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沿着正确的方向，作出艰苦的努力，这种优越性是不能充分发挥出来的。毛主席在《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文中，讲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时指出：“你有那么多人，你有那么一块大地方，资源那么丰富，又听说搞了社会主义，据说是有优越性，结果你搞了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你象个什么样子呢？那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6页）毛主席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任务，提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
我们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就是坚持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就包含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内容。
“四人帮”一面高谈社会主义革命，高谈阶级斗争，一面却把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从我们党的基本纲领和基本路线中排除出去，把社会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建设对立起来，这就充分说明，他们的所谓“革命”，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马克思主义所说的革命，其实质就是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社会革命不是凭空发生的，只有当生产关系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时，革命才会到来。按照“四人帮”的“理论”，革命的发生和发展，同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关系，这就从根本上取消了革命。他们的所谓“革命”，就是阻碍和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革新生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命。
《论总纲》一开头就说，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今后二十五年国民经济发展的宏伟任务”。姚文元在修改“程越”的文章时，把这句话偷换为“把在今后二十五年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党的奋斗目标”。他们这样做，本来是为了一箭双雕：既可以给《论总纲》加上“否定党的基本纲领”的罪名，又可以宣扬他们的所谓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是共产党人的最终奋斗目标的谬论。可是这样一来，恰好暴露了他们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真面目。早在二十多年前，毛主席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文中就已明确指出：“我们的总目标，是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我们是一个六亿人口的大国，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要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化、机械化，……我看，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象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0页）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对共产党人来说，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用这个手段去实现我们的最终奋斗目标，经过社会主义达到共产主义。
《论总纲》在讲到革命和生产、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时，引用了列宁关于“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的教导，同时还引用了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一段著名指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对此，姚文元批道：“歪曲马列，还是回到唯生产力论”。“梁效”在《翻案复辟的自供状》一文中，根据姚文元的批语，攻击《论总纲》引用毛主席的上述指示是什么“公然歪曲”。他们的“理由”是，《论总纲》仅仅引用了毛主席的上述指示，而没有接着引用这个指示的后面一段话，即“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他们根据这个“理由”，攻击《论总纲》“采取掐头去尾的恶劣手法，故意删去毛主席那一段话的后半部”，是“抽掉革命来谈生产”，是“攻击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攻击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大肆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姚文元的批语和“梁效”的谬论，是直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这个著名指示，科学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后面的那段话，是根据这个基本原理，对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任务所作的说明。这段话明确指出，只有经过革命斗争的手段达到“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的目的，“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的”。《论总纲》引用这个指示，是为了说明在社会主义革命阶段，仍然要用毛主席提出的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一切工作。引用这个指示时，没有引用后面那段话，根本不存在什么“歪曲”、“掐头去尾”的问题。姚文元直截了当地说《论总纲》引用毛主席的这个指示，就是“回到唯生产力论”，“梁效”稍加掩饰，说不接着引用后面那段话，就是“贩卖唯生产力论的破烂货色”。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四人帮”长期以来大张旗鼓地批判所谓“唯生产力论”，原来矛头是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他们所谓的“唯生产力论”，不是别的，而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政治和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
“程越”的文章，根据姚文元的“指示”，还诬蔑《论总纲》“荒谬地把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等重要指示，篡改成只是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的东西。这是彻头彻尾地歪曲毛主席的指示”。这段话很值得人们注意。它准确地表达了“四人帮”多年以来大量宣扬的又一个“理论”。这个“理论”认为，上层建筑可以脱离基础，不为基础服务，政治可以脱离经济，不为经济服务。“四人帮”的这个“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彻底背叛。
马克思主义认为，上层建筑是不能不为基础服务的，政治是不能不为经济服务的。上层建筑是由基础决定的，政治是由经济决定的。上层建筑一旦在一定的基础上产生以后，就对它的基础发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上层建筑基本适应它的基础，因而就会促进基础的巩固和发展，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上层建筑为基础服务；一种是上层建筑不适应它的基础，阻碍和破坏基础的发展，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变革上层建筑的革命就会到来，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当着不变革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不能巩固的时候，上层建筑的变革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是如此。这些基本道理，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反复阐述过。列宁指出：任何政治上层建筑，“归根到底是为生产服务的，并且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439页）毛主席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上层建筑必须为基础服务，政治必须为经济服务，同马克思主义经常强调的政治是统帅，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阶级斗争是纲等等，是不是有任何矛盾呢？完全没有，二者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以经常强调政治是统帅，政治占首位，阶级斗争是纲，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国内外阶级敌人经常准备向我们进攻。如果我们不能随时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复辟的阴谋，我们的政权，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就不能稳固，也就谈不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时，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无产阶级如果不用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去统帅经济工作，就不能战胜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就不能有效地抵制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也就不能保证我们的经济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经济工作就会走到邪路上去。所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必须紧紧掌握自己的政治统治权，坚持阶级斗争为纲，采取正确的路线，去保证社会经济最大限度地发展。因此，很明显，政治对经济的统帅是不能离开经济发展的，否则，就无所谓政治对经济的统帅。政治对经济的统帅作用，从根本上说，就是政治正确有效地为经济服务，使经济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卓有成效地迅速前进。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这篇光辉著作，给我们树立了解决政治与经济的统一、政治为经济服务问题的典范。《论十大关系》中所说的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是直接讨论经济工作中的重要方针政策的，又都是政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些是直接的政治问题，而提出这些问题，又“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就最清楚地表明了，政治是与经济统一的，是为经济服务的。
列宁说：“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概念中，政治好象是脱离经济的。”（《列宁选集》第4卷第370页）“四人帮”鼓吹政治不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充分暴露出他们所说的政治，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而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政治，这种政治当然不能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而只能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只能对社会主义经济起阻碍和破坏作用。
“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论者。他们故意把政治描绘成至高无上的东西，而把经济看成下等的东西，鄙视政治为经济服务。他们同几千年来的剥削阶级一样，颠倒地看待政治和经济、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他们看来，不是劳动者养活他们，而是他们养活劳动者。他们鄙视劳动人民的生产活动，进而鄙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们根本否定“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他们否定“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74页）他们否定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在“四人帮”眼里，他们是救世主，历史是由他们这伙搞破坏社会生产力的反动政治的人们创造的，而不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他们的这种“理论”旧得不能再旧了，它是几千年前极端腐朽的奴隶主、封建主的“理论”，是董仲舒们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类鬼话的翻版。
“四人帮”宣扬这套“理论”，目的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毁灭社会主义经济，妄图篡党夺权，把我国重新拖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使社会生产力处于极为低下的水平，以便维持他们的反革命统治。
姚文元对《论总纲》有一条骇人听闻的批语。《论总纲》在结尾讲到，我们“一定能够实现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这句话，是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讲过的，是完全正确和无可怀疑的。可是，这个反革命文痞居然对此批道：“一定能复辟吗？痴心梦想！”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什么叫复辟呢？在“四人帮”的心目中，“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就是复辟。可见，他们大喊大叫的所谓“反复辟”，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敬爱的周总理，就是反对社会主义，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姚文元的这个批语，是写给他们的亲信们看的，是私房话，这里没有什么伪装，和盘托出了他们的真实意图。这个批语，白纸黑字，无可争辩地说明，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不是别人，正是“四人帮”自己。他们是打着反复辟的旗号搞复辟。
“四人帮”对《论总纲》的“批判”，是一个很好的反面教材。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怎样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搞反革命复辟的，是怎样伪造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猖狂进攻的。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遵照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认真学习最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以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为武器，把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