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21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从摘桃到篡党的丑恶表演
——彻底批判“四人帮”破坏“七·二一”指示的罪行
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判组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主席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作了光辉批示。毛主席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光辉批示,为造就宏大的工人阶级技术队伍开辟了广阔的途径,全国人民热烈拥护,“四人帮”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玩弄阴谋,肆意歪曲历史,疯狂破坏毛主席光辉批示的贯彻落实。我们必须彻底清算他们的反革命罪行,为加速建立一支工人阶级宏大的技术队伍而努力奋斗。
欺世盗名的摘桃派
长期以来,“四人帮”把自己打扮成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道路的发现者。果真如此吗?不!历史完全被他们弄颠倒了。
早在一九五二年,上海机床厂就开始分期分批选送优秀工人到技术科室,边学边干,培养设计员、工艺员,同时,开展了职工业余文化技术学习。到一九五七年,培养了一百三十九名工人技术员。一九五七年七月八日,伟大领袖毛主席亲临上海机床厂视察。毛主席十分关怀工厂技术力量的成长,高度赞扬工厂开展业余文化教育,工人同技术人员结合改革老产品,自行设计、制造新产品的经验,指示要搞好工人的政治和文化学习。就在这个月,毛主席向全党发出了“要努力学技术,学业务,学理论,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的伟大号召。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一九五八年,国务院发出通知指出,培养一支数以千万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的历史任务之一。上海机床厂党委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很快地办起了工人业余大学、各种短期技术训练班和半工半读专科学校,从工人中聘请了一百二十多名业余设计员,提拔了一批工人工程师和技术员。一九六四年,周总理在一次工业展览会上,看到上海机床厂通过“三结合”设计、制造的一台精密磨床,十分赞许,要工厂领导进一步帮助工人学习理论,提高技术。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全厂五百八十名技术人员中,工人技术人员有二百五十九名,占百分之四十四点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上海机床厂广大职工批判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自觉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一九六八年七月,毛主席对一份内部情况上登载的《上海机床厂工程技术人员队伍的情况和问题》一文作了批示,号召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上海机床厂工人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
“四人帮”对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事先一无所知。毛主席批示后,他们一伙就出来抢摘桃子了。张春桥原来没有看过内部情况上登的这篇材料,毛主席批示后,他大为恼火,借故责问,这样重要的材料,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也急急忙忙赶到报社,私下叮咛:象这样重要的材料,以后可经过他往上转。善于钻营的张春桥于七月二十一日,急忙赶到上海,第二天就在上海机床厂召开了市革委会扩大会,他在会上恬不知耻地吹嘘,是他把上海机床厂的经验送给毛主席的,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逐步形成的,是毛泽东思想和工人阶级实践的结晶,根本没有“四人帮”一丝一毫的功劳。但是,他们俨然以这条道路的“发现者”自居,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扼杀新生事物的刽子手
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四人帮”从来如此。他们对七·二一工人大学这个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尽破坏扼杀之能事,但同时给自己戴上一顶新生事物维护者的桂冠。
七·二一工人大学,是在毛主席光辉批示指引下,敬爱的周总理精心培育的产物。毛主席批示发表不久,周总理亲自提名,特邀上海机床厂代表,参加一次重要的军工部门抓革命、促生产会议,介绍他们的经验。周总理专门出席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亲切地鼓励他们为党、为毛主席做出新的贡献。上海机床厂的同志没有辜负周总理的期望,一九六八年九月办起了我国第一所七·二一工人大学。周总理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一九七一年初,派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专程前往总结经验。在这一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上海机床厂介绍了经验;周总理在听取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亲切地让上海机床厂的同志坐在自己的身边,兴致勃勃地详细询问了工人大学的情况:学制有多长?学员劳动多少时间?基础课都学吗?第二期招生了没有?是不是还派工人到外面去培养?等等。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工人大学之花开遍祖国大地。仅就机械工业战线来说,到一九七六年,一机部所属系统就办起了各种类型的工人大学三千多所。
“四人帮”干了些什么呢?毛主席光辉批示发表一年后,张春桥在上海机床厂大放厥词,胡说什么现在“基本上还处在宣传、处在舆论准备这样的阶段”,极力贬低毛主席指示的伟大现实意义,给广大群众积极贯彻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大泼冷水。“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指责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方向错了”,四次下令,要学习“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鼓吹的培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张铁生式的小丑的经验,妄图把工人大学纳入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轨道。
一九七一年,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总结第一届办学经验,对学员既提出了政治方面的要求,又规定了在技术上掌握磨床设计的具体目标。这就触犯了“四人帮”的禁律,他们的一个余党大发雷霆,给扣上了“技术第一”、“修正主义回潮”的大帽子,硬逼着学校检讨。一九七二年,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根据周总理指示精神,从实际需要出发,加强了基础理论的教学。“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对这种对有实践经验的工人着重提高技术理论水平的正确做法,大加责难,勒令检查。一时出现了什么“工人不学技术理论,也能搞设计”,什么给工人讲技术理论课是“黑板上开机器”等谬论。严重影响了工人大学基础理论课程的教学。尽管已经闹到这样,“四人帮”还在那里大批“知识私有”。工人气愤地说:“什么知识私有?这样搞下去,是知识没有。”
“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以厂办工人大学这种形式,取代培养工人技术人员的多种形式。一九七一年,上海机床厂准备在继续办好工人大学的同时,大力发展业余教育。“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竟以所谓“保证重点”为名竭力反对,一刀把业余学校招生名额砍掉三分之二,使工厂业余教育从此一蹶不振。一九七六年,“四人帮”还大批七·二一大学是一种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这个正确的观点。他们把七·二一工人大学同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完全等同起来,把七·二一工人大学作为唯一的培养形式,同时又竭力破坏工人大学。这样,毛主席所号召的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就被他们破坏了。
利用典型反党的阴谋家
拔起旗杆当棒子,利用典型反党,是“四人帮”的发明。
一九七五年四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授意上海机床厂的个别人,背着工厂广大职工,炮制了一个所谓反经验主义的十条,打出了一发反党炮弹。同年六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捉刀代笔,在全国七·二一工人大学经验交流会的上海机床厂发言稿中,塞进了大反所谓“基础风”的内容,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
周总理逝世后,“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一九七六年二月,“四人帮”在上海的几个余党,根据王洪文的密令,亲自出马,精心炮制,盗用上海机床厂工人大学全体学员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所谓的致敬信,连形式上的群众通过也没有,就直接送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在这封信中,他们把中央领导同志所说的“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是一种形式,也发展。但不能代替其它大学”这句完全正确的话,加以歪曲,进行批判;把当时他们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惯用的“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扩大为“那些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他们制造的反革命舆论又大大升级一步。在炮制这封信的前后,“四人帮”在北京的那两个黑干将组织“两校”赴上海机床厂“学习”。他们在上海的余党,又让上海机床厂派人到辽宁那个死党控制的学校“取经”。辽宁那个死党又派反革命小丑张铁生到北京“两校”“送宝”。他们非法串连,南北呼应,反革命气焰一时甚嚣尘上。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这封信登在当时“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同时还配合发表了“两校”的所谓赴上海“学习”汇报的报道,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工人大学所谓辩论的通讯,唱的都是一个调子。看,“四人帮”利用典型进行反党活动是何等猖狂!
粉碎了“四人帮”,贯彻毛主席的光辉批示,造就工人阶级宏大技术队伍大有希望。我们满怀信心,在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支浩浩荡荡的工人阶级技术队伍一定能够加速建成,我国科学技术战线群星灿烂的时代,一定会很快到来。


第2版()
专栏:

是脑力劳动者,还是“臭老九”?
中共武汉大学委员会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出于反动的阶级本性和篡权复辟的反革命需要,肆意反对毛主席的指示,散布大量的反动谬论,恶毒辱骂和攻击知识分子,颠倒敌我,混淆是非,犯下严重的罪行。
(一)
分清敌我,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也是这样。知识分子是无产阶级的朋友还是敌人?是革命的力量还是革命的对象?是劳动者还是“臭老九”?在这些问题上,“四人帮”竭力把水搅浑,制造混乱,疯狂破坏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四人帮”把知识分子和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地、富、反、坏、右联在一起,把广大知识分子骂成“臭老九”。一九七一年,张春桥在上海狂叫:应该骂“臭知识分子”。一九七三年王洪文也叫嚷什么:“你们要有准备,有了准备,就骂一顿臭知识分子。”从此以后,“四人帮”及其亲信、走卒,采取各种卑劣手法,变本加厉,恶毒诬蔑广大知识分子,对广大知识分子实行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大搞法西斯专政。
大家都知道,早在民主革命运动中,毛主席就曾着重指出:“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他们在这个革命阶段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在我国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阶段,艰巨的革命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全面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好好地团结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是全党的重要任务。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谆谆教导我们,要充分认识广大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敬爱的周总理指出:“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加强了党对知识分子工作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了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多年的革命实践证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和鼓舞下,广大知识分子已经做出并且正在继续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公然对抗毛主席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价和科学分析,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广大知识分子当作革命的对象来打击。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四人帮”这种反革命的罪恶行径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不应该把知识分子说成是“臭老九”。知识分子有缺点,要帮助;让他们专心致志地工作,对我们的事业是有利的。对于毛主席的指示,“四人帮”象蝙蝠害怕见到阳光一样,极力封锁,甚至当作政治谣言进行追查和批判,把矛头直接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猖狂到了极点!
“四人帮”在给广大知识分子戴上“臭老九”或“臭知识分子”大帽子时,制造了不少极端反动的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二)
“四人帮”竭力混淆世界观问题与政治问题的界线,把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分子”划等号,把脑力劳动者同剥削者划等号。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分析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时指出,我国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中,除了极少数反动分子之外,绝大多数人都是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的。毛主席还指出,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或者由于出身非劳动人民家庭,或者由于解放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就他们的世界观来说,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此,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这里,毛主席明确指明世界观问题和政治态度的区别,指明知识分子的世界观的阶级属性,指明世界观改造的重要。“四人帮”大肆歪曲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的科学分析,并用荒谬的推理,把新老知识分子统统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说成是“资产阶级分子”。姚文元竟然把我们的学校污蔑为“资产阶级所把持的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这样就把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划了等号,把知识分子推到剥削阶级里面去。
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是什么成份!这当然是胡说。马克思主义认为,划分阶级的标准是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对于知识分子进行阶级分析也应当这样。“四人帮”把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作为划成份的标准,这就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分析的基本原理。世界观是一个比阶级成份复杂得多的问题,在阶级社会里,工人当中也存在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有些人也有一个改造世界观的问题,难道他们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吗?我们的干部,有做错事情的时候,有时是搞了唯心主义,这也是世界观的问题。干部也要改造世界观,难道他们因此就是“资产阶级分子”吗?当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里,每个阶级的具体成员,都有思想改造的任务。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改变他们的阶级成份,这是众所周知的道理。
知识分子有了知识,就是剥削者!这更是荒唐之极的谬论。在我国各条战线上,教师教书,科技工作者设计制图,进行科学实验,都是劳动。他们从事劳动的特征,主要是脑力劳动。我国广大知识分子用他们掌握的科学知识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工人、农民共同创造了丰富的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人民群众对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卓有成绩的知识分子,给予应有的尊重和赞扬,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财富。广大工农群众把知识分子看作自己的朋友,革命的积极因素。就是对于受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影响较大的人,对于因为自己有知识而傲视工农的人,也应当对他们进行教育。而“四人帮”把知识当成“罪恶”,把知识分子等同剥削分子,严重地破坏了知识分子和党的关系,挫伤了知识分子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搞得很多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四人帮”不仅是工人、农民的死敌,也是广大知识分子的死敌。
(三)
“四人帮”不但把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统统污蔑为资产阶级分子,而且对解放后在党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大批新一代知识分子也进行丑化,进而恶毒攻击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四人帮”及其死党全盘否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取得的进步,污蔑解放后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统统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学校“在那里一批又一批的造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无耻的诽谤。即使在旧中国,在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下,坚决拥蒋反共的知识分子也只是极少数,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革命的,或者是同情革命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培养出来的广大知识分子,更不能同旧社会的一小撮坚决拥蒋反共的反动知识分子相提并论。毛主席教导我们:“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仅工人、农民翻身当了主人,广大知识分子也成了社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社会主义制度不仅为广大知识分子开辟了与工农相结合的光明道路,而且创造了发挥他们的才能和智慧的十分有利的条件。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战线受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对此不可低估;但是,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我们党在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方面,仍然取得了很大成绩。在现有的两千多万知识分子中,解放后培养出来的占绝大部分,他们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锻炼,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五·七道路,认真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政治上和业务上都有了很大提高。从学校中培养出来成千万的学生,走向社会以后,积极为社会主义服务,他们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多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四人帮”不顾事实,把旧教育制度和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混为一谈,把学校教育与社会的影响截然分割,竭力抹杀知识分子的进步和作用,这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全否定,也是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嘴脸的大暴露!
(四)
“四人帮”总是把知识分子钻研科学技术,钻研业务同“白专”联系起来,作为反革命来打击。知识分子要为人民服务,就要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同时要钻研业务,钻研技术。因此,必须钻研古今中外有用的知识,用大量的时间看书学习,查阅资料,进行科学实验。但是,“四人帮”肆意挥舞“业务挂帅”、“技术第一”的大棒,不准知识分子为革命学习理论,钻研业务,走又红又专的道路。谁要是认真学习业务,就被扣上“白专道路”的大帽子;谁要是在培养和提高知识分子业务水平方面采取一些措施,就被斥之为“复辟、回潮”,就要批判、打击。他们把一些人的具体思想问题和政治态度等同起来,残酷打击坚持为无产阶级事业服务的广大知识分子。在“四人帮”的淫威下,科技人员不敢钻研科技知识,教师不敢教,学生不敢学,读书有罪,谈专色变,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广大知识分子走又红又专道路的权利,也堵死了劳动人民知识化的道路。“四人帮”的这一套,完全是亡党亡国的反革命谬论,不仅毒害这一代,而且要毁掉下一代。他们大搞地主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是真正的复辟倒退!
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散布种种谬论,就是要把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搞垮,毁灭社会主义的文化科学技术,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打倒“四人帮”,知识分子思想大解放。广大知识分子应当刻苦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应当更好地同工农结合,树雄心,立壮志,努力攀登世界科学技术高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努力培养又红又专的一代新人,紧跟英明领袖华主席,深入开展教育革命和科技战线的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大国家而贡献力量!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