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古为今用，还是古为“帮”用？
——批判“四人帮”对待文化遗产的修正主义谬论
袁震宇
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四人帮”散布了一系列谬论。为适应其反革命政治需要，他们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指示，时而抛出“彻底扫荡论”，全盘否定文化遗产；时而高唱“历史长河论”，全盘继承地主资产阶级文艺。最近几年，他们又大搞实用主义的借古讽今，比附影射。尽管花样翻新，形式变幻，只要稍作剖析，不难看出“四人帮”对于文化遗产的种种谬论，都是为他们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服务的。 编者
剥“彻底扫荡论”的画皮
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和他们控制的写作组，就利用批判刘少奇的“全盘继承”论，装出一副最革命的样子，抛出了臭名昭著的“彻底扫荡论”。他们说什么“古的和洋的艺术，就其内容来说，大都是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反映”，“是为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服务的”，“只能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无产阶级政治产生破坏作用，不能为我们所用，必须通过革命的大批判，进行彻底的扫荡”，他们公然修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述，制造思想混乱。
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每个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无产阶级“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树立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待文化遗产的光辉榜样。首先，我们要反对把两种民族文化等同起来、混为一谈的做法。与剥削阶级没落腐朽的东西相对立的“优秀的人民文化”，首先是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文化。它表现劳动人民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怎么能把它与剥削阶级的文化混为一谈呢？其次，对于剥削阶级的东西，也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当历史上剥削阶级取得政权以前和取得政权后还是革命的一段时期里，它的利益“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因此，反映统治阶级这个时期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起着推动历史前进作用的。当这个阶级逐步走向反动以后，虽然一般地说，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化形态，也一定会走向反动，而且“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这也决不是说，对于这类文化就可以不加分析、不加区别的一概否定。例如在中外文艺史上，都有一部分出身于剥削阶级的进步作家，或者由于和本阶级中的“积极成员”因分工不同而引起“某种程度上的对立和敌视”，而遭到冷遇、排斥以至迫害；或者由于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之间、政治集团之间的实际利害冲突，而受到排挤、贬逐；或者由于接触现实生活接近人民群众等等原因，他们的某些作品在历史上曾起过不同程度的进步作用。当然，在肯定这些遗产的历史作用的同时，还应该充分指出其时代的阶级的局限，决不能毫无批判地吸收。因此，对待古代的文化遗产，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四人帮”把文化遗产一概说成是“剥削阶级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反映”，是为“剥削阶级服务的”，不仅一笔抹煞了优秀的人民文化的历史进步作用，而且把剥削阶级上升时期和没落时期混淆起来，从根本上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形而上学和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外国有过，中国也有过。买办文人胡适就胡说过“中国文学没有楷模的价值”，反革命分子胡风则干脆把文化遗产一概贬之为“封建文学”。“四人帮”不过拾人牙慧，用马克思主义词句略加粉饰，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决不能苛求于古人。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优秀的文化遗产今天仍有不少积极作用，比如：
认识作用。恩格斯对法国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体现了革命导师对于文学遗产认识作用的科学态度。同样，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遗产也可以帮助今天的读者认识历史。正如毛主席指出的，我们“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优秀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具有重大的价值和作用。
启发教育作用。列宁曾不止一次谈到，托尔斯泰学说里面具有“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这是对文化遗产启发教育和作为宝贵的思想材料作用的科学肯定。我们可以在毛主席的光辉著作中看到这方面的大量例子。《愚公移山》就是一个典范。毛主席在这篇光辉著作中改造了《列子·汤问篇》中“愚公移山”的寓言，用以启发教育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要做新时代的“愚公”，不做听天由命无所作为的“智叟”，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借鉴作用。无产阶级文艺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艺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而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古代文化是发展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借鉴，决不能低估这种借鉴作用。有没有这种借鉴，效果很不一样，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文学史证明，任何文学都不可能白手起家，从头做起，而是在批判地继承前人创作的经验和遗产精华的基础上进行创造革新，以适应新的需要的。优秀的文化遗产无论在内容和形式方面，特别在中国作风中国气派、民族形式、艺术技巧方面都值得无产阶级文艺引为借鉴。因此，我们只能遵循“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的教导，决不能搞什么“彻底扫荡”。
可见“四人帮”鼓噪一时的“彻底扫荡论”，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在实践上是“四人帮”割断历史，为编造所谓江青“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的无耻谎言，推行其文化专制主义，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制造反革命舆论的。
还“历史长河论”以本相
“四人帮”真是想彻底扫荡一切剥削阶级文艺吗？这是骗人的鬼话。列宁说得好：“在市场上常常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那个叫喊得最凶的和发誓发得最厉害的人，正是希望把最坏的货物推销出去的人。”“四人帮”叫喊的一切口号，都是从他们的实用主义出发，为他们的反革命的极右路线服务的。在遗产问题上也是这样。他们一会儿鼓吹“彻底扫荡论”，一会儿又改变腔调，宣扬所谓“历史长河论”，两种手法，交替使用。他们在宣扬“历史长河论”的时候，俨然以文化遗产保护者自居，声称要把外国的中国的“统统全拿过来”，“要搞历史的长河”，似乎收起“彻底扫荡论”，而重视文化遗产了。实际上他们的所谓“历史长河论”，也是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无产阶级对于中国的和外国的文化遗产是要继承的，但是决不能不加批判地兼收并蓄。“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对于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文艺，谈不上什么继承，必须排斥、打倒。“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四人帮”的所谓把文化遗产“统统全拿过来”，实际上就是不分精华和糟粕，不要批判只要继承的“全盘继承论”的变种，是在“继承”的幌子下把遗产中最反动、最腐朽的东西全部搬过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服务。有何为证？且看江青一九六四年的《谈京剧革命》中的一段话。她说：“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戏以外，其它（一九六七年发表时改为“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江青用“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戏”来概括“坏戏”，是一种玩弄以偏概全的把戏。试问，在“坏戏”中只点鬼戏和投降变节戏的名，而把大量宣扬地主资产阶级反动的思想感情和腐朽的生活方式的东西统统当作“好的传统戏”，这不是“全盘继承”又是什么？这里露出了“四人帮”不过是刘少奇的同伙，是封资修文艺忠实奴才的反动本相。
再看他们“统统全拿过来”的是些什么东西？
就说戏剧吧。被“四人帮”视为珍宝的《恶虎村》、《四郎探母》、《贵妃醉酒》、《春闺怨》、《游龙戏凤》等等，都是些歌颂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赞美叛徒汉奸、牛鬼蛇神，宣扬荒淫无耻、反动下流的东西。这些在工农兵看来是糟粕，是毒草，“四人帮”却把它们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些东西“词写得好”，“唱腔好听”，“舞蹈好”，“有意思”，是“好戏”，是“玲珑剔透的艺术珍品”。相反，对于真正带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优秀传统戏剧，他们却横加压制排斥。在“四人帮”篡夺文艺领导大权的几年里，竟然不让一个优秀的传统戏剧或历史题材的戏剧公开上演，真是蛮横无理之至。他们把糟粕当精华，精华反成了糟粕，是非好坏完全被颠倒了。
对古典民族音乐，“四人帮”表面上说“要从古到今”，要搞“历史长河”，实际上却把毛主席聆听过并加以赞许的、为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古典曲子打入冷宫；相反，却还要把一些坏戏诸如《四郎探母》、《游龙戏凤》的唱腔改编成“民族乐曲”，完全是胡作非为。
“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四人帮”的“历史长河论”，也是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的。其政治标准有二。
一曰是否“法家”。“四人帮”对能够加以利用，或者实在无法否定其历史进步作用的作家作品，一律奉以“法家”桂冠，全面肯定，乱加吹捧，列为楷模。他们鼓吹以“文艺史上的儒法斗争”来代替文艺史上的阶级斗争，反对作任何严肃认真的阶级分析，而一概代之以“儒法”的划分。他们妄立标准，对文化遗产任意褒贬，把一大批优秀的人民文化珍品扣上“儒家”的帽子，随意鞭挞，全面否定。他们把古典文学研究搞得混乱不堪，使得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等的研究工作无所适从，无法进行，以至出现了多年来不能出版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和有价值的参考资料这样的怪现象。
二曰“只要艺术是好的，其它的不管，政治上反动也没有关系”。这是艺术标准第一吗？否！无产阶级认为“内容愈反动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四人帮”却说“政治上反动也没有关系”，这就暴露了他们修正主义的反动本相。请看江青的丑态：她欣赏歌颂叛徒的毒草戏《四郎探母》，情不自禁地哼起了“我好比笼中鸟”，和叛徒卖国贼同声相应。她欣赏这出戏难道只是“艺术好”吗？叛徒爱叛徒，这是十足的地主资产阶级政治标准第一！可见他们的“历史的长河”里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历史长河论”和“彻底扫荡论”，表面上看，好象是两个极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在“四人帮”手里，不过是两种花样，一路货色。他们叫喊“彻底扫荡论”，是割断历史，给自己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服务。他们扯起“历史长河论”的破旗，叫嚣要“扩大演出路子”，把反动黄色的东西拿出来腐蚀文艺队伍，毒害广大群众，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以便于他们在乱中夺权。有些地区被“四人帮”一度搞得“四旧”复活，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文艺猖獗的严重情况，不就是铁的证明吗？可以断定，“四人帮”的“历史长河”实现之日，就是资本主义复辟之时。
要害是借古讽今，古为“帮”用
最近几年，“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向党向无产阶级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猖狂进攻。他们利用文化遗产反党，用笔杀人的反革命勾当，也发展到了空前疯狂的地步。他们也说要“古为今用”，“联系现实的斗争”，有时甚至加一张“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的标签，实际上却是根据他们的反党政治需要，曲解文化遗产，用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手法，借古讽今，借古非今，比附影射，把被他们利用的文化遗产变成射向无产阶级的一支支毒箭，完全成了古为“帮”用。
无产阶级坚持“古为今用”的方针，就是要求把研究文化遗产和当前的革命斗争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人类社会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把它放到现实的阶级斗争中加以检验，以指导现实斗争，使文化遗产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服务。“古为今用”是有特定的阶级内容的。如果离开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路线，离开了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所谓的“古为今用”必然会走上被地主资产阶级利用的邪路上去。“四人帮”正是这样干的。利用评论《水浒》反党，就是这伙资产阶级野心家古为“帮”用的非常拙劣的表演。叛徒江青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所作的那个被毛主席痛斥为“放屁，文不对题”的讲话，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教导，胡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还说什么“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公然把评论《水浒》引入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轨道上去。他们唯恐人们不懂这些黑话的“微言大义”，还作了补充解释：“宋江到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把晁盖架空了。怎么架空的呢？他把河北大地主卢俊义，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文官武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领了领导岗位”。“四人帮”的黑干将竟帮腔说：“你们看国务院是聚义厅还是忠义堂？”“四届人大的部长全叫他们抢走了，我们没有留下几个人。”上海的一个余党说“某某某是卢俊义式的人物”，和盘托出了他们的罪恶本意，这就是疯狂反对党中央、毛主席作出的人事安排，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之后，他们又把评论《水浒》和他们“层层揪走资派”的阴谋连接起来，妄图借以打倒一大批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在革命斗争中久经锻炼考验的老同志。
借古讽今、比附影射是“四人帮”古为“帮”用的惯用手法。他们故意抹煞古代阶级斗争和现代阶级斗争之间的差别，把历史和现实、古人和今人进行极其庸俗的比附、影射。江青自比《西游记》中的孙猴子，受到唐僧“紧箍咒”的约束，影射攻击毛主席对她的批判和限制。张春桥引用王安石的《除日》诗，自比“新桃”，影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旧符”。“总把新桃换旧符”，表示了他们必欲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反革命野心。姚文元指使别人引用洪秀全的《地震诏》，把地震灾害当作他们这伙反革命阴谋家“登基称皇”的预兆。他们任意宰割《红楼梦》，一会儿捏造书中贯串着“父党”与“母党”的斗争，用“母党胜利了”，“父党失败了”的鬼话，为江青妄想“战胜”无产阶级当“女皇”的反革命阴谋大造舆论；一会儿又把该书六十一回中的柳嫂比附江青，以秦显的女人影射中央领导同志，借以暗示江青被“诬告”，但最后仍象柳嫂那样取得胜利，无产阶级不过象秦显的女人那样落得个一场空欢喜。如此等等，真是五花八门，挖空了心思。但是，无论他们怎样卑鄙无耻，花样翻新，终究无法实现他们反革命复辟愿望，相反，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成为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有条件把“四人帮”搞乱了的遗产问题加以澄清。我们一定要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地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发展和繁荣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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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治疗骨折取得新成果
孟和、尚天裕等同志研制成功“下肢骨折复位固定器”
蒙古族军医慕精阿制成新型“大腿骨折局部牵引固定架”
据新华社天津一九七七年七月十一日电 一位摔断了小腿骨的青年农民那德安经过一种新的方法治疗四十三天以后，于本月初痊愈出院。医生在他的伤肢上安装一个新装置，很快完成了断骨的整复和固定。手术以后六小时，伤员就开始下地练习行走，第七天已能拄双拐负重行走二十米。这种新装置适用于治疗各种类型的下肢骨折，到目前为止治疗的一批病人，都获得满意效果。
这种新装置叫做“下肢骨折复位固定器”，在治疗上具有牵引、复位、固定、加压等多种性能。它是由“全国中西医结合治疗骨关节损伤学习班”教员、天津市六九八五医院外科副主任孟和，在天津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尚天裕的帮助下，结合学习兄弟单位先进经验，同中医研究院维修室、北京人民手术器械厂工人同志密切协作，共同设计，经过反复改进研制成功的。
孟和等同志研制的“下肢骨折复位固定器”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完全甩开了西医那一套复杂的重力牵引设备，使之改变成为简便的局部机械牵引方法。用于治疗大腿骨折的“股骨干骨折复位固定器”重量不到一公斤半，用于治疗小腿骨折的“胫腓骨骨折复位固定器”仅重半公斤多。病人戴上“复位固定器”，不影响下肢关节的正常活动。这样，就把伤员从牵引床上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能够早期离床从事功能锻炼，从而加速骨折愈合。
运用这种“复位固定器”使手术操作大大简化了。进行整复固定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骨科手术床，也不需要专门的手术室。一般不到一小时即可完成手术。特别适合在广大农村、工矿等基层单位推广。
本报讯 中国人民解放军内蒙古军区某医院外二科主任、蒙古族共产党员慕精阿同志，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坚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经过八年来艰苦的努力，研制成功一种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简单、使用方便、利于普及的新型“大腿骨折局部牵引固定架”，深受病员欢迎。
大腿骨折，是一种常见的严重骨骼创伤，较其他骨折难治。治疗这种病，我国长期以来使用的器械，结构复杂，庞大笨重，病人痛苦，又不适合战备需要。慕精阿同志亲眼看到许多在解放战争年代负伤的战友和工农阶级兄弟大腿骨折后，由于设备太少或不适宜，得不到及时治疗而致残的情况，决心改革这种器械，研制新型的“大腿骨折局部牵引固定架”。他的想法得到了党支部和医院党委的支持，并为他专门安排了研究时间。他根据多年的临床实践经验，对原牵引架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解决了牵引和反牵引的矛盾，研制成了“大腿骨折局部牵引固定架”。几年来，他先后为八十多例大腿骨折患者临床治疗，取得了显著成效。
为了表彰慕精阿同志不畏艰难、刻苦钻研的革命精神，内蒙古军区党委为他记了二等功并召开了庆功大会。（附图片）
天津市六九八五医院外科副主任孟和（左二）给一名右小腿开放性骨折的社员使用“胫排骨骨折复位固定器”。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