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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记动手真抓真学
广西玉林按照六条标准建成大寨县
玉林，历来是广西粮食高产县之一，形势一直较好。一九七五年，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玉林县委提出了三年建成大寨县的奋斗目标。当时，在全县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应：有些同志认为玉林基础较好，经验较多，按六条标准建成大寨县不难；也有些同志感到玉林人多地少，产量基数较高，后进队难变，潜力不大，再大上很难。是“不难”，还是“很难”？县委“一班人”的看法，也有待统一。
县委代理书记冯祖茂，带领县委“一班人”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分析本县的历史和现状。他要求大家看本县的成绩和不足，首先要看不足。玉林粮食亩产，虽然十年前上了《纲要》，两年前过了千斤，但是，增产的步子不大，而且全县南涝北旱的历史性灾害尚未根除，还不能确保年年高产稳产。从平均每人产粮和每人向国家的贡献来看，由于人口增加，一九七四年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反而略有减少，口粮也只能保持原有的水平。再说，在全县三百三十九个大队中，还有九十五个处于后进状态，发展很不平衡。这种现状使县委“一班人”清醒起来：用六条标准衡量，玉林差距还很大。因此，要解决“不难”和“很难”的认识问题，首先要克服那种“不难”的自满情绪，要一切从不自满开始，踏踏实实地下苦功夫建设大寨县。
那么，要把玉林建成大寨县是不是“很难”呢？冯祖茂同志和县委“一班人”，针对人多地少、产量基数高的问题作了分析。他们认为，人多，说明劳动力的潜力大；产量基数高，说明农业生产的经验较多，二者都是建设大寨县的重要因素；至于地少，也并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全县还有可利用的水利资源五千多处，充分开发起来，能增加蓄水量四亿立方米，就可把约四十一万亩的山地旱坡改造成水田和水浇地；再对后进队多做工作，促使它们赶上先进队的水平，全县农业大上快上，大有希望。
县委“一班人”的认识一致了，就分头深入基层，进行思想发动工作，统一全县干部和群众的认识。于是，一个按六条标准建设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在全县迅速开展起来。
要建成符合六条标准的大寨县，只有把绝大多数的社队建成符合六条标准的大寨式先进集体，才有可靠的基础。因此，书记亲自抓六条标准的落实，一定要在基层社队落实。县委坚持党的整党整风的传统，坚决执行华国锋同志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总结报告中提出要整顿各级领导班子的指示，由书记和县委成员带领一千多人的工作队，对不同类型的社队班子，采取不同的措施，一个一个地进行整顿，并把抓后进社队的转化作为工作重点。
冯祖茂同志带领工作队到新桥公社永宁大队，亲自做后进队的转化工作。这个大队党支部首先开门整风，认真听取贫下中农的批评，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进行了必要的组织整顿。接着，发动群众，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大批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并健全了大队和生产队两级的贫协组织，发挥贫下中农协助干部抓路线、抓政策、抓作风、抓生产的积极性。这样，就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煞住了资本主义的歪风邪气。这个大队还制订了学大寨的全面规划。大家奋战一冬春，一九七六年早稻就增产三十五万多斤，改变了后进面貌。玉林县委推广了这个大队和其他后进大队转化的经验，并由县委常委蹲点带面，分片包干，切实抓改造后进社队的工作。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有七十二个后进大队发生了显著变化，不少队跃入了先进行列。
毛主席指出：“一切合作社，都要以是否增产和增产的程度，作为检验自己是否健全的主要的标准。”玉林县委认为，增产和增产的程度，虽然讲的是经济成果，但这是要靠六条标准的全面落实才能取得的。如果粮食生产和各项经济事业上不去、上得慢，不仅对国家没有多少贡献，而且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就称不上大寨县。当时，正是“四人帮”的“唯生产力论”帽子乱飞的时候，玉林县委顶住了干扰，决定对改造全县山山水水来个全面规划。冯祖茂同志亲自抓了一个公社的全面规划试点，然后组织了一万三千多人的“三结合”规划队伍，调查勘测，制订出全县改天换地的全面规划。县委根据玉林南涝北旱的现状，首先抓水利建设和造田造地这个关键，并做到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南部疏河排涝，根治水患；北部筑库蓄水，增加保水田；水利基本过关的地区，开荒造田，平整土地，扩大耕地面积。从一九七五年冬天开始，二十多万劳动大军投入五大水利工程的建设，造田整地也全面铺开。一年内，全县共完成水利建设三百九十六项，增加的蓄水量，等于解放二十五年来水利建设总库容的百分之四十四；造田造地六万一千亩，建设高产稳产田三万四千亩。
农田基本建设的大突破，带来了农业生产的大突破。一九七六年，全县早造的亩产与总产，都创造了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晚造遭到了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仍然获得了好收成，全年平均亩产达一千一百二十四斤，向国家贡献粮食一亿四千八百多万斤。林、牧、副、渔也迅速发展。造林十万多亩，是一九五八年以来造林最多的一年。生猪饲养量达到六十多万头，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的收入，分别比一九七五年增长百分之八点三和一点四倍。
玉林县原定三年建成大寨县的计划，提前实现了。今年以来，全县人民在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指引下，深揭狠批“四人帮”，继续按照六条标准检查和促进全县的工作，力争全县革命和生产有一个更大的跃进。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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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抓标准 促建设
大寨县目前的六条标准，是昔阳和其它学大寨先进县经验的概括。有了六条标准，建设大寨县就有了明确的目标和衡量的尺度。
建设大寨县必须抓这六条标准。抓标准，就有比较，有鉴别，就能看到差距，看到不足，从而脚踏实地，激发斗志，有的放矢地努力工作，迅速达到六条标准，进而超过六条标准。
广西玉林县的经验有力地说明，严格按照六条标准办事，对于早日建成大寨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抓而不紧，等于不抓。”抓六条标准也是如此。怎样才能抓紧？首先要书记亲自动手，县委步调一致。县委“一班人”要在思想上牢固树立六条标准，在行动上全面落实六条标准，真正把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密切结合起来。玉林县在农业生产上的突破，显示了县委在思想和作风上的突破。因此，抓六条标准的落实，首先要抓好县委思想的革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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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记管两堂 主任管宿舍
平顶山矿务局各级党组织热情关心群众生活
本报讯 河南平顶山矿务局各级党组织，在夺煤大战中，一手抓生产，一手抓生活，工作一环扣一环，生产高潮接高潮。上半年，原煤生产超额完成国家任务，提前十八天实现了“时间过半，完成全年任务过半”。
过去，“四人帮”不顾群众死活，把关心群众生活污蔑成“走资派收买人心”，“搞物质刺激”。在“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下，矿区的生产秩序被搞乱了，生活秩序也被搞糟了。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局党委联系实际，狠批“四人帮”反对关心群众生活的罪行，把关心职工生活当做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战略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由一名副书记主管。党委先后两次召开各矿、厂负责人会议，专门研究生活服务工作，提出了“书记管两堂（食堂、澡堂），主任管宿舍”的要求。现在，大多数食堂做到了“四热”：热饭、热菜、热汤、热情；“三送”：夺高产时送饭到井口，饭票送到宿舍，工伤病号饭送到床前；“一照顾”：给晚升井的职工留好饭好菜。澡堂，大多数做到了水清池净，温度适宜，先淋后浴，空气新鲜，清洁卫生。宿舍，按照班组调整了房间，做到工人三班倒，都能休息好。还建立健全了宿舍的学习、卫生、治安等制度，加强了专人管理，基本上消灭了臭虫、跳蚤，并清除垃圾五千多堆，疏通了污水沟，矿区面貌大变样，使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
矿务局的各级党组织，积极帮助服务人员树立全心全意为第一线服务的思想。过去有些同志认为服务工作是“伺候人的，低人一等”，“众口难调，生活难搞”。通过学习毛主席著作，揭批“四人帮”，下井劳动、体验生活等活动，他们认识到服务工作是“巧理千家务，温暖万人心”的光荣岗位。许多矿的食堂职工自己动手养猪，磨豆腐，生豆芽，腌酱菜，千方百计改善职工生活。不少矿的澡堂，为晚升井的职工增设了专池，有的澡堂还备有针线包，简易药箱，大大方便了职工。广大医务人员着眼于矿工，服务于基层，实行了“医生住队制”。他们深入采掘队防病治病，巡回医疗，送药到手，提高了广大矿工的健康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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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编后
领导要亲自抓生活
平顶山矿务局的经验再次说明，群众的生活问题解决得好不好，关键在领导重视不重视。
厂矿企业的领导，既是生产的组织者，也是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假若我们单单动员群众努力生产，对群众生活问题却不过问，生产能够持续上升么？不能。平顶山矿务局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同志干得好：“书记管两堂，主任管宿舍”，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合理安排职工生活，使群众无后顾之忧，干劲越来越大。从这个意义上说，抓生活，就能促进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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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揭批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罪行
臭名昭著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在“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直接操纵下，为“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效尽了犬马之劳。它既是帮喉舌，为“四人帮”大造反革命舆论；又是“四人帮”大搞阴谋活动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它所炮制的一批批黑文，干下的一桩桩罪恶勾当，都说明了它是罪行累累的“四人帮”的一支反革命别动队。
帮喉舌
这个“四人帮”的帮喉舌，从它开张到垮台的三年中，有时以两校“大批判组”面目出现，有时又化名“梁效”等，先后炮制了二百一十九篇文章，公开发表了一百八十一篇，其中大量的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反党文章，“四人帮”亲自点题授意的黑文就有三十六篇。“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每策划一个反革命步骤，就由这个帮喉舌首先抛出黑文章，把“四人帮”的黑旨意伪造成所谓“中央精神”，干扰、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妄图左右全国舆论。他们炮制的反党文章，用心之险恶，手法之卑劣，都是罕见的。他们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反对马列主义，接过革命的口号另搞反革命的一套。他们伪造历史，编造谣言，颠倒敌我，混淆黑白，攻击陷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无耻地吹捧“四人帮”。他们专横跋扈，以势压人，扣帽子，打棍子，狂热地鼓吹“四人帮”那一套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呼风唤雨，搅乱人心，搞乱全国，妄图乱中夺权。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的诡计被戳穿以后，又借着“批儒评法”大作文章。大叛徒江青说什么“吕后是伟大的政治家、法家”，武则天“阶级基础宽广”，其黑干将便指使两校“大批判组”赶快写文章加以宣扬。然而，他们查遍史书，也找不到吕后执行法家路线的材料，便无耻地伪造历史，虚构了一个假吕后，编进《法家代表人物介绍》中去。还炮制了《有作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黑文，明写“法家女皇武则天”，实为江青当女皇大喊大叫。另一方面，他们打着“批儒”的旗号，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江青急不可待地召见两校“大批判组”成员，面授机宜，狂叫“现在文章有个缺点，就是不讲现代的大儒”，“刘少奇、林彪是大儒，党内还有大儒”，“要揪党内的儒”。两个黑干将立即向两校“大批判组”成员“交底”。于是，两校“大批判组”便炮制出《孔丘其人》、《从〈乡党篇〉看孔老二》、《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等几十篇黑文，连篇累牍地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赵高篡权与秦朝的灭亡》这篇黑文，就是由“四人帮”直接授意，经张春桥、江青看过，又经姚文元加工修改，三次变更标题，三次更换署名而后出笼的。这篇黑文以研究儒法斗争为名，极其恶毒地影射攻击周总理，并为江青篡党夺权当女皇大造反革命舆论。
在四届人大前夕，“四人帮”阴谋组阁。就在这个时候，两校“大批判组”炮制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黑文出笼了。它把“四人帮”打扮成当今的“法家人物”，赤裸裸地叫嚷什么要保证“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就必须重用“法家人物”，要有一个“法家领导集团”“在中央主持工作”。江青还把两个黑干将找到住处，当面授意炮制所谓批判“因循守旧”的黑文章。两个黑干将跟着大肆鼓噪：“这是个大题目，要作大文章”，“要推倒大山”。四届人大临近，他们心急如火，再三催促说：“现实斗争不能等，文章必须马上写。”两校“大批判组”加紧炮制这篇黑文，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费尽心机，三次为之改稿，修改的地方达三十九处之多。这篇黑文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明目张胆地提出不要“补天”，要“冲天”，要建立“新天”，气势汹汹地要夺周总理的权。但是，正当“四人帮”大作总理梦的时候，伟大领袖毛主席识破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警告江青：“不要由你组阁”，使他们的反革命夺权计划惨遭失败。
四届人大以后，毛主席发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告诫全党全国人民，要认清投降派，要警惕林彪一类的修正主义上台。“四人帮”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大耍贼喊捉贼的伎俩，歪曲毛主席的这两个重要指示，竭力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评论《水浒》的群众运动纳入他们篡党夺权的轨道。江青亲自出马，带着两校“大批判组”成员窜到北京新华印刷厂，大反所谓经验主义，又窜到大寨，大谈《水浒》的要害是什么“架空晁盖”，定下写黑文的调子。反动文痞姚文元也亲自策划写作。在“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的操纵下，两校“大批判组”先后炮制了六十多篇黑文。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四人帮”又有计划、有预谋地要把教育战线搞乱，把科技战线搞乱，把文艺战线搞乱，把卫生战线搞乱，把全国各条战线搞乱，妄图乱中夺权。两校“大批判组”为此大造反革命舆论，充当了“四人帮”的急先锋。他们竟丧心病狂地把罪恶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主席。“四人帮”指使两校“大批判组”连续射出《再论孔丘其人》、《宋江一上山就……》等一支支毒箭，并且竭力颠倒敌我关系，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伟大领袖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以后，“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罪恶活动达到了顶点。“四人帮”的黑干将杀气腾腾地狂叫：“现在正是战斗的时候，要大写，特写，快写”。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两校“大批判组”就炮制了二十五篇黑文，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呼风唤雨，推波助澜。特别恶毒的，是以伪造的所谓“按既定方针办”为主题，他们加紧炮制出八篇黑文，准备陆续抛出。十月四日，以“梁效”之名在《光明日报》上抛出的大毒草《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杀气腾腾，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华主席，为“四人帮”加快篡党夺权步伐发出了反革命的动员令。但是，飞蛾投火，自取灭亡，这不过是他们覆亡前的猖狂一跳而已。
黑据点
这几年来，两校“大批判组”不仅炮制黑文章，大造反革命舆论，而且充当了“四人帮”进行反革命串联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在这个黑据点里，“四人帮”的黑干将，与“四人帮”在中央一些部门的亲信、爪牙密谋策划，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与“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和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相互勾结，南北呼应。他们经常保持书信、电话联系，人员来往不断，互送各种黑材料，大肆进行反革命串联。辽宁那个死党的同伙对两校“大批判组”成员表示：“誓做两校‘大批判组’的后盾”；两校“大批判组”成员也告诫他们要加紧反革命勾结，“不要联错线”。
“四人帮”还通过“大批判组”插手军队，大搞反军乱军活动。一九七四年三月，江青发表“放火烧荒”的反军讲话之后，私派那个男黑干将和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到一些部队单位去搜集军内情况和动态，为“四人帮”揪所谓“戴红五星的走资派”提供炮弹，妄图毁我长城。姚文元还授意两校“大批判组”炮制了《读〈盐铁论〉》的黑文章，打着研究儒法斗争的幌子，影射攻击我军的领导干部。
在“四人帮”的授意下，两校“大批判组”私自非法搜集、整理和编印了一百多种“材料”。他们竟然窃取一些党和国家机关的文件和会议记录，还到处搜集报刊的内部资料等。这些“材料”，有的是“四人帮”转送来的，有的是“四人帮”的余党、亲信提供的。“四人帮”那两个黑干将指使两校“大批判组”私自加以整理，又是复制、翻印，又是摘录、选编。他们别有用心地把中央许多领导同志的讲话，采取断章取义、歪曲篡改、无中生有、张冠李戴、造谣中伤、颠倒黑白、无限上纲等手段，搞成所谓“右倾翻案言论摘编”，广为散发。他们还利用各地来信，搜集、整理了大量诬陷中央和地方党政军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尤其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四人帮”的黑干将竟然指使两校“大批判组”把毛主席批评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等重要指示，进行歪曲篡改，并加以批判。其反革命气焰何等嚣张！对编写这些黑材料，“四人帮”费尽了心机，不仅直接授意，并且多次亲自审查修改。那个男黑干将传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反动意图，说这是为全国提供批判材料，准备转发全国的，强调要把这件事作为“班子”的“头等大事”，“全力以赴，集中突击”。“四人帮”背着毛主席，把《论总纲》、《汇报提纲》、《条例》打成三株大毒草，编成三本小册子。那个黑干将亲自传达、布置“四人帮”的反动意图说：“每本前边选两三篇文章，文章要选北京、上海、辽宁的，其他省、市不要选，北京当然也主要是两校的罗！每本前面要写前言，说明是作为反面教材，发全国批判。”他还野心毕露地说：“这样出小册子快，文章和反面材料都是现成的，不必等上面批。”“四人帮”阴谋篡党夺权，急不可待。两校“大批判组”加班加点，日夜突击。一稿又一稿，先后三次送“四人帮”。张春桥、姚文元亲笔修改前言和文中的按语，并指使出版部门在全国印发几千万份，妄图掀起所谓批判“三株大毒草”的新高潮，把矛头直指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把两校“大批判组”作为他们的顾问班子、秘书班子和情报班子，背着华主席、党中央，私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私自处理全国各地来信，充当江青的耳目和打手。从一九七四年开始，两校“大批判组”向领导同志选送所谓“学习材料”，两年内一共选送了各种文章一百七十多篇。这些文章都根据“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需要，由两校“大批判组”精心挑选，经“四人帮”的黑干将同意批准的。其中有影射攻击周总理的，有大反所谓经验主义的，有影射攻击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而对不利于“四人帮”的文章，则严加控制，一篇也不得选送。“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如此肆无忌惮地搞反革命活动，令人发指。
黑班子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在两校“大批判组”这个黑班子中，不仅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相反竭力加以歪曲和对抗，而对于“四人帮”的黑指示则传达不过夜，一句屁话也要体会三天。他们对这个黑班子大肆散布种种反动思想，反对毛主席，攻击周总理、华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竭力美化和吹捧“四人帮”。江青和他们的黑干将，还利用种种手段，在两校“大批判组”里培养效忠江青的“特殊感情”。江青曾多次单独接见两校“大批判组”成员，带着他们四处巡游，还给这个黑班子送什么芒果、冬瓜、茄子、小米以及用文冠果、油莎豆做的点心和糖果等，甚至专门写信要那两个黑干将把小米“熬成稀饭”给“班子”的人喝。他们每吃一次，都要谈意义，谈感想，表忠心，有的头目心领神会地说：“吃了首长送来的东西，什么都明白了。”有的头目甚至十分露骨地在党支部会上发出效忠大叛徒江青的反动叫嚣。江青还亲自跑到两校“大批判组”的住地，和这个黑班子的成员分别照相，用这一张“合影”作为“升官符”，拉拢他们为其卖命效劳。“四人帮”及其黑干将继承林彪“诱以官、禄、德”的衣钵，在这个三十多人的黑班子里，就有四人被封为人大代表，八人出席过国宴，两人被派出国访问。在这种封官许愿的引诱下，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去年春天就按捺不住篡党夺权的急切心情，公开扬言：“什么这个部、那个部，不就是那么几个鸟人！我们大批判组就是一个部，我当部长！”
“四人帮”通过他们的黑干将苦心经营，严密控制，扬言要在这里为他们篡党夺权“锻炼出一支队伍”。他们袭用林彪组织“小联合舰队”的老谱，采取了一整套特务手段：单线联系，个别布置任务，等等。江青说：“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那个男黑干将也狂叫：“你们对我负责，我对江青负责。”“对我的态度如何，是衡量党性的标准。”他们还规定了一套法西斯纪律：不准暴露“班子”活动情况，不准透露那两个黑干将的行踪，不准向原单位党组织汇报在黑班子里工作的情况等等。如有违反，就严加惩处。这个黑班子的住处，日夜有专人值班，外人不经通报、许可不准进入。北京大学校务部一位党支部书记去了解在那里服务的工人的工作情况，“四人帮”的黑干将知道后大发雷霆，竟诬蔑这个支部书记是坏人，下令审查。一次，两位解放军同志到北京大学探亲访友，误走到两校“大批判组”住地附近，竟被怀疑为来刺探情报的，立即扣留起来审问。甚至这个黑据点附近一个单位的狗，夜里被汽车轧死了，也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四人帮”的黑干将硬说是有人为了暗算两校“大批判组”，蓄意把狗毒死的，是一桩“政治案件”。他们如此严加防范，疑神疑鬼，就是因为他们干的是反革命，是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四人帮”要这个黑班子不仅写文章、编材料，造反革命舆论，还要他们直接充当江青的侍从、跟班。有的被派出去代表江青“抓点”，有的代表江青到处去“慰问”、送材料、搞调查。江青这个不学无术的政治骗子，装模作样地要学马列、读古书、吟诗赋，两个黑干将就派“大批判组”成员去当侍读，给她在书上划红线、标重点，装潢门面。江青四出游说，大搞阴谋活动，两个黑干将便派两校“大批判组”当随从，跟着江青去参加各种座谈会，随时为她提供材料，帮腔。一次，在一个工厂的学习会上，不学无术的江青信口雌黄说什么“经济基础，不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包括生产力”，“生产关系不完全是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当时，弄得人们目瞪口呆，啼笑皆非。明明是胡说八道，两校“大批判组”的一个头目却叫嚷：这是新精神，要认真领会。两个黑干将还派遣“大批判组”成员充当江青特使，完成江青的秘密使命。江青作贼心虚，疑神疑鬼，唯恐阴谋败露，竟要两个黑干将派遣“大批判组”的一个头目，两次到一个工厂秘密调查所谓搞江青“情报”的“特务”，充当“四人帮”的密探。
“四人帮”及其黑干将操纵两校“大批判组”这个黑班子，为他们阴谋篡党夺权干尽了不可告人的勾当，效尽了犬马之劳。昔日依仗“四人帮”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的这个两校“大批判组”，如今同它的主子一起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受到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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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大寨县目前的标准是：（一）有一个坚决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团结战斗的县委领导核心；（二）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三）县、社、队三级干部都能够象昔阳县那样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四）在农田基本建设、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方面，进展快，收效大；（五）集体经济不断壮大，穷社穷队的生产和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中等社队现在的水平；（六）农林牧副渔各业全面发展，增产数量大，对国家贡献多，社员生活逐步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