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7月12日人民日报 第2版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要“重建”一个什么党?
高治
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革命斗争中,我们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主席:《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国革命有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这是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
“四人帮”是一伙钻进我们党内的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是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们懂得,要颠覆无产阶级专政,搞垮我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必须首先搞垮我们的党。十年来,他们鼓吹党要“改造”,党要“重建”,妄图改变我们党的性质,摧毁我们党的组织,其为害之烈,影响之深,流毒之广,在我党历史上是少见的。对此,我们决不能低估。

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内,必须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从胜利走向胜利,这本来是人所共知的一条真理。但是,王张江姚“四人帮”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却大做文章,蓄意把水搞浑,妄图取消共产党,实现其“改朝换代”的反革命阴谋。张春桥早在一九六七年的一次谈话中,就放出空气说,现在的党组织,“不能依靠”,“党要改造”,“省市委没有也很好,证明可以精简”。一九六八年一月,这个国民党特务分子竟然提出“党究竟还要不要?是不是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这些黑话,是他放出来的一只反革命政治气球,用以试探革命群众的反应,并鼓动他们的余党去制造“改造”党的反革命舆论。怎样“改造”呢?一九六九年他用赤裸裸的语言抛出了一个所谓“改造党”的反革命方案:中央“设革命委员会,下边设几个人办理党务”;上海以“造反联络总站取代市委”;基层“造反队就是党支部,队委就是支委”,“让造反队来发挥党支部的作用”。看,在张春桥的这个方案中,哪里还有“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剩下的只是所谓“造反队”领导一切。很清楚,张春桥的所谓“改造”党,“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就是要把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中国共产党,从中央到地方到基层的各级组织,统统当作“旧机器”彻底“砸烂”。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妄图取消党,又是什么呢?
可以不可以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这难道还需要争论吗!“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无产阶级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己的政党——共产党。张春桥公然主张要“用群众组织来代替”党,让“造反队”来领导一切,从而取消我们的党,搞垮我们的党,这比国民党蒋介石企图用飞机大炮来搞垮我们党的反革命行径更为恶毒。这正好说明“四人帮”确实是蒋介石国民党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
张春桥妄图取消党的罪恶阴谋破产后,他很快变换手法,假惺惺地说“看来党还是要的”,但是要“重新建设一个党”。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张春桥要“重建”一个什么党?

中国共产党是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理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以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事业——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她有最远大的政治眼光,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群众的利益。《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党的无产阶级性质,决定了我们党的建党宗旨,这就是周恩来同志在“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立党为公,还是立党为私?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分水岭,是真共产党员和假共产党员的试金石。”
对于这样一个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党,张春桥居然要“重建”!
为了给这个反动的“重建”论制造根据,他们竭力丑化党的几十年的奋斗历史,丑化广大共产党员,丑化大批党的干部。“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抓住几片鸡毛蒜皮,到处煽风点火,把工厂、学校、机关的大批党员打成了所谓的“生产党员”、“老保党员”、“刘家党员”。诬蔑上海解放前的地下党的党员“都是有问题的”,谩骂老解放区来的老党员都成了“走资派”。姚文元还恶意歪曲毛主席关于“吐故纳新”的指示,要把凡是不跟他们走的共产党员统统“吐”掉。姚文元提出知识分子党员要“大大吐故一批”。多少呢?“百分之五十至八十”!毛主席亲自缔造和培育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被他们说得一团漆黑。当年国民党反动派咒骂共产党的谰言,与“四人帮”比起来,不免相形见绌。
就在这一片“搞臭”声中,他们抛出了“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的罪恶方案。这股“双突”风的发明人就是张春桥。一九六八年,张春桥赤膊上阵,以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典型代表王洪文为例,对各级党组织施加压力说:“国棉十七厂的一个保卫干事,可以做一个工总司的负责人,为什么下面的干部不能调上来。”他们任意践踏党章和党的干部政策,疯狂篡改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迫不及待地把一些跟着他们搞阴谋诡计的人拉进党来。王洪文和他的一个亲信在一九七三年全市组工会议上,公然亮出他们选拔党员、干部的标准是:要以“活材料为主”,“档案只能作参考”,“在需要时,就是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也没关系。一切都要根据需要”。
“一切都要根据需要”。这就是“四人帮”大搞阴谋诡计的一个信条。随着他们篡党夺权步伐的加快,“双突”的邪风也愈刮愈烈。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王洪文按照张春桥的黑旨意,下令各级工会“打头阵”,“要进一步开展夺权斗争,要从思想上、组织上全面夺权”,要把所谓“老造反”“选拔上来,大胆使用,积极培养,破格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中去”。在短短一两个月中,全市许多党组织的负责人被靠了边,不照“四人帮”那一套干的组织部门被冲得七零八落,封了抽屉封了门。不少单位大搞层层点名,限时限刻,先入党后提干,或者先提干后入党,或者入党提干双管齐下。到了筹备召开四届“人大”期间,上海的一小撮余党配合“四人帮”的“组阁”活动,“双突”之风刮得更猛。他们抛出“两自一快”的方针,即“要自己直接考察,自行物色,加快步伐”。根据这个黑方针,他们送出了去中央部门夺权的一批“部长”名单,安插了一批人作为四届“人大”代表和“人大”常委的人选,把黑手伸向中央。一九七五年以后,“四人帮”及其余党一再催促“要把张铁生那种有刺的人”“送到中央”。他们的一批爪牙、心腹又被指名入党提干。
“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而“四人帮”“双突”进来的那部分人,其中有些根本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有的甚至还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只是由于他们紧跟“四人帮”,就一概被称作是“路线斗争觉悟高”、“造反的功臣”、“反潮流的好汉”,统统拉进党内。他们就是这样丧心病狂地改变党的成份,篡改党的阶级基础,妄图把共产党改变成乌七八糟的国民党,这就是张春桥所说的“重建”。

在“重建”党的黑纲领下,“四人帮”对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一整套优良的革命传统,肆意加以破坏。他们力图以地主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作风腐蚀党、瓦解党,实行国民党当年用来对付共产党的那个臭名昭著的“溶共”政策。张春桥口口声声攻击党的统一纪律和党的优良作风是“谁都没有兴趣”的“条条框框”。那么,他们有兴趣的那一套又是什么货色呢?
反对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灌输向“四人帮”效忠的观念,就是他们拚命宣扬的一种黑货。在他们这个反革命帮派内部,江青是以“老娘”自居的。张春桥厚颜无耻地公开宣称,就是“要拍江青的马屁”。王洪文更是摆出一副政治流氓的架势,对着他那伙“小兄弟”狂叫说:“没有张春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他那伙“小兄弟”对这位“司令”当然也要竞表忠心,高呼“司令比亲爹娘还亲”了。这样,他们就把革命同志关系变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关系,变成了地主资产阶级内部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他们通过余党、亲信,到处造舆论,拉关系,笼络人心,培植“感情”。一忽儿对这个人说:“你入党是某某亲自提名的”,一忽儿对那个人讲:“某某了解你,支持你,要好好干,为某某争气。”他们把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和党政机关的领导职务,用作收买亲信、网罗党羽的资本,进行赤裸裸的商品交易。在他们的毒害下,一些人心目中,只知有帮,不知有党,只知跟帮,不知跟党。有话不在党内讲,有问题不在党的领导下解决。无产阶级的党性原则被踩到脚下,帮派的利益高于一切。在他们的帮派内部,那是关起门来一家人,称兄道弟,拉拉扯扯,封官许愿,请客送礼,搞得乌烟瘴气。而出了他们那个帮派,他们就以邻为壑,拉一些人,打一些人,搞得有些领导班子四分五裂;造成有些单位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好人不香,坏人不臭”,人人自危,互相戒备,严重破坏了党与群众的关系,瓦解了党的战斗力,给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恶果。
“四人帮”宣扬的这套思想作风,反映了“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极其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它和反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无产阶级党性原则,是根本对立的。他们的这一套,在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中是通不过的。他们和党的各级组织以及绝大多数党员处于尖锐的阶级对立状态中。为了实现其反革命阴谋,他们又到处疯狂煽动“对着干”。怎样“对着干”呢?他们通过自己的亲信、爪牙,四下吹风,八方串连,拉战斗队,配黑班底,把派别组织和秘密集团在党内合法化。在他们那一伙人中,有人已有了书记、委员身份,但党委开会他们可以拒不参加,党委作出的决议他们可以不执行,甚至党委会议还没有结束,内容就已经拿到街上去“批判”了。“四人帮”直接指挥他们的余党,在上海私自印发大量整中央和地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就是所谓“对着干”的登峰造极的“杰作”。
从“四人帮”一伙对党的性质、党的阶级基础的篡改,对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破坏来看,他们要“重建”一个什么党,不是十分清楚了吗?他们就是要用地主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用一个张记国民党来代替共产党,以达到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

对于“四人帮”的那一套乌七八糟的“建党”理论,无需多加分析,就能发现其中没有多少新的货色,而是兼收并蓄了托洛茨基、马尔托夫再加上蒋介石青红帮反动思想体系的大杂烩。
在“四人帮”的眼里,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从中央到地方,我们的整个党都“不行了”。因此,改朝换代的时候到来了,“社会的前途,国家的命运,就靠革命造反派,就交给我们了。”张春桥的这番高论,我们听了颇觉耳熟,一查历史,原来托洛茨基在一九二四年就讲过了。托洛茨基在列宁逝世之前,加紧了他的反党步伐,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引用第二国际首领蜕化的事实,恶毒攻击“老的布尔什维克正在蜕化”,“党在蜕化”。张春桥所胡说的“党不行了”,其实不过是拾托洛茨基的牙慧而已。
再来看一看什么样的人可以入党这个问题。发展什么人入党,关系到党的阶级成分、性质等重大问题。“四人帮”提出了造反派“当然入党”论。不仅要“当然入党”,张春桥还提出党的领导机关中“应该由造反派占优势”。如果哪个无赖、流氓在本单位里入党通不过,怎么办?张春桥首先发明了入党“飞过海”的办法:“××问题(指“四人帮”一个余党的入党问题)本厂无法解决,可以求求外援,请别人帮忙。”“帮忙”也者,即弄到外单位去发展通过,或者由上级领导部门施加压力,强行通过。“四人帮”的这种理论和做法,更是拾起了马尔托夫的一根稻草当枪使。早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章时,马尔托夫就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每个罢工者都能够“宣布自己是党员”的胡说。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入党,共产党就不成其为共产党了。马尔托夫的谬论刚出笼,就遭到了列宁的迎头痛斥。列宁指出,“这个论点一下子就使他的错误变得更加荒谬,把社会民主主义降低为罢工主义”,“如果我们给每一个罢工者以‘宣布自己是党员’的权利,那末我们就是以机会主义态度使一件分明不真实的事情合法化”。(《列宁全集》第7卷第248—249页)马尔托夫的破烂略作修改,把“罢工者”改为“老造反”,把“自行列名”改为“突击发展”,就成了“四人帮”建党“理论”的“法宝”。由于“四人帮”在一个相当大的范围贯彻了类似马尔托夫的反动观点,在这些单位里,党作为工人阶级先进觉悟部队的作用就被削弱以至消灭了。马尔托夫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一一干出来了。
但是,如果以为“四人帮”仅是拾起了托洛茨基、马尔托夫的一些破烂,那也未免太小觑了他们。创造发明也是有的。不用党组织来发展党员,便是张春桥的一大创造。马尔托夫仅提出了每个罢工者都可以入党的论点,张春桥却是“新桃换旧符”,他进一步发展了马尔托夫的论点:“我的意见可以先发展党员,后恢复党组织。”这即是说,没有党组织,照样可以发展党员。只要有了“造反队”,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这类结帮代党的做法,更是“四人帮”师承蒋介石的结果。张春桥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是蒋介石的信徒了,后来他钻进共产党,加之吸收了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搞宗派阴谋活动的反革命经验,他们的结帮篡党的“理论”,就有了“中西合璧”的特色。蒋介石的国民党建筑在青红帮上,“四人帮”重建党也依靠“青”“洪”两帮,蒋介石在帮内以老头子自居,张春桥在上海工总司也俨然以老头子口吻讲话;蒋介石在国民党里头又搞了中统、军统两大特务组织,以此来互相牵制、互相控制,“四人帮”也是帮内有帮,派中结派。“四人帮”要“重建”我们的党,就是要把我们的党改造成为孟什维克、托派加上国民党这样一个七十年代的法西斯党。
“四人帮”要用国民党代替共产党,现在人们不感到奇怪了。因为,他们原来就不是什么共产党,他们原来就是一批混进共产党里头的国民党。“过去说他们好象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茨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今天,这个“地下的独立王国”已被粉碎了,我们已经取得了极其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对于我们完成天下大治的历史任务来说,还只是一个光辉的序幕。要巩固这个胜利,并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彻底肃清他们在党的建设方面散布的流毒,还要花很大的气力。我们决不可以松劲,而要一鼓作气,再接再厉,进一步放手发动群众,把这场伟大斗争进行到底,把深揭狠批“四人帮”的政治大革命进行到底。
(原载7月6日《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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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技术人员跟农机到社队好编辑同志:
我县机电厂在今年“三夏”前,突击生产了五十五台新产品160型稻麦两用收割机。夏收期间,这批收割机正式出厂。厂党支部派出二十二名技术人员,随同收割机来到全县的五十二个公社。他们的具体做法:一是随着新式支农产品的出厂,深入农村社队,大力宣传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意义,使广大社员群众看到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美好前景,增强大办农业和办好农业的决心和信心。二是向当地社办农机站和社员群众传授新产品使用、维修技术,使它更好地为“三夏”生产服务。三是在实践中让社员群众给新产品作鉴定,反复征求意见,以进一步改进支农工作。机电厂对支农产品这种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受社队的欢迎。社员们一致反映:“工人老大哥不仅支援了机器,还宣传毛泽东思想,使我们对实现农业机械化增强了信心!”
我们建议各地支农单位在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时,要以高度的革命责任感,对本厂的支农产品做一次全面鉴定,以便改进工作,为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做出新贡献。
河北丰润县工业局 刘 彬 李绪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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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劳动竞赛要有一盘棋思想编辑同志:
当前,各条战线正广泛深入地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这是大好事。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时,提出一些具体指标,是应当的。但个别单位或个别人,片面追求指标数字的完成,没有一盘棋思想,大协作风格比较差,这对革命和生产就很不利。前些日子,我厂沸腾炉会战,急需一些物资,要从鞍山运回朝阳。因为鞍山到朝阳之间有一段公路在检修,影响汽车行驶速度,司机怕完不成里程数,在竞赛中评不上先进,不肯拉这批货。没办法,我们只好从朝阳找车去鞍山拉货。这样,除了运费增加外,更主要的是耽误时间,影响生产。通过这件事,我们认为:搞劳动竞赛既要注重指标的完成,更要注意政治,注意团结协作的风格。否则,会影响其他单位的生产。我们建议,在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时,各单位要把团结协作纳入竞赛条件,以共同完成国民经济计划,更好地发展生产。
辽宁朝阳皮毛厂 邹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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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

工作队员必须实行“三同”编辑同志:
我们是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来到生产队以后,我们四个工作队员住在一起,自己起伙。社员已经出工了,我们还在忙着弄柴火,还要买米、买菜、补灶等等,每天至少要花去三、四个小时。据我了解,分配在其他大队的工作队员也大都如此。贫下中农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着急,有的老贫农反映说:“要是学大寨工作队也象土改、‘四清’工作队那样,吃、住和我们在一起就好了!”我曾多次在工作队会议上提出我们这种做法不妥,建议和贫下中农真正实行“三同”,把根子扎到群众中去。
但由于种种原因,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我认为,为了加快农业学大寨的步伐,我们工作队员应该和广大贫下中农真正实行“三同”,这样才能增强自己和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才能随时听到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才能更准确更及时地解决出现的各种问题,在有限的时间内做更多的事情。
云南蒙自县农业学大寨工作队队员 江成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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