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四人帮”为什么否认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
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判组
统一战线是我党在民主革命斗争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统一战线继续发挥它的重大作用。“四人帮”从篡党夺权的狂妄野心出发，肆意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妄图取消党的统战工作。对于“四人帮”破坏统战政策的罪行，必须彻底批判。
“四人帮”为了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政策，首先从理论上加以篡改。张春桥胡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为我党制定的基本路线，没有解决“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狂妄地叫嚷要由他张春桥写一本《中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分析》，“作为今后制定政策的依据”。一九七六年七月，“四人帮”直接控制的理论刊物《学习与批判》第七期中，抛出了“四人帮”写作班子“康立”的一篇文章：《论社会主义时期的资产阶级》。文中说：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新的变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而民族资产阶级及其党派则“顽强地对抗党的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方针，妄图‘自由’地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说，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只有对抗社会主义改造、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的一面，没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的一面了。他们以所谓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来公开否定毛主席对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两面性的论述。毛主席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状况，把旧中国的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区别在于民族资产阶级存在着两面性。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光辉著作中，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精辟的概括：“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一九六四年，敬爱的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他们“既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可能性，又有强烈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反动性”。毛主席还指出：“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
“四人帮”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胡说民族资产阶级只有顽强地对抗社会主义改造的反动的一面，而否认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有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这就必然导致否定把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从理论上反对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矛盾。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是要消灭的，但对这个阶级的分子要改造。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彻底消灭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存在两面性，我们有可能团结其被迫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批判其要求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性的一面。只要我们按照毛主席制定的政策办，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资本家中的大多数是能够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作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大多数资本家贯彻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则坚决斗争，彻底批判，并给予出路。毛主席说：“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这就是说，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是对抗性的矛盾，因此他们是反对派；但是，又由于他们存在两面性，经过我们党对他们批评教育，又团结又斗争，提高他们的认识，可以从反对走到不反对。他们是又反对又不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大多数人是爱国的，文化技术知识一般比较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服务，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比较有利。只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加巩固。“四人帮”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仅在党内搞分裂，也在全国人民中搞分裂，肆意破坏人民内部的团结。江青、张春桥不是几次三番地把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诬蔑为“牛鬼蛇神”吗？“四人帮”不是叫嚷要把知识分子“压得不可能翻身”吗？他们为什么对毛主席提出的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那样深恶痛绝呢？毛主席曾经指出：“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四人帮”这伙反革命黑帮，反对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其险恶用心就是要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变成敌我矛盾，破坏统一战线，造成混乱，以利于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党中央一再重申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有关政策。“四人帮”一伙竭力歪曲、篡改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自立政策，把他们直接控制的地区搞成独立王国，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妄图把他们在统战工作中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推广到全国，把人们的思想搞乱，把党的政策搞乱，以便乱中夺权。他们还把罪恶的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给经党中央批准、周总理亲自签发的关于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退休政策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宣布在他们控制的地区停止执行，制造反革命舆论，陷害敬爱的周总理。“四人帮”在统战工作中如此猖狂地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充分暴露了他们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
“四人帮”为了破坏统战工作的开展，胡说什么“统一战线臭了，还要什么统战机构”。在他们控制的地区，破坏和削弱党的统战工作机构，使统战工作的开展受到一定的影响。他们还把黑手伸向一些省、市，不许建立省、市委统战部门。有的省委曾决定省委下设组织、宣传、统战三个部，但是，张春桥横加阻挠说：组织部、宣传部可以成立，统战部先不要成立。请看，“四人帮”是多么害怕党的统一战线这个锐利的武器啊！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为党除了大害，为国除了大奸，为民平了大愤，也为统战工作扫除了障碍。我们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进一步发展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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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姚文元的假药
王幸生
姚文元在一篇文章里，摆出一副“理论家”的架势，开了一个消灭阶级、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达到共产主义的药方：
“这就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提高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巩固工农联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并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群众在同阶级敌人的斗争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这就必须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所有制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继续在较长时间内逐步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并在生产关系的其他两个方面，即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这就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姚文元一口气列了三个“这就必须”，他开的药方，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吗？否！让我们看一下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中的一段论述吧：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
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列宁选集》第4卷第11页）
巧极了，列宁在这里也讲了三个“必须”。而列宁的第一个“必须”，明明白白地写着“大大发展生产力”。两相对照，泾渭分明，我们要问姚文元：是疏忽呢还是篡改？
当然，“理论家”是绝无疏忽的。请看，在姚文元伙同张春桥选编的语录中，不是秃笔一挥，砍掉了上述所引列宁论述中的三个“必须”吗？这是因为在“四人帮”的词典里，“发展生产力”就是“唯生产力论”的同义语。实现共产主义还要“发展生产力”，怎么得了？因此，必须一概砍掉，不得再提。赫鲁晓夫曾经鼓吹过“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而姚文元这帮家伙的共产主义，只要喝西北风就可以了，这是何等美妙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山琼阁”呀！
革命导师的科学论述，绝不是姚文元一枝秃笔所能抹煞的。列宁把“大大发展生产力”提到完全消灭阶级即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第一的地位，绝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彻底地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同形形色色的假共产主义划清了界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物质资料的生产制约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恩格斯指出，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前进，一个根本的任务就是大大发展生产力。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但是，如同民主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一样，专政本身也并不是目的。姚文元离开发展生产力，侈谈什么消灭产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和条件，完全开的是一副假药，是妄图釜底抽薪，抽掉无产阶级专政的物质基础，抽掉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条件，毁掉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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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唯我论”者的破产
铁道兵某部 林继山
古往今来，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也是“唯我论”者。他们总是把自己装扮成“先知先觉”的“天才”，创造历史的“英雄”，人民群众的“救世主”。好象人民没有他们就没法活，地球没有他们就不转了。但是，历史却一次又一次无情地嘲弄了这些狂妄而又愚蠢的小丑。孔老二曾经自吹“天生德于予”，他的门徒朱熹甚至吹捧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孔老二死了两千多年了，中国不仅没有“长如夜”，我们在共产党、毛主席的领导下，建设了光明灿烂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57页）高饶反党联盟也曾嚣张一时，刮阴风，烧阴火，组织地下黑司令部，公开伸手要官要权，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之慨。但是，党和人民粉碎了他们的阴谋，天也没有塌下来。林彪自称“受于天”的“天才”，叫嚷只有他当“国家的头”，才“名正言顺”，最后，还不是叛国投敌，葬身荒漠。谁违背历史潮流，就必定要灭亡，这是被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王张江姚“四人帮”，同他们的前辈一样，也是历史唯心主义者、“唯我论”者。他们也曾一个个摆出不可一世、非我莫属的架式。王洪文吹嘘“我”是“一月革命”的“发起者”；张春桥自称“我”是“先进分子”的“代表”；姚文元则说，文化革命是“我”写的《评〈海瑞罢官〉》“吹响了号角”。至于江青，更是言必称“我”：什么样板戏是“我呕心沥血”精心培植的，文化革命“是我掌握方向、掌握政策的”，解放军的“红帽徽、红领章是我争来的”，连延安保卫战也是“我”筹划指挥的。总之，照他们说来，别人都不行，只有他们“四人帮”才是主宰历史的“英雄”。对于“四人帮”的这些无耻吹嘘，狂妄叫嚣，我们的回答也只有一句——你们这些人民的公敌，人民总是要把你们埋葬的，而人民的事业总是要前进的。事实不正是这样吗？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四人帮”的捣乱和破坏，一定会进行得更顺利，取得更大的成绩。打倒了“四人帮”，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全国迅速走向大治，各行各业大干快上，革命生产形势一片大好，就是有力的证明。
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鼓吹“唯我主义”的唯心史观，散布“英雄创造历史”的反动谬论，是一切剥削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为了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欺骗人民群众的一种手段。他们的目的在于使人民相信，世界应该由“贵人”、“贤人”、“智者”来统治，劳动人民天生只能作奴隶。但是，这只不过是他们的痴心妄想。古今中外，所有那些反人民的“庞然大物”、历史小丑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主宰，人民没有他们不行。然而真正不行的，正是他们自己。“四人帮”的丑恶表演和最终覆灭，不过是为这个历史规律提供了又一个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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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8
中国有几十种民族。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比汉族居住的地方面积要宽，那里蕴藏着的各种物质财富多得很 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除汉族外，有五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约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六，居住地区占全国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那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
决议、章程这两个文件 这里说的决议，是指《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这里说的章程，是指《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这个章程后来由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第三十三次会议通过，当日由毛主席签署公布。
（以上各条见《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编辑的。这部书收集了一百七十六篇反映各个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情况的文章，是当时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各方面经验的总汇。毛主席直接领导了这部书的编辑工作，写了序言，并且在一百零四篇文章的前面写了按语。序言和按语，对于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工作，都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我们现在编了一本书，叫做《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 这本书是一九五五年九月编辑的。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把反映全国各地农业合作化运动的规模、方向和发展前景的一百二十一篇材料汇集起来，经毛主席亲自审定并写了序言，还在许多材料前面写了按语，编成《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书，同年十月，曾经作为样本印发给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扩大）的同志们阅读。会后，各地领导同志又送来一批材料，在毛主席直接领导下，于同年十二月重新编选成书，改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正式出版。
（以上各条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
这篇文章写得很好，值得作为本书的第一篇向读者们推荐 这是《书记动手，全党办社》一文的按语。这篇文章介绍的是河北省遵化县第十区党组织积极领导农业生产合作化运动的经验。一九五二年春，这个区试办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区干部因为不会领导社，下乡时往往绕开社走，不敢接触社里的问题。后来，区委领导区干部学习互助合作政策，深入到社里去摸索经验，这样就使主要干部办社“从不懂到懂”。接着，区委又下了决心，采取几种办法，教会全体干部办社，使区干部办社“从少数人会到多数人会”。到一九五四年春，全区已经发展到四十三个合作社，这时仅仅是区干部会办社已经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区委又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使所有基层组织的党员、干部和社干部都学会办社，做到“从区干部办社到群众办社”。由于这个区的区委切实地贯彻了“书记动手，全党办社”的精神，全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获得很大的成绩。
遵化县的合作化运动中，有一个王国藩合作社一九五二年十月，河北省遵化县西铺村成立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共产党员王国藩任社长，称为王国藩合作社。
建社初期，有二十三户贫农社员，二百余亩贫瘠山地。社里无资金、无种子、缺农具、缺口粮，仅有几户社员与社外群众合养着一头驴，也只占这头驴的四分之三的所有权，叫做三条驴腿。当时有人讥笑王国藩合作社是“穷棒子社”。但是他们人穷志气大，难不倒、穷不散，一不坐等，二不向上伸手。王国藩同志带领社员进入深山，打来柴火卖钱，买回一头驴、一头小牛、十几只羊、一辆缺少辕子的车以及种子和口粮等，克服了困难，巩固了合作社。社员们说，他们的这些生产资料是“从山上取来”的。经过一年苦战，这个社获得粮食平均亩产二百五十多斤的好收成，比单干户增产三倍，显示了合作社的优越性。
一九五六年，王国藩合作社发展成高级社的第一年，粮食上了《纲要》，平均亩产四百七十斤。一九五八年，王国藩合作社成为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西铺大队。这个大队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穷棒子精神，大干快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过黄河，平均亩产五百五十多斤。随后，西铺大队在王国藩同志率领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学大寨运动，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大干社会主义，大批资本主义，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他们遵照毛主席关于“什么事情都应当执行勤俭的原则”的教导，进山采矿，自筹资金，自己动手，基本上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和水利化。连续几年，粮食亩产超千斤，为国家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在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一九五五年，可以说是破除迷信的一年 这是《所谓落后乡村并非一切都落后》一文的按语。这篇文章是原中共热河省委工作组关于承德县（承德地区后来并入河北省）朝梁子村的调查报告。报告说明，这个村工作落后，主要是领导问题，占全村人口大多数的贫农和还不富裕的农民并不落后，他们要求建立合作社的积极性很高。只要依靠党的基层组织，依靠广大群众办社的积极性，“落后乡”不仅可以建立合作社，而且可以在发展合作社的同时，改变工作落后状态。
那些不相信就一个一个的地方来说可以在三年内实现初级形式的合作化的人们（三年合作化的口号是群众提出的，遭到了机会主义者的批评），那些不相信晚解放区可以和老解放区同时实现合作化的人们，请看一看江苏省昆山县的这个乡罢！这里不是三年合作化，而是两年就合作化了 这是《这个乡两年就合作化了》一文的按语。这篇文章介绍了江苏省昆山县西宿乡两年内实现合作化的经验。西宿乡共有六百七十七户，土地改革以后出现了阶级分化，广大的贫农和下中农要求组织起来。在一九五四年春季，这个乡建立了两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有一百八十一户农民入了社。两个合作社建立起来后，产量比周围的互助组高出一成，社员情绪很高。当年的秋季，要求入社的共有四百多户，出现了合作化的高潮。全乡用了三十天的时间，就发展了十个社。第二年秋季，又发展到十三个社，入社的农户达到了全乡农户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九，基本上实现了初级合作化。
（以上各条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