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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锄掉毒草可以肥田
——学习毛主席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判组
《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这篇光辉著作，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痛斥地主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梁漱溟的战斗檄文。我国人民胜利完成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大规模的政治运动以后，毛主席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就是要在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受到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也必然遭到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当时在党内，刘少奇等人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提出“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等右倾机会主义口号，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右翼和一些封建买办阶级残余势力的政治代表，在土改、“三反”“五反”等运动中受到严重打击以后，又在总路线问题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梁漱溟就是一个典型代表。彻底揭露梁漱溟的反动政治面目，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是一场保卫总路线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次生动的路线教育。
一九五三年九月，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定，在全国政协常委会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总路线的说明，对爱国民主人士进行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就在这个时候，梁漱溟迫不及待地跳了出来，在小组会和大会上，连续作了攻击总路线的发言。紧接着，他利用列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的机会，又两次复述了他的反动观点。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不知羞耻地以“农民代表”自居，大谈所谓“农民问题”，说什么“工人与农民的生活，是九天九地之差。工人生活好极了，农民苦得很，在农村受罪”。他攻击党和人民政府进了城市，“忘掉”了农村，“遗弃”了农民。他要我党接受他的观点，按照他的计划开展一个所谓“伟大的建国运动”，要让他参与建国的“全盘计划”。他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是否有计划地充分安排了呢？我没有多大信心”，等等。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和周总理以锋利的语言，无可辩驳的事实，彻底揭露了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的真面目。毛主席指出梁漱溟是代表地主阶级的，是帮地主阶级忙的，严厉斥责了他挑拨工农关系，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的险恶用心。周总理说，梁漱溟是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这样一个集中的思想体系反对我们，但是他用隐蔽的形式，企图要我们来接受他的意见。当然我们不能够接受，我们应该断然拒绝。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工农联盟’，确是没有希望的。你的路线是资产阶级路线。实行你的，结果就要亡国，中国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北京就要开会欢迎蒋介石、艾森豪威尔。我再说一遍，我们绝不采纳你的路线！”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揭穿了梁漱溟的丑恶面目，剥光他的政治资本，给到会人员进行了一次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教育，达到了提高左派，争取中间派，孤立打击分化右派的目的。梁漱溟确实起了活教材的作用。
梁漱溟在总路线问题上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决不是偶然的。历史上他就是反共反人民的。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你梁漱溟的功在那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
让我们看看梁漱溟的本来面目吧。
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梁漱溟就鼓吹中国必须推行儒家思想才能有出路，他甚至反对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思想。他否认中国社会是有阶级的，胡说什么中国的问题“是文化失调问题”，因而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搞所谓“乡村建设”。他的所谓“乡村建设”，是依靠所谓“乡村自治”组织，来建立“乡村文明”。说穿了，就是加强地主武装，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巩固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制度。
梁漱溟竭力宣扬“中国社会是没有阶级的，中国没有革命的对象，只有建设的对象”。胡说什么“共产党革命不建设”，只有他的“乡村建设”，才是“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这是赤裸裸地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运动。一九三○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红军根据地的“围剿”。配合国民党用枪杆子杀人的围剿，梁漱溟担任了一个用笔杆子杀人的重要角色。他说什么：“共产党在眼前短时期内，将成为一时有力倾向，殆为必然的”，如果不给青年们指点出一个新方向，开辟一条新大道，“则举国青年都要走上死路，其将成为何等的惨事啊！”他还扬言：“要想消除共产党的农民运动，必须另有一种农民运动起来替代才可以”，“乡村组织除了一面从地方保卫上抵御共产党外，还有一面就是我们这种运动实为中国农民运动的正轨，可以代替共产党”。梁漱溟的反动主张，得到地主豪绅、官僚军阀的赞赏。一九三一年，在反动军阀韩复榘的支持下，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以后扩大到菏泽等三个专区，办起“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巩固地主阶级反动政权训练了大批反动骨干，整顿了地主武装。抗日战争开始，他的一批所谓乡建骨干如菏泽区专员，莱阳、邹平县县长就都逃跑了，留下的乡建组织和武装，成为反共反人民的一支反动力量。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梁漱溟搞的所谓“乡村建设”，“是地主建设，是乡村破坏，是国家灭亡！”
梁漱溟什么时候反过帝国主义呢？没有。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占华北，在这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梁漱溟披着“学者”的外衣，代表反动军阀韩复榘到日本“考察”去了。回国后，他厚颜无耻地抛出了“工业日本，农业中国”的汉奸买办谬论。梁漱溟究竟是真爱国主义还是假爱国主义，事实是很清楚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我们党同国民党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漱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一九四六年蒋介石破坏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可是，为了欺骗人民，蒋介石又演出了一场假和谈的把戏。十月二十八日，梁漱溟以和平调解人自居，站在蒋介石的反动立场上，提出了一个完全有利于蒋介石扩大占领地区和召开伪国大的所谓“调解”意见。就是这个梁漱溟，在头两天，还假惺惺地跟周恩来同志说，有任何事情，“事先商量以后再提出”。而梁漱溟的这个“调解”意见，事先根本没有跟中共代表作任何商量，就提给了蒋介石、马歇尔，同时提给了周恩来同志。这是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胁迫我党缴械投降，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周恩来同志当即严正指出：“你这个方案，使我们认识梁先生你是一个伪君子，骗了我们！”“如果这个方案实现，当然梁先生你们是可以升官了。”
一九四九年初，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苟延残喘，又一次玩弄假和谈的花招。毛主席在《评战犯求和》、《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等一系列革命檄文中，彻底揭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提出了进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首先就是惩办战争罪犯。这时候梁漱溟又干了些什么呢？他在重庆连续发表反动文章，叫嚷“任何问题要用政治方式解决，不要用武力。以武力求统一，只有再迟延中国的统一”，公然帮助蒋介石阻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军。他反对惩办战犯，说这是“和谈中的一个难题”。他不主张“由共产党把一些国民党人捉来审判治罪”。他攻击我党提出惩办战争罪犯是“一切是非皆随胜败而定，亦没有意味”。他荒谬地提出要在国共两党之外，公推象他那样“信誉素著”的公正人士，“负责邀集证人采集证据，虑察过去事实，确定破坏和谈造成内战惨剧者究竟是那些人”，然后只要在这些人的名字下面写上两个贬词就够了。他还说，这个作法自古就是这样的，叫做“名曰幽厉，百世莫改”。看！这个披着“公正人士”外衣的梁漱溟，又一次露出了他反共反人民的狐狸尾巴。
一九五○年，梁漱溟来到北京，党和人民政府让他到各地参观，接受教育。梁漱溟坚持反动立场，在西南参观土改时，胡说什么“中国的阶级不明显”，“土改不是阶级斗争”等等。他反对抗美援朝，攻击“三反”运动，诬蔑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是“把人人都变得一模一样”。总之，凡是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梁漱溟是没有不反对的。
梁漱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他的“骨气”也确实得到了中外反动派的一致赞赏。侵华日军头子和美帝国主义分子以及国民党反动派，没有一个不推崇梁漱溟的。解放初期，香港和台湾的反动报纸，大肆吹捧梁漱溟是什么“知识分子的榜样”，夸赞他“正在不屈地向斯大林和毛泽东式的马克思主义展开白刃战”，“希望在你身上，希望你一不做二不休，同共产党干到底”。梁漱溟反共反人民的历史证明，他的所谓“骨气”，就表现在“他是从来不考虑改变他的反动立场的”。他确确实实是个“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杀人”的杀人犯。
梁漱溟既然反动透顶，为什么还要把他留在政协里面呢？毛主席指示我们，因为他“还有一点欺骗的作用”，“他还有充当活教材的作用”。我们决不同他的反动思想讲统一战线。毒草必须锄掉，锄掉毒草可以肥田。在统一战线内部有意识地保留梁漱溟这个活教材，对人民是有益处的。
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步深入发展，都会有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出来反对和捣乱。王张江姚“四人帮”和梁漱溟一样，都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四人帮”也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美人，比梁漱溟还要美得多。他们披上“共产党员”、“中央首长”的外衣，还给自己戴上了“文革功臣”、“理论权威”等等桂冠。他们以“左派代表”自居，实际上是大搞篡党夺权的、反共反人民的大右派。他们控制舆论工具，在用笔杆子杀人这一方面，比起梁漱溟来，更加凶狠毒辣，更加罪恶滔天。不打倒“四人帮”，我们的国家就要改变颜色，劳动人民就要回到旧中国苦难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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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
解放军空军某部 李振芳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我们都要学。找知识要到各方面去找，只到一个地方去找，就单调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45页）认真学习毛主席这一指示，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很有意义的。
世界上国家不分大小，都有一些有益的东西值得学习，也都有一些缺点值得戒鉴。我们坚持学习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就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反对历史唯心主义。只有这样，才能把本民族放在同世界各民族平等的地位，才能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防止大国沙文主义。
人类的智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每一个人的智慧却是有限的。如果把个人的智慧同集体智慧结合起来，那力量是很大的。集思广益，就可以避免片面性和犯错误。同样，一个国家，不论它本身幅员多么辽阔，物资多么丰富，同整个地球相比，它也只是一部分。但是，如果它把本国人民的智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智慧恰当地结合起来，善于吸取各国人民的长处，那么，它的力量就会更大。这样做，并不表明这个民族无能，相反，正好说明了这个民族的伟大和前进精神。我们要使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就要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但这并不是说不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谁都懂得，如果我们将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抛弃不用，自己再去另起炉灶，那是愚蠢的。我们也不能因为电灯不是我们发明的，就拒绝使用，非点煤油灯不可。如果坚持这样做，只能使我们的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缓慢，不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强调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是为了不要帝国主义的“恩赐”，防止别人卡我们的脖子，束缚我们的手脚；是为了振奋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充分挖掘本国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没有外来干涉、控制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发展我国的各项事业。如果把这一点理解成排斥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有益的东西，一学习外国的东西，就说成是洋奴哲学，这便是形而上学，是对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思想的歪曲。要使我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对人类做出较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对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而对于一切腐败的制度和思想作风，对于那些不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坏东西，都要坚决地抵制和批判。
“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一方面挥动棍子帽子，把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同志诬蔑为“洋奴哲学”、“卖国主义”、“假洋鬼子”，甚至把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和周总理；另一方面，又对外国的东西一味吹捧，“月亮也是外国的圆”。“四人帮”才是一伙地地道道的洋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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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参考资料
“公私一律平等”的新税制 这个新税制是由当时的财政部长薄一波主持制订的，从一九五三年一月起施行。它规定把工厂的产制货物税和营业税等统一合并为货物税，由工厂缴百分之七的税，商人不再缴税。按照新税制，不论国营商业还是私营商业，批发商品时一律不纳税，这种税制显然不利于国营和合作社营的工商业，而有利于资本家。薄一波的新税制贯彻下去以后，引起资本家乘机捞取暴利的恶果，造成了部分物价上涨。薄一波还在审定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一文时，加上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的内容，并且公开宣布继续给资本家大量的“照顾”，而增加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的税收负担。这种新税制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经济的政策和关于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领导经济成份的路线。
（见《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
梁漱溟……跟傅作义先生不同 傅作义，前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一九四九年一月接受北平和平解放办法，率领所部接受和平改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任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一九七四年四月病故。
梅兰芳 著名京剧演员、戏曲艺术家。曾任人大代表，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国戏曲学院院长，中国京剧院院长。一九六一年八月病故。
孙猴子七十二变，……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
这是公元十六世纪吴承恩所著神话小说《西游记》第六回中的一个故事。孙猴子，即孙悟空，是《西游记》中的主角，他有七十二变的法术，能够随意变为鸟兽虫鱼草木器物或人类。有一次，他和杨二郎战斗时，变成一座土地庙，但是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杆，结果被杨二郎识破。
（以上各条见《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
有句古语，“纲举目张” 见东汉郑玄著《诗谱》序：“举一纲而万目张”。纲是鱼网上的大绳，目是网眼。原意是提起网上的大绳，网眼就都张开了。后来常用“纲举目张”来比喻抓住事物的关键，带动其它环节。
这次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于社会主义也是很大的推动 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简称粮食的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这个命令规定：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地、有计划地在农村里收购粮食，而后统一地、有计划地向需要粮食的城乡输送供应。收购和供应的价格，由粮食部门按照各地情况作出合理的规定。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随后还包括棉花、油料、糖料等重要农产品。全国农业合作化实现以后，国务院于一九五六年十月间发布了《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的规定》，确定以农业生产合作社为单位，根据粮食产量和余粮、自给或缺粮的不同情况，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办法。粮食和其他重要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实行，有效地保障了城乡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保障了广大人民基本生活资料的需要，消除了私人资本主义经营的无政府状态和贱买贵卖、囤积居奇等剥削城乡人民、破坏工农业生产的种种弊病。同时，这一政策的贯彻执行，使国家掌握了粮食和棉花、油料、糖料等重要工业原料，进一步切断了城乡资本主义的联系，因而有力地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以上各条见《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
有的朋友现在片面强调小仁政，……这种思想……在延安就碰到过 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一文中说：“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
（见《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
这个宪法草案，看样子是得人心的 指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提交全国人民讨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是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提出的宪法草案初稿的基础上，经过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社会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八千多人讨论之后修改形成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规模更大的，参加人数达一亿五千万以上，历时两个多月的讨论。宪法起草委员会采纳了讨论中提出的合理意见，对宪法草案又作了修改。同年九月二十日，这个宪法草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成为第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于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三月十一日公布的。临时约法规定，国家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身体、居住、财产、言论、集会、结社等项自由权利。这个临时约法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一九一四年被袁世凯废除。
清末的“十九信条”指一九一一年十一月清朝政府为对抗武昌起义而抛出的《重大信条十九条》。其中规定“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妄图继续保持封建专制统治。
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 指袁世凯政府的《天坛宪法草案》、《中华民国约法》，曹锟政府的《中华民国宪法》和段祺瑞执政府的《国宪草案》。袁世凯为了撕毁《临时约法》，于一九一三年授意炮制了《天坛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虽然赋予袁世凯以极大的权力，但他还不满足，又于一九一四年公布了所谓《中华民国约法》，规定由大总统“总揽统治权”，不受任何限制，为复辟封建帝制铺平道路。一九二三年曹锟在贿选总统后，为粉饰其反动统治，指使受贿的议员拼凑了一个“贿选宪法”，即所谓《中华民国宪法》。一九二四年段祺瑞执政府也搞了一个《国宪草案》，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没有公开出笼。
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是一九三一年五月蒋介石为使国民党一党专政和法西斯独裁统治合法化而颁布的。其中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国民政府”主席和委员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蒋介石的伪宪法，是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后，于一九四六年十二月操纵伪国民大会通过的反共反人民的《中华民国宪法》。
（以上各条见《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