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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上演反“经验主义”丑剧的前前后后
新华社记者述评
一九七五年春天，正当全国人民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把反修防修伟大斗争推向前进的时候，王张江姚“四人帮”兴风作浪，掀起了一股反对所谓“经验主义”的逆流。
“四人帮”摆出“理论权威”的架势，大反什么“经验主义”，这是他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推行“打倒一切”、“三箭齐发”一类黑货的继续，是他们为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精心策划的又一个大阴谋。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在他八十一岁诞辰的日子里，想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彻夜未眠，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了关于理论问题的光辉指示。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毛主席特别告诫全党：“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毛主席的这些重要指示，又一次阐明了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危险，阐明了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重大意义。它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一步指明了方向，也是对“四人帮”的有力批判。
王张江姚“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党夺权的种种表现，毛主席早已觉察，一九七四年就多次揭露和批判了他们，警告他们要悬崖勒马。但是，“四人帮”不仅毫不悔改，反而变本加厉。四届人大前夕，他们甚至狂妄地要“组阁”，取代敬爱的周总理。毛主席正是在击破了他们的“组阁”阴谋的情况下，发出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指示的。
接过革命的口号，篡改斗争的方向，是“四人帮”惯用的反革命伎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们是这样干的；在这次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们又是这样干的。学习运动开始不久，他们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很快就扯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黑旗，继续把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日，“四人帮”演出的这场反“经验主义”丑剧一开场，狗头军师张春桥就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赤膊上阵，提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把反“经验主义”当作纲，并要按照这个“纲”来“联系实际”，解决全党全军存在的问题。为了进一步煽风点火，反动文痞姚文元又指使《人民日报》在三月二十一日发表社论，公开叫嚣当前“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社论发表的当天，姚文元就急急忙忙向新华社发出指令说：“社论说到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你们要组织宣传，要搞典型，配评论，这样才效果好。”他们炮制的《红旗》杂志短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也出笼了，短评耸人听闻地大谈“经验主义的危害性”。一心想当女皇的大野心家江青，在三月下旬到四月上旬，更是忙得象疯了一样，到处送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材料，扯破嗓门叫嚷“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使出浑身解数来蛊惑人心。
在“四人帮”操纵下，反“经验主义”的鼓噪一阵紧似一阵。一时间，这类文章和新闻报道塞进了报纸的头版头条，有时甚至整个头版的篇幅都在大反“经验主义”。反“经验主义”的专栏也在有的报上出现了。许多报道的脑袋上顶着反“经验主义”的醒目标题，有时甚至是通栏大字。反“经验主义”的典型也炮制了出来，其中“四人帮”在上海一个工厂里搞的一个批“经验主义十条表现”的材料，就被他们当成宝贝到处招摇。他们还指使有的地方召开什么经验交流大会，为反对“经验主义”大造反革命声势。
“四人帮”祭起反“经验主义”的妖风，目的是很清楚的，他们就是要打倒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当时，在他们的煽动下，有的地方果然开始揪“经验主义分子”了，有的领导干部被迫检查“经验主义错误”。不过，“四人帮”知道，他们大反“经验主义”是背着毛主席、党中央搞的，不把反“经验主义”的黑货塞进某种正式文件，不假中央之名，他们是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个更大规模的反“经验主义”的浪潮的。于是，他们又继续玩弄新的阴谋。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写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报道意见。这个文件因为没有提什么反“经验主义”，姚文元把它一压就是一个多月，没有下文。到三月底，反“经验主义”的反革命舆论已经造成一定声势的时候，姚文元忽然要新华社修改那个文件了。怎样改法？那就是按他的要求把反“经验主义”写进去。这个反动文痞满怀鬼胎地把这个文件送给毛主席批阅，妄想通过这种办法制造一个反“经验主义”的正式文件，用以令行全国，大干一场。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及时地察觉了“四人帮”的这个阴谋。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主席就在姚文元转送的新华社这个文件上作了如下重要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主席的重要批示，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一伙的假马列主义政治骗子的反动面目，以及他们大搞修正主义，大搞阴谋诡计的反动实质。
毛主席的重要批示，照出了“四人帮”的原形，这些家伙可慌了手脚。此时此刻，他们实在狼狈得很哪！连平时装出来的那副宣传、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假面具也顾不上戴了，耍尽了阴谋要把毛主席的光辉批示封锁起来。新华社得知毛主席有批示后一再要求进行传达，姚文元怎么也不批准，连只传达批示的前半部分也不批准。不准向新华社的干部传达毛主席对新华社请示报告的批示，总该讲出个理由来吧？可是这个平时摇唇鼓舌的姚文元，这回被将住了军，结结巴巴什么道理也讲不出来。不过，他还有点小聪明。他搬出了那个窃据“副主席”职务的王洪文，硬要新华社就传达问题再写报告“请示”王洪文。这等于一个人把球从左手转到右手，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果然，王洪文装模作样地批了个“暂不传达”，姚文元立即附和了一个“同意暂不传达”。他们就是这样一唱一和地演了一出拙劣透顶的双簧戏。
不准传达，这反映了他们这帮反革命公然对抗毛主席的狰狞面目，也暴露了他们的虚弱本质。他们对待毛主席的重要批示，如临大敌，不但不许传达一句原文，基至不准人提及毛主席曾有过这样一个批示。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新华社凡是在有关文件、材料上提到毛主席这一批示时，那怕只是几个字，他们也统统砍光；有人谈到毛主席这一批示，他们就兴师问罪，诬蔑为“传播政治谣言”。真是反动透顶。
“四人帮”的反“经验主义”遭到毛主席批判后，姚文元一肚子不满，曾嘟嘟嚷嚷地说：“这仅仅是一个提法问题，问题就那么大嘛！”事情果真如此吗？不，这里掩盖着“四人帮”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要害问题，掩盖着他们背叛党的九大、十大所规定的基本路线的极右派本相，掩盖着他们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大阴谋。
让我们看看“四人帮”在反“经验主义”丑剧中抛出的那些五花八门的说法吧。在这些说法的背后，不难看出他们那一套篡党夺权的阴谋诡计：
第一，他们说我国当前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反对“经验主义”是解决各种问题的“纲”。在一九七五年春天，中国出现了经验主义这个危险吗？这是彻头彻尾的臆造！谁都知道，毛主席从一九五七年以来就一直反复强调指出，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正是为了反修防修。而姚文元却造谣说，毛主席十几年来多次重复了“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这个意见。姚文元之流当然不是健忘，而是居心险恶的无耻篡改。
第二，他们故意混淆经验和经验主义的区别，妄图制造罪名，把有革命斗争经验的领导干部统统打倒。他们喋喋不休地叫嚷反对“经验主义”的用意何在呢？“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说了一句画龙点睛的“帮话”：“老家伙都是经验主义”！这真是一句绝妙的自供。在他们看来，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不但不是革命的宝贵财富，反而成了罪过；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革命领导干部——被他们恶狠狠地称之为“老家伙”的，统统成了“罪人”，非一棍子打死不可。
伟大领袖毛主席光辉的“四·二三批示”一下子就批到了“四人帮”的要害，剥下了他们的假面具。但是，他们并不甘心让这块他们自己搬起的石头砸在自己的脚上。他们随时准备反扑。果然，到一九七六年三月，江青在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就大翻其案，叫嚷“文元的文章写了要批判经验主义，文章写得很好。”直到“四人帮”覆灭的前夕，江青还窜到一些单位继续送所谓反“经验主义”的材料，并且指令“梁效”继续炮制反“经验主义”的文章。真可谓死到临头不回头。
从“四人帮”上演的反“经验主义”丑剧以及其它类似的丑剧可以看出，他们谈论“经验主义”也好，谈论“民主派”或其他什么也好，统统都是为篡党夺权服务的。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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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所谓江青“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
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批判组
历来的假马克思主义政治骗子，不仅总是把自己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总要吹嘘自己是什么独具“天才”的“英雄”，创世纪的“伟人”。“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多年来，通过他们的反动喉舌“初澜”等发表大量文章，连篇累牍地宣扬什么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开端”，“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创业期”，是“没有先例可循”的；吹捧江青为无产阶级文艺“奠定了基础”，“开辟了道路”，宣告了“文艺的新纪元已经到来”，把江青奉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开山祖师”。
然而，果真是江青开创了什么“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吗？否！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一百多年前的巴黎公社在伟大的战斗中，产生了自己的革命文艺。《国际歌》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歌”。无产者诗人欧仁·鲍狄埃，“在自己的身后留下了一个非人工所能建造的真正的纪念碑。他是一位最伟大的用歌作为工具的宣传家”。半个多世纪前，列宁领导十月革命，产生了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高尔基就是无产阶级艺术的最杰出的代表。在中国，正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主席在阐述这支生力军在各个方面的成就时说：不论“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支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起了极大的革命作用，其声势之大，威力之猛，动员之广，远远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由此可见，无论是巴黎公社时期，十月革命时期，“五四”时期，都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文艺。无产阶级文艺是在巴黎公社革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以来的伟大革命斗争中诞生、成长、发展着的。它的光辉绝不是“四人帮”江青之流的乌鸦翅膀所掩盖得了的。
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史上，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光辉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主席在总结国际国内思想运动和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从四十年代以来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以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等重要著作，极大地丰富了无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宝库，在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文艺革命指明了方向，为无产阶级文艺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四人帮”妄图否定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在毛主席文艺思想指引下产生的无产阶级文艺。那么，请问：《东方红》是不是无产阶级文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是不是无产阶级文艺？毛主席亲自写的、在各个革命历史时期极大地鼓舞了人民革命斗争的许多光芒四射的瑰丽诗篇，是不是无产阶级文艺？事实上，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根据地的广大文艺工作者，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深入工农兵，参加火热的革命斗争，曾经创作了大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文学、戏剧、音乐、绘画等作品，开展了群众性的为当时的革命和生产服务的秧歌运动，有力地促进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前进。难道这些都不是无产阶级文艺？
在三十年代，周扬等“四条汉子”曾经推行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扼杀革命文艺，围剿鲁迅，抛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产生了不少阶级投降主义和民族投降主义的作品。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中，他们又推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使封、资、修的作品充斥文艺阵地。但是，正如鲁迅所说：“世界上时时有革命，自然会有革命文学。”过去的“四条汉子”，今天的“四人帮”，都不能阻止“五四”以来革命文艺的发展。三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尚且存在以鲁迅为代表的战斗的左翼文学，在文化的反“围剿”中给了敌人致命的打击；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新中国，难道就没有任何无产阶级的文艺可言？毛主席在严厉批判周扬一伙把持的文艺领域的同时，就指出：“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就不会看不见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各类文学艺术作品，都有为数不少的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它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它们是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毛主席文艺路线指引下取得的胜利成果，是无产阶级文艺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被江青一伙掠为反党资本的革命现代京剧和芭蕾舞，不也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出现的作品的基础上搞出来的吗？
“四人帮”妄图将无产阶级文艺革命历史从江青之流插手掠夺京剧革命胜利果实算起，是别有用心的。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的一场文艺革命，是毛主席长期以来领导的文艺战线革命的继续。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引的方向，编演了一批以工农兵为主体的革命现代京剧、芭蕾舞剧和交响音乐的作品，更有力地用工农兵的英雄人物占领了舞台。大野心家、大阴谋家江青这时才跳了出来，把京剧革命的成果窃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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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卷和白卷
北艾
最近，报上发表了一条令人高兴的消息：广州市长安东街小学红小兵陈润珍，发现她的数学作业错了一道题，心中象压着一块石头。她想：“学习不是为了分数。党和父母亲要我们学习，是为了长大挑革命担子，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更多贡献，不好好学习不对呀！”于是，她坚持重做，一共算了六次，直到做对了才罢。
伟大领袖毛主席、英明领袖华主席培养的红小兵，真有抱负，真有志气，真有干劲！陈润珍向党和人民交了又红又专的红卷，这对“四人帮”捧上天的那块交“白卷”的打人“石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
学习，正如陈润珍所说，是为了挑革命担子，为建设社会主义作出贡献。一个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有时某个作业做不出来，是难免的。但是，不能为此心安理得。“四人帮”把那个交“白卷”的“石头”捧上天，把别人都贬下万丈深渊，是别有用心的。当那块交“白卷”的“石头”被吹捧得天花乱坠的时候，千千万万工人、农民不禁怀疑了：工人不出产品，交白卷行吗？农民不生产粮食，交白卷行吗？广大科学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怀疑了：不搞出成果来，交白卷行吗？
几年来，那块被“四人帮”用来打人的“石头”耍尽无赖，出尽风头，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愈闹愈凶，气死人。英明领袖华主席把“四人帮”的画皮剥下，公之于众，交“白卷”的打人“石头”也就原形毕露，原来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一个马前卒。
又红又专，本来是互相联系的辩证统一的标准。“四人帮”大搞形而上学，把这两者分割开来，流毒甚广，害人不浅。但是，毒草可以变成肥料。把“四人帮”搞的这一套揭深批透，又使我们受益不浅。我们广大同学，一定会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办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交又红又专的红卷。我们广大教师，一定会教育学生交又红又专的红卷。如此，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我们的国家大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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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春桥心目中的“先进分子”
甘久红
张春桥在《有感》中，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议、中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的英明决策，进行恶毒的污蔑谩骂，发泄对毛主席、华国锋同志和党中央的刻骨仇恨；还耍出政治骗子的惯用伎俩，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是什么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在任何情况下，都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站在先进分子一边”。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所谓“先进分子”，只能是阶级的先进分子，决没有什么抽象的超阶级的先进分子。张春桥在这里虚虚掩掩、含糊其词，连个“无产阶级”都不敢提，这决不是疏忽，而是正好说明他心里有鬼，说明他对无产阶级是多么的恐惧和憎恨。
张春桥“在任何情况下”都“坚定”地站在哪个阶级的“先进分子一边”呢？这只被鲁迅痛斥过并被“打落水”的叭儿狗，在三十年代，就混在“三月的租界里”，秉承王明的投降主义路线，拉起“国防文学”的黑旗，向着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狂吠；也是这只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对其主子感恩不尽，极力为独夫民贼蒋介石涂脂抹粉。五十年代，这个老投降派又伙同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他又和王洪文、江青、姚文元结成“四人帮”，凌驾于毛主席、党中央之上。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他抛出批经验主义的反动纲领，妄图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有丰富斗争实践经验的党政军领导干部打下去。他出谋划策，疯狂迫害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攻击华国锋同志，迫不及待地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一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张春桥所说的“先进分子”，就是帝国主义分子，国民党反动派，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分子。
张春桥把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叫做“先进分子”，是并不奇怪的。因为他是国民党反动派在我们党内的典型代表。他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己任。所以，谁越疯狂地反对无产阶级，谁在张春桥的眼里就越先进。
（摘编自二月二十三日《河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