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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实现大治之年农业丰收打好第一仗
吉林青海集中力量抗旱保春播
云南战低温等灾害搞好春耕 新疆战风雪保牲畜
据新华社长春电 吉林省农村广大干部和社员坚决贯彻执行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以高昂的革命斗志抗旱播种，决心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吉林省去年遭受比较严重的干旱。今年入春以来，西部地区又雨雪偏少，旱情继续发展；中部、东部地区大部分江河水库水量不足，部分水田严重缺水，春耕生产遇到很大困难。为了搞好春耕播种工作，中共吉林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召开了电话会议，派出大批干部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广大干部、群众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采取有力措施，抓住有利时机抗旱播种，决心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在国务院召开抗旱紧急电话会议和发出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抗旱夺丰收的通知后，吉林全省抗旱保春播的斗争更加轰轰烈烈。旱情比较严重的西部地区，正在集中一切人力物力，大打灌溉抗旱的人民战争；中部和东部地区也大力开发水源，解决水田缺水问题。
吉林省工业、交通、商业、物资部门大力支援抗旱播种，优先生产和调运化肥、农业机械、提水灌溉机具、塑料薄膜等抗旱和春耕生产急需的物资，许多企业还派出了支农抗旱服务队。
据新华社西宁电 青海省农业区各族干部和社员，坚决贯彻国务院关于紧急动员起来抗旱夺丰收的通知和抗旱紧急电话会议的精神，以揭批“四人帮”为动力，大力做好当前抗旱保春播工作，决心夺取大治之年的农业丰收，为英明领袖华主席争光。
青海省除黄河、湟水沿岸的川地外，山区分浅山地和脑山地两种。去冬以来，这里雨雪稀少，容易受旱的浅山地带旱象严重。去冬旱象一露头，省委就要求各地立足抗旱夺丰收，抗旱措施要从备耕抓起。春播开始后，青海省革委会又发出开展抗旱斗争的通知，召开抗旱保春播的电话会议。最近，省革委会召开了水利、气象等会议，进一步研究抗旱抓水的措施。
在抗旱斗争中，各级干部深入基层，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群众一起，揭批“四人帮”，大干苦干。目前，季节较早的黄河、湟水沿岸川地已经基本上播种完毕，山区的春播也已展开。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省各级党组织带领广大干部、社员，战胜低温、干旱、病虫等自然灾害，努力搞好春耕，决心夺取今年农业生产丰收。
去冬今春，云南省低温、干旱、病虫害等自然灾害严重，给春耕生产造成了困难。为了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贯彻落实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中共云南省委最近给全省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写了一封信，号召广大干部群众，不失时机地打一场大揭大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深入开展党的基本路线教育；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鼓足干劲，为搞好春耕生产而斗争。
省委的公开信发表后，许多地委和县委连夜开会研究，召开电话会议部署抗灾和春耕生产工作。许多公社、大队和生产队召开了党员大会、贫下中农大会以及社员群众大会，发动群众，订出搞好春耕生产的具体措施。广大贫下中农说，我们一定要把浑身的劲使出来，搞好春耕生产。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牧区各级党组织带领各族牧民以“抗灾抗到天低头，夺取牧业生产新丰收”的豪壮气概，大打一场抗灾保畜的人民战争。目前，天山南北的辽阔牧区，到处是各族干部、牧民团结一致战风雪、夺丰收的繁忙景象。在千里冰封的各牧场上，各族牧民正在采取各种有效措施，千方百计地照料牲畜。牧民利用各种工具，铲雪开草场，扩大牧放面积；并继续修棚搭圈，为瘦弱牲畜建造保暖棚圈。跟群放牧的牧民还不断打贮饲草，储草备荒。在公路上，牧道上，各行各业和农业区支援牧区的汽车、拖拉机、马车络绎不断，把大批饲草、饲料、面粉、食盐及药品等各种物资源源运往各个冬牧场。
去冬今春以来，新疆牧区多次遭到寒流和暴风雪等自然灾害的袭击。自治区党委及时发出紧急通知，并专门召开会议，动员牧业战线上的各族干部、群众树立人定胜天的思想，投入抗灾保畜的战斗。区党委抽调大批干部深入牧区生产第一线，同广大牧民一起顶风冒雪，抗灾保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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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诗刊》编者说明：这首民歌为湖南韶山灌区工地群众所作。华国锋同志书写这首民歌时，担任湖南省委书记兼湘谭地委书记，并兼韶山灌区总指挥及政委。这件手迹，曾刊于一九六六年《湖南文学》（即现在的《湘江文艺》）元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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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带头鼓干劲
编者按：新安县抗旱的经验，说明了一个真理：困难越大，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抗旱好不好，关键在领导；抗旱快不快，全靠领导带。粉碎了“四人帮”，广大群众的革命干劲空前高涨，这是战胜旱灾的力量源泉。只要认真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任何困难都可以克服。抗旱如救火，特别是战胜春旱，时间紧，任务重。既要保夏粮丰收，又要保秋粮播种，时间错过，一误就是一年。希望那些条件差、水源缺的地方，象新安县那样，克服畏难情绪和靠天思想，加强领导，发动群众，夺取抗旱斗争的胜利。
地处豫西丘陵山区的新安县，水源奇缺，十年九旱。去年九月以来，全县未降雨雪，河水断流，部分塘库干枯，小麦生长受到严重威胁。部分干部群众面对这个历史上少有的严重春旱，产生了畏难情绪。
中共新安县委引导广大干部群众，既充分估计由于严重干旱而造成的重重困难，又正确认识揪出“四人帮”之后的有利条件，鼓舞大家战胜严重干旱的信心和决心。各级领导干部深入抗旱斗争第一线，不断发现、总结和推广群众经验，推动抗旱斗争。石寺公社李村大队，是全县水利条件最困难的大队。县委副书记黄金贵同志亲自带领这个大队的干部，深入发动群众找水源，认真总结当地老农过去滴水归田、抗旱保苗的好经验。全大队男女老少齐动员，车拉人担，苦干六天，利用原来只能浇麦五百亩的水源，实际浇麦一千二百多亩，其中担水点浇四百多亩。全大队一、二类麦苗增多了，大大增强了社员群众抗旱保丰收的信心。县委及时推广李村大队经验，全县动员七十多部拖拉机和汽车，四千辆架子车，四万多对水桶，向山区和丘陵区送水，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旱浇麦。
在抗旱斗争中，县委还及时总结和推广群众创造的滴水归田、节约用水的经验。在水源缺少的山丘地区，推广了提水上岗，利用自然压力进行喷灌的方法，不少社、队土法上马，利用废铁片或竹竿自制喷头，不仅解决山岭土地坎坷不平无法灌溉的困难，而且能小水大用，浇水匀，避免土地板结，有利麦苗生长。在水源比较充足的地方，则统筹规划，因地制宜，采取延伸渠道和抓紧抢修渡槽和虹吸等引水过沟的工程，扩大灌溉面积。各社、队对原有的井、渠、塘、库也都加强管理，建立和健全用水制度，力争做到人歇水不停，日夜轮灌，水尽其用。由于领导重视，群众发动充分，节约用水的经验得到认真推广，全县已浇麦十五万多亩，一、二类麦田已从原来的百分之二十四提高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目前，中共新安县委正进一步发动全县干部和群众，从最坏处着想，充分估计干旱可能持续发展的严重困难，全面安排抗旱浇麦和春耕备播工作，扎扎实实制订抗旱夺丰收的有效措施，努力夺取革命和生产的新胜利。
本报通讯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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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商业部门积极供应春耕物资
据新华社讯 北京市商业部门把大批农药、化肥、菜田物资、中小型农具和农用五金、电料等，不误农时地调运到郊区广大农村，为搞好春耕生产，夺取今年农业丰收贡献力量。
北京市商业部门对今年的春耕物资供应工作，抓得比往年早而且细。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胜利闭幕后，北京市第一、第二商业局就联合召开了工业品下乡会议，专门研究了做好农村商品供应工作的具体措施。北京市农业生产资料公司的主要领导干部，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郊区农村，实地了解农业大干快上的新形势和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需求情况。北京市经营农业生产资料的有关批发公司和郊区许多基层供销社，不仅做到供应春耕物资及时对路，而且还协助区、县农业主管部门和社、队，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加强农机具的保养和维修工作，努力为社队节约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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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捣乱、失败、灭亡的纪录
——揭批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
《红旗》杂志社大批判组
王张江姚“四人帮”是以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为目标的反革命黑帮。他们长期控制舆论阵地，肆意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任意践踏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大搞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为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作为这个黑帮的吹鼓手姚文元，在他控制《红旗》时就是这样干的。姚文元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专搞阴谋诡计。每当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提出一项伟大战略部署，他总是接过革命的口号，干他反革命的勾当。从党的十大特别是批林批孔以来，姚文元紧密配合“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步骤，利用《红旗》发表了他授意炮制的一系列反党文章，颠倒敌我，混淆是非，蛊惑人心，制造分裂，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指向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一大批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在政治上思想上造成了很大混乱，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华主席在批判“四人帮”时深刻指出：“在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上，他们蓄意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革命派’，而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党政军各级革命领导干部当做他们的‘革命’对象，这就从根本上篡改了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只要看一下姚文元利用《红旗》制造反革命舆论的罪行，“四人帮”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疯狂进行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就昭然若揭了。
在批林批孔中，姚文元大搞三箭齐发，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恶毒地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为“四人帮”“组阁”做舆论准备。
批林批孔运动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它的任务是要充分发动人民群众，进一步揭发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及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批判林彪宣扬的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从思想根源上肃清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余毒。王张江姚“四人帮”同林彪反党集团本来是一丘之貉。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从一开始就疯狂地反对和破坏这一伟大斗争。
“四人帮”首先从搞三箭齐发下手。他们背着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召开了两次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这两次会上，“四人帮”及其黑干将大打出手，别有用心地提出反对“走后门”的问题。会议刚结束，姚文元就指使《红旗》要紧密配合，在一九七四年第二期的短评中，大肆鼓吹反对“‘开后门’之类的不正之风”。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又亲笔加上要解决“走后门等问题”，并把它说成是应当抓好的“大事”。当然，“走后门”这类不正之风是应当反对和纠正的。但是，姚文元一伙所谓反对“走后门”却包藏着祸心，是妄图包庇林彪一伙，打击革命干部，把批林批孔引向邪路，破坏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毛主席察觉了“四人帮”搞三箭齐发的阴谋，严厉地批评他们：“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姚文元为了掩盖“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对抗毛主席的批评，他一方面严密封锁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另一方面倒打一耙，在一九七四年第三期短评中，诬赖别人“纠缠于某些问题而冲淡批林批孔”，却对自己的罪责一字不提。姚文元玩弄这种嫁祸于人的卑劣手法，真不愧是戈培尔式的政治流氓。
“四人帮”破坏批林批孔的又一严重罪行，就是打着批儒评法的幌子，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和总结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是必要的，这对于坚持继续革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一定的借鉴作用。“四人帮”对历史一窍不通，对祖国的历史遗产向来抱虚无主义态度，突然一反常态地关心起研究儒法斗争来，完全是妄图利用批儒评法来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早在党的十大开过不久，姚文元就授意“罗思鼎”炮制了一篇题为《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的文章，借古讽今，大批吕不韦搞“折衷主义”。文章出笼后，江青大加赞赏，毫不掩饰地说：“这篇文章好处，是批吕不韦，吕是个宰相。”接着，江青又伙同姚文元大放厥词，要批“宰相儒”，要批“现代的大儒”。一时间，“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班子连篇累牍地炮制的这类黑文，充塞《红旗》版面。如《孔丘其人》、《评〈吕氏春秋〉》、《读〈盐铁论〉》、《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批判因循守旧，坚持继续革命》等，就是其中最恶毒的几篇。这些文章不批林，假批孔，完全按照江青、姚文元所定的调子，歪曲和捏造历史，用恶毒、隐晦的语言在所谓“宰相儒”上大做文章。《孔丘其人》这篇所谓批“宰相儒”的代表作，是江青直接点题由“梁效”炮制的，通篇不讲林彪如何尊孔，却用了许多现代语言描述孔丘，影射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文章写成后，江青亲自派人送给姚文元，要他“提出意见”。姚文元如获至宝，马上报告江青：“看了一遍，觉得写得较生动，可以用。”《读〈盐铁论〉》这篇把矛头指向周总理的黑文，是姚文元秉承江青“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黑旨意出的题目，他还亲自摇动黑笔杆，在贤良文学鼓吹复古倒退一段文字里，加上了这样几句：“他们竭力吹捧‘周公之时，士无贤不肖，皆可与言至治’，拚命要求‘复往古之道’，就是要复辟古代奴隶主专政的统治秩序。”经反动文痞姚文元这么一改，突出了贤良文学对周公“复往古之道”的赞扬，从而使全文影射攻击周总理的反动气焰更加嚣张。
“四人帮”借批儒评法，给自己涂脂抹粉，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大肆鼓噪。例如，《论秦汉之际的阶级斗争》一文，公然伪造历史，无耻地吹捧吕后，为把江青抬上“女皇”的宝座鸣锣开道。《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更是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们的反革命心声。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央筹备召开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的人事安排期间，文中大讲什么要保证“法家路线得到坚持”，就必须重用“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组成“法家领导集团”。这哪里是在谈儒法斗争，分明是为“四人帮”策划“组阁”的反革命阴谋造舆论。
“四人帮”在批林批孔中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是极其反动的，在理论上也是极其荒谬的。姚文元为了适应“四人帮”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对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法家不作阶级分析，把这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抬到吓人的高度，什么“推动历史前进”、“代表人民利益”、具有“爱国主义”等等，简直比受地主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农民阶级还要进步，还要革命，公然否定人民群众的伟大历史作用。他们还鼓吹什么儒法斗争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并一直“继续到现在”，从根本上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否认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否认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这是姚文元一伙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耻背叛，也是对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无耻背叛。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姚文元肆意歪曲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制造混乱，抵制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歪曲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力图扭转学习理论、反修防修的大方向。
毛主席在一九七四年底发出的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科学地分析了修正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和阶级根源，指明了全国人民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对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的重要指示，特别是明确提出“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是对“四人帮”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沉重打击。王张江姚这伙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对于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十分仇视，极其恐惧，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歪曲、篡改，妄图把学习运动引到邪路上去。
学习运动一开始，“四人帮”就拚命鼓吹反对经验主义，同毛主席多次指出的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的英明论断唱反调。张春桥明目张胆地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江青胡诌什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姚文元则竭力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在《红旗》一九七五年第四期短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好弄通》的原稿中，本来没有反对经验主义的内容，姚文元第一次修改时，别有用心地加进“克服经验主义”一句话；第二次修改时，又指令要“多讲几句，把意思说清楚”；第三次又亲自动笔，给所谓“有经验主义的人”扣上一顶“否认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的大帽子。列宁指出：“否定修正主义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修正主义”。（《图快出丑》，《列宁全集》第20卷第324页）很明显，“四人帮”大肆鼓吹反对经验主义，否认修正主义是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其罪恶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放松对他们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警惕性，放弃反修防修斗争。同时，“四人帮”把在毛主席领导下，在长期革命斗争烈火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革命干部，污蔑成“经验主义者”，妄图把他们作为“当前的大敌”打下去。
毛主席对“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的阴谋活动，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毛主席在姚文元送的一个报告上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针对他们以“理论权威”自居，动不动就训人的恶劣作风，毛主席尖锐地指出：“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毛主席的批示打乱了“四人帮”的反革命阵脚。姚文元对毛主席的批示又怕又恨，不敢向《红旗》杂志社的工作人员传达。但是，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为了蒙混过关，姚文元便慌慌忙忙地把他在《红旗》编辑部的那个忠实追随者叫去，草草念了一下批示，并煞费苦心地在一九七五年第五期《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这篇评论中，轻描淡写地加进一句话：“我们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时候，包括着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这两种错误倾向。”但是，他仍不提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此后，他还顽固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扣发了一篇讲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文章，并删去了另一篇文章中宣传毛主席关于动不动就训人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的指示的一段话。看，姚文元对抗毛主席的批示达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四人帮”大反经验主义受到毛主席的痛斥以后，又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继续大做文章。他们竭力篡改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把这个指示的丰富内容别有用心地归结为只是一个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问题。他们不讲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可避免性和必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的辩证关系，抹煞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张春桥借口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描写得一团漆黑，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全面否定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还叫嚷要打“土围子”，注意所谓“到站下车”的人，再一次把矛头指向革命领导干部，指向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姚文元同张春桥一唱一和，竭力宣扬学习理论要把“问题集中在资产阶级法权上”。他紧紧抓住《红旗》这个舆论阵地，出题目，派任务，定调子，改文章，竭力煽动要搞一次旨在陷害和打击各级革命领导干部的“运动”。他还恶毒地授意炮制了一篇《回顾“三反”“五反”运动》的黑文，重提当时受到镇压的蜕化变质分子刘青山和张子善，特别点明他们是“红小鬼”，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在《编者按》中要参加过“三反”、“五反”的人对照一下自己。这篇黑文妄图要人们相信，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同“三反”、“五反”是一样性质的问题；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就要搞象“三反”、“五反”那样的运动。姚文元一伙果真是要反对资产阶级生活作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吗？根本不是。“四人帮”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总代表，他们大搞资产阶级特权，过着挥金如土、穷奢极欲、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比资产阶级还要资产阶级，一个个都是吸工人、贫下中农血的典型资产阶级分子。他们高喊什么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完全是一个险恶的阴谋，妄图挑拨新老干部之间、干部群众之间的关系，把一大批长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都打成“党内资产阶级”，这同他们大反“走后门”、大反经验主义一样，都是为了篡党夺权。
正当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时候，毛主席对优秀影片《创业》作了重要批示，指出：“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这是对“四人帮”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当头一棒。长期以来，“四人帮”特别是江青对抗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破坏“百花齐放”的方针，扼杀社会主义文艺作品，他们分明是破坏文艺革命的罪魁祸首，却把自己装扮成“文艺革命旗手”。姚文元利用《红旗》发表署名“初澜”的《京剧革命十年》、《坚持文艺革命，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文章，就把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产生的革命现代戏，归功于江青，拚命往江青脸上贴金，为他们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然而，扼杀优秀影片《创业》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封“文艺革命旗手”的江青和反动文痞姚文元及其亲信。《创业》的放映，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热烈欢迎。他们要求《红旗》发表赞扬《创业》的评论文章，而姚文元伙同江青却竭力否定这部影片。他在《红旗》编辑部的另一个忠实追随者，按照他的旨意进行讨论而起草的报告，给《创业》罗列了一大堆莫须有的罪名。姚文元把这份报告转给了江青，两个人定了调子，下令搞一篇所谓评论文章。毛主席对《创业》作了批示以后，姚文元拒不传达，并下令拆掉否定《创业》的那篇评论文章的原版，以销毁罪证。他还攻击和歪曲毛主席关于文艺政策问题的指示，胡说什么调整文艺政策“无非是放宽一点。有作品就可评，为什么一评就怕？”他还对“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出谋划策，炮制了一篇题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反扑文章，疯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抗毛主席关于《创业》的重要批示。
接着，毛主席又作了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不仅澄清了长期以来在《水浒》评论中的反动、错误观点，而且对于坚持反修防修的斗争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王张江姚反党集团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在国内向资产阶级投降、在国际向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投降的投降派。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是继对《创业》的批示之后，给“四人帮”的又一沉重打击。他们感到形势不妙，便立即使用了他们惯用的手法——接过革命口号，进行反革命活动。江青早就大吹特吹宋江是“一个了不起的历史人物”；姚文元也曾经把《水浒》吹捧成“农民革命的教科书”，这时，他们却摇身一变，把自己打扮成评论《水浒》的“正确”代表。他们又是写报告，又是下“指示”，又是印材料，又是组织文章，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心”。他们真的是要按照毛主席的指示评论《水浒》吗？不是。姚文元在修改一篇文章时，居心叵测地塞进了这样的话：“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野心家江青说得更明白：“《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原来，他们“热心”于评论《水浒》，就是要把“现代投降派”的帽子扣到中央和各级领导干部的头上。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毒辣，真是令人发指！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姚文元完全违背毛主席、党中央规定的部署和一系列方针政策，另搞一套，妄图把各条战线搞乱，以便“四人帮”乱中取胜，乱中夺权。
运动一开始，毛主席就指出：“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姚文元同毛主席的指示相对抗，竭力鼓吹“层层揪”，煽动“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批”，妄图搞乱全国，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他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发出黑指示：“工农业方面要考虑扩大批判”，并在同年《红旗》第三期一篇谈教育革命大辩论的文章中，塞进了这样一句黑话：“教育革命大辩论的内容，必然地要从反击教育界的右倾翻案风，逐步发展到反击政治思想战线其他方面的右倾翻案风。”在他授意炮制的第六期一篇评论中，更大肆鼓吹“可以也必须联系全国和各条战线”的“具体实际”，进一步煽动他们的党羽和社会上的一小撮阶级敌人乱党乱政乱军。姚文元还特地指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结合当前现实斗争”，迅速修改早已炮制好的《回顾反右派斗争》一文，妄图把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其反革命用心何其毒也！
姚文元百般歪曲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指示，在民主派、走资派的问题上制造反革命谬论。他炮制了参加民主革命的老同志等于民主派、民主派等于走资派、走资派都是不肯改悔的这样一个反动公式。由姚文元点题目、出思想、最后由他精心修改的《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走资派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等署名池恒、方刚的黑文，就是竭力鼓吹姚文元制造的这个反革命谬论。姚文元还不准《红旗》发表纪念长征的文章，不准文章中讲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也不准讲老干部通过文化大革命“焕发了青春”，只要一见到这类字眼，就一刀砍掉。现在已很清楚，“四人帮”有的早就同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走的是一条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的道路；有的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一伙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所以，他们这样仇恨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坚决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样仇视我们党的斗争历史和光荣传统。相反，姚文元授意炮制一篇又一篇的黑文，竭力对翁森鹤、张铁生这些现行反革命分子撑腰打气，鼓动他们放手捣乱。“四人帮”爱谁恨谁，依靠什么人，反对什么人，不是很分明吗！
姚文元还竭力歪曲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经济、革命与生产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挥舞“唯生产力论”的大棒，打击广大干部和群众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积极性，煽动停工停产，破坏工业学大庆，破坏农业学大寨，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姚文元不准宣传“四个现代化”，不准提“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胡说什么“大干，实际上是要人们埋头生产，不管方向道路”。他肆意破坏我国的对外贸易，把正常的进口说成是“洋奴”，把合理的出口说成是“卖国”，甚至把对外贸易说成是什么“买办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为了把“四人帮”控制的一些地区和单位变成他们的独立王国和挑拨地方同中央的关系，姚文元公然把中央部门在企业管理上的必要的集中统一领导污蔑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党内资产阶级加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头上的一条锁链”。列宁指出：“要知道扰乱人心已经成了资产阶级在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的真正武器。”（《莫斯科征收党员周的总结和我们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0卷第53页）姚文元散布这些修正主义谬论，正是为了把人心搞乱，把革命和生产搞乱，以便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在毛主席病重期间和逝世之后，“四人帮”利用党和人民的严重困难，妄图实现他们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在这期间，反党分子姚文元制造反革命舆论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一九七六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一月间，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万分悲痛。但是，一贯凶狠残暴地迫害周总理的“四人帮”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出魔鬼的狞笑。姚文元恶狠狠地打电话下令《红旗》不准刊登周总理的遗像，不准刊登党中央的讣告和悼词，甚至还规定当期的《红旗》封面“用红字，不用黑字”。不仅如此，反而在这期《红旗》上作为带头文章，抛出“梁效”的《回击科技界的右倾翻案风》的黑文。这篇黑文同周总理明确指出的科技界经过十七年的斗争，“总的方向是循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前进”的这一基本估计大唱反调，是射向周总理的一支毒箭。
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充分表达了我国八亿人民的共同心愿，打破了“四人帮”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梦想。当时，毛主席曾经明确指出：“要造这个舆论，要宣传华国锋同志，要使全国人民逐步认识华国锋同志。”但是，姚文元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反而玩弄阴谋诡计，向华国锋同志发动猖狂进攻。早在一九七五年，姚文元就不准《红旗》刊登华国锋同志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代表党中央作的总结报告。后来，他多次对这个报告大肆攻击，凶相毕露地说：“我历来不同意‘软、散、懒’的提法，看到就删。”他胡说“软、散、懒”的提法，是“离开阶级路线”，“脱离阶级斗争”，狂呼要“痛快淋漓地驳一下，一个一个驳得精光”。其实，关于“软、散、懒”的提法是有极其鲜明的阶级内容的。所谓“软”是指不敢抓阶级斗争，不敢批判修正主义，不敢批判资本主义；所谓“散”是指不团结，甚至搞分裂；所谓“懒”是指没有搞社会主义的雄心壮志，无所作为。批评“软、散、懒”，正是要求按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建设领导班子。姚文元对批评“软、散、懒”那么痛恨，那样攻击，恰恰证明“四人帮”是要破坏党的建设，瓦解无产阶级专政。唐山、丰南发生强烈地震后，华国锋同志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以阶级斗争为纲，夜以继日地亲自部署抗震救灾，并带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亲临受灾地区慰问视察。这时，姚文元却恶毒地胡说什么“现在有些新动向，地震发生后有人要抓生产了，抓救灾了，不抓阶级斗争了”，“有人想转变纲，抓生产，这是党内的思想动态”，并授意炮制署名程越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反党文章，进行恶毒攻击。他甚至还借纪念鲁迅之机，用鲁迅说的“人可以下台，主义却可以仍旧留在台上”的话来比附时事，把矛头指向华国锋同志，真是猖狂至极！
“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激起了亿万人民的满腔怒火。他们的处境越来越孤立，虚弱的本质越来越暴露。为了给“四人帮”的死党、亲信、喽罗们壮胆打气，鼓动他们加紧进行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活动，张春桥叫嚣“要振奋精神，形势还是好的”。姚文元则指令要宣传所谓“乐观主义”。在姚文元的授意下，《红旗》接连发表这类文章，大谈什么要“振奋革命精神”，要看到“光明的前途，树立必胜的信心”，这完全是“四人帮”进行垂死挣扎的自欺欺人的哀鸣。在去年七、八月间仅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姚文元一反常态，竟然三次窜来《红旗》机关，大放厥词，以显示他对“四人帮”的篡党夺权充满信心。在一次谈话中，他别有用心地鼓吹要把《红旗》办成他们的“坚强的战斗堡垒”，妄图把《红旗》更紧地拴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战车上。八月十二日，是姚文元最后一次窜到《红旗》机关。他摇晃着秃头，哼起了这样几句古诗：“地转实为新地兆，天旋永立新天朝”，“同时今日好诛妖”，“一统江山图已到”，并指令把这几句诗塞进《我国地震史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文中去。这就充分暴露了“四人帮”垂涎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妄图在中国建立他们的“新天朝”的狼子野心。
与此同时，姚文元还竭力鼓吹要磨练他们的反革命“意志”，为反革命复辟孤注一掷。去年八月初，他写了这样几句黑话：“山崩地裂，视若等闲。愈经磨练，意志愈坚。”并授意“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按照这个意思炮制一篇文章，特别强调既要讲自然地震，又要讲“政治地震”。这篇黑文，叫嚷什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突然事变”，“都将坚定沉着地奋起应战”，“不管党内外资产阶级还将设置多少障碍”，也要“勇往直前”。很清楚，姚文元的所谓“磨练意志”，就是要同无产阶级进行拚死的斗争。
去年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与世长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沉浸在难以用言语诉说的极大悲痛之中，而“四人帮”却以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反对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阴谋活动空前猖獗。毛主席刚刚逝世，姚文元就给他那个忠实追随者打电话说：“毛主席逝世，党内外资产阶级的心情不会同我们一样，要强调阶级斗争这个纲”，并说“要搞几篇质量高的文章”。姚文元的这番话，实质上是“四人帮”的一个反革命信号，要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发动猖狂进攻。果然，“四人帮”有计划有预谋地伪造了一个“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临终嘱咐”，妄图一举推翻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实现蓄谋已久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的狼子野心。姚文元紧锣密鼓，大肆宣扬这个伪造的“临终嘱咐”。他亲笔写了“按既定方针办”，指令排进《毛主席语录》页内，并放在第一条的位置上。审稿时，他还在一些没有写进这个所谓“临终嘱咐”的文章中，动笔把它加上。这样，他们伪造的“按既定方针办”，就充塞了一九七六年第十期的整个版面。姚文元自以为得计，其结果却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就在姚文元的反革命骗局鼓噪得最起劲的时候，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横行一时、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被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党的十大到“四人帮”垮台的这段期间，我们党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在这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惊心动魄的斗争中，姚文元控制《红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造成了危害党、危害人民的严重恶果。毛主席曾经深刻地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几年来，姚文元控制《红旗》犯下的滔天罪行，就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一部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的可耻纪录。在揭批“四人帮”的高潮中，我们要对姚文元制造的反革命舆论一个一个地深入批判，肃清其流毒，借以增强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提高我们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
毛主席亲自倡议创办的《红旗》，现在已经重新回到党的手中。我们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永远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依靠党，依靠群众，办好《红旗》，努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而斗争。
（原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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