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说谎同盟”的破产
申大光
颠倒黑白，谎话连篇，是“四人帮”制造反革命舆论的一大特点。列宁曾经嘲笑资本家和机会主义者结成了“说谎同盟”，说他们总是用“造谣，喧嚷，叫嚣，一再说谎来‘给人留下某种印象’”。
（《说谎同盟》，《列宁全集》第24卷第93页）“四人帮”也是说谎帮。在造谣、说谎的本领方面，他们实在超过了他们反动的先辈。
“四人帮”是靠说谎发迹的。这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黑帮，本来历史都很不光彩。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一个个粉墨登场，装扮成什么“旗手”、“功臣”、“英雄”之类。他们把文化大革命的功劳统统拉到自己的身上，大吹大擂：是江青“披荆斩棘”、“呕心沥血”领导的京剧革命“揭开了序幕”；是姚文元“冒着风险”写的一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吹响了号角”；是王洪文领导了“一月风暴”的夺权；而张春桥不但样样有功，还“丰富和发展了列宁的思想”。真是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然而，谎话说得越离奇，越经不起事实的检验。
鲁迅说得好：“事实是毫无情面的东西，它能将空言打得粉碎。”
是“江青领导”的京剧革命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吗？吹牛！革命现代京剧，是革命文艺战士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在广大工农兵的支持下取得的丰硕成果。在江青插手前，其中大多数剧目早已在舞台或银幕上演过多次，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四人帮”把样板戏全贴上“江记”商标，真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那么，江青在京剧革命中就没有“创造”了吗？有的。搞《智取威虎山》，江青一开始就对创作人员说：“你们懂得这个戏的政治意义吗？”接着就大讲一通“牡丹江地区剿匪是林总指挥的”。张春桥和江青沆瀣一气，也把当年一再对抗毛主席指示的林彪吹成“东北战场上正确路线的代表”。为了树林彪，江青亲自跑到林彪在苏州的住处密谈，亲自请林彪到剧场审查“把关”。搞《海港》，江青出尔反尔，甚至在毛主席审定之后，还居心叵测地提出把它改成与“走资派”斗争的戏，为“打倒一切”制造反革命舆论。江青这些黑指示，理所当然地受到了革命干部和革命文艺战士的抵制。江青在京剧革命中的丑恶表演说明，她要“揭开”的，正是篡党夺权反革命丑剧的“序幕”！
是姚文元一篇文章“吹响”了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吗？撒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是进行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姚文元在思想文化领域是个老右派。他狂热地鼓吹封、资、修文艺，咒骂党的领导，支持“探求者”右派集团的反动纲领，宣扬办“同人刊物”。他正是文化大革命应该清算的对象。姚文元是个变色龙，凭着他从反动老子那儿学来的和在上海滩上混出来的一套随机应变、投机钻营的本领，善于看风使舵，乔装打扮，不放过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机会。人们都知道，批判《海瑞罢官》，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亲自作出的部署。姚文元事先知道了，写了评《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是，文章并没有充分体现出这场批判的政治意义。文章发表后，毛主席曾批评它没有打中要害。是毛主席把这场批判拨正了方向，深刻地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姚文元对彭德怀的问题讳莫如深，并非偶然。一九五八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肉麻地讴歌彭德怀有“纯洁的党性”，“铁一样的革命毅力”，“卓越的指挥艺术”。对海瑞式的所谓“为民请命”的人物，他也曾赞不绝口。这样一个文痞，怎么可能触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要害呢？对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张春桥也多次自拉自唱地炫耀，是他“抓”出来的。他精心编造了传奇般的故事，似乎他和姚文元冒了巨大的风险。然而，现已查明：就在毛主席部署批判《海瑞罢官》的战斗之前，张春桥竟不顾毛主席关于向北京旧市委保密的规定，偷偷向“三家村”的黑掌柜私通消息。他说：“邓拓是我的老朋友了，不打个招呼，他会说我不够交情。”请看，三十年代的老投降派“狄克”，又一次演出了主动告密的丑剧。他屁股坐在哪一边，不是很清楚吗！
是张春桥、王洪文领导了“一月风暴”夺权斗争吗？骗局！“一月风暴”是在毛主席的领导和支持下掀起的。王洪文一开始并不是工人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他被人拖着起来“造反”后，消极动摇，只是后来受到张春桥的赏识，才一夜之间成了“工人领袖”。张春桥呢，绝不象话剧《盛大的节日》吹捧的那样，从一开始就主张夺权。他本来奉政治骗子陈伯达之命，到上海镇压工人运动。在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奋起战斗时，他又特地从北京打来一个电话，“说服”大家不要夺权。后来他当然是摇身一变了。但那个电话记录呢？他忘了收回，至今犹存。至于得到毛主席肯定的反经济主义的《紧急通告》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他更丝毫不沾边。待到毛主席热情肯定了“一月风暴”的大方向时，张春桥、王洪文才厚颜无耻地出来摘桃子。
“四人帮”的名字，怎么能和文化大革命连在一起呢？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实践，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本来就和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敌人，有什么资格代表文化大革命？应当和他们连在一起的，是“文攻武卫”之类的反动口号，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动思潮，是煽动全面内战、挑动资产阶级派性的罪恶阴谋，是破坏“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方针的恶果，是唯心主义泛滥，形而上学猖獗。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四人帮”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他们利用手中控制的舆论工具，千方百计地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十八般武艺”一齐来，妄图把党搞乱，把国家搞乱，把人们思想搞乱。正如列宁所痛斥过的那样：“他们‘在声嘶力竭地叫嚣’，极力想用自己的喊声压倒别人，不让人们听到真理，用谩骂和喊叫的洪流淹没一切，妨碍别人作切实的说明。”（《说谎同盟》，《列宁全集》第24卷第93页）
在“四人帮”的“谩骂和喊叫的洪流”中，还有一股刺耳的声浪，就是突出地宣传上海。这更是一个反革命的骗局。
的确，“四人帮”在上海苦心经营了多年。然而，他们宣传的是什么？是突出宣传上海的光荣革命传统吗？是突出宣传上海的一千万革命人民吗？是突出宣传上海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吗？都不是。他们突出地宣传上海，无非是要篡夺上海人民的革命成果，无耻地宣扬自己，打倒别人。“四人帮”一再鼓吹说上海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就是要人们承认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带头人”，把不同意他们倒行逆施的中央和兄弟省市领导同志，统统扣上“反对上海”，也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帽子。他们说上海是“左派堡垒”，就是要人们承认他们是“坚定的左派领袖”，以便堂而皇之地插手军队、插手中央各部、插手各兄弟省市。他们声嘶力竭地宣传上海，无非是要稳住自己控制的上海，搞乱全国，上压中央，下压地方，以实现乱中夺权的狼子野心。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野心是一切谎话的根源。“四人帮”利用舆论工具精心编造一连串的谎言，自始至终围绕着一个中心目的：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随着篡党夺权的步伐加快，他们说谎也越来越肆无忌惮，越来越恬不知耻。从周总理病重和逝世前后，到毛主席病重和逝世前后，他们利令智昏地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使出浑身解数，大造谎言。一方面，一小撮余党、亲信加紧炮制什么“张春桥思想体系”，写效忠信、劝进书，抛出《盛大的节日》之类的戏剧、电影，为“四人帮”树碑立传，竭力造成一种印象：“当今之世”，能当领袖者，舍“四人帮”其谁？另一方面，他们又栽赃造谣，要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同志打成“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还乡团”，这个要揪，那个要批，为自己上台扫清障碍。至于伪造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大肆鼓噪“按既定方针办”，更是在说谎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四人帮”用自己的行动撕下了一切假面具。戳穿他们的谎言，人们清楚地看到，正如华主席深刻指出的：“他们是极右派，是彻头彻尾的走资派，是穷凶极恶的反革命派。”“他们的路线，右得不能再右了！”
列宁说过：“政治上采取诚实态度，是有力量的表现，政治上采取欺骗态度，是软弱的表现。”（《短论》，《列宁全集》第17卷第150页）“四人帮”手中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只能自己吹，互相捧，指使一小撮死党、余党、亲信吹吹打打。结帮乞灵于说谎，说谎还得要结帮，这正说明了他们的虚弱。
“四人帮”垮台了，说谎同盟也破产了！这就又一次雄辩地证明：“吹牛撒谎是道义上的灭亡，它势必引向政治上的灭亡。”（《决不要撒谎！我们的力量在于说真话！》，《列宁全集》第9卷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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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中共上海异型钢管厂委员会
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号召我们，“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是根据我国的特点，从斗争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是指导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原则。
我们厂在一九五三年只有职工二十六人，只能搞些旧钢管加工。现在已有职工八百多人，年产量达到九千多吨，品种规格达四千多种，其中有不少高精尖的产品。二十多年来，生产能力翻了几十倍，而国家的投资却很少，法宝之一，就是勤俭节约，少花钱多办事。今天，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状况虽然有所改变，但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仍然不能丢。
要做到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要调动人的积极因素。企业领导要带领群众，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推行的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不断防止和纠正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大少爷作风。在办事的时候牢记党的优良传统，花钱的时候不忘我国既白又穷，心里时时装着八亿群众。只有这样，毛主席的号召才能落实。社会主义事业是群众的事业，办任何一件事都离不开群众。因此，必须努力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调动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使毛主席的指示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我们在这方面做了些工作，很有成效。有次，试制大口径的波纹管，原来估计时间要二年，投资要二百万元，经过充分发动群众反复讨论，想出了个简单易行的办法，时间缩短为八个月，投资只为原计划的五分之一，做到了多快好省。现在，厂里订了一条制度，凡是扩建厂房、添置设备、新产品试制等重大事项，都要经过群众讨论，把少花钱、多办事建立在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
在调动人的积极因素的同时，还要充分利用原有的厂房、设备，因陋就简地发展生产。这是实现少花钱、多办事的重要途径。俗话说：“一条破棉胎，可传好几代。”许多旧机器、旧设备经过革新、改造，完全可以派大用场，包括生产高精尖的产品。我们厂的不少高精尖产品，例如长达六十米的椭圆形微波导管和五十根加起来才五克重的微型波纹管，都是充分利用旧设备搞出来的。这样做，花钱无几，所得极大。因此，我厂尽管新产品年年增加，试制费用却年年下降。去年是生产新产品最多的一年，也是动用国家试制费用最少的一年。如果办什么事都要新起炉灶，就不可能做到少花钱、多办事。
我们按照毛主席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的指示办事，受到了敬爱的周总理的赞扬。一九五八年，周总理来我厂视察，看到我们在矮平房里用简陋设备闹革命，称赞为从“草棚棚里飞出了金凤凰”，使我们深受鼓舞。然而“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却对我们横加指责，说什么芦席棚、矮平房不象样，不好看，命令我们把它“统统拆掉”。还给我们扣上“唯生产力论”、“生产典型”的帽子。这些坏蛋自己不劳动，肆意挥霍人民的财产不算，还不许我们工人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真是岂有此理。这说明他们完全是一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我厂的干部、工人顶住了“四人帮”一伙的攻击，不理他们那一套，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继续发扬艰苦创业的革命精神，为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在原来的基础上做出了新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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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流氓创业论”
李伦
张春桥在谈到流氓阿飞打群架时说：“我想这样的青年可能有长处，打起仗来很勇敢，当解放军上前线，受重伤不下火线。”
“四人帮”在原上海市委写作组的一个亲信，跟着张春桥的调子说：“打头阵的都是流氓，规规矩矩的人是搞不起来的”，“开国皇帝都是小流氓”，“曹操从小也是打群架的”。
请看，流氓在“四人帮”眼里多好哇，流氓能创大业！
他们这个“流氓创业论”，不仅在内部会议上讲，而且还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公开鼓吹。一九七四年《学习与批判》第一期上，有篇文章就说过：“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出身是小流氓。”
为什么“四人帮”要造“流氓创业”这个舆论呢？看看他们的历史和他们的行动，就可以找到答案。王洪文就是“小流氓出身”。他当过工人，但不是个好工人。他参加过解放军，但不是一个好战士。江青要“组阁”，这个流氓就去“打头阵”，向毛主席告周总理的状，妄图告倒周总理，遭到毛主席的痛斥。王洪文在上海的小兄弟，就是些流氓阿飞。这些小兄弟，各霸一方，是那里的流氓集团的头头。“四人帮”的打手、现行反革命分子翁森鹤，也是一个流氓成性的坏家伙。
事实说明，“四人帮”打出“流氓创业论”，是为了收买并依靠流氓来为他们篡党夺权“打头阵”。他们手里没有真理，周围没有群众，要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依靠流氓阿飞能依靠谁呢？“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密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暴乱的时候，真要打头阵的，就是王洪文那几个“小兄弟”。
这个“流氓创业论”，对广大青少年来说，有着极坏的教唆作用。“四人帮”就是用这个谬论来教唆我们的青少年，企图使青少年流氓成性，让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无人，以此搞垮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无产阶级专政。试想，如果按照张春桥的胡说八道去办，流氓阿飞都去当兵，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将是一个什么样子？用不着等到打起仗来，这个军队就要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变成专无产阶级政的工具。
反动阶级的政客，用流氓“打头阵”，去创他们的反革命事业，这在中外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中国的蒋介石就是一个！他在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就用金钱收买了一批流氓恶棍“打头阵”。法国十九世纪的反动政客路易·波拿巴，从举行政变、实行军事独裁，到废除共和、当上皇帝，所依靠的也是一些流氓、骗子、扒手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可见，“四人帮”的“流氓创业”这一套，也是从他们的中外前辈路易·波拿巴、蒋介石之流学来的。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这就明确地告诉我们，流氓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对于流氓集团要坚决地打击。不打击他们，不对他们实行专政，人民群众就要遭殃，无产阶级事业就要遭到损失。除了象“四人帮”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敌人，谁也不会去夸奖他们，依靠他们。让“流氓创业论”随同它的炮制者“四人帮”一起见鬼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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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事业需要知识分子
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理论课组
二十年前，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毛主席对广大知识分子寄予多么深切的希望呵！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指出：“中国是一个被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所造成的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国的人民解放斗争迫切地需要知识分子。”（《论联合政府》）毛主席强调说：“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又指出，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行的，而且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但是，“四人帮”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恶毒地咒骂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诽谤解放后培养的知识分子统统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人。“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学着主子的腔调，破口大骂知识分子是“叮在修正主义上的苍蝇”，是“水中的皮球，你一松手，它就浮出水面”。张春桥还公开宣扬不要文化，不要知识分子，叫嚷什么知识分子把学到的文化知识“要是忘了还好一些”，别有用心地胡说现在“上课的人还在继续散布资产阶级影响”。张春桥这些胡言乱语，理论上是荒谬的，政治上是反动的。他根本无视广大知识分子的进步，把他们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辛勤劳动和巨大成绩一概抹煞，同毛主席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光辉论断唱对台戏。那时，战斗在教学、科研、生产第一线的教师义愤填膺，纷纷质问：“如果把学到的东西都忘了，要我们拿什么去为社会主义服务！？照此办理，岂不是说，教师最好不上课，教师最好是傻瓜吗？”我们学校中的广大教师都怀有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面貌的强烈愿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满腔热情，经“四人帮”这一瓢一瓢冷水浇身，凉了半截，谁还有劲头去办教育、搞科研、钻业务？！他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受到严重的挫折。
“四人帮”极端仇视革命知识分子，打击革命知识分子，是他们仇恨人民群众反动本质的大暴露。他们妄想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搞愚民政策，欺骗群众，便于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帮天下”的法西斯专政。当然，这只不过是一小撮极右派的一枕黄粱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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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横县钢铁厂工人认真学习毛主席《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深揭猛批“四人帮”。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