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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利用电影反党的又一罪证
——揭露“四人帮”炮制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的罪恶用心
上海市戏曲学校
“四人帮”指使亲信精心炮制的反动影片《盛大的节日》（以下简称《盛大》），是一株替“四人帮”歌功颂德、树碑立传，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大毒草。但是，这部反动影片还没有来得及拍完，就跟“四人帮”一起被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出 笼 背 景 种 种
“四人帮”篡党夺权蓄谋已久。早在一九七四年，大野心家张春桥就叫嚷什么：一月风暴夺过来的权，又“丧失”了，要重新“夺权”。并且紧锣密鼓，暗室策划，网罗党羽，准备“组阁”，妄图乘党的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机，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分庭抗礼，抢班夺权。就在这时，他们指使亲信定调出题，要上海以“一月革命”为背景，写所谓正面反映文化大革命的戏。叫嚷什么要赶快跟上，“弄出个典型来”。当时有些人认为，写这个题材难度大，特别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不好处理，真人真事很难避免。他们一听，竟气势汹汹地说：要写别的题材，“不批。你们这也难，那也怕，精神状态不对。先下去再说，不要先作结论。”他们连卡带压，逼人上马，硬性规定要正面写夺权，并限期“五·二三”搬上舞台。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四人帮”的阴谋诡计早有察觉，不仅多次严加痛斥，又于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给了“四人帮”当头一棒。那个一心想当总理的张春桥，眼见美梦要落空，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发了一通《有感》的哀嚎，再也按捺不住，就赤膊上阵，传令“文艺创作要反映与走资派的斗争”，还对上海“约法三章”，明确规定：一要写从五·一六通知到一月革命夺权那一段时间；二要以省市级领导干部为主要英雄人物，以省市级走资派为主要对立面。不要写一个系统、一个单位，而要写一个地区；三要写出历史深度。说穿了，就是要为他张春桥一伙树碑立传。与此同时，他们将私整中央和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的黑材料抛出，并对创作人员说：“写时会遇到困难。原来生活的面不大，上面很少接触，需要想一些办法。”但“反右斗争已揭出大量材料，只要留心，就会慢慢积累。”公然把矛头指向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与毛主席的英明决策相对抗。伟大领袖毛主席高瞻远瞩，四月初又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再次给“四人帮”以致命打击。他们疯狂反扑，要《盛大》话剧本马上定稿，只给九天的排练时间，硬逼着提前于“五一”公演。
但“四人帮”还嫌话剧不够味，在电影剧本的改编过程中，索性撇开话剧作者和电影编剧，由他们的亲信一手包揽，加紧炮制：七天就完成了初稿，三天又改出个二稿，两天搞成了三稿，再三天又出来了四稿。张春桥、姚文元看后立即传话：“剧本已通过，同意拍摄。”江青也千叮万嘱：“《盛》片在政治和艺术方面都要搞好。”王洪文则直接派亲信赶到上海坐阵督战。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后，他们更是上窜下跳，急不可耐，狂叫着：“主席逝世后，我们更要尽快拍好《盛》片。”要“拍成一部‘按既定方针办’的教材”，“要突出后继有人”。那个为“四人帮”把持着文化部大权的亲信也供认不讳地说：“北面的《反击》，南面的《盛大》，是作为战役打的。十月十日上演后将成为划时代的作品，不朽的名著。”
试问：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培养、亲自选定、亲自安排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之后，“四人帮”把自己乔装打扮一番，叫嚣要“突出后继有人”，暗中策划什么“反击”的“战役”，作着“盛大的节日”的黄粱美梦，甚至挑选了国民党的“双十节”来“划时代”，他们究竟要“突出”谁，要“反击”什么，想的什么“节日”，划的什么“时代”，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一个被颠倒了的历史
“四人帮”不是反对写真人真事吗？是的，这的确是他们经常挥舞的一根大棒。他们嘴里到处鼓噪写真人真事“容易被野心家利用”、“为某些个人和错误路线树碑立传”，是“邪门歪道”，搞下去“后患无穷”、
“要出修正主义”，等等。但是，他们耍弄反对“写真人真事”的大棒，不过是打击别人、抬高自己的手段，是一种“贼喊捉贼”的伎俩。所以，当话剧作者由于怕挨大棒而裹足不前时，他们先虚晃一枪，假惺惺地说：“不要让人联系到旧市委和工总司”，接着又故弄玄虚地说：“如有人想联系也没有办法，就让他联系吧。”他们挖空心思、费尽笔墨地在电影本上改来改去，添油加醋，唯恐人们看不出影片中那个“造反派头头”铁根和“老革命干部”井峰，就是“四人帮”的王洪文和张春桥。请看：在话剧本中是“造反派负责人”的铁根，影片中成了“工人造反司令部的召集人”。他们还为铁根加了一段既脱离生活实际，又与戏剧冲突风马牛不相及的戏，让他带着一帮人到公共汽车上学习。摄制组的同志认为一不合理、二不必要，但炮制者硬说王洪文当年曾有此事，所以“一定要写进去”，而且叫嚷“要拍得美”、“拍得有意境”。对于那个作为老反革命张春桥化身的井峰，在话剧初稿里不过名列第三、形象一般，因此招来大小喽罗的一片责难，这个说：影片一定“要加强井峰的形象”、“可以考虑做剧中主角”；那个说：“要让他代表党，代表无产阶级支持造反派，做造反派内部的工作。”并且振振有词地胡说什么“工总司本来要分裂，是张春桥做了工作”。甚至恬不知耻地狂叫什么“没有张春桥，就没有工总司”。看！这些一贯充当“四人帮”反对别人“写真人真事”的打手，现在完全把剧中人与“四人帮”“合二而一”、相提并论了。
“四人帮”是一伙反革命两面派，这就决定了他们完全写真人真事也难，最终还是要乞灵于颠倒历史、歪曲现实、捏造杜撰，所以影片《盛大》弄成了一堆“真”中掺假、假里揉“真”，乌七八糟的大杂烩。十年前，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五·一六《通知》，亲自写出《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吹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进军号，照亮了这场伟大革命的胜利航程。“一月革命”正是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批准了《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巨大鼓舞和直接支持下取得的辉煌战果。事实是，当上海和外地十一个革命群众组织起草《告上海全市人民书》的时候，那个混进工总司的大工贼王洪文根本不知道跑到那里鬼混去了，临时由一位普通工人代表工总司签了字。可是这部反动影片却把大批工人群众诬蔑为只知攫取“荣誉、奖励”的“老保”，只要“钞票”、“抢购”、“吃喝”的“芸芸众生”。这部反动影片还公然篡改历史，颠倒事实，对毛主席发出的《炮打司令部》的战斗号令，仅在影片结尾处铁根的台词里加了一句：“毛主席向我们发出了伟大号召——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又别有用心地把一九六六年八月这一伟大号召移到一九六七年一月，蓄意贬低伟大领袖毛主席《炮打司令部》这一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造成先有铁根的“革命行动”，后有毛主席的战斗号召的假象，从而把大工贼王洪文吹捧成一个凌驾于毛主席和党中央之上的“先知先觉”的“夺权英雄”。
至于对那个作为张春桥化身的“老革命干部”井峰，则更是挖空心思“加强”美化。原来是一个口口声声“我要求参加”、“铁根说得对”、“试试看”的一般角色，在影片中摇身一变，成了左右乾坤、通揽大局的“主宰”。他张口“身为共产党员”，闭口“巴黎公社有一条规定”；对着造反派大摇大摆地高呼“我支持你们”，对着剧中的“走资派”则气势汹汹地大叫“我就带他们来炮轰你们”。每当造反派发生困难、遇到问题的“关键时刻”，都由他出来定调子、作指示，又是批评教育，又是出谋划策。并且无耻地吹嘘井峰，什么“民主革命考验过了”，“五九年我反右倾”，“六四年我反过形左实右”，俨然一副正确路线的“代表”、一贯正确的“左派”的面孔。井峰的“原型”张春桥果真是这样一个角色吗？否！此人在民主革命时期就是一个狂热吹捧蒋介石的吹鼓手，执行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围攻鲁迅先生的老反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此人是个反右斗争中漏网的大右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此人忠实执行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派出工作组镇压革命群众，后又伙同反党分子林彪，挑动群众斗群众，拚命兜售打、砸、抢，疯狂地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攫取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最后又与王、江、姚结成“四人帮”，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把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老反革命，吹捧成什么“冲锋陷阵的老革命干部”，打扮成“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岂不是颠倒历史，混淆黑白！
要害就是篡党夺权
“野心就是一切虚伪和谎话的根源。”“四人帮”炮制《盛大》，写一月革命的“夺权”，绝不仅仅是歪曲历史、贪天之功为己有，而是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政治阴谋。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而“四人帮”疯狂反扑，拚命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盛大》炮制出笼的政治背景。明明毛主席亲自选定了华国锋同志为我党的接班人，而在“四人帮”蓄意炮制的这部反动影片中，却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要突出后继有人”的问题。为此，他们凭空捏造了一个“棉军袄”的情节，胡说这个“棉军袄”是毛主席当年在长征途中送给影片中那个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石陆，石陆后来又转送给铁根，并让铁根拿着这件“棉军袄”，大批石陆的错误和忘本。妄图通过这件“棉军袄”的一送、一转、一接，表明只有铁根才是真正应该“接班”的人，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英明决策，对抗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特别是在毛主席逝世后，他们又特意将井峰与石陆的一段对话加以修改，作为注脚。原词是：
石陆：你看，局里够乱的吧？
井峰：比我们四九年进城还热闹啊，群众发动起来了，革命事业大有希望！
经过修改后，变成了：
石陆：看到了吧，造反派的头头就是铁根。想到了吗？
井峰：眼光要看得远一点，年轻人起来了，好得很！说明主席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
这个特意作出的修改，无论从时间、地点、情节来看，都似“画蛇添足”，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但对炮制者来说，却是煞费苦心的“画龙点睛”之笔，是这部反动影片的要害。这就彻底暴露了“四人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确定华主席为接班人的英明决策，妄图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狼子野心和狰狞面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采取英明果断的措施，一举粉碎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到去年十月七日，“四人帮”那个亲信还窜到摄制组，加了一段戏：让铁根“面向北京”“握拳宣誓”，狂叫“头可断，血可流，江山不可丢！”但是，历史的潮流不可阻挡。“四人帮”和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一样，只能碰得个头破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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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形象不容歪曲
上海铁路分局 向华
在《盛大的节日》这部反动影片中，“四人帮”恶毒污蔑我们铁路工人，肆意丑化对党、对毛主席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老工人和劳动模范，激起了我们铁路工人极大的义愤。
影片居心险恶地把火车司机丁志良这样一个有名的劳动模范写成铁路局工人捍卫队的头头。丁志良出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压火减速”，暗示丁志良是一个走资派妄图扑灭文化大革命熊熊烈火的“灭火器”，是阻挡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绊脚石”。当群众起来造走资派反的时候，丁志良充当的是“自己不造反，还拖别人后腿”的“铁杆老保”；当走资派挑动群众斗群众，转移斗争大方向的时候，丁志良扮演的是冲击造反派会场的“打手”；当走资派煽动工人离开生产岗位，破坏文化大革命时，丁志良又甘心情愿地“带着几千名捍卫队员北上告状”，并且发誓要同造反派“拚到底”。把丁志良描写成一个在走资派面前“受宠若惊”，在革命群众面前“气势汹汹”，根本不理解文化大革命，早就“忘记了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糊涂人”，这完全是对工人阶级的无耻污蔑，是对文化大革命的蓄意歪曲。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二七”革命传统的广大铁路工人，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指示，步步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们高举“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旗，冲破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重重阻力，在摧毁刘少奇、林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上海广大铁路工人也热烈响应毛主席的战斗号召，奋起造了党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反，在“一月风暴”中，勇敢地开出了第一列红色造反列车，许多老工人坚决执行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的伟大号召，坚守岗位，保证了铁路畅通。广大工人认真落实毛主席关于“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重要指示，加强了工人阶级的大团结。他们不愧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但是，影片炮制者硬是把“保皇派”的帽子戴在老工人头上，别有用心地把这支“主力军”歪曲成“阻力军”，充分暴露了“四人帮”仇视我们工人阶级的反动嘴脸。
他们为什么要把丁志良这个有名的“全国劳动模范”描写成“老保司令”呢？丁志良说过这样一段话：“拿我丁志良来说，不过是个普通工人，没做出什么了不起的贡献，可局里让我当劳模，市里让我上观礼台，去杭州休养，推荐我出国考察。家里的缝纫机、收音机、脚踏车，连水瓶、被面都是党给的奖励！亏待了我们吗？这样的好日子还不满足吗？”这同张春桥恶毒污蔑大庆铁人王进喜“是既得利益者，有名有利有地位，还有什么革命要求”的谬论一模一样。解放后，我们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广大铁路工人由昔日的奴隶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得到了很大改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是不是停顿起来了呢？没有！他们一天也没有停顿。正如伟大领袖毛主席所指出的：“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但是，影片的炮制者公然与毛主席的指示唱反调，污蔑在政治上、生活上翻了身的广大工人、贫下中农都是“满足”现状，“没有革命要求的”，真是反动透顶！实践证明，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他们干社会主义永远不会满足，奔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停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开倒车、反对革命的不是别人，恰恰是“四人帮”这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四人帮”恶毒污蔑工人阶级，只能说明他们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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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锣鼓的妙用
尹啸 式宪
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了一股世界性的反共浪潮，我国的资产阶级右派，也乘机而起，以“电影的锣鼓”为前奏，肇衅发难，向党猖狂进攻。到了一九七六年，中国的天空一时乌云乱翻，王张江姚“四人帮”又鼓噪起一阵子篡党夺权、妄图南面称孤的电影锣鼓，其势汹汹，大有推倒昆仑、吞食神州之概。
请看这电影锣鼓：
一个叫“最直接的现实主义”的《反击》。
一个是所谓“歌颂文化大革命”的《盛大的节日》（以下简称《盛大》）。
用“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一个亲信的话来说：“北面的《反击》，南面的《盛大》，是作为战役打的”！好家伙，真是刀光剑影、杀机毕露了。
我国旧戏舞台上，锣鼓三通，主角登场。“四人帮”深谙此道，电影的锣鼓，北也敲，南也响，《反击》刚开拍，《盛大》紧跟上，一个讲现实，贯彻他们“打倒一切”、取而代之的极右路线；一个谈历史，在写“一月革命”的名义下，推行他们“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你滚开、我上台的既定方针。历史与现实，双管齐下；南方与北方，配合无间。乱哄哄，闹嚷嚷，好不热闹！到了举国悲恸的九月，他们又伪造毛主席所谓“临终嘱咐”，抛出“按既定方针办”的复辟信号。这三通锣鼓，本来是连在一根指挥棒上的，是姊妹篇，也是他们反党的历史罪证。难怪复辟信号一出，北面的《反击》刚刚拍完，忙不迭又要编续集，“四人帮”的党羽们得意地说：
“就写‘按既定方针办’还是不按既定方针办的斗争”；也难怪复辟信号一出，南面的《盛大》仅仅拍了一半，忙不迭也筹划要搞续篇，“四人帮”那个跳在前台舞文弄墨的走卒，踌躇满志地说：就“写造反派头头是怎样当中央委员的”，斗争可再升一级。更有甚者，他连续篇也等不及，急匆匆又是加戏，又是添词儿，并以“无法控制的心情”写信给某电影厂：“希望电影《盛大的节日》成为一部‘按既定方针办’的教材，贡献给中国人民，贡献给世界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好大的口气，好大的野心。电影锣鼓的妙用，由此可见一斑。
“四人帮”先是利用文化大革命，继又利用批林批孔，一再祭起“清君侧”的法宝，肆意诋毁、攻击、陷害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无所不用其极。江青说：“清君侧的目的在于那个‘君’。”她反革命的三部曲是：反掉周总理——架空毛主席——取而代之，做现代的吕后、武则天。电影《反击》与《盛大》，正是“清君侧”的艺术标本。什么“歌颂文化大革命”，不过是幌子，旨在篡改历史，以达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在“四人帮”电影锣鼓的喧嚣声中，不是时时透出一股阴森肃杀之气么？张春桥黑笔一挥，杀机毕露地写下：“怎样巩固政权，杀人”！恨不得将一大批在长期革命烈火中锻炼出来的老干部统统置之死地而后快；把不跟着他们跑的青年干部统统打下去而后快。把银幕上的场面，与银幕后的罪恶勾当联系起来，我们更能看清“四人帮”的电影锣鼓的“妙用”。
“四人帮”紧步五十年代资产阶级右派“电影的锣鼓”的后尘，三通鼓罢，未及登场，就落得个天怨人骂、万世唾弃的可耻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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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边寨怒潮（木刻） 万强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