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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插手卫生界篡党夺权的阴谋
卫生部批判组
一九七六年四月，“四人帮”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上，抛出一株题为《反击卫生战线的右倾翻案风》的大毒草。它由姚文元授意炮制，并亲自作过三次审改。这株大毒草打着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旗号，贩卖“四人帮”的货色。他们全盘否定卫生战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的成绩。谁要说十七年卫生战线也有成绩的一面，“二十五年来”（指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四年这一段时间）“取得很大成绩”，就被戴上“为十七年修正主义路线评功摆好”、“要翻案”、“要算账”等大帽子。这就向人们提出一个问题：究竟十七年卫生战线有没有成绩的一面，究竟文化大革命以来卫生战线是否取得了很大成绩？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刘少奇疯狂推行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卫生路线。那时候，卫生部为城市少数人服务，把人力、物力、财力主要用于城市，广大农村缺医少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发出了对卫生工作的光辉指示，严厉批评了当时卫生部的领导所犯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指出卫生部应改名“城市老爷卫生部”，强调“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是解决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战略决策，拨正了卫生工作的航向。敬爱的周总理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几十次接见卫生系统的干部和群众代表，亲自带领大家逐段逐句地学习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批判修正主义路线，贯彻落实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卫生部门把人力、物力、财力的重点逐步放到农村，卫生革命蓬勃发展，大批医务人员下农村，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茁壮成长，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我国农村的卫生面貌。
但是，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是不是就不能讲十七年卫生战线也有成绩的一面呢？毛主席对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批评，主要是指当时卫生部的领导没有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至于广大医务工作者和广大群众，在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的指引下，是做了很多工作的，是有成绩的。例如：毛主席亲自倡导的以除四害、消灭主要疾病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收到了显著的效果，使病媒减少，发病率下降，改善了环境卫生，增强了人民体质。过去一些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传染病，有的已经消灭或基本消灭，有的已经严格控制。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伟大号召下，疫区人民和广大医药卫生人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防治血吸虫病的群众运动。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江西余江县首先消灭了血吸虫病。毛主席听到这个喜讯，欣然命笔，写下了《送瘟神》这一光辉诗篇。毛主席还亲自为我们树立了象浙江杭州小营巷、山西稷山县太阳村、广东乐昌县歧乐大队这样一批卫生工作的先进典型，有力地推动了卫生工作的发展。祖国医学经过中西医的努力发掘，共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四人帮”借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为名，要把十七年卫生战线的成绩统统否定，这是在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是在否定毛主席亲自肯定了的成绩，是在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我们在批判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时候，从来都是把卫生部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同整个卫生战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区别开来；把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领导，同卫生战线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区别开来。敬爱的周总理在一九六八年就指出：“一切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十七年来，各级卫生部门“总还是作了一些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也不能一笔抹煞。好象卫生系统因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领导，我们许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都变成漆黑一团了，暗淡无光了，那不能这样说。”周总理还热情赞扬：“广大卫生干部、广大群众确实做了很多辛勤劳动，做了很多为人民服务的值得称赞的事情。”周总理并指出：“如果没有这一方面的补充说明，就容易把以前的一切成绩都否定了，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也无从着手。”周总理对毛主席光辉的“六·二六”指示领会得最深刻，他的讲话，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前卫生战线的实际情况，说出了广大群众和医药卫生人员的心里话。
“四人帮”不仅否定十七年的成绩，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卫生战线的伟大成果也一笔抹煞。他们甚至把我国的卫生工作和苏修的现状相提并论，丑化我们的党，丑化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四人帮”在卫生部的那个亲信表演得更加露骨。她一九七三年来到卫生部后，就大肆吹嘘她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来的”。在一九七五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向中央的报告上，她把包括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卫生工作不加分析地笼统说成“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俨然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好象只有在“四人帮”的黑手伸到卫生部以后，卫生工作才有了“正确路线”。她的这种谬论，当即遭到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驳斥。但是他们并未善罢甘休，而是继续大肆贩卖“否定一切”的黑货，猖狂地反对周总理和华国锋同志对卫生工作的正确评价。
“四人帮”否定一切是为了打倒一切，处心积虑要篡党夺权。“四人帮”污蔑别人把卫生战线搞得一团漆黑，污蔑别人“要翻案”、“要算账”，就是要把这些人打倒。他们叫嚷上“追根子”、“查黑线”，下找“代理人”、“挖基础”。总之，要“揪一层”、“层层揪”，从中央到省、市、县卫生部门，甚至公社卫生院也不放过。
“四人帮”在卫生部门的那个亲信，把各地区卫生部门的负责干部不是都叫做“老右倾”吗？在她的嘴里，这就是“走资派”的同义语，而“走资派”又都是“阶级敌人”，要统统打倒。大野心家江青对这个亲信揪“代理人”这一套大加夸奖，说她“真有办法”，一下子就把某某某搞掉了。他们不仅要在卫生部门打倒一切革命干部，而且利用医疗卫生阵地对无产阶级实行法西斯专政。姚文元在那篇黑文中，特地亲自加了一句“医院变成走资派逃避群众运动的场所”的黑话，为残酷迫害革命老干部制造借口。“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在王洪文的指使下，把一些因病在上海住院的革命老干部撵出了医院，并丧心病狂地污蔑他们是什么“政治病”。“四人帮”在卫生部的那个亲信，一边大肆叫嚷医院已经成了“避风港”，大骂医务人员给革命老干部看病是“保护走资派”，一边亲自出马，在卫生部直属的一些医院里，查问这个人是怎么住进医院的，那个人为什么不出院，并责令一个医院每月必须向她报送一份住院老干部名单。她肆无忌惮地给一些住院的革命老干部加上各种罪名，千方百计地要把他们赶出医院。“四人帮”甚至诬蔑身患重病的周总理是“装病”，“利用住院串连”，干扰、破坏对周总理疾病的治疗。他们摧残、迫害周总理，摧残、迫害革命老干部，真是十恶不赦，令人发指。
“四人帮”和他们在卫生部的那个亲信，把自己打扮成为反对“城市老爷卫生部”的“英雄”，其实正好相反，他们不是要反对“城市老爷卫生部”，而是要复辟“城市老爷卫生部”。“四人帮”对卫生工作乱批文件，乱下“指示”，从不提毛主席的“六·二六”指示，不提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他们对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等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极尽扼杀破坏之能事。在“四人帮”严密控制的一些地区，他们用封官许愿等卑劣手段，引诱和腐蚀一些赤脚医生，妄图使赤脚医生脱离农业集体生产劳动，不参加集体分配，改变赤脚医生的性质。一九七五年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期间，“四人帮”在卫生部的那个亲信在给中央的一份报告上，公然把赤脚医生应坚持参加农业集体生产劳动和参加集体分配的“农业”和“集体分配”六个关键性的字砍掉。他们的这一阴谋，当即受到了华国锋同志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严厉批评。华国锋同志指出：这是个原则问题。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退不得，如果退下来，就不是赤脚医生了，执行毛主席指示就变了样。这样，他们的阴谋才没有能够得逞。“四人帮”对广大劳动人民的疾苦漠不关心，而自己则是小病大养，无病呻吟，穷奢极欲。大野心家江青，有一次窜到广州，因为一点小病，专门从上海、北京、山东等地调去一些专家和一大批护士侍候她。她白天吃喝玩乐，晚上看黄色电影，整个冬天只看了两三次病，却不准这些医护人员离开住地半步，要随叫随到。他们推行的是一条比城市老爷卫生部还城市老爷卫生部的极右路线。
打倒“四人帮”，卫生革命大有希望。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大打一场揭批“四人帮”的人民战争，把他们插手卫生界篡党夺权的罪行揭深批透，把他们的流毒彻底肃清，进一步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认真落实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不断把卫生革命推向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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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为何破坏清仓查
库国家物资总局批判组
认真清查物资仓库，挖掘潜力，加速流通，充分发挥积压物资的作用，是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工作。
近几年，某些物资一方面供应不足，另一方面又大量积压，其原因就在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在他们控制的地方，国家急需物资的积压连年增多。你指出积压浪费，他们马上就给你扣上“蓄意抹黑”的大帽子。
“四人帮”对于生产和流通的关系一窍不通，一贯反对清仓查库。但是，在一九七六年一个时期，他们忽然一反常态，分外“关心”起清仓查库来了。
一九七六年五、六月间，在讨论进一步贯彻毛主席关于扫仓库指示的会议上，“四人帮”跳了出来，蛙噪鸦鸣，煞有介事地大谈物资积压问题。王洪文叫嚷什么：“库存那么多，外国哪个资本家会这样搞？”张春桥攻击我们的经济部门，“不懂做生意周转要快，连小商贩都不如。”“只有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才这样干。”姚文元无中生有，胡说
“中国劳动人民的果实，送给了外国资本家。”江青象泼妇骂街一样，大吵大嚷：“要革垄断的命。”他们以为这样一闹，就可以嫁祸于人，把自己造成物资积压的罪责推给别人，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
这次会议刚过，张春桥便写信布置亲信，收集清仓查库的“炮弹”，准备在行将召开的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大打出手。王洪文与张春桥紧密配合，又是请客吃饭，又是面授机宜，叫人给他炮制了一个黑报告。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秃笔一挥，加上一段耸人听闻的黑话，说什么由于物资积压，工人们“可能会自动采取措施”了！果然，到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召开时，王洪文马上出面，把这个黑报告批发出来。“四人帮”的亲信拿起鸡毛当令箭，紧锣密鼓，把矛头直指国务院领导同志。他们不打自招地叫喊：“现在要把清仓查库作为突破口。”原来，“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关心”清仓查库，是在搬弄胡风反革命集团借题发挥，“冲破一些缺口”的穷伎。
在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上，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及时戳穿了“四人帮”的阴谋诡计。一九七六年八月，国务院发出进一步开展扫仓库的通知，全国都在贯彻执行。这时，“四人帮”及其亲信脱下“关心”清仓查库的伪装，公开跳出来反对。在“四人帮”控制的地区，对国务院的通知根本不传达，不执行；对国务院有关部门派出的工作组，不理睬，不接待；对下面有关部门提出布置清仓工作的请示报告，也不表态，不支持。许多地区的企业，认真贯彻执行国务院的通知，“四人帮”私设的秘密联络站，竟散布流言蜚语，恶毒诬蔑为“以清仓压革命”、“走资派的阴谋”。真是胡作非为，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毛主席曾指出物资压在仓库里，就变为不流通了，不使用，保守。周总理一贯十分重视清仓查库工作，“四人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帽子满天飞，棍子遍地打，一会儿做出一副天下唯有他们“最关心”清仓查库的样子，一会儿又极力反对，百般刁难。其实，“关心”是假，反对是真。在“四人帮”那里，“关心”和反对是一个铜钱的两个面，都是要破坏清仓查库。请听张春桥的一段妙语：“清仓查库不在于查出多少吨，多少亿，主要是路线问题。”清仓查库居然不要查物资，讲核算，奇谈之奇，中外罕见！这正是他骂别人所说的：“不懂做生意周转要快，连小商贩都不如”，“只有腐朽的官僚资产阶级才这样干”！
清仓查库当然要讲路线。我们就是要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用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解决物资积压问题，使不流通变成流通，不使用变成使用，克服阻碍生产发展的保守思想。“四人帮”的“路线”与这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是以“路线”问题做幌子，“把清仓查库做为突破口”，无论“关心”也好，反对也罢，他们的矛头是针对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是针对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在敬爱的周总理在世时，都是为了反对周总理；在周总理逝世后，都是为了反对当时主持中央和国务院工作的华国锋同志，进而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这就是“四人帮”出尔反尔，破坏清仓查库的罪恶目的。
但是黄粱易熟，迷梦难成。“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遭到了彻底的破灭，他们在清仓查库问题上演出的反革命丑剧，也成了一笔失败的记录。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清理仓库积压物资的工作正在胜利向前进展。甘肃、山东等省，石油化工部等部门，通过扫仓库，调剂利用积压物资，解决了生产上的急需，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我们要认真贯彻勤俭建国、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方针，大搞增产节约运动，把清仓查库工作越做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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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清算“四人帮”破坏电影工业的罪行
国家计委电影电视工业办公室批判组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一个立足国内，从制造到维修成龙配套的我国电影工业体系已经初步形成。一九七五年比一九六五年，电影胶片的产量增长了五倍，品种由五种增加到十七种，电影放映机的产量增长了十倍。可是，“四人帮”这伙破坏电影工业的罪魁，却贪天之功为己有。江青、王洪文互相吹捧。江青说，我国电影“出了‘争气片’，洪文同志一抓就上去了。”王洪文说：“江青同志是内行，是她抓上去的。”
“四人帮”不择手段地想把电影工业抓到手。他们明明知道周总理和国务院领导同志一直亲自抓电影工业，周总理对发展电影工业，从方向、路线到生产、科研、基本建设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等方面，都作过一系列重要的指示，使电影工业按照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多快好省地发展。江青却狂妄地叫嚣：“电影工业没有人抓”，“搞得很糟”。一九七三年一月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接见全国电影工业会议代表，周总理鼓励大家“发动群众，继续攻关，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江青却指桑骂槐地说：“制片厂什么设备都没有，破破烂烂的。”她还歪曲事实，大骂会议代表：“你们电影工业怎么搞的，连几个新灯泡都拿不出来。”当有关部门同志说明有新灯泡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当场倒打一耙，硬给扣上“欺骗党中央”的大帽子。“四人帮”这样做，完全是借题发挥，攻击周总理，否定电影工业的成绩，以达到控制电影工业，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服务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妄图把无产阶级的电影工业搞乱，搞垮。江青对电影工业又作“指示”又发“批示”，但从来不提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讲“鞍钢宪法”，反对电影工业学大庆，到处制造混乱，破坏革命，破坏生产，使一些电影工业企业和单位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严重干扰了电影工业的发展。他们心血来潮，今天要搞这个，明天要上那个，肆意挥霍国家资财。如一个新胶片厂的建设，江青一不调查、二不研究，一会儿说几个车间进山洞，一会儿又说全部进山洞，使得这个工厂光选厂址就拖了三年多时间，先后选了一百五十多个点，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四人帮”搞乱人们思想，破坏了一些企业的组织领导，弄得人们想干不能，欲罢不忍，无所适从。
“四人帮”反对电影工业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电影工业战线广大职工，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想工农兵所想，急工农兵所急，设计制造了适合于上山下乡的八点七五毫米电影的全套设备。这种放映设备体积小，重量轻，消耗胶片少，成本低，深受广大工农兵群众的欢迎。周总理热情支持八点七五毫米电影这一新生事物，强调电影工业要为七亿农民着想，要重点发展八点七五毫米电影。一九七三年九月在国务院听取电影工业座谈会汇报时，华国锋同志满腔热情地说：我看过八点七五毫米电影，很受贫下中农欢迎，应该多搞一些。这些年，广大职工顶住了“四人帮”的妖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使电影工业不断发展，特别是八点七五毫米电影发展得更快，全国已有十七个省、市、区可以生产这种设备，许多省市小电影已普及到公社，有的正向大队发展。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眼里根本没有七亿农民，他们对八点七五毫米电影百般刁难，吹冷风，放暗箭，诬蔑“搞八点七五电影方向不端正”。“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亲信，还给八点七五毫米电影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甚至采取停止收购的卑劣手段，企图逼工业部门下马。他们还在许多方面制造困难，致使农村广大干部群众不能较早地看到电影。
发展电影工业，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还是崇洋媚外，依赖外国？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大问题。“四人帮”不是自封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吹嘘自己“最革命”、“最爱国”吗？可是，江青却把一部名叫《魔盒》的外国电影，塞给电影工业战线，下令让大家都去看。看什么？看资本家为了发明电影，搞个人奋斗，成名成家，赚钱发财的生意经。江青甚至胡说什么要“启发”我国工人搞电影工业的积极性，学习资本家那种“艰苦创业”精神。江青的拙劣表演和险恶用心，当时就遭到电影工业战线广大职工的抵制和反对，针锋相对地提出：那个资本家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坚定地走毛主席指引的道路，有志气，有能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四人帮”崇洋媚外，对我国电影工业产品歧视压制，横加指责；对外国货却奉若神明，不管好坏，一律视为珍宝。例如，录音用的钢板混响器，国产的性能不低于外国货，每台成本只有几百元。可是，他们硬是要花一万多元买一台外国货。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权力，制造各种借口，大批进口内容反动腐朽的外国黄色影片，挥霍了国家大量外汇。“四人帮”就是毛主席批判的那种认为“外国人放个屁都是香的”，“月亮也是外国的好”的道道地地的洋奴才。
“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在电影工业战线的种种罪恶活动和丑恶表演，都是为了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但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终究逃脱不了彻底覆灭的下场。打倒了“四人帮”，在英明领袖华主席的领导下，我国的电影工业一定会搞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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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怒斥“四害”
本报通讯员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