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姚文元恶毒攻击鲁迅的用心何在？
严家炎
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姚文元在《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中，不但全盘抹煞共产主义者鲁迅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机会主义路线的战斗业绩，而且对鲁迅进行恶毒的攻击和诬蔑，特别是对鲁迅在世的最后一年为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而批判“国防文学”、批判王明投降主义路线的光辉斗争实践，肆意诋毁谩骂。姚文元说：鲁迅逝世前那一段短时间里，胡风、冯雪峰等进行了恶毒的挑拨，利用鲁迅来分裂进步文艺界。由胡风、冯雪峰挑起的两个口号的论争，其目的就是企图削弱、破坏文艺界的团结。鲁迅当时在病中，对有些情况是不清楚的。……他们用了种种挑拨离间的手段，捏造了诽谤革命同志的事实，使鲁迅不能了解有些事情的真相，甚至误解，……经过反胡风斗争和反右斗争，已经把胡风的罪恶活动和冯雪峰蒙蔽鲁迅，敌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的反党活动，揭露得很清楚了。
这真是一段奇文。奇就奇在它借批判胡风、冯雪峰做幌子，明里暗里地给鲁迅安上了一大堆罪名。在姚文元看来，鲁迅根据毛主席的光辉的统一战线思想，揭发批判王明、周扬一伙向蒋介石献媚、投降的丑行，就是“诽谤革命同志”；鲁迅提倡具有鲜明无产阶级立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反对媚敌卖国的“国防文学”，就是“挑起”了“两个口号的论争”，“分裂进步文艺界”，“破坏文艺界的团结”。明明是鲁迅在捍卫党的正确路线，维护党的利益，姚文元却胡说这是“反党活动”，是“敌视、打击上海文艺界地下党”。明明是鲁迅在两条路线斗争中骨头最硬、眼睛最亮，姚文元却胡说鲁迅受了别人的“蒙蔽”和“利用”，是搞什么“个人斗争”。请看，在反动政治文痞姚文元的笔下，是与非、黑与白被颠倒到了何等地步！
鲁迅本人，好象预见到了二十多年后会有姚文元之流的丑类，因而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文中，就已对“受蒙蔽”云云作了回答。鲁迅说：“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不是胡风提的，胡风做过一篇文章是事实，但那是我请他做的，他的文章解释得不清楚也是事实。”鲁迅还对两个口号论争的原则意义作了严正、明确的说明，他说：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个口号，是为了“纠正一些注进‘国防文学’这名词里去的不正确的意见”，是为了体现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阶级的领导的责任”，是为了不致听任周扬执行的王明的那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去葬送革命，致使“整个战斗失败”。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八日致杨霁云信中指出：
“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这就彻底戳穿了姚文元为诋毁鲁迅而编造的上述谎言。
姚文元为什么故意无视事实，甚至置鲁迅一系列明白无误的话于不顾，竟要编造这类谎言呢？这里面大有文章。
原来，当年的姚文元投靠周扬心切。单是挖空心思把周扬吹捧成“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正确路线的代表”还嫌不够，于是不惜拿鲁迅做垫脚石，以攻击鲁迅作为求得进身的礼品。上面那段文字，就是姚文元卖力地参加围攻鲁迅大合唱的铁证。他取媚周扬犹嫌不力，攻击鲁迅唯恐落后，甚至在一九六一年他那本论鲁迅的书再版时，竟将书中仅有的引述毛主席统一战线思想的一段文字全部删掉，把“鲁迅反对了两种倾向”这类字句涂抹得干干净净。足见，这位地主兼资本家出身的姚文元，不但熟悉上海十里洋场的生意经，而且很懂得怎样做政治上的交易。但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这也就成了姚文元的一桩“心病”。怎么办？文痞自有妙计：一九六六年十月，在鲁迅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他上台脸不红、心不跳地作了个“批判”周扬的讲话，大骂周扬借反右派斗争之机，“动员他手下的那一小撮无耻之徒进行了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翻案的大阴谋”。姚文元以为这样扯高嗓门一骂，自己就俨然成为“最有资格来纪念鲁迅”的“革命者”了。殊不知，这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丑恶表演，恰恰再好不过地暴露出他那变色龙、政治流氓的可耻面目：他“颠倒历史、围攻鲁迅、为‘国防文学’这个资产阶级口号翻案”，已经够无耻的了；当了凶手又充好人，做了婊子还立牌坊，小偷竟要冒称起“捉贼”英雄，岂不是双料的“无耻之徒”！一句话，姚文元越是千方百计掩盖自己攻击鲁迅的罪行，越发证明他当初原是鲁迅的敌人。
姚文元颠倒历史、攻击鲁迅、为“国防文学”翻案，另一个重要背景，是要为他的反革命同伙张春桥之流遮掩和开脱罪责。“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江青，在三十年代都追随王明和“四条汉子”之流，鼓吹“国防文学”，卖力推行媚蒋卖国的投降主义路线，直接间接地围攻鲁迅。他们都有一段极不光彩的历史。当年江青在上海站在鲁迅的对立面，大演其“国防戏剧”、“国防电影”，甚至参加为蒋介石献机祝寿演出，是地道的王明路线的马前卒。就在鲁迅对《赛金花》一剧的投降卖国本质作了尖锐的揭发批判之后，江青竟与鲁迅对抗，不但争演剧中赛金花，而且还写文章吹捧《赛金花》是“很有意义，很优秀的创作”（《三八妇女节》）。张春桥则一面将鲁迅对《八月的乡村》的热情扶植诬蔑为“把一个良好的作者送进坟墓里去”，一面又为“国防文学底路线”大吹大擂，胡说什么“国防文学的提出”是“时代需要”（《也是文学管见》）。当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的发表打疼了王明一伙之后，张春桥又学着叛徒陈伯达“休战”的腔调，叫嚷什么“这些时文坛上的纠纷真叫人不能容忍”，要求“使这论争早日结束”（《纪念九一八》）。姚文元早就和张春桥相互勾结，狼狈为奸。他们之间的这一肮脏政治关系，驱使姚文元颠倒路线是非，抹煞鲁迅对“国防文学”的批判，竭力美化、遮掩他的反革命同伙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罪行。
姚文元颠倒三十年代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攻击和诬蔑鲁迅，还有一个罪恶意图，就是保护他的叛徒父亲姚蓬子。姚蓬子当年出卖革命，从狗洞里爬出，成为国民党的座上客，干尽了为人不齿的卑污勾当。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蒋帮《中央日报》上，就登载了他的一个长篇叛党宣言，其中除对我们党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极尽恶毒诽谤之能事外，还假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之名，抹煞阶级斗争，乘机鼓吹了一通叛徒的文艺主张。他胡说什么“作为教化的武器的文学，应该是为了民族的生存战斗，而不是单纯的为了某一阶级的前途”，这实际上也就是周扬等人倡导的“国防文学”的先声。叛徒姚蓬子这番无耻行径，遭到了鲁迅的一再痛斥。鲁迅在书信中，怀着极端蔑视和憎恶的感情，多次提到“蓬子转向”，“蓬子的变化”。在批判王明投降主义路线及其产物“国防文学”时，鲁迅又愤慨地指出：“‘联合战线’之说一出，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就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渐渐出现了。纳款，通敌的鬼蜮行为，一到现在，就好象都是‘前进’的光明事业。”鲁迅这里所说的“以‘联合’的先觉者自居”的“先前投敌的一批‘革命作家’”，其中就包括了姚蓬子。姚蓬子后来混入文艺界统一战线，用的甚至是国民党代表的名份。姚蓬子的这些罪恶历史以及鲁迅对他的批判，在姚文元来说，当然又是难言之隐。这位反动世家子弟，只好煞费苦心，把自己对鲁迅的仇恨和对反革命父亲的同情，都编织进曲折微妙的文字中。这也就是姚文元在洋洋十余万言的书中只字不提鲁迅批判“国防文学”的战斗业绩，反而对鲁迅横加诬蔑和攻击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姚文元这样诬蔑和攻击鲁迅，丝毫无损于鲁迅作为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忠诚战士的光辉形象，只能彻底暴露姚文元自身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目。这正应了鲁迅说的：“仰面唾天，掉在自己的眼睛里”。今天，姚文元和他的反革命同伙不是都得到了这一应得的下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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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的屏风和帮手
海南军区政治部群工处 陈泽枢
在一个材料上，有三张“四人帮”及其亲信的合影。这三张合影，背景不同，但有其共同点：“四人帮”的头面人物江青，都站在一字排开的中央；都臂挽臂，勾结相连；一律持《毛主席语录》本，紧贴胸前。那俨然的架势，堂皇的装点，哥们义气的神态，跃然纸面。这不禁使我们想起鲁迅的话来：“朋友乃五常之一名，交道是人间的美德，当然也好得很。不过骗子有屏风，屠夫有帮手，在他们自己之间也叫做‘朋友’的。”
“四人帮”是骗子，因此也有屏风。他们明明是一伙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肆意篡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却居然手持《毛主席语录》照相，竭力把自己塑造成“志壮坚信马列”的“高大”形象，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这《语录》不过是他们设立的一道屏风。这屏风也不只限于照片上的《语录》。江青是百般迫害毛主席的凶手，可是她要把写有“学生和战友”的花圈放在伟大领袖的遗体旁。这又是一道屏风。当然，此外还有人们熟知的什么“马列主义理论家”、“文艺革命的旗手”、“正确路线的代表”，诸如此类屏风，不一而足。“美名未必一定包着美德”。“四人帮”就是仗着这些冠冕堂皇的屏风，造出许许多多的假象，借以蛊惑人心，欺世盗名，然后在这些屏风背后，大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
“四人帮”又是屠夫，因而也需帮手。那勾结相连的照片，是他们早就沆瀣一气，自成系统，彼此利用，狼狈为奸的见证。他们的种种行径，也说明了他们的这种关系。比如，江青声嘶力竭地叫嚷：“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张春桥马上强调：“对江青的话要绝对执行”，否则“就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江青自封为“文化大革命的功臣”，姚文元立即吹捧：“江青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火炬”。“四人帮”之间是如此，“四人帮”和他们的亲信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四人帮”要扼杀《园丁之歌》，初澜随即抛出《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江青要当“女皇”，梁效、罗思鼎之流便紧锣密鼓地大肆吹捧武则天，大谈其“吕后”；“四人帮”要打倒周总理，他们就编造历史，大谈“批宰相”；“四人帮”要反对华国锋同志，他们就大谈什么孔丘五十六岁那年由司寇代理宰相。“四人帮”要打倒一大批跟随毛主席革命几十年的老干部，打手张铁生之流就上窜下跳，四出狂吠，胡说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这些年来，“四人帮”这帮屠夫唆使、操纵、指挥这些帮手，扼杀广大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摧残优秀的文艺作品，迫害忠于毛主席、忠于党的革命者。“四人帮”及其亲信、打手，尽管他们都自诩为什么革命“左”派，实际上，他们之间的关系，完全是骗子与屏风、屠夫与帮手的关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但是，“四人帮”跟闯荡江湖诈骗财物的骗子，跟杀人越货的屠夫，又不尽相同，“四人帮”的胃口要大得多。他们叫嚣：“现在是改朝换代的时候”。江青则毫不掩饰地独白：“女人也可以作皇帝”。原来“四人帮”设屏风、拉帮手，目的是为了建立他们梦寐以求的“帮”天下。他们要夺的是“江山”，要干的是“改朝”，要当的是“女皇”。“四人帮”是高级骗子、屠夫，是妄图乱军篡党窃国的大盗，是极力要砍杀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大屠夫。
“四人帮”利用屏风、帮手，可以得势于一时，横行于一时，但“凡有狐狸，尾巴终必露出”。真理岂能灭，人民不可欺。人们早就从他们的鬼鬼祟祟之中看出他们的蛛丝马迹，计算着他们的末日。以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的遗志，采取英明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他们的一道道屏风被人民群众的怒涛冲垮了，“四人帮”骗子和屠夫的本相，终于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四人帮”被粉碎了，他们的合影留了下来。它成了人们识别骗子和屏风、屠夫和帮手的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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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葵花·希特勒·棍子
钟广屏
葵花，是人民喜爱的美好花朵。希特勒，是世界人民憎恨的凶恶敌人。这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扯不到一块去。但是，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江青，却硬把它扯到一起去了。一九七○年，江青和反共老手陈伯达在审看首都人民欢庆“五一”的电视纪录片时，见到群众跳葵花向阳舞，大为恼火。江青别有用心地污蔑说：“葵花象希特勒的‘卐’字”，跳葵花向阳舞“是提倡搞‘军事官僚专政’”。
把葵花污之为希特勒的“卐”字，这是江青的一大发明。只有江青这个怀着阴暗心理的反革命小丑，才会产生这种奇异的联想。
人民群众对葵花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国人民用“永远不落的红太阳”来称颂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用“葵花向太阳”来形容各族人民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热爱的感情。几十年来，广大工农兵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创作了多少诗歌、音乐、舞蹈和图画，来讴歌那向阳的葵花啊！敬爱的周总理亲自指导创作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就用“葵花向太阳”作为序幕。每当看到那绚丽多彩、优美壮观的葵花向阳舞，我们就不禁激情满怀，更加爱戴和怀念伟大领袖毛主席。
由此可以想见，江青恨葵花，并非无缘无故。戳穿了，这不过是江青扼杀工农兵革命文艺的一个借口。她反对毛主席，也反对歌颂毛主席的革命文艺。她要否定工农兵文艺，就变着法子找罪名，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广大工农兵和文艺工作者用美好的葵花表达自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深厚感情，却成了“提倡搞‘军事官僚专政’”的罪人！真是荒唐透顶，可恶之极！
荒唐虽是荒唐，但在“四人帮”控制之下，无产阶级文艺确实吃尽了这个荒唐罪名的苦头。他们下令砍掉电视片中的葵花舞，并且严禁在电视、电影和舞台上出现葵花。从此，带有葵花歌词的优美动听的革命歌曲我们听不到了，具有绚丽色彩的葵花画我们看不见了，连有一场葵花向阳舞蹈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电影《东方红》我们也看不着了（当然，“四人帮”反对《东方红》还另有其他原因）。革命文艺越来越少了，广大工农兵极端不满，“四人帮”却心花怒放了。把写葵花当作罪名，变成扼杀革命文艺的一条棍子，其理由之离奇，手段之残酷，恐怕希特勒也会自愧不如。
问题还不仅如此。江青阴谋篡党夺权，梦想做二十世纪的“女皇”，早就对伟大领袖毛主席怀着刻骨仇恨。她如此凶狠地砍杀葵花，其罪恶目的就是“迫害红太阳”，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但是，乌鸦的翅膀遮不住太阳的光辉，江青的屠刀砍不倒向阳的葵花。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葵花向阳舞”又重见天日了！让反党分子江青在金灿灿的葵花面前发抖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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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赫鲁晓夫的应声虫
上海南市区医药公司 程超寰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上旬，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名单学”及其他》的反动黑文。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扯起赫鲁晓夫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破旗，疯狂地叫嚷，要“一扫任何个人崇拜”，明目张胆地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摇旗呐喊。这篇黑文，是姚文元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证。
姚文元在这篇黑文中，摆出一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的面孔，危言耸听地宣称：“个人崇拜”是“旧社会留给我们的一种腐朽的遗产”，“如果不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在你的身上就“多少都会带一些这种遗产”。这就是说，人人都有这种“遗产”。按照姚文元的这种反动逻辑，所谓反对“个人崇拜”岂不就具有“普遍意义”了吗？！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明目张胆的“修正”，是对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相互关系学说的肆意践踏！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列宁说：“这都是起码的常识。”（《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战斗司令部，因此，就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领导。姚文元一贯自封为“无产阶级左派”、“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但是，他却无耻地背叛了这些“起码的常识”。他拣起赫鲁晓夫的唾余，鹦鹉学舌地叫嚷什么“一扫任何个人崇拜”，这“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充分暴露了他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丑恶嘴脸。
我们党从一开始就同赫鲁晓夫的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修正主义黑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苏共二十大刚收场才两个月，毛主席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论十大关系》）毛主席严厉痛斥了赫鲁晓夫所谓“反对个人迷信”的修正主义实质，同时也深刻地揭露了我们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很清楚，姚文元这个政治骗子，正是毛主席批判的跟着赫鲁晓夫团团打转的人当中的一个。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敌人一贯利用所谓“反对个人迷信”之类的口号，来诽谤无产阶级的领袖，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赫鲁晓夫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是继承了巴枯宁、考茨基、托洛茨基的衣钵，集历史上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之大成。而姚文元叫嚷的什么“一扫任何个人崇拜”，又是从赫鲁晓夫那里一脉相承下来的。这就可以看出，姚文元完全是赫鲁晓夫的一个忠实门徒，是一条可耻的应声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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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春电影制片厂广大职工，在党委的领导下，彻底揭发批判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滔天罪行。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