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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立人定胜天大志 誓夺今年农业丰收
山西全力抗旱保麦保春播
据新华社太原一九七七年三月十八日电 中共山西省委和各级党组织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强大动力，发动全省人民大打抗旱保麦、保春播的人民战争，全力夺取今年农业丰收。
当前，山西省旱情比较严重。但是，全省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政治热情空前高涨。他们抗旱斗争决心大，行动快，干劲足，效果好。由六万多省级机关干部组成的抗旱工作队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已深入抗旱斗争第一线，正在同社员群众一起紧张战斗。由省、地、县工交系统、厂矿企业广大干部和职工组成的万人支农服务队，正在筹集机器、配件和工具，陆续奔赴农业第一线，积极支援抗旱斗争。中共山西省委领导成员王庭栋、王金籽和省计委、省农办等部门负责人先后深入到晋中、吕梁等地区，检查和组织各地抗旱工作。晋中、运城、临汾等地、市、县的机关干部，百分之八十以上到了农业第一线，同广大社员一起抗旱保麦、保春播。
去冬以来，山西全省缺雨少雪，旱象持续发展。入春以来的降水量和河道来水量，也比往年大为减少。为了迅速发动群众战胜干旱，山西省委在二月十二日和三月十一日召开了两次全省电话会议，号召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认真执行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纲，学习大寨、昔阳人民“天大旱，人大干”、“千里百担一亩苗”的革命精神，大打抗旱保麦、保春播的人民战争，战胜干旱，夺取农业丰收。目前，在中条山麓、汾河盆地，在吕梁山区、雁北高原，已掀起抗旱高潮。全省投入这场斗争的劳动大军达七百多万人。农田基本建设工程大大加快了进度。运城地区抗旱斗争动手早，抓得快，全地区有一百二十万人上阵，在二十多天之内就抗旱浇麦一百五十万亩，追施返青肥一百多万亩。
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山西省委和各级党组织遵循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带领全省人民密切联系实际，深揭猛批“四人帮”的滔天罪行。在斗争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不断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进一步端正了学大寨的方向和路线，大大激发了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他们意气风发，团结战斗，满怀胜利信心坚持抗旱，誓夺打倒“四人帮”之后的第一个农业丰收年。
为了集中力量战胜严重干旱，中共山西省委已作出以下五项决定：
一、各级党委领导干部必须带头落实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深入抗旱斗争第一线，和社员实行“三同”，帮助基层干部及时解决抗旱斗争中的实际问题。省级机关和各地、市、县机关干部组成的抗旱工作队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群众学好文件抓住纲，深入揭批“四人帮”，打胜抗旱保麦保春播这一仗。
二、省、地、县工交部门都要动员厂矿职工组成支农服务队，立即参加抗旱斗争，大力帮助社队解决水利设施配套和设备维修等技术问题。
三、全省电力工业系统要多发电。由太原电网供电的太原、阳泉两市工交企业要采取合理分配、计划分配的办法，拨出部分电力供给农业抗旱。党政机关要带头节约用电。
四、压缩非生产性劳动力，保证农业第一线有足够的劳动力。
五、各行各业要采取有效措施，积极解决肥料、农机用油、抗旱工具等物资生产和供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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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短评
大干一定能压倒大旱
今年的春旱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年，对夏收作物的正常生长和春耕播种是一个严重的威胁，给农业生产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什么叫困难？对共产党人来说，困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种考验，是一个战斗任务，是党带领广大群众去攻克的一个目标。我们正是为了解决困难去工作，去斗争的。当前，严重的干旱，就是自然界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种困难。
对待困难应该抱什么态度？毛主席历来教导我们，第一要藐视它，第二要重视它。
干旱这个东西，我们同它斗得很多了。远的不说，一九六三年，福建大旱，我们同它一斗，斗出了一个旱天不旱地。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三年，昔阳连续十七个月大旱，我们同它一斗，斗出了一个大丰收。实践证明，大旱是可以战胜的，它也是一个纸老虎。
但是，旱情当前，不重视它，或者重视得不够，存侥幸心理，以为它会自行消失，也是错误的。“旱天不旱地”、“大丰收”，是我们同自然灾害斗争的结果。一九七三年春，昔阳全县五条大河断流，大部分水库干涸，很多水井成了干井，地里的干土层有一尺多厚，百分之八十的耕地因土壤含水量太少而难以下种。昔阳县委动员全县人民，动员一切力量，发扬大寨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不怕流汗，不怕掉肉，抗旱播种，硬是担水点种了二十二万亩庄稼，用从来没有过的大干，战胜了从来没有过的大旱，夺得了大丰收。
又藐视困难，又重视困难，说到底，是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发动和依靠群众同困难作斗争，经过斗争，困难就转化为顺利。正如毛主席所说：“依靠民众则一切困难能够克服”。英雄的大寨人已经作了结论：“大旱促进了大干，大干一定能压倒大旱。”各级党委都应该以大寨为榜样，认真发动群众，积极组织群众，动员千军万马，紧急行动起来，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一齐出动，打一场天旱地不旱的人民战争。我们要怀着必胜的信心和决心。要充分看到广大干部和群众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焕发出来的革命积极性。要横扫一切形而上学观点和懦夫懒汉世界观。要在困难时刻，在抗旱斗争中，坚持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只要我们这样做了，大旱就一定能够被压倒。我们的口号是：知难而进，人定胜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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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军民协力抗旱保麦
本报讯 三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在一版发表题为《军民协力
抗旱保麦》的短评，号召干旱地区的驻军动员起来，把支援抗旱当作一项十分紧迫的战斗任务来完成。
短评指出：“象我国这样幅员辽阔，发生局部的灾情，是难免的。但是应该看到，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我们正视困难，知难而进，就一定能够战胜它。战胜困难最有利的条件，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是打倒‘四人帮’以后，广大人民群众被压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短评说：“我们以实际行动支援地方抗旱，急人民群众所急，帮人民群众所需，也是对‘四人帮’破坏军民团结罪行的有力批判。”
短评最后指出：“在支援地方抗旱的斗争中，要很好地发扬我军拥政爱民的光荣传统，以雷锋、‘硬骨头六连’为榜样，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把支援地方抗旱作为锻炼和提高部队的最好课堂。”
同天，《解放军报》还在一版刊登新闻，报道了驻河南省各部队、驻山西省某部二营、驻山东省某部爱民模范连挥师上阵，同人民群众并肩抗旱的模范事迹。
河南省委和武汉部队领导机关发出抗旱指示以后，驻河南省部队闻风而动，相继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制订措施，迅速集中人力物力开赴抗旱第一线。很多师、团领导干部亲自到地、县委请求任务。河南省军区及所属军分区、武装部抽出四百六十多名干部，深入到八十多个生产队，组织民兵抗旱。有的单位还把家属小孩组织起来参战。有的机关白天抗旱，晚上办公。许多部队还组织医疗组、农机具修理组深入田间地头，为抗旱服务。广大指战员一边劳动，一边热情地向人民群众宣传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的重要讲话，同人民群众一起狠批“四人帮”。许多部队还在抗旱中请地方干部作报告、开军民座谈会，开展向人民群众学习的活动，进一步增强了军政军民团结。
入春以来，驻山西省某部二营就积极地投入驻地的抗旱斗争，以实际行动批判“四人帮”破坏农业学大寨的滔天罪行。为了加强领导，这个营成立了支援抗旱领导小组，由一名党委委员负责。驻地南师大队十五眼机井，由于缺电，水抽不上来。二营主动节约用电，把电输送给生产队抽水用。在训练任务繁重的情况下，二营抽出三天时间，利用一切水源，肩挑人抬，积极投入抗旱。到目前为止，这个营已挑水六千二百多担，浇地一百三十多亩，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称赞。
在抗旱斗争中，驻山东省某部爱民模范连的干部战士纷纷表示：要用大跃进年代的干劲，大干苦干，为实现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实现农业大上而贡献力量。副连长朱洪昌以身作则，带头苦干。由于水塘较浅，取水不方便，他不顾初春的寒冷，一挽裤腿，踏破薄冰，跳下水去，接连用双手往上提水，累得满头大汗。战士蒋召坤脖子上长了个疮，一低头就疼得钻心，他顾不得休息治疗，连续四次到连里请战。到目前为止，这个连已经帮助驻地农村浇麦二百三十六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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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结帮篡权的托洛茨基派
谷山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托洛茨基是个专搞分裂、擅玩阴谋的派别活动老手。“四人帮”同当年托洛茨基匪帮实在太象了，所以一提到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四人帮”就不免心惊肉跳，忍不住要跳出来为托洛茨基翻案。江青公然叫嚷什么“别提斯大林了！托洛茨基的事还不知道怎么样呢！”这就提醒我们，很有必要翻翻历史，看看当年托派到底是怎么结帮篡权的，这对认识“四人帮”的反革命真面目，颇可借鉴。
托洛茨基是个狂热的派别活动分子。他不断地同这伙人结帮，同那伙人搞派，疯狂地反对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打从一九○三年起，托洛茨基就不断投靠孟什维克，在一九一二年，他是臭名昭著的反布尔什维克党的“八月联盟”的首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疯狂反对列宁的社会主义能够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一九一七年列宁曾对托洛茨基的表现作了精辟的概括：“他总是他那一套＝摇摆，欺诈，装得象一个左派，其实一有可能就帮助右派……”（《列宁全集》第35卷第279页）
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前夕，托洛茨基混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但他本性难改，在入党后的短短三、四年间，就在党内掀起两场大争论：一九一八年初他勾结自称“左派共产主义者”的布哈林拚命反对列宁，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几乎断送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年年底，他又伙同布哈林等挑起工会问题争论，迫使党放下急切的经济恢复任务，去同他们搞全党争论。
鉴于派别活动给党造成严重危害，一九二一年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亲自起草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指出，“保持党的统一和实现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意志的统一是保证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基本条件”，“任何派别活动都是有害的，都是不能容许的”，代表大会“宣布毫无例外地解散一切按某种纲领组成的派别……，并责令立即执行。凡是不执行代表大会这项决议的，应立即无条件地开除出党。”（《列宁选集》第4卷第478—480页）这一决议是对托洛茨基派别分裂活动的严重打击。正因为这样，托洛茨基一伙一直念念不忘地要推翻和破坏它。
一九二三年，伟大领袖列宁病情恶化，不能视事。同年秋，国内在经济上出现某些困难，国际上，保加利亚和德国革命失败，革命转入低潮。托洛茨基把这一切看作是他篡党夺权的大好时机，在十月八日给中央写信，要求更新党的机构。这是一个有预谋的反党行动，接着就有一批反对派分子在十月十五日发表《四十六人声明》，危言耸听地预言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全面的经济危机”，攻击“政治局多数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要求改变党的路线。这一声明是在托洛茨基家里签署的，但是他本人却不在上面签名。他们不顾党的禁令，把信和声明在国内到处散发，扩大影响。不久，托洛茨基本人也赤膊上阵，在《真理报》上接连发表题为《新方针》的文章，这是一个反对中央委员会的派别宣言。这样，托洛茨基一伙就在莫斯科以及全国各地掀起了反对以列宁为首的俄共中央的运动。
坚强的党组织和久经锻炼的老布尔什维克是托洛茨基篡党夺权的严重障碍，因此他把打击的重点放在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的老干部身上。他攻击党的领导机关“官僚化”了，妄图把党的各级组织搞乱打垮。他诬蔑“老近卫军蜕化”了，给老干部戴上“官僚化”、“僵化”和“因循守旧”之类的大帽子，甚至丧心病狂地把以列宁为首的老布尔什维克比作第二国际头子考茨基、伯恩施坦，要把他们打成叛徒和修正主义分子。斯大林揭露这种卑鄙伎俩说，托洛茨基用蜕化来诬蔑党的老干部，“这就是企图推翻党，打断它的脊椎骨。”（《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221页）
托洛茨基是臭名远扬的反列宁主义老手，略知其老底的人无不嗤之以鼻，他只能从那些缺乏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经验的青年中寻求支持。为此，他别有用心地吹捧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竭力挑拨青年同老年干部的对立，说什么老干部只有“十月革命以前的经验”，但青年人有“十月革命以后的经验”，应当“参加对阶级的领导”。
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到首都的一些支部，特别是高等院校的支部作报告，搜罗支持者。在莫斯科，托派建立了他们的特别委员会，召开秘密会议，安排反对派出任中央委员的人选，布置他们的党羽到一些会上发言捣乱。他们把黑手伸向部队的党组织，窃踞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托派分子不经中央批准，擅自发布第二百号通告，妄图把部队中党和政治机关的工作搞乱。
这样，托洛茨基一伙又一次强迫全党进行争论。但是争论只不过又增加一次他们的失败记录。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了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斯大林对争论作了总结。会议重申完全无条件地赞同俄共十大禁止派别集团的决议，并建议中央公布此决议的第七条，这一条规定，任何一个中央委员如果违反党纪或“进行派别活动”，得降为候补委员，直至开除出党。第七条的公布是对托洛茨基这伙派别活动分子的又一次严重警告。但是事实证明，他们根本没有听进去，依然故我。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世界革命人民的领袖和导师列宁与世长辞了。在这悲痛的日子里，苏联全党全国人民决心紧密团结在以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为首的俄共中央周围，把列宁开创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托洛茨基却利用列宁逝世加紧反党活动。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认为是他上台执政的时候了。他一方面丧心病狂地反对建立列宁陵墓，反对让世界革命人民世世代代瞻仰革命领袖遗容，一方面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歪曲列宁形象，为上台大造舆论。在一九二四年，他接连抛出《新方针》、《论列宁》和《十月的教训》等三本反党小册子。
列宁早就指出，托洛茨基非常喜欢“给历史现象作些抬高托洛茨基身价的解释”（《列宁全集》第20卷第333页）。这个十月革命前夕才混入布尔什维克党的家伙，居然厚着脸皮大谈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他把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分成两个时期：十月革命前是不足道的“史前史”；十月革命后在他“领导”下的时期，这才是真正的历史。他厚颜无耻地伪造历史，把自己打扮成十月革命的唯一领导者，胡说列宁直接领导的十月武装起义“只具有补充性质”，在此之前他托洛茨基早已完成“十分之九”的武装起义了。他继续攻击老干部。在他笔下，十月革命期间全体老布尔什维克都犯了“右倾”错误，只有他一人站在列宁一边。甚至列宁也犯了“错误”，只有他托洛茨基“一贯正确”。他那一伙也帮着吹捧托洛茨基是“红军的领袖和组织者”。
托洛茨基妄图用割断历史来抹去他那见不得人的反列宁的丑史，进而在理论上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在组织上撤换党的基本领导核心，准备篡党上台。
当然，广大党员、广大革命群众是决不答应的，他们在报纸上、会议上一致痛斥托洛茨基的无耻谰言。为了捍卫列宁主义，斯大林先后作了《论列宁主义基础》等重要报告，向全党提出了“埋葬托洛茨基主义这一思潮”的战斗任务（《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309页）。一九二五年一月召开了俄共中央全会，讨论了托洛茨基的反党言行问题，根据各地党组织的要求，全会决定给予托洛茨基最严厉的警告，解除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屡战屡败的历史迫使托洛茨基不得不暂时有所收敛，采取韬晦的策略，以期物色盟友，搜罗党羽，窥测方向，伺机反扑。
果然，这一年俄共党内出现了以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他们扔掉了先前反托洛茨基的假面具，公开转到托洛茨基主义立场上，否定列宁的社会主义能在单独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否认苏联有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托洛茨基表面上袖手旁观，实际上以沉默表示支持。不久，当中央讨论
“新反对派”利用列宁格勒作为反党据点，把《列宁格勒真理报》变成他们的“派报”问题时，托洛茨基公开向季诺维也夫伸手，跳出来发表声明，反对用所谓机械命令消除冲突，反对由中央任命该报主编。季诺维也夫对此心领神会，紧接着在一九二六年中央四月全会期间遂拍板成交，托季联盟开始形成。
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都是个人野心家。托洛茨基在后来写的《自传》中供认，早在列宁病重之际，他已野心勃勃地准备好要当“列宁的代理人”，“继承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而季诺维也夫这时也蠢蠢欲动，自命为列宁的“最亲密战友”，妄想充当党的“独裁领袖”。他们都关在屋子里自吹为什么“世界领袖”。正如列宁所说的，“个别的人，特别是那些觊觎领袖职位而未能如愿的人，会长期坚持错误（如果他们缺乏无产阶级的纪律性和‘光明正大的态度’的话）”。（《列宁选集》第4卷第259页）托季联盟的这三个头面人物当时都是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窃踞党和国家的要职。季诺维也夫还是共产国际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加米涅夫是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和列宁研究院院长。这一情况使他们的派别活动给联共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严重危害。
托洛茨基一伙在党内一搅，沉渣随即泛起，党内已被粉碎的各种反党集团如“工人反对派”、“工人集团”、“民主集中派”、“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的残兵剩将、漏网分子，无不欣喜若狂，象苍蝇逐臭般地纷纷归附，托季联盟名副其实地成了一切右的机会主义派别的集中点和策源地。
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托洛茨基一伙特别使劲地攻击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加米涅夫就是个反斯大林的急先锋，他在“反对建立‘领袖’理论”，“反对制造‘领袖’”的幌子下，公然叫嚣“斯大林不能担当统一布尔什维克司令部的角色”。为了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一伙挖空心思地给斯大林罗织罪名。他们如此集中地攻击斯大林，是因为斯大林在列宁逝世前后坚持列宁的教导，团结全党，同托洛茨基的宗派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成了他们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不可逾越的障碍。
托派还打着反对党内“右派”的旗号，攻击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核心。他们自称“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自封为坚定的“左派”，然后把中央同他们作斗争的领导人，把政治局的大部分委员打成“右派”和“中派”，污蔑他们是“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站在“正在复兴的国内资产阶级”和世界资产阶级一边，“压制无产阶级先锋队”。在他们笔下，“右派”不仅中央有，而且各地方都有“小右派”。他们如此声嘶力竭地叫嚣“反右”，就是要以此为掩护，打倒一大批老布尔什维克，推翻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取而代之，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
斯大林揭露了他们假左派、真右派的嘴脸，指出他们唱最革命的高调，那只不过是“用‘左的’假面具来掩盖机会主义的行为”（《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8页）。
在组织路线上，他们坚持要求取消党内不许搞派别活动的禁令。但是这时候他们已经不是要求一般的派别活动自由，而是为建立反革命的托洛茨基党进行紧张的工作了。他们已不限于攻击某些老干部“蜕化”，而是诬蔑整个布尔什维克党“蜕化”了，说在苏联发生了象法国大革命时代那样的“热月蜕化”。他们用党“蜕化”的嚎叫，来掩护他们另立“中央”，搞“党中之党”的分裂和阴谋活动。
托洛茨基一伙为了制订同中央斗争的作战计划，一九二六年六月在莫斯科郊区树林里召开了反对派秘密会议，会议完全照地下活动的办法组织，设有专人巡逻望风，候补中央委员拉舍维奇作了反党报告，号召到会的人组织起来同中央作斗争。这之后他们频繁地召开各种秘密的和公开的集会，托派头子们到处发表讲演，进行煽动。托洛茨基供认，他一天之内往往就要参加两三个甚至四五个这类会议。他们利用各种机会向党示威。一九二七年六月九日，他们以给托派分子斯米尔加送行为借口，在首都雅罗斯拉夫车站举行政治示威，托洛茨基本人在车站上公开发表反党演说，妄图以此向党施加压力。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这伙亡命徒在莫斯科大打出手，强占了莫斯科高等技术学校的校舍，殴打在场的革命群众，召开有二千多人的派会，托洛茨基和加米涅夫作了长达二小时的讲话。他们派遣骨干到全国各地建立秘密联络点，规定了特别密码和接头地点。他们设立地下印刷厂，秘密印刷他们的宣言、纲领和反动传单，往全国各地散发，同时翻印他们私整的中央领导人的材料，发给他们的党羽。
托季联盟已在苏联建立了第二党，即托洛茨基主义政党，这帮两面派却厚着脸皮高喊“团结”，佯称他们“谴责‘两个党’的口号，把它看作冒险家的口号”。党的专门委员会经过大量调查，无可辩驳地证实，托派早已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有各级地方的委员会，拥有自己的办事机关和出版机关，等等。
托洛茨基这帮反革命两面派，在受到革命人民的迎头痛击，受到党的严厉警告，眼看越来越孤立，难逃党纪国法制裁，大势不妙的情况下，就改变手法，抛出假检讨。这些“检讨”口头上承认自己搞了派别集团，违反了党纪，赌咒发誓“坚决摒弃‘派别与小集团自由’的理论和实践”，“准备坚决尽力消灭一切派别活动因素”。他们一面抛出检讨，一面却召开秘密会议，布置他们那一帮人“加强伪装，进行隐蔽，更小心地继续派别活动”。鉴于他们坚持错误，屡教不改，联共党根据十大决议第七条，先后把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解除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主席职务，撤去加米涅夫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然而，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确实是改也难。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七日，正当苏联人民热烈庆祝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时候，托洛茨基一帮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组织了一场反苏游行的丑剧。一小撮托派分子打着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等人的头像，举着“向右派开火”、“向官僚开火”、“反对机会主义”之类用以蛊惑人心的横幅，呼喊着什么“世界领袖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万岁”的口号走上街头，公开反对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反对苏维埃政权，妄图用街头控诉，发动一场反苏维埃政权的公开叛乱。但是，这一小撮托派的反革命示威，一下子就被广大革命群众的游行队伍所冲散，托派的头子们陷入了革命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在一片痛斥声中狼狈逃窜。
正如当时的《真理报》社论指出的，这是一出“反十月革命的表演”，一出“反苏维埃的表演”，革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托洛茨基这一帮人继续为非作歹了，纷纷要求给这帮破坏党纪国法的反革命分子以应有的制裁。联共党采取了坚决措施，决定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托季联盟的一批骨干开除出党。
这样，托洛茨基匪帮利用革命领袖列宁病重和逝世之机进行的长达五年之久的篡党夺权阴谋，终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
这场反对托派的斗争，捍卫了列宁主义，实现了联共全党的统一，加强了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胜利实现，保证了苏联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
托洛茨基结帮营私、搞阴谋诡计的篡党夺权活动，确实是“四人帮”的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四人帮”的狰狞嘴脸、丑恶灵魂和卑劣伎俩，而在“四人帮”身上，我们看到的则是托洛茨基的僵尸和阴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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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语录
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
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