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17日人民日报 第3版

第3版()
专栏:

江青授意炮制《西沙之战》的罪恶阴谋
海南军区批判组 广州部队理论组
一九七四年三月,在西沙自卫反击战胜利后两个月,“四人帮”抛出了一篇题为《西沙之战》的所谓“诗报告”,用异乎寻常的规格,在报纸上发表、转载,在电台上广播,很快又印成单行本广泛发行,大肆宣扬。这篇东西,是由江青授意炮制并亲自主持修改的,打着歌颂西沙之战胜利的幌子,极力为江青吹喇叭,是一株大毒草,是“四人帮”利用文艺反党的又一罪证。
诗报告《西沙之战》的出笼,是“四人帮”一九七四年春大搞篡党夺权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年一月,南越反动当局派出海空军,向我西沙永乐群岛悍然进犯。在国内,“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大搞“三箭齐发”,转移批林批孔的大方向。江青接二连三以个人名义给海、空军和一些大军区领导机关写信,施加压力,并指派亲信和爪牙直接到几个连队煽风点火。“四人帮”又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发表反党讲话,对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进行突然袭击,气势汹汹,杀机毕露。
正在这个时候,南海前哨我陆、海、空三军和渔民、民兵,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号令和指挥下,坚决反击了南越反动当局的武装入侵,取得了重大胜利,使甘泉、珊瑚、金银三岛重新回到祖国怀抱。全国欢呼,举世注目。“四人帮”这伙政治骗子,一贯善于贪天之功为己功,急忙把手伸到西沙抢桃子。江青明明知道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一月二十三日颁发了嘉奖令,二十八日她却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用个人名义给西沙军民写“贺信”。她只字不提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西沙之战的领导和关怀,却把自己吹嘘成唯一关怀西沙军民的领导人,把自己装扮成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者和主持者。写信还嫌不够,江青又派专人“代表”她到西沙“看望”前线军民。“代表”之一,就是《西沙之战》的作者。临行前,江青面授机宜:“你回来要写作品”,这就是说,仅仅到西沙为江青作宣传还不行,还要写出作品向全国宣传吹捧江青。
对江青的黑旨意,她这位“代表”心领神会,到广州后,就指责广州部队领导机关没有开大会庆祝江青的来信,说“这是对中央首长的态度问题”。到达西沙后,他见了人就拉手拍肩膀,肉麻地代替江青问好,拚命为江青捞取政治资本。这位“代表”回京后,向江青呈上了他的“诗报告”。江青亲自召开会议讨论,字斟句酌地修改,然后在报纸上用巨大的篇幅和突出的位置发表出来。对这篇《西沙之战》,“四人帮”可谓“呕心沥血”“精心培育”,光是起名为“诗报告”就煞费苦心。要只叫诗,又怕别人看了以为是虚构;要写报告,江青的私货又塞不进去。于是,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个“诗报告”,真真假假,两全其美。这样做,就是便于捏造事实,以假乱真,为他们制造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舆论。
国务院和中央军委二月三日给西沙参战军民的嘉奖中指出:“这次作战的胜利,是军民团结、战斗的胜利,是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的伟大胜利!”对于西沙之战取得胜利的原因,《西沙之战》是怎样写的呢?它用三言两语轻描淡写地讲了毛主席“鼓舞着战斗的军民一往无前”之后,马上笔头一转,往江青身上大做文章:
“舰长的视线投向挂历,挂历上一幅壮丽的画卷……”。
这里说的挂历上的“画卷”,是江青拍摄的一张风景照片。当写到我舰与敌舰展开激烈的炮战时,诗报告一连写了六个“冲上去!”无中生有地写我军指战员主要是靠着“这张照片的鼓舞”,才冲过十分危急的“关头”,终于转危为安,化险为夷,在不到三十分钟的时间内,一举击沉敌舰一艘、击伤三艘,夺取了海上自卫反击战的胜利。这张照片在关键时刻变成了“无声的命令”和“精神原子弹”而大显神威!你看它前呼后应,多么得体。要不是有江青拍摄的这张照片,我参战军民在西沙自卫反击战中就不能取得胜利。这真是弥天大谎,无耻捏造!
奇文之奇,不止于此。除了照片,还有“声音”。请看:“海风过时,仿佛听见,一个响亮的声音,又回响耳边:‘把入侵者从西沙赶出去!’……挟昆仑,越南海,战士面前无困难!”
哪里来的“一个响亮的声音”呢?据他们的解释,这是指江青一九七○年在海南作的“关于把敌人从西沙一部分岛子上赶跑的指示”。你看,江青的一张照片、一个声音,就可以挟昆仑,越南海,大有停止地球转动之势,真是神通广大,法力无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不在“四人帮”的话下。
这篇“诗报告”,确实贯彻了他们那“三突出”的原则,拚命地、无耻地突出江青。江青不是用“大海”和“峻岭”的假名发表过照片吗?这篇诗就左一个“大海”,右一个“峻岭”。“诗报告”千方百计地要把江青装扮成西沙作战胜利的“鼓舞者”和“力量的源泉”。借西沙之战,为江青树碑立传,就是“四人帮”抛出“诗报告”的用心所在。
“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所谓“挂历”和“画卷”,纯属捏造。参加作战的西沙军民,在激烈的战斗中,那里有什么欣赏“画卷”的条件和心情!在有关西沙战斗八万多字的事迹材料中,没有一处提到这件事。“诗报告”的胡诌,是对参加西沙作战的广大军民的恶毒污蔑,是对西沙作战史的蓄意篡改。
在西沙战斗中,我参战军民确实是以少胜多,以劣势的装备战胜了优势装备的敌人。取得胜利的力量哪里来?事实最能戳穿谎言。西沙、东沙、南沙、中沙,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领土。南越反动派甘愿充当帝修反反共、反华的马前卒,不顾我国政府多次警告,悍然出动海、空军,打死打伤我渔民,撞坏我渔轮,炮击我海岛,我执行巡逻任务的舰艇部队和渔民、民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进行了自卫反击。在战斗进行中,我军指战员和民兵始终用毛泽东思想指挥战斗,用毛主席的教导互相鼓励。这样的事例多得很。
“诗报告”中写了一个“电舵失灵”的战艇。在实际战斗中,确也有一个战艇电舵失灵。但是这个艇在指挥线路全部中断、不少战士身负重伤的情况下,主机班长张根华同志带领战友一直坚守机舱。战斗最困难时,他拣起一块纸板,写下三行大字,给战友们传阅:
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誓死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西沙群岛!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就是这些铿锵有力的语言,使大家增添了无穷的力量。凭着这股力量,打得敌人舰沉人亡。这里何曾有江青那张照片的影子呢?!至于鼓舞广大军民英勇战斗的声音,倒是有的,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是我国政府的严正声明,是八亿人民和参战军民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钢铁誓言,绝不是什么江青的“声音”!
这里得稍加说明,“诗报告”所说的江青的“声音”,那是经过美化的。江青一九七○年十一月在海南岛兴隆农场谈到敌人侵占我西沙一部分岛子时,话是这样说的:“我们不用动干戈,上去些民兵把敌人赶跑。”好一个“不用动干戈”!真是典型的投降主义、卖国主义腔调。“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要是按照江青的调调儿去做,西沙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岂不成了泡影?
“四人帮”搞的欺骗宣传,充分暴露出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西沙之战》独到之处,是它突出地暴露了“四人帮”篡夺军权的迫切心情。“四人帮”是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事业的直接继承者。林彪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王张江姚把林彪的话奉若经典。他们自以为早有笔杆子在手,缺的只是枪杆子,因而想枪杆子想得发疯。江青头上,早已经戴上了不少桂冠,什么“文艺革命的旗手”呀,“文化大革命的元勋”呀,冠冕堂皇,美不胜收。美中不足的是:只有文的,没有武的。于是江青急得大叫:“我是有军籍的嘛,我已经去领军装了。”一九七○年和一九七一年她到海南等地,到了陆军就穿陆军服装,到了海军部队就穿海军服装,到了空军单位就穿空军服装,到了炮兵阵地就伸手抢指挥旗,大叫“听我指挥”,俨然三军统帅,篡夺军权的狂妄野心溢于言表。“四人帮”围绕着西沙之战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是他们篡夺军权的一次大暴露。江青在给西沙全体军民的“贺信”中,无耻地把自己打扮成批林批孔运动的“发动者”,而《西沙之战》一诗又把她塑造成西沙作战胜利的“鼓舞者”。你看,这么一个“能文能武啥都会”的江青,还不应该是“当然接班人”吗?《西沙之战》所要告诉人们的,就是这么一个中心意图。
“四人帮”机关算尽,妄图借西沙之战给江青立一个永垂青史的“功德碑”,作为他们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但他们没有想到,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人民解放军和广大革命人民眼睛雪亮,并没有受骗。从“四人帮”的猖狂活动中,人们倒是进一步识破了他们的鬼蜮心肠。《西沙之战》发表前后,广大指战员就纷纷质问:国务院、中央军委已经颁发了嘉奖令,为什么江青又要送信送材料?党中央没有分配江青管军队工作,为什么她经常对军队说三道四?《西沙之战》为什么这样大肆吹捧江青,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四人帮”更没有料到,三年时间不到,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声令下,他们就陷进了亿万革命人民愤怒声讨的汪洋大海。他们苦心炮制的“功德碑”,包括《西沙之战》在内,已被革命人民砸得粉碎。篡改历史的,必定为历史所抛弃,欺压人民的,必被人民打倒。(附图片)
海军东海舰队某部指战员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 新华社通讯员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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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要物质基础,想要什么?
农文
“四人帮”挥舞“唯生产力论”大棒,疯狂地反对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立强大的物质基础。他们的狗头军师张春桥,一会儿攻击四个现代化“无非就是搞几千亿斤粮食,几千万吨钢”,一会儿叫嚣“农场要搞阶级斗争,颗粒无收也没关系”,甚至胡说什么“八亿人民生活苦一点没有关系”。在“四人帮”看来,工人可以不做工,农民可以不种田,做工、种田都不是革命的事,唯有他们一伙结帮篡党夺权“最革命”。如果听信“四人帮”那一套,不要说人们最必需的吃穿住解决不了,整个社会也不可能存在下去,还谈得上什么干社会主义革命和搞社会主义建设呢?
毛主席早就教导我们只有经过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请看,“四人帮”不要物质基础的胡言乱语,不是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教导,公然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吗?
“四人帮”不要物质基础,到底想要什么?从他们蓄意在所有制问题上大做文章,就可以看穿他们的狼子野心。
我们都知道,随着建设大寨县运动的普及和提高,随着社会主义农业的发展,特别是公社、大队两级经济的壮大,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逐步向以大队、以公社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所有制过渡。之后,人民公社还要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再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所有制过渡。这是我们的发展前景,我们要千方百计地争取早日实现。但是,所有制的改变取决于生产发展水平和人民觉悟水平,决不能单凭什么人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四人帮”蓄意混淆革命的阶段,打乱革命的步骤,把社会主义制度搞乱,把农村的大好形势搞乱。张春桥气势汹汹地强令“穷队也要过渡”;王洪文叫嚷“不想搞穷大队过渡,就是不想搞革命,反对所有制的变革”。真是调子很高,帽子很大。但稍有一点农村工作常识的人都明白,这种胡言乱语,如果不是要把我国农村人民公社现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搞乱,还能是什么呢?如果按照“四人帮”那一套去做,不但始终实现不了真正的过渡,而且势必挫伤广大农民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使革命和生产受到严重破坏。所以,“四人帮”鼓吹不要物质基础,就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使我们的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重新沦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其实,“四人帮”这一罪恶阴谋,早已不打自招。张春桥就赤裸裸地说过:“不要怕生产垮下去,不要怕形势搞乱,生产下去了,形势乱了,就会把他们打下去。”可见,他们拚命地鼓吹不要物质基础,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篡党夺权,实现他们的帮天下。他们不顾国家命运和人民死活,丧心病狂地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为敌,表面上气壮如牛,实际上,做贼者心虚,窃国者胆怯。“四人帮”如此急切地大叫左一个不要怕,右一个不要怕,正好反映了他们对全国人民安定团结,广大人民狠抓革命猛促生产的形势怕得要命。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越来越巩固,建设社会主义的步伐越来越快,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越来越雄厚,他们妄图篡权复辟的阴谋就越来越难以得逞。
历史的发展总是与那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的意愿相反。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的可耻下场,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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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不容篡改
中共山东牟平县水道公社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是一次伟大的革命群众运动,必须首先解决这个分清敌我的重要问题。华国锋同志谈到大寨县的标准时说,“树立了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能够对资本主义活动进行坚决斗争,对阶级敌人实行有效的监督改造”,就是对这个首要问题的精辟阐述。但是,“四人帮”却诬蔑贫下中农“保守”,鼓吹依靠所谓“造反派”、“反潮流战士”,明目张胆地颠倒敌我关系,篡改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对“造反”、“反潮流”都要作阶级分析。要看是哪个阶级造哪个阶级的反?反的是什么潮流?“四人帮”依靠的所谓“造反派”、“反潮流战士”究竟是些什么人呢?事实明摆着,就是翁森鹤、张铁生一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他们上窜下跳,煽风点火,恶毒地攻击党中央和华主席,打击、陷害革命干部,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卖命。还有那些投机钻营、搞打砸抢、盗窃国家财产、危害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是“四人帮”依靠的对象。他们封这类社会渣滓为“造反派”、“反潮流战士”,怂恿和包庇这些坏人兴风作浪,搞乱国民经济,搞乱局势,为他们趁乱夺权效劳。“四人帮”在农村中依靠资本主义势力和地富反坏,疯狂破坏农业学大寨运动,他们的罪恶目的也是篡权、复辟。这明明是组织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煽动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哪是什么造反、反潮流呢?!
要说真心实意造反、反潮流的,是广大贫下中农。他们吃够了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苦,深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同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势不两立。他们善于识别,敢于斗争,是一切修正主义路线头子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巨大障碍。我们公社的斗争实践就说明了这一点。几年来,我们坚持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山岗薄地创高产,粮食产量闯过千斤关。去年,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我们掀起了建设大寨县的新高潮。就在这个时候,“四人帮”“三反一砍”的妖风吹来,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产量,不要资本主义的千斤粮”。贫下中农一针见血地说:“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只有阶级敌人才说这样的屁话!”“咱们增产粮食是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怎么能把千斤粮和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们挺身而出,顶住了妖风。全公社各级党组织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积极树立贫下中农的阶级优势,团结社员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严肃处理了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坏人。广大干部和群众大干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排除干扰,战胜灾害,又夺得了农业大丰收。
我们决心更加坚定地执行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的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执行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调动千军万马,深入揭批“四人帮”,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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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斥“黄世仁逼债”
安红
江青有一骂,叫做“黄世仁逼债”。骂什么?骂人民公社生产队不该清理超支欠款。
农村生产队清理超支欠款,与窃居高位的“四人帮”风马牛不相及。江青竟然破口大骂,而且骂得如此狠毒,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比作“地主恶霸”,把维护集体利益的措施说成是“逼债”。这是为什么?这是“四人帮”玩弄惯伎:借骂人以捧己,靠打人来拉人。他们满以为如此这般,便显出他们一帮是“正确路线的代表”,就可以收买人心,为他们篡权、复辟效劳。
但是,是非自有标准,人心自明是非。清理超支欠款,是正确处理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纠正某些基层干部利用职权支用公款、多占集体经济利益、多占社员劳动果实的错误行为。这样做,既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积累和按劳分配政策的落实,又能够使公益金真正用于对困难户的照顾。况且,“管理也是社教”。通过清理超支欠款,破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思想,立一心为公、热爱集体的共产主义精神,正是一场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教育。这明明有利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反映了绝大多数社员的愿望和要求,也是对一些犯错误的干部的教育和挽救,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非如此分明,难道是“四人帮”一骂所能混淆的吗?
“四人帮”原以为这一骂大有所得,但如同他们一伙的千骂万骂一样,越骂越暴露他们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立场,越骂越证明他们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典型代表。
“四人帮”一伙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疯狂破坏社会主义生产,恣意挥霍社会主义财富,不正是说明他们顽固地站在地主资产阶级一边,妄图重建那“黄世仁逼债”的世道吗?他们千方百计妄图复辟资本主义,迫使劳动人民重过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作恶多端,罪债累累,现在是到了彻底清算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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