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江青恶毒攻击孙中山先生究竟是为什么？
中共中央统战部批判组
一九七一年，正当我们党和林彪反革命集团进行生死大搏斗的关键时刻，大野心家江青这个和林彪反革命集团狼狈为奸的家伙，窜到香山碧云寺，气势汹汹地破口大骂孙中山先生是什么“牛鬼蛇神”，限令把碧云寺中山纪念堂中悬挂的毛主席像和毛主席关于孙中山先生的语录通通撤掉。九月七日，她窜到陶然亭公园，又狂吠什么碧云寺那地方可惜被孙中山占了。隔了两天，江青背着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竟然下令连夜撤除中山纪念堂，封闭了碧云寺。这是江青及其一帮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制定的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搞复辟倒退的又一罪行。
对于历史人物如何评价，在不同的阶级之间，历来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之间尖锐的斗争。对于孙中山先生，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列宁早在一九一二年就指出：“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对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多次高度的评价，指出我们中国“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是“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和我们党建立了统一战线，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功伟绩，我们党和政府每年三月十二日和十一月十二日都在一定范围里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每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悬挂孙中山先生遗像。江青恶毒攻击孙中山先生，只能说明她蓄意攻击毛主席和党中央，破坏革命统一战线。
孙中山先生热爱祖国，他“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拚命”（毛主席：《唯心历史观的破产》），受到所有爱国的人们的崇敬，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而江青这样恶毒地辱骂孙中山先生，也并不是什么创新。清朝的封建统治者，就曾咒骂孙中山先生是什么“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和“毒蛇猛兽”，是什么“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等等。这和江青辱骂孙中山先生为“牛鬼蛇神”，其词不同，其义则一，都是发泄对革命的敌视和愤恨。江青从她的反动立场出发，梦想当“女皇”，崇慕慈禧，因此她辱骂孙中山先生，这也是不奇怪的。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十分尊重孙中山先生，高度评价孙中山先生的历史功绩。一九五六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全国政协召开的孙中山先生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大会，毛主席出席了这次大会，并且亲自写了纪念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毛主席在这篇文章里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各界爱国人士，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我国革命统一战线内部的许多爱国人士，以及在台湾、港澳和海外的某些爱国人士，过去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现在也仍然崇敬孙中山先生。江青辱骂孙中山先生，其矛头就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她的罪恶目的是要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破坏我国革命人民的大团结，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在乱中夺权，复辟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使中国倒退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时代，让三大敌人重新骑在人民头上，而他们自己则充当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儿皇帝。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法宝之一。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用统一战线这个武器，组织了千千万万的民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军，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我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斗争中，在解放我国的神圣领土台湾的斗争中，在支持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都发挥了和正在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当前，毛主席的光辉文献《论十大关系》的公开发表，对调动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人士的积极因素，继续为社会主义服务，对促进他们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将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对“四人帮”破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各种关系，包括“党和非党的关系”的罪恶行径，也是有力的批判。毛主席指示我们：“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华主席号召我们：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革命统一战线，一定会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
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大的路线斗争，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是敌我矛盾问题，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对他们推行的那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极右路线，一定要揭深批透。
毛主席对孙中山先生的科学评价不容篡改。“四人帮”破坏革命统一战线的罪行，一定要彻底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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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历史就是见证
——忆歌剧《白毛女》的创作，深揭狠批“四人帮”
张庚
新歌剧《白毛女》被“四人帮”打入冷宫，到现在已经十多年了。今天重上舞台，我作为这个歌剧创作过程的参预者，感到非常兴奋。由于“四人帮”的禁止，我们的年轻一代中，有许多人不知道在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舞台上曾经有过一个新歌剧《白毛女》，更不用说，对它产生的意义、对它在解放战争时期所起的作用，是完全不明白的了。
“四人帮”及其吹鼓手们为了给大野心家江青涂脂抹粉，以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卑鄙目的，竟公然把无产阶级的文艺从《国际歌》以后到京剧革命以前的历史，胡说成似乎是一段空白。听到这种肆无忌惮地篡改革命文艺的历史、抹杀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所起的伟大作用的无耻谰言，我们岂能忍受？新歌剧《白毛女》的存在，就是驳斥这种谰言的一个有力证据。我们在今天必须谈谈新歌剧《白毛女》的历史，谈谈它产生的经过，和它在革命斗争中所起的“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把这一段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历史，告诉我们年轻一代，让他们清楚地知道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感召之下，如何形成了无产阶级文艺工作的优良革命传统；让他们能从事实的对比中了解到，“四人帮”所搞的那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文艺黑线，如何践踏和破坏了我们的革命传统。
新歌剧《白毛女》不是偶然产生的，它不能出现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只能出现在它之后。新歌剧《白毛女》是毛主席文艺思想的产儿，是当时延安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初步掌握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实质之后所产生的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间“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等的缺点”。毛主席严正地指出：“我们有许多同志还不大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这种思想上没有入党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在新歌剧《白毛女》的创作单位鲁迅艺术学院，也存在着这种状况。而特别突出的一种表现就是“关门提高”。“关门提高”的意思，就是对于延安的工农兵把门关起来，不为他们服务，而去进修一些脱离当时延安生活和斗争实际的古典文学作品，说是要为将来全国解放之后，培养一批“提高”的文艺人材。在文艺座谈会后不久，毛主席亲自到鲁艺来讲话，批判了“关门提高”的错误，号召关在鲁艺这个小圈圈里的人，把自己从小圈子里解放出来。毛主席用两句非常形象的话来概括，称鲁艺这个学校为“小鲁艺”，把鲁艺以外的广大天地叫做“大鲁艺”。毛主席说，我们一定要走出“小鲁艺”，到“大鲁艺”中间去学习。毛主席还说，知识分子没有真正的知识，可是他们还看不起工农兵群众。就好比新到贵州的毛驴子一样，贵州土生土长的老虎没见过毛驴，对它莫测高深，很怕它。后来毛驴踢了老虎一蹄子，老虎恍然大悟：本领不过如此！所以知识分子必须到工农兵中间去虚心学习。
鲁艺的广大干部和学生，听了毛主席的谆谆教诲，受到了极大的鼓舞，决心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其次是如何为的问题。在抗战初期，许多文艺工作者也曾经到工农兵中去演出过，因为思想感情问题没有解决，艺术形式上为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没有能在这方面创造出成功的经验来。文艺座谈会以后，经过学习，为工农兵服务的决心已经有了，艺术上如何能做到为他们喜闻乐见呢？这首先只有向群众学习。陕北的老百姓爱闹秧歌，就向老百姓学习秧歌，紧接着就运用秧歌这种艺术形式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路线对头了，艺术上也就容易受到工农兵的接受。果然，群众不仅接受了，而且还很爱看，秧歌队走到哪里，观众跟到哪里，一看再看还看不厌。
当时，延安的新秧歌队影响很大。中共中央西北局感到延安的新秧歌运动已经普及，就要求鲁艺、青艺（青年艺术剧院）、西北文工团等五个专业团体分别到陕甘宁边区的五个分区去工作，一面劳军，一面为老乡演出，一面也把新秧歌运动普及到各分区去。鲁艺所派定的地方是绥德分区。这是一个新区，没有经过土地革命，所以还有地主阶级。我们的工作方式是到一个地方先进行调查访问，看看这里有些什么工作需要配合，有些什么劳模需要表扬。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去进行艺术上的调查访问，看这里有什么民间艺人，有什么特殊的艺术；并且立刻向他们学习，记录他们的民歌，搜集他们所口述的秧歌本子。经过这样一番调查之后，就连夜赶编一些适合当地情况的新节目来演出。这时，农村正在搞减租减息运动，我们一面参加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的减租会，一面在会上编演配合减租的节目，效果特别好。
这个秧歌队在农村工作了四个多月才回延安。这些同志中的多数，是第一次这样较长、较深入地和农村接触，也初步见到了贫雇农和地主之间的阶级斗争，大家回来总结自己的收获，都认为这四个月的学习，是关门死啃书本时无法比拟的，这还只是初步尝到一点点“大鲁艺”的甜头而已。
我之所以说了这许多新秧歌运动的情况，那是因为这些都构成了创作新歌剧《白毛女》的准备条件。要是没有这个阶段的学习，《白毛女》的创作一定会遇到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例如《白毛女》最后斗争黄世仁一场，就是从参加减租会得到的生活素材。象这样的斗争场面，在下乡之前我们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白毛女》创作的另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是西北战地服务团从晋察冀前方回到延安。这不只是说他们带回了新民间传说《白毛女故事》记录本，更重要的是他们带回了长达五、六年之久的前方战斗生活的体验。这些年，他们是和农民战斗生活在一起，是和农民同甘共苦的。
这时党的七大快要在延安召开了，各方面都为开好这个会做准备工作。鲁艺准备排演一个大型的、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的新秧歌剧作为献礼。大家一致同意选定《白毛女故事》这个题材来编戏。
这个戏从头到尾是一个大的集体创作，整个鲁艺都关心这个戏，都提供意见，都参加讨论，甚至争论；在鲁艺的墙报上，接二连三写出各种不同的意见来，从内容、主题、人物塑造、处理手法、直到用什么语言：方言还是普通话？用什么音乐：作曲还是配乐？用什么表演方式：虚拟还是写实？等等，等等。关心这个戏的还不只是鲁艺，延安文艺界的同志，对文艺有兴趣的干部，还有鲁艺所在地桥儿沟的老乡们，都经常来看排演，他们特别关心剧中人物的命运，也可以说，他们都热心于干预剧中人物思想、生活发展的方向。在这种热情的关怀中，使得《白毛女》的创作集体汲取了丰富的思想营养，提高了创作的政治水平和思想水平。记得全剧总排后的第二天，创作集体到处去收集意见。有一个炊事员同志一面切菜，一面使劲地剁着砧板说：戏是好，就是那个混蛋黄世仁不枪毙，太不公平！创作集体的人觉得这是抗战时期，对于地主阶级基本上还应当团结，如果枪毙了，岂不违反政策吗？所以没有马上改。
至于创作集体内部，更无论是作者、作曲者、导演、演员、舞台美术人员都来共同参加创作，会编词的出词，会设计动作的设计动作。这一切都集中到剧作者、作曲者和导演那里作统一的考虑。
《白毛女》的创作过程是很不平静的，一方面有革命干部、革命群众的热情关心，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路线斗争。当时在墙报上就出现过文章，攻击《白毛女》，说它是破坏统一战线的戏；还说它在艺术上有三个不统一，那就是主题不统一，结构不统一，形式不统一。文章的用意，就是要整个否定这个戏，将它一棍子打死。但是由于革命群众的大力支持，并且对这种破坏性的谬论进行了回击，创作集体也齐心抗住这股逆流，坚决完成了这个向党的七大献礼的新歌剧。
《白毛女》的第一次正式演出是在党校礼堂，观众是党的七大的代表、全体中央的同志。毛主席在百忙中也来看了戏。演出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演出的第二天，中央办公厅派人来传达了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意见一共有三条：第一，这个戏是非常适合时宜的；第二，黄世仁应当枪毙；第三，艺术上是成功的。传达者解释这些意见说：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所谓农民问题，主要就是农民反对地主阶级剥削的问题。这个戏反映了这种矛盾。在抗日战争胜利后，这种阶级斗争必然尖锐起来。这个戏既然反映了这种现实，一定会广泛地流行起来的。不过黄世仁如此作恶多端，还不枪毙他，这反映作者们还有些右的情绪，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广大观众一定不答应的。创作集体的同志们听到这些意见之后，受到了很大的教育。他们觉得排演《白毛女》以来，并没有充分认识到毛主席、周副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们所说的这种深刻的政治意义，更没有理解到对于黄世仁的处理，关系如此之大。中国革命又到了新的转变关头，如果没有毛主席、周副主席这样及时的教育，就认识不到，就会仍旧拿老眼光去看正在变化中的阶级关系。也认识到对炊事员同志所提的意见没有加以重视，看不出来他的意见有广泛的代表性。而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意见却是和普通群众的意见一致的。于是立刻动手改成了用枪毙黄世仁结尾。
这个戏演出之后，收到了许多观众来信，有的给剧团很多鼓励，有的提出各种具体建议，还有好些女同志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看了戏使她们回忆到自己的过去，她们的遭遇是和喜儿很相似的，因此她们一面看这个戏，一面哭得看不下去。其中有一个同志把她的生活经历都写在信上。从这些来信中，剧团的同志们才知道《白毛女》虽然带着浓厚的传奇色彩，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阶级斗争的真实情况，描写了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
《白毛女》这个戏的作用，的确是创作集体原来没有意料到的。在各解放区的土改斗争中，在解放战争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在东北解放区参加土改斗争的，我们带着剧团去参加土改工作，到了一个村子，首先用演《白毛女》来发动群众。当群众看到黄世仁逼债逼死人命，看到黄世仁残害喜儿时，观众真是怒不可遏。有的农民甚至拿着石块往台上扔。戏一演完，马上召集座谈会，这个村子的土改斗争盖子就揭开了。
在部队里的演出效果也非常强烈。在保卫延安的战役中，部队在开往前线之前，先看《白毛女》。看一遍还不够，要连看两场，从晚饭后开戏一直演到第二天黎明，战士们高喊“为喜儿报仇”，“为杨白劳报仇”，看完戏，连觉也不睡，就整队开赴前线。“为喜儿报仇”成为解放战争中战士们普遍的口号。有许多战士还把这个口号刻在自己的枪托上面，表示时刻不能忘记这个阶级仇恨。
毛主席说：“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新歌剧《白毛女》的确是按毛主席的指示创造出来的，所以也就能够达到毛主席所说的革命文艺应有的效果，在群众中产生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白毛女》的创作者们是一群普通的革命文艺工作者。由于他们受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教育，走到工农兵中间去，真心诚意向工农兵学习，又为他们服务，所以开始熟悉工农兵和他们的好恶爱憎；由于《白毛女》的创作是和广大工农兵及其干部一起进行的，所以能从广大群众中汲取营养，丰富创作；特别是由于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关心和爱护文艺工作者，随时注意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所以使他们能在《白毛女》创作上从不很自觉变得更加自觉，变得比较充分地认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创作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因而能够不断去提高作品的政治性和艺术性，这才创造出了《白毛女》这个作品，在革命斗争中起到较大的作用。
“四人帮”为了他们卑鄙的目的，把新歌剧《白毛女》一口否定，认定它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作品，它的作者是必须作检讨的，如不经过江青这个“旗手”为之“脱胎换骨”，它就是永远不能翻身的。这种扼杀无产阶级革命文艺作品和迫害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无法无天的行径，是令人发指的。
在华主席英明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挽救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挽救了毛主席文艺思想和文艺路线指导下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新歌剧《白毛女》的重新上演，标志着毛主席文艺思想正在排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干扰，大放光芒。革命文艺工作者正在摩拳擦掌，投入大揭大批“四人帮”和大搞创作的战斗，一个毛主席文艺思想光辉照耀下的百花竞艳的文艺繁荣局面正在到来。
解放军某部新兵三连指战员以“硬骨头六连”为榜样，深揭猛批“四人帮”干扰和破坏我军建设的滔天罪行。 本报通讯员摄（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