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谈笑凯歌还
——江西省的党组织在同“四人帮”斗争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粉碎‘四人帮’，江西有希望。”这是两千八百万井冈山儿女发自肺腑的声音。
江西是一块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红色土地。修正主义路线的头子为了篡党夺权，要篡改历史、党史和革命斗争史，总要插手江西。林彪反党集团要炸平庐山，“固守江西”。“四人帮”要推倒井冈山，夺取江西。但是，庐山巍然屹立，井冈山岿然不动。井冈山儿女纵情歌唱：“天上星，亮晶晶；华主席，驱乌云。云除天地新，前进方向明。”
江西是受“四人帮”祸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一个自称“江西的王洪文”的人物，还没有从林彪反党集团的贼船上下来，批林批孔一开始，又上了“四人帮”的“帮车”。去年二月，王洪文赤裸裸地对这个亲信说：“有人说批林批孔是夺权，……如果说夺权的话，就是夺权。”还煽动说：“江西的走资派就在常委里面”，“点名可以逐步到县”。张春桥也直言不讳地对这个亲信说：江西的问题，我们“在看”，“在管”。“四人帮”的亲信跟着“四人帮”的指挥棒转，秘密制定了“围垮省委领导，搞乱全省形势，争取地市起义，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表态”的反革命夺权方案，采取了“自上而下，蛇头龙尾，炭火炖肉，稳步前进，逐步深入”的反革命步骤，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全省范围内进行了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为了“围垮省委领导”，他们大造攻击省委的反动舆论，大整省委负责同志的“黑材料”，胡说什么“那怕是道听途说，片言只语，也要给他们捅出去”。狂叫什么省委负责同志“留一个，是个祸；留一双，要遭殃；三个不打倒，江西不得了”，妄图把省委负责同志搞臭，打倒。他们逼迫省委交权，策划成立所谓“全省反右倾翻案风办公室”，暗中结成行帮，反对党的一元化领导，私设办事机构，封官许愿，网罗牛鬼蛇神为“基本队伍”，大搞反党活动。他们搞打、砸、抢，冲击、扰乱会场，绑架、游斗省委领导同志，甚至私自发电报要挟中央，要省委主要负责同志下台，他们上台。
要夺权，必先造舆论。他们打着骗人的幌子，贩卖篡党夺权的私货，以实现他们反革命夺权的“既定方针”。什么“‘一学四批五大讲’打击了革命派”呀，什么“各级领导不肯转弯子”呀，什么“整顿就是翻案复辟”呀，等等，就是“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为篡夺各级党的领导权制造的反动舆论。
“一学四批五大讲”打击了革命派吗？不对！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江西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学习革命理论，这是天大的好事。修正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派性、资产阶级法权思想是无产阶级所坚决反对的，哪一条不该批？讲党性、讲原则、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是党的光荣传统，是无产阶级所提倡的，为什么讲不得？如果说学了，批了，讲了，就是“打击革命派”，那么这种“革命派”决不是无产阶级的。“四人帮”及其江西的亲信借“一学四批五大讲”工作中的某些缺点或错误，全盘否定“一学四批五大讲”本身。他们对“一学四批五大讲”如此仇视，是因为如果广大干部、群众继续学下去，批下去，讲下去，就要搞到他们头上，他们篡党夺权的社会基础就会土崩瓦解。
不肯“转弯子”吗？江西各级党组织对于自己工作中的某些缺点、错误，作了自我批评，及时纠正，使自己的工作更好地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前进，更有利于人民，更有利于党。可是，“四人帮”及其江西的亲信却说这不算数，当面逼着“转弯子”，背过脸又说：“谁要他们转弯子，真的转了，我们就被动了。”这就一语道破了他们所谓的“转弯子”，无非是要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下台，让“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上台。这样以下台交权为内容的“弯子”怎么能转，一转不就转到“四人帮”那里去了吗？
他们喊叫“整顿就是翻案复辟”，把矛头指向各级党委，公然与华主席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所作的讲话精神唱反调。到底谁在江西搞翻案复辟？是“四人帮”。他们在江西的亲信不是扬言江西的问题就是要解决“三、五、八”吗？这就是要打倒三个省委主要负责人，夺过省委五个要害部门的大权，翻一九七五年省委定的整顿江西拖拉机厂领导班子等八个案。这不是典型的否定文化大革命胜利成果的翻案复辟吗？“四人帮”及其江西的亲信大搞翻案复辟，却胡说别人翻案复辟。“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他们的三部曲是：一要各级党组织“层层检讨”；二要层层揪“代理人”；三要否定大好形势，否定文化大革命成果，最后篡夺各级领导权。
在“四人帮”及其江西的亲信制造的种种混乱面前，许多党委坚持原则，坚持真理。你说“走资派还在走”也好，说“把着茅坑不拉屎”也好，他们都坚守岗位，坚持斗争，对伸手向党要官要权的人就是寸权不给。他们说，权力是党和人民给的，不能交给资产阶级代理人；他们认识到毛主席领导人民闹革命，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把权交给了“四人帮”及其亲信，那不是又回到国民党手中了吗？
“四人帮”及其江西的亲信搞不垮省委，就“争取地市起义”，妄图自下而上搞垮各级党组织。许多地委、县委班子坚持真理，旗帜鲜明地顶，理直气壮、针锋相对地斗，坚定不移地抓革命，促生产。“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私自批发寄送一个所谓“文件”给地、市、县委书记，要他们学这个“文件”的样子“转弯子”，造省委的反。许多地、市、县委书记把它退了回去，并郑重声明：这个“文件”是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黑“文件”，请求省委追查处理。
为了给各级革命领导干部的脖子上套上一根绞索，逼他们下台，“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还拚命破坏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破坏生产。面对“四人帮”刮起的妖风迷雾，乐平矿务局鸣山煤矿党委作出五个“坚定不移”的决定：第一，不管出现什么情况，紧跟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第二，不管遇到什么风险，学大庆、赶开滦、赶“十面红旗”坚定不移；第三，不管遇到什么干扰，贯彻全国煤矿采掘队长会议精神坚定不移；第四，不管什么时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大干社会主义坚定不移；第五，不管什么流言蜚语，实现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制定，敬爱的周总理在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二十五年宏伟规划坚定不移。
谈笑凯歌还。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四人帮”成了一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四人帮”在江西的亲信的异想天开的反革命夺权方案、凶狠毒辣的反革命夺权步骤也成了一堆笑料，一批罪证。
喜看今日江西大地，从鄱阳湖畔到井冈山麓，从赣抚平原到武夷山区，到处呈现一派朝气蓬勃、莺歌燕舞的生动景象。一场深揭狠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在江西城乡迅猛展开。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鼓舞着江西人民，满怀信心地朝着新的目标迈进。
《江西日报》记者
本报记者
第2版()
专栏：
“四人帮”编纂《赫鲁晓夫上台》的反革命阴谋
施鉴思
“四人帮”的“理论家”们不止一次地标榜要“研究”苏联变修的“历史教训”。这是怎么回事呢？看看他们要编纂《赫鲁晓夫上台》就明白。
去年八月底，反动文痞姚文元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下令编纂《赫鲁晓夫上台》，并要求“尽早”出版。姚文元下令编纂此书的时间，很值得注意。这个时候，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已经病重。此刻，“四人帮”千方百计想及早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心急火燎，情急万分。对于这种按捺不住的反革命心情，他们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很能体会，说姚文元所以要迅速编纂《赫鲁晓夫上台》，是因为“了解到主席的病情”。这个注脚泄漏了他们反革命阴谋的天机。
“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接到姚文元的“批示”后，立刻召集了十余个单位开会，反复强调编纂此书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因为意义“特殊”，所以行动迅速。他们下令有关人员甩掉一切工作，全力以赴。因为意义“特殊”，所以措施非常。从安排编写组的房间，到借阅图书资料，再到筹备印刷出版，一路开放“绿灯”。
去年九月二日，狗头军师张春桥“圈阅”了这份编纂计划。他们喜形于色，马上向编写人员传达张春桥画的这个圈，还暗示事关重大，并且十万火急。
九月九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同我们永别了。“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立即派人窜到编写组说：“主席去世了，特殊意义更大了。”他再三打气，要求尽快成书出版。心情迫切，溢于言表。
编纂《赫鲁晓夫上台》是“四人帮”精心策划的一个反革命阴谋，是他们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部署之一环。《永远按既定方针办》的反革命动员令发表以后，他们的凶相终于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他们一面要编写人员学习这篇黑文，一面狂叫：“编这本书，是站在斗争的漩涡中。”他们下令编写人员“突击”，还说“只要拿出东西来，粗一点的不要紧”。此时此刻，他们是多么急于要迅即打出这发反党的炮弹啊！
“四人帮”说的“特殊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他们编纂《赫鲁晓夫上台》的全部阴谋活动，作了非常明白的答案。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革命人民极度悲哀，我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面临巨大的困难。但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却认为时机已到，迫不及待地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主席早就洞察到“四人帮”的野心，在生前作了安排，选定华国锋同志为接班人。对此，“四人帮”既恐惧，又恼怒。在毛主席病重期间，特别是逝世以后，“四人帮”把华国锋同志看作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于是，他们贼喊捉贼，倒打一耙，把《赫鲁晓夫上台》作为他们打向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一发反革命炮弹。
他们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写“搞经济的走资派”，并反复地对编写人员说什么“赫鲁晓夫是搞农业起家的”，“苏联许多走资派是搞经济的”，如此等等。话中有话，弦外有音。其实，姚文元早就耍过这一招。一九七五年夏天，即毛主席严厉警告“四人帮”以后，姚文元窜到上海，策划于密室，对抗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批评教育。他借题发挥，胡说什么“苏修的领导阶层都是搞技术，而不是搞理论的。另外，技术方面也出了一批新资产阶级分子。”在这里，不言而喻，“搞理论的”是指他们，“搞技术”的，是说别人。其矛头所向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他们还提出要写“军内走资派”，多次对编写人员说要写出“军内走资派在赫鲁晓夫上台中的作用”，“写赫鲁晓夫同朱可夫勾结”，并再三强调要有“现实感”。好一个“现实感”！还不就是“四人帮”妄图毁我长城的代名词吗？！他们的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打倒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
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复辟阴谋。编纂《赫鲁晓夫上台》的篡党夺权的丑剧，于是草草落幕。但是，他们的那个余党还表演了一段“尾声”。这段“尾声”，确是起到了“篇末点题”的作用。
“四人帮”的那个余党确信主子全部落网后，伙同另外几个余党，密谋策划反革命武装暴乱，妄图同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血战到底”。为此，他们加紧调动各种反革命舆论。就在这个时刻，那个余党派人溜到《赫鲁晓夫上台》编写组，气急败坏地竟要编写人员写个“贝利亚政变”。他们极其露骨地说：“斯大林一死，贝利亚就搞政变。”贝利亚曾是苏联党政领导人之一。斯大林逝世后，贝利亚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四人帮”的余党还唯恐别人不懂他们的真意，干脆点个明白，说贝利亚所以能搞政变，因为“他是内务部长，手里有保安部队。”好家伙！如此恶毒的影射攻击，其伎俩是何等卑鄙，其用心又是何其险恶。他们突然抬出贝利亚这个人，其罪恶矛头就是指向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
王张江姚是赫鲁晓夫式的资产阶级阴谋家、野心家。但是，他们竟然恬不知耻地谈起什么“赫鲁晓夫上台”的“教训”，岂非天下一大怪事！说怪也不怪，因为“四人帮”本来就是一伙象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现在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彻底破产了，但是总结苏联变修的教训，剖析赫鲁晓夫式的人物，的确是极为重要的。“四人帮”同赫鲁晓夫一样，是革命人民极好的反面教员。
（摘编自一月二十九日《解放日报》）
第2版()
专栏：
戳穿“四人帮”插手工艺美术的罪恶用心
轻工业部大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王张江姚“四人帮”在搞“三箭齐发”阴谋的同时，炮制了一个所谓文艺黑线回潮风，并一口咬定美术界的这股风，是“从出口工艺美术品开始的”，给绚丽的工艺花坛投下了魔鬼的阴影。
一九七二年，经华国锋同志批准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集中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以来工艺美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成果，得到敬爱的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受到广大工农兵和国际友人的赞扬。对此，“四人帮”及其亲信却恨得要命。他们所谓的“一股风”主要指的就是这个展览。“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出尔反尔，信口雌黄，一会儿指着某些展品说“这是国宝，不能卖”；一会儿又恶毒攻击这个展览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急先锋”。他们的亲信也跟着鼓噪起来，指责这次展览是“试探性地拿出一些不三不四的东西”，后来他们又逐步加码，猖狂地把矛头指向忠实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周总理。顿时，工艺美术界妖雾迷漫，生产和出口都受到严重的破坏。
所谓“不三不四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呢？江青对牙雕《嫦娥奔月》等作品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回答了这个问题。她对这幅经过推陈出新，富有新意的作品深恶痛绝，多次责问嫦娥为什么要到月亮上去？张春桥也跟着恶狠狠地骂：“祝这些大老板、大设计家们早日成仙。”主子一声令下，亲信大砍大杀，立即把反映这一展览的电影——《工艺美术》中的所有传统题材，统统砍掉，把影片弄得支离破碎。
无产阶级对待民族文化遗产，从来是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鲁迅说过：“新的艺术，没有一种是无本无蒂，突然发生的，总承受着先前的遗产。”《嫦娥奔月》是早在西汉以前就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个优美故事，在马王堆出土的彩绘帛画上就有这一形象。毛主席在《蝶恋花·答李淑一》中，也用“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的词句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怀念。“四人帮”扼杀牙雕《嫦娥奔月》，不仅表现出他们对我国民族艺术遗产的虚无主义态度，而且暴露了他们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杨开慧烈士的刻骨仇恨。
“四人帮”及其亲信明明知道周总理多次谈到发展工艺美术生产，扩大出口，对促进国际经济文化交流，支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他们却咒骂发展工艺美术生产，支援社会主义建设是“胡说八道”，是“出卖社会主义”，甚至施展派人到广交会偷拍照片、搞黑材料的特务手法，打击陷害中央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福州雕刻厂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四十周年，成功地创作了大型寿山石雕——《长征组雕》。这组刻划长征战斗场面和革命圣地的优秀作品，利用寿山石的天然色彩和传统的雕刻技法，表现了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英雄气概，歌颂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可是，当时窃踞总政要职的老反革命分子张春桥，对这种宣传红军革命传统的作品，早就恨之入骨，咒骂这类题材是“给那些老家伙评功摆好”。一听他们在福建的亲信告黑状，就更为恼火，当面斥责热情支持这一创作的部队领导同志“鬼点子不少”，“干预地方”，原定要送北京展出的《长征组雕》，遭到了和话剧《万水千山》相同的命运，不能公开同首都广大工农兵见面。又如，一九七三年，敬爱的周总理曾经指示：要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创作一幅大型磨漆画——《古田会议旧址》，以教育后代“永远走古田的路”。福州脱胎漆器二厂接受这一光荣任务，精心设计，迅速拿出了样稿。同样，由于“四人帮”的亲信捣鬼，拒绝审稿，不能投产。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漆器工人含着热泪说：“总理生前交给我们的任务一定要完成，你们不定稿，我们照样投产。”终于在去年十月制成。阻挠《长征组雕》也好，扼杀《古田会议旧址》也好，都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四人帮”不让革命群众继承长征的光荣传统，走古田的道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打击一大批跟随毛主席长征、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一辈革命家，充分暴露出他们那副仇恨党、仇恨革命的反动嘴脸。
第2版()
专栏：
“半个红学家”与一个野心家
谷嵘
大野心家江青曾经作过一次又臭又长的“红学谈话”，并自诩是中国“半个红学家”。
《红楼梦》是我国一部古典文学名著。它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史，典型地概括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是我们认识封建社会阶级斗争的历史教材。
毛主席历来十分重视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作过许多极其重要的指示。可是，以“半个红学家”自居的江青完全置毛主席的重要指示于不顾，置《红楼梦》深刻的政治历史内容于不顾，别有用心地大谈特谈《红楼梦》主要是写“荣国府统治集团里母党与父党的斗争，母党胜利了。”多么新鲜的见解！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阶级划分是政治派别划分的最根本的基础，它归根到底总是决定着政治派别的划分。在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以男女性别来划分党派的。《红楼梦》所反映的矛盾冲突，也不是以性别来划分的。江青这样胡说八道，除了说明她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之外，目的是在为其篡党夺权造舆论。江青不是一再自比武则天、吕后、西太后，到处大讲“母系社会”，恶毒地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不合理”，是“大男子主义”，疯狂叫嚷“要改变”，“男的要让位”吗？她研究《红楼梦》也完全是为她要当现代的女皇这个卑鄙目的服务的。
江青还借讲《红楼梦》的历史背景，一再讥笑雍正篡改康熙的遗诏“不高明”，是“赤裸裸地蛮干”。江青要吸取雍正的教训了。她伙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篡改毛主席的指示，伪造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还到处叫亲信写“劝进书”，妄图把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打下去，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然而，他们的篡党夺权的阴谋没能实现，就被革命人民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江青一伙一点也不比雍正高明。
鲁迅先生说过：“《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勿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鲁迅先生如果还活着的话，恐怕还要加上这么一句：“女野心家看见母党与父党斗争，母党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