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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治流氓与流氓政治
周介人
前年，反党分子王洪文曾窜到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他一手提着店中出售的玩具鸟笼，一手叉着腰，晃着脑袋抖着腿说：“看，我这样象不象过去上海的大流氓呀？”真是不打自招！其实，“四人帮”岂止象流氓，他们就是今日的流氓，十足的政治流氓！
所谓政治流氓者，即是流氓而以反革命政治为业也。因此，比一般的流氓，他们更能代表和反映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能够提出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狗头军师张春桥曾不止一次地对其亲信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改朝换代。”这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对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的绝妙自供！人们记得，当年赫鲁晓夫是在斯大林逝世后才狂叫要“解”无产阶级专政之“冻”，复辟资本主义的；“四人帮”搞修正主义，则在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跳出来要“改”无产阶级之“朝”，“换”以资产阶级之“代”，实行血腥的法西斯政治，杀气腾腾地叫嚷：巩固政权要“杀人”，要“枪毙一批”。他们完全成为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复辟变天的挂帅人物了。
政治流氓不仅不同于一般的流氓，而且又有别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政客和骗子。马克思在批判法国历史上的政治流氓路易·波拿巴时说：“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61页）。“四人帮”的“长处”也正在这里。他们惯于运用流氓手段来为其反革命政治服务。
捣乱，是流氓惯用的伎俩，也是“四人帮”大搞流氓政治的绝招。不过，“四人帮”的捣乱决不是只闹点小乱子，而是打着“造反”的旗号，上乱中央，下乱地方，要乱党，乱军队，乱无产阶级的整个天下。为此目的，他们四处乱窜，八方插手，胡搅蛮缠，鬼话连篇。他们乱工业，就胡说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他们乱农业，就胡诌什么：“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不栽资本主义的苗”；他们乱交通，就胡吹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他们乱文教，就胡讲什么：“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有文化的剥削者”，等等。总之，一切有关八亿人口、国计民生、民族存亡的关键部门他们都要捣乱，必欲捣得机器无声、车轮停转、锄耙生锈、烟囱无烟、祸乱丛生、人民遭殃而后快。若问，“四人帮”为什么如此爱乱？这帮捣乱专家自有招供。张春桥说：乱一点，“有生气”。“有生气”者，乱中求生也！王洪文说：乱一点，“有好处”。“有好处”者，乱中取利也！姚文元拾前人的牙慧说：“大乱者，治中国之良药也。”好一帖治国之良药！反动文痞在这里所说的“治国”，应当读作“窃国”，即乱中夺权，改朝换代，复辟资本主义！
流氓捣乱，必以造谣和诡辩相辅。希特勒曾无耻地宣称：“谎撒得大，就多少总有一些东西会得到人们相信，因为广大人民群众受大谎的骗比受小谎的骗更容易。”“四人帮”完全继承了希特勒的衣钵，在政治舞台上大开造谣公司，并采用“最新工艺”。他们发明了名为“吹风”，实为散布政治谣言，攻击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新技术”。为了将谣言说成“事实”，他们蓄意制造事端，象当年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那样，策划所谓“风庆轮事件”，兴风作浪，既摘桃子，又打棍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向敬爱的周总理，指向英明领袖华主席。他们不仅造谣惑众，而且造谣逼众——逼使一些人以谣言为材料向中央送“大字报”，名为运用“四大武器”，实为借刀杀人，用心何其毒也！
凡流氓，在形势不利时，皆会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四人帮”也竭力施展这套看家本领。明明是“四人帮”自己拚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吸工人血，大量地挥霍国家资财，过着花天酒地的糜烂生活；他们却反诬别人“刮资产风”。更有甚者，还要把自己盗窃国库的种种手段：打、砸、抢、偷、摸、扒，统统雅称为“造反派的脾气”；谁敢检举揭发，谁就是“整造反派”，就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凭借吓人战术来保护自己“改朝换代”的社会基础。
凡流氓，皆结帮。当年上海滩上的流氓有青帮红帮，谁要入帮，立规三条：一曰拜头子，二曰有恶势力，三曰善于为非作歹。“四人帮”为了推行其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制定了一条为之服务的组织路线。张春桥在上海的某次“组织工作”会议上，曾手定三条所谓“选拔新干部”的标准：一曰领导熟悉，二曰群众拥护，三曰上上下下要精干。这三条标准，根本违背毛主席制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恰是一板一眼扣着那青红帮的“帮规”。
何谓“领导熟悉”？翻译成流氓语言，即拜过老头子也！不过“四人帮”之“拜”，比青红帮之“拜”，更为现代化。今天的拜老头子，不用烧香点烛，磕头跪拜，只要善于拍马奉承，敢于为虎作伥，或为其投书告密，或替其隐恶扬善，或与其狼狈为奸者，皆可谓“领导熟悉”，拜过老头子了。果如此，则不管是何等样的人，均可赠以“造反有功”、“路线觉悟高”、“左派”的美名，还可步步高升，委以“改朝换代”的重任。
所谓“群众拥护”，名词翻新，货色依旧。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四人帮”所说的“群众”，只是几个“小兄弟”、“老搭档”和“亲爱者”。这是一批早就在社会上浮浮沉沉的地痞、文痞、流氓、社会渣滓，本来散见于各处，但经“四人帮”的妖风一吹，就漂集一处，结而成“群”，可惜不足谓“众”，而只得称之曰“群丑”。
什么“上上下下要精干”，“上上下下”者，上窜下跳之谓也。至于“精干”云云，更是流氓横蛮跋扈、流气十足之别称。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即可上通“四人帮”，下拉反动势力，上下串连，八方呼应，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搞什么“武装暴乱”，以实现其“改朝换代”，复辟资本主义之最终目的。
“四人帮”就是这样一伙在政治、思想、组织等方面采用种种下流手段，同无产阶级作拚死斗争的政治流氓。他们为什么那样仇恨革命，那样疯狂地反共反人民？因为“四人帮”中的张、江、姚三人本来就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洪文则是新生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社会基础是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这个流氓帮，实质上是由一伙新老反革命结成的反革命黑帮。所以他们集路易·波拿巴、希特勒、蒋介石、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伎俩于一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流氓新种。
然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究竟不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法国。“四人帮”还没来得及做成路易·波拿巴的皇帝梦，就被以英明领袖华国锋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今天，一个揭发批判“四人帮”反革命罪行的高潮，正以磅礴之势迅猛展开。形势大好。我们必须乘胜前进，发扬鲁迅先生当年痛打落水狗的彻底革命精神，誓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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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粉碎“帮指挥枪”的阴谋
上海警备区理论组
人民解放军的警备部队按照双重领导制度的规定，既要接受军事系统上级党委与上级领导机关的领导，又要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阴谋，却以服从地方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为借口，竭力破坏军事系统的领导，狂叫要“打烂军事一条线”。
“四人帮”在破坏军事系统的领导时，总是振振有词地说，他们是在加强“一元化领导”。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借“加强”之名，行“破坏”之实。
党的一元化领导，最根本的是正确的思想和政治路线的领导。在组织上：体现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体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那么，王张江姚反党集团对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怎样执行的呢？
一九七四年春，“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另搞一套，三箭齐发，把矛头对准敬爱的周总理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对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突然袭击，接二连三地以个人名义给许多军事领导机关写信，施加压力；他们派亲信到部队基层单位送材料，煽阴风，点鬼火。“四人帮”在上海的一小撮余党，在上海警备区没有任何军职，却秉承张春桥、王洪文的旨意，把南京部队党委、领导机关撇在一边，对警备区批林批孔运动指手划脚，发号施令。他们不批林，不批孔，也不批林彪在上海的死党，却专整上海警备区的各级领导同志，还唆使一些人到南京部队领导机关送大字报，企图把火烧到南京部队。这是为什么？这不是公然破坏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的统一领导吗？！
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四人帮”大肆鼓吹“经验主义是主要危险”，抛出了“反经验主义为纲”的黑货，同毛主席关于当前主要危险仍然是修正主义的科学论断相对抗。他们妄图用“反经验主义”的大棒，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反党分子王洪文、张春桥遥控指挥，在上海警备区掀起了一阵所谓“刹回潮风”的恶浪。他们歪曲事实，捏造罪名，胡说警备区“错误路线回潮”，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土围子”需要炸掉。从警备区的各级领导到一般机关干部，他们任意点名，大整一通。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干扰和破坏毛主席、党中央的战略部署吗？！
去年，“四人帮”还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在全国层层揪“代理人”，在军队策划揪“军内资产阶级”。“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多次窜到警备区的一个连队，别有用心地要干部战士研究“军内资产阶级”问题，胡说什么研究这个问题“具有极大的尖锐性”，“对于今后长远的斗争，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并蛊惑人心地说什么“赫鲁晓夫上台，就是靠了朱可夫”，扬言要揪“朱可夫式的人物”，公然把矛头指向华主席、党中央，指向军队各级领导同志。他们的丑恶行径，不是完全同毛主席、党中央唱反调吗？！
凡此种种，足以证明，“四人帮”叫嚷的所谓“一元化领导”，根本不是党中央的一元化领导，不是毛主席革命路线和政策的领导。他们嘴里的“党中央”，就是“四人帮”，他们嘴里的“一元化”，就是“四人帮”的“一帮化”。这一伙政治骗子，以帮代党，谁不听他们的话，他们就给谁扣上“不服从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大帽子。他们以为只要在自己丑恶的嘴脸上涂上厚厚的油彩，披上一张“一元化领导”的画皮，就可以招摇撞骗，把“党指挥枪”变成他们的“帮”指挥枪，这真是异想天开，白日作梦。
（摘编自一月十九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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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报刊文摘
什么是最基本生产力？
江青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实现她当女皇的迷梦，制造了不少谬论。
她胡说什么：“男的女的都是女的生的，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的”，“女人也能当皇帝，到了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并狂妄地叫嚣“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
马克思指出：“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列宁说：“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选集》第4卷第843页）而江青用超阶级观点，把社会物质生产同生儿育女混为一谈，端出性别的特点当根据，把女人说成是最基本的生产力，简直是滑稽至极，荒谬透顶。
江青的这一套谬论，根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自从人类进入了阶级社会，人和人之间最本质的关系是阶级关系，而不是性别关系。所谓掌权，就是掌握阶级统治的权力，也就是由哪一个阶级掌握压迫工具的问题。在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掌权，农民阶级不分男女都受压迫受剥削。在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是男是女，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掌权，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受压迫受剥削。江青为了当女皇，竟无耻地用性别的区分代替阶级关系，来论证女的应该掌握国家政权，这只能说明她理论上的狗屁不通，政治上的极端反动。
江青这一套谬论，根本歪曲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统治的国家机器也就消亡了，哪里还有什么女皇！江青疯狂地叫嚣“共产主义也有女皇”，就是要搞有女皇的“共产主义”，也就是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法西斯主义。江青是个地地道道的倒退狂、复辟狂。
江青不仅大肆鼓吹女的是最基本的生产力，还炮制了一个“皇后继承论”，公然把吕后、武则天抬出来，给戴上“法家”的桂冠，加以美化，大肆宣扬。她鼓吹“武则天当皇帝大得人心”，“肖太后了不起”。她窜到天津后，干脆把那个阴险毒辣，连历代剥削阶级反动史学家都不敢公开吹捧的阴谋家吕后，也吹捧成“伟大的封建政治家”，并指令“对吕后要作单独一条来宣传”。更为露骨的是，江青竟说：“刘邦死后，他的妻子吕后专政，继承了法家路线”。江青就是为自己搞“继承”，当“女皇”找历史根据的。当她听到别人把她比作吕后时，竟手舞足蹈，欣喜若狂，恬不知耻地说：“不胜荣幸之至”。
武则天当女皇的时候，曾下令改服饰。江青窜到天津，也下令研究唐代妇女服装，搞什么开襟领裙衣，妄图把唐代宫女的服装强加给全国妇女。她还指令按照戏剧中武则天的服装，为她专门设计、单独制作了百折梅花拖地大包裙，并且下令今后不准再给别人做。她这样煞费苦心，就说明这绝不是个简单的服装式样的问题，而是江青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野心的一次暴露。
（摘编自一月二十五日
《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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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广东省屯昌县人民，掀起深入揭批“四人帮”的高潮，决心高举大寨红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为开展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群众运动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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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揭批“四人帮”中发挥工人理论队伍作用
北京汽车制造厂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高潮
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队伍紧紧抓住“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和篡党夺权的基本特点，带头深揭猛批，积极开展辅导活动，促进全厂迅速掀起一场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人民战争，发展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
这个厂的工人理论队伍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已经发展到一千一百多人。揭发批判“四人帮”以来，他们就冲杀在前，带头深揭猛批“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主动办专栏，搞辅导，举办专题讲座、诗歌批判和漫画展览。在厂党委的领导下，全厂职工口诛笔伐，掀起了轰轰烈烈的革命大批判高潮。两个月来，全厂贴出了上万张大字报和数百幅漫画，召开了六百多次各种类型的批判会，使揭发批判“四人帮”的烈火越烧越旺。车身分厂理论组大力宣讲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使广大职工加深了对这场斗争的性质、意义的认识。大家列罪状，抓实质，论危害，无情地撕下了“四人帮”的层层画皮，深刻揭露了“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工具分厂理论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逝世前后的两条路线斗争，向大家作了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罪行的辅导，使广大职工更加看清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耍尽了阴谋诡计，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二附分厂理论组还向群众宣讲了我国三十年代两条路线的斗争，彻底揭露了“四人帮”的历史反革命的真面目。
这个厂由工人理论骨干组成的哲学小组、政治经济学小组、科学社会主义小组，在斗争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革命导师的有关经典著作，揭发批判“四人帮”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全面背叛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红与专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批判了“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制造的种种修正主义谬论。工人理论队伍成员还把“四人帮”的言行和孔孟之道进行对照，剥下“四人帮”批孔“英雄”的伪装，揭穿“四人帮”大行孔孟之道，妄图开历史倒车的真面目。鲁迅研究小组的成员在专业理论人员的协助下，翻阅了《鲁迅全集》，编印注释出《鲁迅批蛀虫的论述》和《鲁迅批判“狄克”》的小册子，还写出了学习《三月的租界》和《八月的乡村》序的辅导材料。文艺创评小组也采用各种形式，开展了对姚文元的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批判。
“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在深入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中，北京汽车制造厂工人理论队伍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在斗争中学，在斗争中用，在斗争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大家积极参加各种类型学习班，学习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揭露批判“四人帮”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并抓紧业余时间，重新通读《毛泽东选集》。很多人还有计划地通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和《资本论》。底盘分厂理论组为了深刻认识“四人帮”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反复学习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的科学论断和“三要三不要”的基本原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剖析。为了更好地推动全厂群众性的学习运动，这个厂的工人理论队伍还把毛主席有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论述和有关批判“四人帮”的指示汇编成册，供群众学习。铸工分厂理论组还翻阅了大量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编出革命导师语录与“四人帮”谬论对照的材料。工具分厂理论组办起图书阅览室，帮助群众学习。（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