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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打倒“闹而优则仕”
新华社记者述评
“闹而优则仕”，是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的一大发明。闹，是“四人帮”的一种反革命策略。“四人帮”以官禄诱人去闹，谁闹得最优，最凶，谁就能入党做官。把共产党的天下闹个大乱，他们就可以乱中篡党，乱中夺权。这正如四川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在批判中指出的，二千多年前，孔老二鼓吹“学而优则仕”，意在“克己复礼”；今天，“四人帮”大搞“闹而优则仕”，要害是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的“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是我们识别党内走资派的根本标准，是战胜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强大思想武器。“四人帮”把这三项基本原则视为“紧箍咒”。他们用“反潮流”作幌子，大搞“闹而优则仕”，所谓“优”者，就“优”在会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彻底批判“四人帮”的谬种，肃清其流毒，是我们同这些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进行斗争的一个严重任务。
他们闹谁？“四人帮”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总是振振有词地说他们是在造走资派的反，闹得有理，绝不承认他们是在胡闹。然而，“四人帮”的狗头军师张春桥说漏了嘴，不打自招地作了这样的自供：“要把那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干部送到中央，闹它个天翻地覆。”他还煽动说：“我们这么大个国家，乱一点有好处，乱显得我们有生气。”张春桥不作任何阶级分析，完全是在进行反革命煽动，赤裸裸地把狐狸尾巴露了出来。
四川省级机关的同志在批判中说，“四人帮”明明是正在走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他们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打扮成响当当的“正确路线的代表”，今天骂这个是党内资产阶级，明天骂那个是党内走资派。在四川，也就有那么几个人，学着“四人帮”贼喊捉贼的伎俩，硬说自己是“货真价实”的正品。他们同“四人帮”闹党中央、闹全国紧密配合，上下呼应，在四川大闹省委，大闹各级党组织，一口咬定上至省委第一书记，下至反对他们胡闹的各级干部，都是走资派，都是还乡团，都是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仁寿县委书记杨汝岱，彭县县委书记张作干，是全省有名的学大寨的带头人。这两位同志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群众一起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深入社队实行“三同”，被广大贫下中农分别誉为“草鞋书记”、“张大干”。可是，自称“造反派”的那几个人却说，杨汝岱即使穿着草鞋走的也是资本主义道路；说“张大干”是为修正主义辛苦，为修正主义奔忙，大干的同样是走资派。他们对两位同志又揪又斗，闹个没完没了。反正，在他们的心目中，红的变黑，黑的变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成了“走资派”，大搞资本主义的反而成了“革命派”。他们如此地颠倒黑白，颠倒是非，而且理直气壮地闹个不休，就是因为有了“四人帮”作他们的后台。
他们把“走资派”的帽子扔给别人，把“造反派”的桂冠抓给自己，篡党夺权似乎“天经地义”了。在上面，“四人帮”闹着要“组阁”，要当党的主席，要当委员长，要当总理；在下面，爪牙们闹着要抢夺各级党政领导权。没有混入党内的闹着要入党，没有当官的闹着要当官，官小的闹着要当大官。明明是一种无耻的勾当，他们竟能涂上一层“帮理论”的油彩，说什么：“造反派入党做官是当今革命斗争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既是“必然”，也就是“规律”，当然也就是不可抗拒的了。也有时他们按捺不住，干脆用下流的腔调来表露自己急迫的心情，说什么：“造反不当官，等于白球干”；“当官不入党，有权也难掌”。在四川，“四人帮”最欣赏的就是那几个闹得“优”而又“优”的“优秀造反派”。野心家江青在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曾当众教训四川省委负责同志说：“某某是个了不起的人，有革命气魄的人，应该发展他入党。你们不介绍，我介绍。”张春桥同她一唱一和，阴阳怪气地说：“你们四川就是几个人没有安排好，历来没有安排好。”什么没有安排好，就是没有让他们混入党内，没有让他们当大官，掌大权。主子在上面这样一叫，那几个人就在下面大闹而特闹。他们野心越来越大，要价越来越高。一个说：“非掌管组织、政法等要害部门，我不干。”一个说：“省委必须改组，不改组，叫我当省委书记我也不干。”他们放手大胆地在下面搞串连，拉山头，开黑会，躲在幕后策划于密室，赤膊上阵表演于前台，闹的花样无奇不有。四川的干部和群众历数他们闹着入党做官的种种丑恶表演，以作示众：
其一，胡搅蛮缠，叫你日夜不得安宁。他们手持帽子、棍子，有纸糊的帽子，也有木头的棍子。党委负责同志走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死皮赖脸，软硬兼施，闹着要入党，要当官。你若不答应，不要说你无法领导群众抓革命、促生产，即使吃饭、拉屎、睡觉也别想安宁。你被闹病了，打伤了，折磨得无法工作了，那最好，我可以早“接班”。
其二，“弯子”不转，学习班不散。他们本来要入党做官，偏要打着马列的旗号，办什么学习班。在学习班上强逼革命领导干部转到“四人帮”一边，“弯子”不转，学习班不散。最后还要定你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其三，为了说明闹得有理，他们把专政对象当宝贝，大搞翻案。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坚决打击那些为非作歹、民愤极大的反革命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坚决镇压那些搞打砸抢者，人民群众拍手叫好，人心大快。可是，他们硬说这是“反动路线”，是迫害“最坚定的造反派”，是“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专政”。不把这个案翻过来，就不能说明我闹得有理。他们冒天下之大不韪，闹着要把这些人“放虎归山”，还要逼着党委恭恭敬敬地把他们请出来，披红戴花，给以高位，享以厚禄。
其四，伸手要官，名正言顺。他们先是堂而皇之地声称：党委不把权交给我，就得打倒，打不倒也得打跑。明明是明火执仗地抢班夺权，却又振振有词地赖账：这不是争权夺利，不是个人野心，这是“路线斗争”，不可调和。
其五，瞒天过海弄“党票”。为了弄到“党票”，他们互相吹捧，抬高身价，你说这是江湖骗子卖假药，党内从来没见此种作风。他们骂你“不识货”，还是“老框框”。这个党支部通不过，他就瞒天过海，闹着要到另一个支部，甚至更荒唐地要另立他们一伙参加的所谓“特别党支部”；“特别”不成，他要“飞过海”，说这个单位“右派”势力太大，“左派”队伍不强，他要另找“门庭”。
其六，大打出手，武力抢权。谁阻挡他们入党做官，就拚命煽动资产阶级派性，结帮而起，磨刀霍霍，亮出凶器，谁不举手通过，决不饶恕。此种情形，真是闻所未闻。
“四人帮”发明的“闹而优则仕”，搞得人心丧尽，已经臭不可闻，彻底完蛋了。四川紧跟“四人帮”的那几个人，当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不能得逞的时候，曾经咬牙切齿地叫喊：“要砸烂共产党的铁门，踢倒守门员”。所谓“铁门”，就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建党路线和干部政策；所谓“守门员”，就是坚持这条路线和政策的广大新老干部和新老党员。这样的“铁门”，他们不但永远砸不烂，反而使他们碰得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这样的“守门员”，他们不但永远踢不倒，反而越战越强，风华正茂，能压倒一切牛鬼蛇神，战胜一切阶级敌人。现在，四川的各级党组织，正在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学习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按照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抓纲治国的伟大战略决策，更加朝气蓬勃地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彻底揭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道上阔步前进！
（据新华社成都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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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举行招待会
欢迎日中友好青年工人之翼访华团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今晚举行招待会，欢迎以日中国民会议代表委员市川诚为团长的日中友好青年工人之翼访华团。中国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张雨，中国国际旅行社北京分社负责人刘汝琨，中
日友协秘书长孙平化，北京市革委会外事办公室负责人邢仁先，北京市总工会副主任常治国等出席了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中日两国朋友亲切交谈，畅叙友情。中国主人表示，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中国人民感谢日本朋友为促进中日友好运动所作的积极贡献。日本朋友表示决心在日中两国联合声明的基础上为早日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而努力奋斗。
由一百多名青年工人组成的访华团是二十五日晚上到达北京的。今天，日本朋友参观了工厂，同中国工人进行了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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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念龙副部长会见丹麦朋友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今天会见了丹麦奥胡斯大学政治学院国际部主任、丹麦外交政策研究所理事会副主席埃林·伯约尔，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会见时在座的有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负责人谢黎和外交部西欧司副司长张毅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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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驻华大使埃斯佩霍离任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秘鲁共和国驻中国大使埃斯佩霍离任，今日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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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经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部长
韩宗正同志在京逝世
国务院、外经部等送了花圈谷牧副总理参加了追悼会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对外经济联络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副部长韩宗正因病于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岁。
韩宗正同志的追悼会二月二十六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国务院和外经部、外交部、外贸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等单位送了花圈。
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参加了追悼会，并向韩宗正同志的家属王辉同志等表示亲切慰问。
追悼会由外经部长陈慕华主持，副部长石林致悼词。
韩宗正同志是山东省长清县人，一九三八年四月参加革命，同年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悼词中说，韩宗正同志几十年来，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爱憎分明，立场坚定。他在病重期间，热烈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英明决策，极为关心揭发批判“四人帮”的斗争。他忠于党，忠于人民，热爱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衷心爱戴英明领袖华主席。他坚持党的原则，遵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在援外工作中，韩宗正同志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和周总理亲自制定的援外八项原则，为发展我国同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的经济技术合作关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门的代表，以及外经部的机关工作人员和韩宗正同志的生前友好，参加了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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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发现一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
为研究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和对外交通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讯 最近在广州首次发现一处规模巨大的秦汉造船工场遗址，为研究我国古代造船技术和对外交通状况提供了重要资料。
这处遗址，是在市内进行建筑挖土过程中发现的。有关领导部门已组织人力同文物考古工作者一道进行发掘，并约请造船厂的老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勘查研究。
这一古代造船工场遗址埋在地表下面五米多的地方，目前已发掘出两个造船台的一部分，船台旁边是木料加工场。经勘探，船场中心部分有三个平行排列的造船台，船台滑道的长度在八十八米以上，现在露出的仅是船台结构部分的九分之一。
已经揭开来的部分船台，有四行平行排列的巨大滑板，构成两组滑道，滑道下垫枕木。每组滑道上面搁置着一对对的木墩，形成两个并排的造船台。第一号船台，中宽一点八米，已露出的长度有二十九米，上面分立着造船时用来架承船体的木墩。第二号船台较大，木墩底部都有一个小圆榫与滑板连结。
木料加工场地上搁置着造船剩下的剩板余木，还有一个烤弯木料用的“弯木地牛”。
从船场中出土的文物，还有铁锛、铁凿、铁钉、铁条、划线用的铅块和木垂球、磨刀石等。有一块从兵器木柄上脱落下来的残漆片，上有针刻“丞里□”等字。在船场上面的土层中，还出土了许多战国到西汉初年的印纹陶片，以及绳纹瓦、秦代瓦当和半两铜钱。据初步考证，这处造船工场是秦代统一岭南时期建造的，到西汉初年时停用废弃了。
据文献记载，我国早在春秋时期吴越等地已有专门造船工场，称为“船宫”。秦汉时期还在今陕西、四川、安徽、浙江、江西等许多地方设置了专门造船工场，但是有关造船情况的记载很少。这个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当时的造船规模及其工艺水平提供了实物证据和丰富资料。如船台上的木墩、滑板和枕木，以及造船过程中砍劈下来的小木片，分属格、樟、杉、蕈四种大乔木，它反映出当时造船工匠在造船和选材方面已有丰富的经验。更重要的是，在造船设备上，这处船场已经采用船台与滑道下水结合的结构原理，这和现代船厂船台、滑道下水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根据船台长度和宽度计算，较大的二号船台可建造宽六到八米，长三十米，载重量五十到六十吨的木船。这标志着秦汉时期我国造船业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发展水平。
船台遗址的发现还说明，广州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一直是我国南方一个重要的对外交通口岸。汉武帝时期，我国大型的船队从广东出发，远航南亚诸国，发展通商贸易和友好往来，就是在秦代统一岭南奠定的基础上进行的。（附图片）
已发掘出的部分船台结构及加工场地。新华社稿
在船台上部地层中出土的部分文物：青釉陶三足罐（左上）、云树纹瓦当（右上）、秦代半两钱（左下）、铜三棱镞（右下）。
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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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发现两颗猿人牙齿化石
新华社武汉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六日电 我国考古工作者不久前在湖北郧西县白龙洞发现了两颗保存完整的猿人牙齿化石，其中一颗是右上第二前臼齿，另一颗是左下第一前臼齿。这两颗牙齿，从石化程度、色泽、大小及牙尖的磨损程度看，很可能属同一中年猿人。
这是继我国北京周口店、陕西蓝田、云南元谋、湖北郧县之后，第五个发现猿人化石的地点。
郧西县白龙洞的这一发现，为研究人类起源，尤其是我国古人类的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靠资料。郧西位于我国秦岭南坡，长江中游地域，这里发现猿人化石，就进一步扩大了已知的我国早期人类分布范围，表明早在五十万年至一百万年前，我们祖先的足迹已遍及黄河流域、西南地区和长江中游的广阔地方。
白龙洞是由石炭纪泥灰岩溶蚀而成的。洞内除发现猿人牙齿化石外，还发现了豪猪、巨貘、鬣狗、犀牛、虎、鹿、牛、东方剑齿象、大熊猫等类动物化石二十多种。这些动物化石，与一九七五年春夏在郧县梅铺发现的猿人洞中所含的动物群基本相似。通过对这些与郧西猿人共生的古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对于了解当时人类的生活环境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