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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把党中央精神同本地区实际结合起来
——常德地区地委、县委书记亲自动手加快普及大寨县的经验
新华社记者 本报记者述评
党中央号召全党大办农业，强调书记亲自动手。书记的手往那里动？怎样才能动得卓有成效？湖南省常德地区的地委、县委书记们作出了较好的回答：自己不当“过水丘”、“中转站”，要用极大的力气学习好和宣传好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和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把这两个重要文件的精神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弄清自己战线的具体工作路线，具体的方针、政策和方法，加强领导，广泛发动群众，坚决贯彻执行两个重要文件的精神，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充分调动各级干部和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步伐。
今年年初，常德地区各个县都开了几千人、上万人的大会，大张旗鼓地宣传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干部和群众说：打倒了“四人帮”，天特别晴朗，地特别新鲜，人特别精神。去年我们顶住“四人帮”及其伸向湖南的黑手的干扰和破坏，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我们撑了腰，壮了胆，鼓了劲，今年我们更要甩开膀子大干社会主义。常德地区地、县的主要领导干部，看到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同时也注意解决少数人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比如，有人说“四人帮”已经身败名裂，还有什么批头；“四害”在我们这里影响不大，何必兴师动众。地委书记张文光、副书记詹顺初同志说：“四人帮”完蛋了，但是他们的流毒和影响还没有肃清。英明领袖华主席提出了大治天下的四项战斗任务，中心任务是揭批“四人帮”。各级领导必须紧紧抓住这个纲，深揭猛批“四人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篡党夺权的罪行，分清路线是非，澄清人们的思想。任何轻敌麻痹思想都是有害的。
“四人帮”在本地区到底有哪些流毒和影响？地、县委书记带领干部，亲自到基层调查研究，了解到有的基层干部说：资本主义倾向大部分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搞得不好就整了群众，于是抱着“少管点，多推点，实在不行原则点”的态度办事；有些干部“大干怕戴唯生产力论的帽子，小干怕抓辫子，不干怕打棍子”，分不清是非界限，甩不开膀子；少数老干部怕当“走资派”，准备交班。仔细一分析，认识到“四害”在本地区并不是影响不大，并不是没有什么批头，而是大有批头，非批不可。不把“四人帮”搞乱的思想澄清过来，干社会主义就不能放开手脚。
地、县委书记们摸清情况后，下定决心，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站到最前列。他们亲自动手，带领基层干部和群众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抓住主要矛盾，用回忆对比、总结经验等方法，深入揭批“四人帮”，着重澄清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大批资本主义决不是什么“矛头向下”、“整群众”，两条道路的斗争始终是农村中的主要矛盾。“四人帮”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阻挠批资本主义，煽动搞资本主义，为他们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培植社会基础，我们就是要把资本主义批得臭不可闻，斗得无处藏身。二是大干社会主义决不是什么搞“唯生产力论”，只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生产发展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三是深入批判“四人帮”散布的“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必然到走资派”的反动谬论，坚信干部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他们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带头人，是党的宝贵财富。通过这样联系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使基层干部和群众逐步分清路线是非。原来一些“斗资本主义胆小，干社会主义劲小”的干部，通过揭批“四人帮”，斗资本主义毫不手软，干社会主义浑身是劲。
常德地区八个县一个市，安乡、桃源、汉寿、澧县、常德、临澧已经成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单位。其他三个县、市也在大踏步前进。全地区称得上“典型多，步子快，贡献大”。他们的一条很重要的经验，就是书记动手，加强领导，把党中央的精神同各县的实际结合起来，对症下药，使先进的单位不断前进，后进单位急起直追。常德地委领导成员通过深入县、社调查，发现有的先进县主要领导存在着“担心上不去，害怕掉下来”的思想，求稳怕乱；有的骄傲自满，安于现状。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就不能完成好。汉寿县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从一九七○年到一九七二年，粮食每年递增六七千万斤，可是，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四年的粮食一共只增产七千万斤。原因在哪里？就是县委把自己看成了一枝花，“学先进不热心，听意见不虚心”，满足于粮过千，棉过百。地委领导成员同县委同志一起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看到任何事物都是两点而不是一点。学大寨有成绩，对国家有贡献，这是优点。但是有的人就自满自足，因而一些地方批判“四人帮”的斗争抓得不力，批判资本主义倾向没有抓紧，党在农村的经济政策落实不够，干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不够，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没有全部调动起来。在地委的帮助下，县委看到了工作中的差距，按照华主席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决定先县委，后社、队，来一次普遍的整风，坚持继续革命，更好地完成华主席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他们通过批判“四人帮”践踏党的生活的一切准则，败坏党的优良作风的罪行，加强了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建设，紧紧抓住揭批“四人帮”这个纲，带领群众加快建设高标准大寨县的步伐。
常德地区地委、县委书记加强调查研究，亲自动手带领各级干部落实党中央的精神，不是回避问题，而是敢于负责，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他们执行的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把一般号召和具体指导结合起来了，做到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农村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党委书记有了这种精神，就能够把深入揭批“四人帮”、加快普及大寨县的战斗任务完成得好些、更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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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连续十年进行艰苦工作
杨乐、张广厚研究函数理论获得重要成果
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函数值分布论研究中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对这两个概念的研究也获得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成果，受到国内外数学界高度评价，也是对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四人帮”罪行的有力批判。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五日讯 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人员杨乐、张广厚，以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为指导，密切合作研究函数理论，在世界上第一次找到了函数值分布论研究中两个主要概念——“亏值”和“奇异方向”之间的有机联系；同时，对这两个概念的研究，也获得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重要成果。他们的研究，推动了函数理论的发展，受到了国内外数学界的高度评价。这是毛主席光辉哲学思想的胜利，也是对破坏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四人帮”罪行的一个有力批判。
在人们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经常遇到数量的问题。数量之间一定的依赖关系，在数学上叫做函数。如汽车按一定速度行驶，行驶路程的多少依赖于行驶时间的长短，在这里，时间叫自变量，路程叫因变量，它们之间的数量关系，就是一种简单的函数关系。生产实践中遇到的许多函数关系是很复杂的。当自变量变化时，因变量将怎样变化呢？数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一门称为函数值分布论的专门学科。
一九二五年，芬兰数学家奈望利纳在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中，创造了一种理论，认为：在大量常见和重要的函数中，绝大部分函数取每个值的次数是相近的，只有一小部分例外。这些例外的值就叫做“亏值”。近二十年来，对于“亏值”的研究，成了函数值分布论研究中的一个主要课题。另外，当研究大量常见和重要的函数的变化情况时，在自变量变化范围的有些部分上，函数取值特别多，变化异常剧烈，数学上把这种现象描述为“奇异方向”。对这种“奇异方向”的研究，构成了函数值分布论中另一个重要课题。五十年来，许多函数论专家有的着力于研究“亏值”，有的着力于研究“奇异方向”，这两方面的研究一直是分别进行的。
我国数学研究人员杨乐、张广厚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认真考察了国际上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工作，认为“亏值”是整体性的概念，反映了函数取值亏损和变化平缓的情况，而“奇异方向”是局部性的概念，反映了函数取值多和变化剧烈的情况；“亏值”和“奇异方向”构成了一对矛盾。外国数学家在认识矛盾的两个方面分别做了许多工作，但更重要的应该是研究矛盾着的双方如何互相排斥、互相依存以及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杨乐、张广厚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终于发现“亏值”和“奇异方向”这两个概念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依赖的，它们之间存在着有机联系。这样就把这两个长期分割的研究领域辩证地沟通起来了。
杨乐、张广厚的研究成果，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对于“亏值”的研究，中心问题之一是估计大量常见和重要的函数的“亏值”的数目。外国数学家对于“亏值”数目的估计，在附加特殊条件下，获得一些准确结果，而杨乐、张广厚则在普遍情况下获得了准确的结果。
对于“奇异方向”的研究，国际上长期存在着一个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即“奇异方向”的分布规律究竟如何？杨乐、张广厚的研究，已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杨乐、张广厚是一九六二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们从事函数值分布论的研究，连续十年进行了艰苦的工作。他们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函数论工作者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国一些老数学家认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独创精神”，为函数值分布论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一些外国函数论专家也表示热烈的赞誉。
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掌握自然规律，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十分关怀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在这方面作过一系列的重要指示。敬爱的周总理也指出，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给以足够的重视”。杨乐、张广厚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和周总理的指示，怀着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决心，从事函数理论的研究。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在一些老数学家及同志们的热忱支持和帮助下，长期密切合作，十年如一日地坚持科学研究，常常工作到深夜。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光辉著作《矛盾论》，学习《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哲学笔记》等马列著作，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了科学研究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自觉性，使研究工作有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和前进方向。一九七二年以后，正当他们的研究工作进入紧张的阶段，王张江姚“四人帮”反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的种种谬论甚嚣尘上，什么“白专道路”、“右倾回潮”，抛出一顶顶大帽子来压人。杨乐、张广厚牢记马列和毛主席的教导，重温周总理的指示，顶住了“四人帮”的干扰，照常坚持研究工作，终于获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杨乐、张广厚高兴地说：“有光辉的毛泽东思想指引，有周总理生前亲切关怀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的鼓舞，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一定要赶超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打倒了‘四人帮’，基础理论研究大解放，我国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必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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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架空晁盖”论的反动实质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批判组
“四人帮”在评论《水浒》中提出一个口号，就是所谓宋江“架空”晁盖，并且叫嚷这是《水浒》的要害。姑且称之为“架空论”吧。这个“架空论”是对毛主席评论《水浒》的重要批示的严重篡改和歪曲，也是“四人帮”玩弄的一个重大政治阴谋。
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批示一开头就概括地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毛主席又说：“《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里，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明了
《水浒》的要害是“投降”。“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是指《水浒》作者，出于宣扬投降主义和歌颂投降派宋江的政治需要，对晁盖这一人物处理上采取的态度。
毛主席是在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发出这个批示的。不到二十四小时，就遭到“四人帮”的篡改。反动文痞姚文元在一封信中把“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偷换成为
“宋江排斥晁盖”。经过姚文元修改的一篇文章说得更完全，说什么“‘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就是修正主义者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排斥了革命派晁盖”。这种篡改是那么明目张胆，那么可恶，但也十分拙劣。姚文元公然把“屏”说成是“排斥”，把《水浒》换成了宋江。请问《水浒》中哪一回哪一处写过宋江把晁盖排除（“排斥”）在一百○八人之外呢？没有。读过《水浒》的人都知道，“宋江篡夺了领导权”时，梁山泊头领还没有达到一百○八人。姚“理论家”不顾事实，竟至如斯！
江青的篡改更为新奇，到了她那里，“屏”字居然演化为“架空”的意思了。而且还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这种篡改也是那么明目张胆，也是那么可恶，同样也是十分拙劣。人们要问：既然要害在于“架空晁盖”，那么改忠义堂、受招安和打方腊又算是什么呢？
江青就“架空晁盖”论所作的阐发越发荒唐。她说：“他（指宋江）是上山以后，马上就把晁盖架空了。怎样架空的呢？他把象河北的大地主卢俊义——那是反梁山泊的，千方百计地弄了去。把一些大官、大的将军、武官、文吏，统统弄到梁山上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
实在有趣，江青所说的宋江“架空”晁盖的第一个表现，竟然是把卢俊义请上梁山！同样有趣的是，他们的梁效亦步亦趋地叫嚷要吸取宋江“屏晁拉卢”的教训。遍查
《水浒》各种版本，无法得见宋江上山以后，“马上”去请卢俊义来“架空”晁盖的描写。按照一百二十回本，拉卢俊义上梁山，是在六十回开始，此时距宋江上山已有多年，离晁盖去世也将百日了。难道宋江拉卢是为了
“架空”已经死去了的晁盖吗？真是奇闻！
“四人帮”先生们经常闹笑话，特别是那个江青的发明创造极多，但我们却不能把它只当笑话看。因为，他们的无知和浅薄是同他们的阴谋和祸心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篡党情急，夺权心切，因而常常不择手段，信口雌黄。他们的这个实在不象样子的“架空论”，就包藏着极大的祸心，极为阴险的反动政治目的。
要了解“四人帮”“架空论”的反动用意，得先了解江青关于《水浒》的讲话中规定的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江青造谣说“现在中央就是有人架空毛主席”。这就非常清楚地把攻击矛头指向了党中央。
江青的第二个前提是：“我们党内有投降派，大投降派”，并要人家“与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识别”她所说的“投降派”。
这是一句黑话。人所共知，“四人帮”口中的“批林批孔”，和毛主席亲自发动亿万革命人民参加的批林批孔运动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批林是假，批孔也是假，真正用意是要抓所谓“党内的大儒”，矛头针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但是，由于毛主席的严厉批评，党和群众的坚决抵制，他们没有达到罪恶目的。这次，江青要把评论《水浒》和他们所说的“批林批孔”“联系”起来，还是为了污蔑、攻击周总理。
历来攻击和反对周总理的“四人帮”，这次借评论《水浒》做文章，放毒箭，又是直接和他们的“组阁”阴谋连在一起的。江青所说的把“武官”“文吏”请上山去，“都占据了领导的岗位”云云，就是一个明证。江青这里说的还是黑话。乍一看，不好懂。但好在他们提供了两条注释，倒可帮助我们了解个中底细。
第一条注释，那是他们一个党羽恶狠狠地说的一句话：“四届人大，部长的职位差不多叫他们抢光了！”第二条注释，那是在“四人帮”授意下炮制的一篇联系现实谈《水浒》的文章。
其中叫骂什么“搜罗和重用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批判过而至今一不满意，二要算账的走资派”，还叫骂什么“把这些人重新扶植起来，拼凑修正主义的班底”。如此这般，不一而足。
就这样，通过他们授意的文章，通过他们党羽的嘴巴，全部揭开了他们所谓的宋江把土豪劣绅、武将文吏请到梁山上去，把重要的领导岗位统统占领了的谜底。原来他们是借古喻今，发泄他们“组阁”阴谋失败后的疯狂的仇恨心情；原来他们骂宋江是假，攻击党中央是真。
“四人帮”用种种恶毒的语言诬蔑攻击毛主席决定的、四届人大通过任命的、以周总理为首的国务院，就充分地暴露了他们极为凶恶的反革命狰狞面目和蛇蝎心肠。
凡是比较注意“四人帮”在评论《水浒》中的动向的人，都会看到，当毛主席批示刚一发表的时候，“四人帮”是很慌张害怕的。尽管姚文元赶忙作了篡改，但他们在北京的一个写作班子却沉默了一段时候，既不敢拿出文章，也不象过去那样到处作报告。有些紧跟“四人帮”的报纸也一度相当沉默。最初抛出的文章也还不敢过于张牙舞爪。大概这就叫做窥测方向吧！待等江青“架空论”一出来，情况就有了明显的变化。真可谓跳梁猖獗，疯狂一时。
最猖狂的还要数这个江青。她竟然要当时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印发她讲《水浒》的稿子，放她讲《水浒》的录音。华国锋同志识破了她的阴谋，及时报告了党中央、毛主席。毛主席对江青作了严厉批评：“放屁，文不对题”。毛主席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华国锋同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给江青当头一棒，粉碎了江青的阴谋。
“四人帮”是否就此罢休呢？并不。他们悍然置毛主席的批评于不顾，继续捣鬼。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以及几家报刊，还是抛出宣扬“架空论”的文章。这样的情况一直延续到一九七五年年底。
到了一九七六年，特别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以后，“四人帮”借评论《水浒》搞政治阴谋，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的主要特点就是：紧密配合他们篡党夺权活动的新步伐，把主要攻击矛头移向华国锋同志。就在张春桥写出《二月三日有感》之后不久，“四人帮”抛出了《宋江一上山就……》这样一篇黑文。它署名高路，实即梁效。这篇黑文内容十分恶毒。它是梁效炮制的《再论孔丘其人》的姊妹篇。这两篇攻击华国锋同志的黑文配合得异乎寻常的密切。《再论孔丘其人》在一九七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上刊载，只隔了四天，《宋江一上山就……》立即出现在《光明日报》上。这时候“架空论”又闹腾起来了，就连那个冷寂了一阵的“宋江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的谎言也复活了。高路的黑文中还搬用了江青最初发明“架空论”时使用的加重语气“词”，叫做“千方百计”“架空晁盖的革命领导”。和以前不同的只是，他们改变了主要攻击对象。“四人帮”生怕人家不明了其反革命意图，于是又发明了一个“宋江一类”的说法。按照他们这个说法，不仅是宋江要架空晁盖，还有“宋江一类”也要架空晁盖。这样做还嫌不够，他们干脆从“借古喻今”前进一步，在文章末尾赤裸裸地来了一个“联系实际”。他们公开摊牌了。高路的文章中骂“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把该用“你”的地方改用了“你们”，变成了多数，用以呼应“宋江一类”。接着用威胁的语气说：“且看你们的‘文章’怎样接着做吧”！好一个“接着做”！谁都知道，当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确定了华国锋同志任代总理，主持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高路的黑文沿着“四人帮”“架空论”的反动逻辑，用心险恶地提出“接着做”的问题，又配上《宋江一上山就……》这个费尽心机的题目，不是明目张胆地攻击华国锋同志还能是谁呢？
接着，三月十日，姚文元又利用职权，在《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中加进了这么几句话：“正同《水浒》中的宋江虽在农民起义队伍中却代表地主阶级一样，走资派名为‘共产党员’，实际上代表党内外的新旧资产阶级”。姚文元在这里用“正同”、“一样”，把“走资派”和“宋江”划了等号，真是何其毒也。须知，“四人帮”辞典里的“走资派”，指的是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干部。现在，“四人帮”又给他们戴上“宋江”、
“投降派”的帽子，并且杀气腾腾、凶相毕露地在各地散布“揪现代投降派”、“民主派即走资派，就是投降派”、“查一查是否宋大哥当权”等黑话。就这样，“四人帮”利用评论《水浒》为大搞“揪一层”、“层层揪”制造反革命舆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阵阵妖风，制造了一件件事端。
水落终于石出，底细毕竟弄清。要问“四人帮”使用的这种阴谋手段叫什么名堂，有三个字，叫做“清君侧”。这个历代反动派所惯用的伎俩，早已被“四人帮”接过来，当作他们的看家本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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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
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又红又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