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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踢开教师干革命”的谬论
北京工业大学留校工人学员 何筱筱
教育革命依靠谁？有两种根本不同的方针。毛主席的方针是：“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这就是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搞好教育革命。“四人帮”却片面地夸大学生的作用，只要学生，不要教师和工人。他们胡说什么“教师都是资产阶级世界观，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们动不动给教师扣上“回潮”、“复辟势力”的大帽子。有的甚至提出“踢开教师干革命”。谁要是提出教育革命是革命师生共同的任务，两方面都不可缺少，他们就给扣上“折中主义”的大帽子。
学校里的教师就只是教育革命的对象，而不是教育革命的动力吗？毛主席一贯强调，“没有知识分子，我们的事情就不能做好，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团结他们。”在毛主席、党中央制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的鼓舞下，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广大教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很大提高，愿意把教育革命搞好。我们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把学生培养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能够离开教师的作用吗？怎么能“踢开教师干革命”呢？“四人帮”一会儿说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会儿又指责教师“教书不教人”。在“四人帮”的控制下，教师这样干不是，那样干也不是，大大打击了教师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按照“四人帮”的逻辑，学生都是革命的，是专门改造别人的；教师都是不革命的，是被改造的。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学生中绝大多数是革命的，也有个别落后的，不革命的。教师中有落后的，不革命的，但绝大多数都是革命的。怎么能以学生和教师来区分革命和不革命呢！？这难道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吗？不论是学生或教师，他们之中，凡是革命的，都应该是进行教育革命的依靠力量；反之，不管是谁，都不能依靠。进行教育革命，是广大革命教师和革命学生的共同战斗任务，单靠任何一方，都是搞不好的。“四人帮”把辩证法叫做“折中主义”，只能说明他们自己是地地道道的形而上学。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任何人，无论是教师或工农兵学员，都有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的任务。可是，在“四人帮”控制的学校里，除了极少数忠实跟着“四人帮”走的教师，都成了被改造的对象。他们还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批判“师道尊严”。照他们的说法，学生不必听教师的话，只应该是教师听学生的话。凡是学生怎么说，教师就怎么做的，就是“对工农兵学员态度好”，就受到表扬。这不是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倡“生道尊严”了吗？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正确的师生关系应该是同志式的关系，互相商量，互相帮助，互相学习，教师一般地应该发挥主导的作用。“四人帮”却把学生和教师的关系，搞成改造者和被改造者的关系。这样一来，学校里师生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使一些学生认为自己是专门改造别人的，而不必改造自己。这哪里是在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这是把青年学生引入歧途，是对青年的最大犯罪！这些年来，“四人帮”就是这样搞的。
“四人帮”打着依靠工农兵学员的招牌，是真的依靠广大革命的工农兵学员吗？不是！对于真正热爱党、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工农兵学员，他们是加以打击的。去年春天，我们学校里有些教师和工农兵学员，看到“四人帮”控制的一家报纸上，卑鄙地删去了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给雷锋同志的题词，含沙射影地攻击周总理，贴了他们几张大字报，他们就要“追查”。这说明他们真正要依靠的，是所谓交“白卷”的典型张铁生那样的反革命打手，是极个别的替他们摇唇鼓舌，为他们篡党夺权卖命的人。
“四人帮”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在教育战线上，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大搞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他们真正是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罪魁祸首。我们要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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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什么把我们捧上天？
河北省兴隆县跑马场公社蚂蚁沟大队赤脚医生 刘满盈
“四人帮”控制的一个刊物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赤脚医生“会用中西两法，并能自己采、种、制中草药，不仅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而且技术比较全面，有些被资产阶级专家、权威宣布为‘不治之症’的疾病，却被赤脚医生治好了。”看，既“会用中西两法”，又有“一定的技术水平”，还比较“全面”，更能治好了“不治之症”。“四人帮”对我们赤脚医生“评价”多高哇！他们真是赤脚医生的热情“支持者”！但是，且慢，“四人帮”如此吹捧我们赤脚医生，完全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有安好心。
赤脚医生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在实践中，我们初步掌握了一些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技术，给社员解除了很多疾病痛苦，也确实治好了一些“不治之症”，受到贫下中农的欢迎。但是，赤脚医生毕竟是卫生战线上的一支新军，不可能一下子就象“四人帮”说的那样技术“全面”，比具有多年实践经验的老医生还高明。实际上，我们在防病治病中还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满足不了群众的要求。我们还需要掌握更多的科学知识和医疗技术，以便更好地为贫下中农服务。如果象“四人帮”说的那样，赤脚医生的医疗技术已经到顶了，还有什么好学的呢？这不是有意不让我们提高了吗！
“四人帮”把我们捧上了天，把专业医务人员都打成“资产阶级专家、权威”，这是在挑拨赤脚医生同专业医务人员的关系，也是在大肆鼓吹“肯定一切”“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实际上，“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他们有病压根儿不来找我们赤脚医生。我们赤脚医生根本就不在他们的眼里。
“四人帮”吹捧我们赤脚医生，还有一个险恶的用心，就是为了给自己头上戴上一顶支持新生事物的“桂冠”，为他们篡党夺权捞取政治资本。谁都知道，一九六八年，毛主席亲自批示发表了上海市川沙县江镇公社赤脚医生的调查报告，大大推动了全国农村卫生革命，使赤脚医生队伍得到迅速成长。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我们赤脚医生非常关心。一九七一年二月，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周总理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专门接见赤脚医生代表，谈了七个多小时。华国锋同志在一九七五年接见了全国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代表，对我们赤脚医生也进行了谆谆教导。我们赤脚医生的每一点进步，都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英明领袖华主席辛勤培育的结果。这里根本没有“四人帮”的份。而他们却把自己装扮成新生事物的支持者，贪天之功为己功，借无原则地吹捧我们来抬高他们自己，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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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和找“带头羊”
于建勋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什么反动伎俩都使出来了。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在听取批林批孔运动情况汇报的时候，有人谈到有的单位领导干部不敢管理，张春桥马上说：“放羊也不怕，羊也有办法，也会找出带头羊的，一带一群就走了，办法多得很。”短短几句话，和盘托出了“四人帮”的反革命嘴脸。他们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的。
找“带头羊”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就是把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看作是供他们这些贵族老爷任意宰割的羊。中国封建统治者历来把“治国”叫“牧民”。张春桥完全继承了他的地主老子的衣钵。
找“带头羊”，就是煽动无政府主义，妄图把各级党委踢开，把各级组织搞乱，由“四人帮”找出的“带头羊”，按照他们的反革命路线“一带一群就走了”。实际上，找“带头羊”就是夺权的代名词。
“带头羊”，就是最能领会“四人帮”的反革命意图的人，就是翁森鹤、张铁生一类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就是那些野心勃勃、投机钻营的坏家伙。“四人帮”给这些“带头羊”脖子上挂上“左派”、“革命派”、“正确路线代表”的铃当，去蒙蔽、欺骗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工具。
张春桥的找“带头羊”，并不是什么新玩艺。早在四十年前，鲁迅在《一点比喻》中，就尖锐地批判胡适这个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把青年当作绵羊，自己充当北洋军阀的“带头羊”，把青年带到死路上去。鲁迅辛辣地写道：山羊“颇为名贵了，因为比胡羊聪明，能够率领羊群悉依它的进止，所以畜牧家虽然偶而养几匹，却只用作胡羊们的领导，并不杀掉它。”鲁迅接着尖锐地揭露说，“人群中也有这样的山羊，……袁世凯明白一点这种事”。在反动统治下，“脖子上挂着小铃铎的聪明人是总要交到红运的”。鲁迅揭露得何等好啊！“明白一点这种事”的何止是一个袁世凯，张春桥不就是“明白一点这种事”的极右派吗？（附图片）
新疆“七一”棉纺织厂维吾尔族纺织女工、四届人大代表库阿汗（右三），和工人们一起学习毛主席关于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指示，推动了全车间揭批“四人帮”斗争的进一步开展。新华社记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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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捧杀”
李伦
为了扫荡文学批评中的歪风邪气，鲁迅写过许多篇杂文，其中有一篇《骂杀与捧杀》。文中说，“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鲁迅讲的是文学批评。现在的中国，早已不是三十年代的中国。但是，鲁迅这篇文章，今天读来仍是兴趣盎然。
伟大领袖毛主席十分关怀和重视青年一代的成长。毛主席说青年人朝气蓬勃，好象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曾多次接见来自全国的红卫兵，热情支持他们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曾指出，要看到青年人的特点和长处，爱护他们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同时，也要看到他们的不足，注意引导他们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斗争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一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新生力量茁壮成长，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四人帮”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打着“支持新生力量”的招牌，对青年胡吹乱捧，简直是“‘乱’到和事实相反”。交了一份“白卷”，就是“反潮流的英雄”；打上几份小报告，就是“路线斗争觉悟高”；写个满篇错别字的文章，也要封你个“有觉悟的没文化的劳动者”。谁要是稍微表示点不同的看法，他们就给你戴上“九斤老太”的大帽子。谁要说青年同志还需要学习，还需要锻炼，他们就说你“打击新生力量”，“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句话，形而上学猖獗，对青年人简直不能说半个“不”字。
“四人帮”的胡吹乱捧，加上“诱：以官、禄、德”，“突击入党”、“突击提干”，有的青年同志就忘乎所以，飘飘然起来，“老子天下第一”，个人主义膨胀，毛主席、党中央的话听不进去，唯“四人帮”之命是从。少数人竟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卖力气，甚至堕落成现行反革命。
“捧杀”，用的是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比起骂杀和枪杀来，更为阴险毒辣。对于一些缺少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更容易得手。“四人帮”是惯于用这种手段毒害青年的。他们哪里是什么“新生力量的支持者”，分明是“捧杀”新生力量的刽子手！
打倒了“四人帮”，深入揭批他们毒害青年的罪行，肃清他们的影响，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会更加健康地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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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许“四人帮”为托洛茨基翻案
吕绍宗
一九七五年二月，江青带领御用班子“梁效”的人员窜到天津。在赴津的火车上，当有人谈到斯大林对当时联共内部反对派头子的批判时，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恶狠狠地两次叫嚷：“别提斯大林了！别提斯大林了！托洛茨基的事还不知道怎么样呢！”寥寥数语，道出了“四人帮”对托洛茨基这个老反革命的真实感情。
托洛茨基是列宁主义的死敌，是在当年列宁、斯大林领导的联共内部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元凶，在国际共运史上早已臭名昭彰。
“四人帮”中的张春桥、江青，早在三十年代就拜倒在托洛茨基的脚下。他们当时和托派打得火热，同托派勾结在一起，攻击党的正确路线。姚文元则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他托派老子的衣钵。几十年来，他们不思改弦易辙，而是顽固坚持其托派的反动立场。他们这些年来所干的勾当，不正是托洛茨基当年故伎的重演吗？他们不是象托洛茨基恶毒咒骂伟大导师列宁一样，写黑诗，吐狂言，恶毒咒骂、以至迫害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吗？他们不是象托洛茨基要用“托洛茨基主义顶替列宁主义”一样，丧心病狂地要用所谓“张春桥思想”的破烂货来取代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吗？他们不是象托洛茨基搞“八月联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一样，结成猖狂反党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吗？他们不是象托洛茨基用“到处找罪魁的派别分子的眼光”，伪装理论权威，给列宁、斯大林以及联共党的其他领导同志扣上种种罪名一样，开设“钢铁工厂”和“帽子工厂”，妄图打倒中央和地方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同志吗？他们不是象托洛茨基攻击“列宁主义老近卫军在蜕化”，以此掩盖他们自己的蜕化和他们自己的反党阴谋活动一样，妄图把一大批久经革命斗争考验的领导同志打成走资派，以此来掩盖他们这些不肯改悔的、正在走的走资派吗？他们不是象托洛茨基把列宁的病重和逝世看成是“击败党和推翻党的领导的有利时机已经到来”，“向党和党的领导发动了新的进攻”一样，趁毛主席病重和逝世，大大加快了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步伐吗？
他们从思想、纲领、路线到方法、步骤，都是忠实继承了托洛茨基的那一套反革命的故伎。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要为托洛茨基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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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要调动的是一切反革命因素
解放军空军理论组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疯狂反对毛主席关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残酷打击和扼杀一切积极因素，千方百计地纠集一切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消极因素、反革命因素。他们的目的，是妄图打乱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组织他们的反革命队伍，以便篡党夺权。
“四人帮”纠集和依靠的究竟是什么队伍？看一看他们精心“选拔”、“培养”的几个“先进分子的榜样”就完全清楚了。所谓“新生力量的代表”翁森鹤，是一个臭名昭著、群众切齿痛恨的坏人，是毛主席给他定了案、党中央批准逮捕的罪犯。所谓“了不起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是个穷凶极恶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在“四人帮”多年经营的上海，把持工会、工交、财贸、轻工和专案审查大权的，是王洪文的“哥们”、“小兄弟”，是一伙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的流氓、阿飞。“四人帮”的基本队伍，就是这样一个由一小撮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而又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坏分子拼凑起来的大杂烩。马克思在痛斥野心家波拿巴时说过：“他把这些由所有各个阶级中淘汰出来的渣滓、残屑和糟粕看做他自己绝对能够依靠的唯一的阶级”（《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52页）。“四人帮”的反革命队伍和波拿巴依靠的力量何其相似！
“四人帮”为了纠集一切消极因素、反革命因素，施展了种种鬼蜮伎俩。
他们阉割“造反”和“反潮流”的阶级内容，搅乱阶级阵线，颠倒敌我关系。他们给工农兵和革命干部扣上“保守派”、“走资派”等莫须有的帽子；而对那些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坏事的流氓、阿飞、牛鬼蛇神，一律戴上“革命派”、“反潮流战士”的桂冠，扶上政治舞台。王洪文、张春桥曾直言不讳地说，流氓阿飞“有长处”，“到关键时刻还是有用的”。江青更是歇斯底里地狂叫要“打开监狱找左派”，“放左派”。
他们利用窃取的党内权力，极力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大搞“突击入党”。名单由他们任意“圈定”，本单位通不过，就跳到外单位去“飞过海”发展；没有群众基础，就搞“上面审批”发展；领导批不准，就点名“搬石头”发展，竭力把那些符合他们的要求的人拉入党内。
他们还袭用孔老二、林彪的“诱：以官、禄、德”的惯伎，在被他们把持的一些地区和部门，不管什么人，只要愿意为他们吹喇叭、抬轿子，给他们效忠卖命，唱一出戏，谱一支曲，跳一个舞，打一份小报告，送一份黑材料，交一张“白卷”，就可以身价百倍，平步青云。在“四人帮”控制的单位，就是这些家伙篡夺了领导权。
“四人帮”制定和推行这样一条反动方针，恰恰表明他们是一帮阴谋家、野心家，是我国当前最大的破坏因素、反革命因素。他们以为，只要纠集起一切消极因素、反革命因素，就可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十二级台风”，使无产阶级的天下大乱，由他们取而代之。然而，他们越是依靠和调动反革命因素，就越使他们处于和广大人民群众尖锐对立的状态，到头来，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他们自己，大大缩短了他们走向灭亡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