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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本国经济 促进拉美经济一体化
南美国家加强经济往来和合作
相互贸易迅速增长 技术合作不断扩大 地区性事业有了发展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十七日讯 南美洲国家为发展本国经济和促进拉美经济一体化，近年来加强了相互往来和经济合作。
去年，南美洲好些国家签署了一系列双边贸易协定，大大增加了贸易量。秘鲁和阿根廷签订的贸易协定规定，两国的贸易额将增加八千五百万美元；巴西和秘鲁的贸易协定将使两国的贸易额每年超过一亿美元；阿根廷和巴拉圭的贸易额也将增加近三千万美元。南美洲国家之间的贸易有利于这些国家实现经济上的互相补充。农牧业发达的阿根廷和乌拉圭对玻利维亚、委内瑞拉、秘鲁、智利、巴西等农产品不足的国家增加了小麦、面粉、玉米、牛肉、水果等产品的出口。盛产石油的委内瑞拉同意每天向阿根廷出售二万桶石油，向哥伦比亚出售二百八十五万桶轻油。矿产丰富的秘鲁一九七六年到一九七九年将向阿根廷提供铁矿石、铜和锌。玻利维亚也向能源不足的阿根廷和巴西扩大了天然气出售量。
南美洲国家间的经济和技术合作已有了新的发展，其特点是合作的项目多、范围广和规模大。巴西和秘鲁两国总统会晤期间，双方签署了十八项经济合作协定。阿根廷总统访问智利期间也签署了十五项协定。南美洲国家间经济合作的范围包括工业、矿业、森林保护、通讯联络、财政、铁路公路修建、卫生、航运、和平利用原子能、港口利用等方面。为了促进双边合作，去年新成立了秘鲁和委内瑞拉经济合作委员会、秘鲁巴西开发亚马孙混合小组委员会等机构。与此同时，南美洲联合投资的双边企业和工程也有发展。巴西和哥伦比亚决定建立一家双边公司来开采哥伦比亚的煤。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决定联合建立一个微波体系并在玻利维亚联合勘探和开采石油。巴西和乌拉圭将建立一座鱼产品加工厂。阿根廷和乌拉圭在乌拉圭河上兴建的两座国际桥梁已经竣工。在乌拉圭河和巴拉那河上兴建的大型水电站工程和穿越安第斯山脉的公路隧道正在进行中。此外，为了向内陆国玻利维亚提供出海方便，以利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去年七月阿根廷把罗萨里奥港的一个自由区正式提供玻利维亚使用。
南美洲国家还努力加强多边合作，一些地区组织的事业也有新的发展。哥伦比亚、巴西、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五国决定采取共同措施，保护和管理亚马孙地区的动植物宝贵资源。巴西、阿根廷、秘鲁等七国举行交通和公共工程部长会议，研究了在南美地区货运和客运一体化问题。拉普拉塔河流域国达成了有关经济、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合作的十一项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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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可遏制的潮流
晓谷
拉丁美洲各国人民，正同第三世界其它国家的人民一起，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斗争。去年年底，在墨西哥城第三世界经济社会研究中心举行的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讨论会上，与会者要求排除障碍，全面实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以及关于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这再次反映了拉美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在国际经济领域中破旧立新的斗争决心。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障碍主要来自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戴着第三世界“天然盟友”的面具，提出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招摇撞骗，并且宣扬所谓“国际分工”和“一体化”，贩卖它在“经互会”中剥削其“兄弟国家”的经验，妄想把它的这种所谓“新”秩序，塞给拉美和第三世界各国。
当然，这种“主张由狐狸来保护鸡窝”的狡猾伎俩（《论狐狸和鸡窝》，《列宁全集》第18卷第345页），是骗不了人的。拉美许多国家的舆论指出：“苏联的真正本性”，“它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霸权要求，这些同美帝国主义丝毫没有什么两样”。“苏联今天是最富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特点的国家”。
日益觉醒的拉美人民，已经决心为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而斗争。他们指出，苏美两霸“发号施令”，“而我们其它国家……只能俯首贴耳地服从这些决定”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现在，时代“已经赋予发展中国家”“在今后确定世界各国人民在经济和贸易关系中的命运方面参预作出决策”的权利。拉美政界人士纷纷指出，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不能靠乞求而得，只能靠第三世界的团结和决心来实现。墨西哥前总统埃切维利亚指出：“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的组成部份。拉美各国的斗争同其它国家与殖民主义、与进行奴役的企图展开的斗争是一致的和并行不悖的。”现任总统波蒂略重申，墨西哥“不能停止推动建立和实行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必须继续全力以赴地为此“进行斗争”。
团结就是力量。拉美各国人民在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越来越认识到加强拉美各国团结以及与第三世界各国加强团结与合作的重要性。拉美国家在平等互利基础上建立了各种经济合作的关系，成立了拉丁美洲经济体系，以协调维护拉丁美洲各国的共同利益。此外，还创办了一些多国联合公司，例如中美洲、加勒比和墨西哥成立的公路运输多国公司，多国香蕉贸易公司，加勒比共同体的玉米和大豆公司，加勒比地区多国海运公司等等。为了促进技术合作，打破超级大国控制和垄断，各国共同建立了拉美和加勒比技术合作委员会。在同其它第三世界国家的合作中，建立了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国家集团，拉丁美洲和菲律宾甘蔗生产联合会等。
在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中，一个主要问题是要缩小原料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为此，拉美许多国家积极参加了第三世界的原料生产国和出口国联合组织，例如拉丁美洲国家石油互助协会，与其它国家一起组成的石油、铜、钨砂、铁砂、水银、铝钒土等等生产国的联合组织等等。在震撼世界的石油斗争中，委内瑞拉等拉美国家同其它第三世界的石油输出国并肩战斗，显示了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坚强决心。
不管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障碍和曲折，不管苏美两霸还会如何破坏和阻挠，只要拉美各国加强团结，拉美国家同第三世界加强团结，为争取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浪潮必将不断前进。这是任何力量也遏制不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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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简讯
埃塞俄比亚悼念烈士
二月十九日埃塞俄比亚全国举行悼念四十年前被意大利占领军屠杀的三万多名烈士的活动。这一天，埃塞俄比亚全国降半旗。上午，亚的斯亚贝巴市市长马康南·穆拉特在当年被意大利占领军杀害的烈士纪念碑上献花圈，并发表了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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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国际简讯
克罗斯兰逝世
英国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欧洲经济共同体部长理事会执行主席安东尼·克罗斯兰，因病于二月十九日逝世。（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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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住房证”的风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部队某部 崔宗建
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部队某部 陈雄
苏联某企业的职工斯捷潘诺夫就要领到一张“住房证”了。新的住房，这是他“盼望已久”的，因为原有的实在是太糟了。但当他听到工程师莫蒂列夫一家四口“挤在一个装有公用电话、紧靠公用厕所的穿堂里居住”时，顿时“动了恻隐之心”，打算将“住房证”出让。不料这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就是苏联《苏维埃文化报》前不久披露的一件奇闻。
先看看该企业工会对这事的反应吧。工会主席先是吃惊，怀疑斯捷潘诺夫是否“想要找点麻烦”。在斯捷潘诺夫再三解释后，工会主席决定召开工会会议专门解决斯捷潘诺夫的问题。委员会上七嘴八舌地向斯捷潘诺夫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诬蔑他“怀有不良动机”。在“舆论”影响之下，连那位渴望得到新房的莫蒂列夫也疑心他“搞什么名堂”，“宁愿再等等”。工会在调查了斯捷潘诺夫的平时表现后，虽未发现任何问题，但仍然以“其行为与集体不相容”为由，建议给他行政警告处分，并取消他的奖金。
事情到此还没有完结。两天后，满腹委屈的斯捷潘诺夫到处被流言蜚语所诽谤、中伤。说他已经用假名字在其它地方调换房子啦，不愿搬家是“怕丢了酒友”啦，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看到别人困难大而出力相助，乐于“为人做好事”，这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是极为常见、极易理解的事情。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主义战士雷锋一生热情地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专门发出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 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在雷锋精神的鼓舞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已在我国蔚然成风。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同样如此。那时，苏联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先公后私、先人后己的共产主义新思想、新风尚到处可见。而在自诩已建成“发达的成熟的社会主义”的今日苏联，乐于助人却成了不可思议的。让房得到的却是非难、打击。这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这也毫不奇怪。因为今天苏联的现实情况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社会主义时期相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已起了根本的变化，道德标准已换了一套，“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已成了对人律己的准则。斯捷潘诺夫显然由于没有看穿这一点而差点落个莫须有的罪名，仅仅在他走投无路，不得不违心地承认了“想和妻子假离婚，以便要两套住宅”等错误后，才幸免于难，取消了警告处分，恢复了奖金。斯捷潘诺夫前后遭受的一贬一褒，多么发人深思啊！
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谁造成了苏联社会资本主义思想泛滥成灾，利己主义如此“发达”、“成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倒退到了老沙皇时代这种令人痛心的局面？摆出一副“匡正时弊”架势的《苏维埃文化报》，对此却噤若寒蝉，避而不答。实际上这原因不难寻找。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指出：资产阶级“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人们的感情和关系，“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1页）今天，以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就是苏联社会的万恶之源。正是他们，在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军大权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赤裸裸地宣扬“保护和增加私人财产是每个人首要的义务”，重新拣起被社会主义革命打破的私有观念的锁链去禁锢人们的头脑，使唯利是图、尔虞我诈的资本主义思想充斥苏联社会。可见，引起“住房证”风波的根源，不在斯捷潘诺夫的周围，而在勃列日涅夫一伙盘踞的克里姆林宫。斯捷潘诺夫周围的这些人，无非是苏修反动宣传的受害者。《苏维埃文化报》企图通过“小骂大帮忙”，掩盖根本原因，只能是枉费心机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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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三言两语
三言两语
《老大哥》，这是苏联最近和保加利亚合拍的一部影片。其故事内容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一个苏联士兵到了保加利亚，到处帮助别人。当地群众把他当作亲人，称他为“老大哥”。
莫斯科炮制这样一部影片，显然是希望东欧国家的人民把今天苏联在东欧一些国家的驻军也当作“老大哥”。但是，当年苏军进入东欧，是为了援助一些国家从法西斯占领下获得解放；而今天苏军驻扎在东欧一些国家，则是对这些国家主权的无情践踏。因此，这部影片重提三十多年前的往事，只能再次提醒人们，当年社会主义的苏联，早就蜕化变质，成了社会帝国主义了。
最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开会时，苏联代表宣称：“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和制止军备竞赛是实施人权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
苏修在国内加紧镇压活动受到西方舆论抨击之际，抛出这样一个奇怪的论点，作为对西方抨击的挡箭牌，并进一步兜售“缓和”，真是挖空心思。但是，人们知道，“缓和”纯粹是个骗局，军备竞赛正在不断加剧，因此，苏联代表实际上是向全世界宣告，要勃列日涅夫集团在苏联实施人权，是根本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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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修利用“精神病院”残酷镇压人民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讯 本社记者报道：为了在国内强化法西斯专政，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加紧利用“精神病院”作为镇压苏联人民的工具。他们对不满和反抗其反动统治的革命者和持不同政见者扣上“精神病”的帽子后投入“精神病院”任意迫害，其手法之残暴比希特勒当年的集中营和监狱有过之而无不及。
目前，苏联设立的精神病机构名目繁多，有精神病院、精神病诊疗所、精神病研究所、精神病疗养所等，大部分是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建立的。这些机构有一般和特殊之分，但一般的精神病院中也设有特别部。其中有许多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特务机构直接控制。住进这些精神病院的人中有的是真正的精神病患者，有的却是精神正常的反对苏修统治的人。苏联《真理报》曾不打自招地说：“苏联医学能保证只使精神失常的人接受治疗，但不能保证在这些人当中没有所谓持不同政见者。”
利用“精神病院”镇压苏联人民，是苏修叛徒集团在法西斯化道路上越走越远的铁证，也是它色厉内荏的表现。法西斯专政激起苏联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苏联当局对此恨得要命，怕得要死。他们害怕通过正常的审讯会造成被告对当局罪行的公开揭露和控诉，于是宣布那些他们认为的“危险分子”为“疯人”，押送进“精神病院”，加以秘密迫害。
为了使这种法西斯暴行合法化，苏联当局炮制了一系列法律条例。苏联卫生部在一九六一年十月规定：如果一个精神上有病者对他周围的人或他本人构成明显危害时，卫生部门有权不经病人本人或其亲属或监护人的同意，把他送进“精神病院”。根据俄罗斯刑法典第五十八条——六十条规定，无责任能力者犯罪或者有责任能力者犯罪而在法院判决前或服刑期间患精神病时，“得由法院裁定送一般或特种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治疗”。
从西方报刊的报道和苏联国内透露出来的材料可以看出，苏联当局利用上述法律将成千上万的人投入“精神病院”这种变相监狱。他们中有主张推翻苏修统治的革命者，有反对民族压迫和主张保卫人权的持不同政见者，也有反对苏修叛徒集团对外侵略扩张的人民群众。早在一九六八年八月二十五日莫斯科红场发生的著名的反对苏联侵捷的示威中，示威者打着“自由和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万岁！”“占领者可耻！”等标语，他们中有七人当场被逮捕。这七人，有的被流放，有的被关入集中营，有的被送进“精神病院”。美术家维·法恩伯格和女诗人纳·戈班涅夫斯卡娅都被送进“精神病院”。法恩伯格被告知说：“你的病就是你持不同见解的思想方法”。连前苏军少将彼·格里戈连科也因持不同政见而两次被关进“精神病院”。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二日，苏军工兵中尉伊林在红场枪击苏修头目未遂，苏联官方宣布他“患有精神分裂性的慢性精神病症”，并将他送特种“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性治疗”。一位工程师仅仅由于曾经在一次学生的会议上反对因政治理由开除学生而被关进“精神病院”。他不断向“医院”提出控诉，但这些控诉却成为进一步对他进行“治疗”的借口。
苏联的许多“精神病院”就是过去监狱的所在地。例如，加里宁格勒州的契尔尼亚霍夫斯克精神病院就是过去纳粹德国的一座监狱。列宁格勒的阿尔塞纳里纳雅精神病院是沙皇时期关押女犯的地方。奥勒尔州的奥勒尔精神病院是过去中央监狱的旧址，沙皇曾在那里囚禁了大批布尔什维克。
关押政治犯的“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都是从苏联特务机构中挑选出来的。高级和低级医务人员都有军衔，平时在白大褂内就穿着军装。臭名昭著的莫斯科谢尔勃斯基精神病研究所的负责人伦茨就是克格勃的上校。他曾当着一个“病人”说：“我说谁是精神分裂症病人，谁就患精神分裂症。如果我说一只烟灰缸害着精神分裂症，它就有精神分裂症。”
在这种“精神病院”中对“病人”进行“治疗”的方法，实际上是一种酷刑。前少将格里戈连科曾谴责说：“‘精神病院’是所有监狱中最可怕的一种”。被宣布为“精神病”的政治犯被关进“精神病院”后与外界完全隔绝，一切权利被剥夺，每天都要遭毒打和侮辱。采用的“疗法”无所不有，有一种叫湿裹法，即用湿帆布裹住病人，加捆宽皮带，帆布逐渐干燥，越裹越紧，使“病人”呼吸都感困难。还有一种“疗法”是强制注射有害健康的药物。如注射一种烈性麻醉剂，注射后，“病人”发高烧，肌肉失去控制能力，记忆系统遭破坏，大脑严重被损害，体力极度消耗。另一种用来摧残“不听话病人”的意志的“疗法”是注射一种治幻剂，它“对人体造成难以描述的苦楚和极大的破坏”。一位数学助教由于业余爱好写诗而被扣上“反苏宣传”的罪名后被关进“精神病院”。他控诉说，注射氯丁嗪后，“病人”“失去个性，智力迟钝，感情遭破坏，记忆消失，这是创造力的死亡：注射氯丁嗪后，甚至连看书能力都没有了”。
列宁当年痛斥沙皇的黑暗统治时，曾经这样写道，警察的专横、刑讯迫害、道德的败坏“达到了如何登峰造极的地步，甚至顽石也将为之长叹！”（《内政评论》，《列宁全集》第5卷第258页）现在，新沙皇对苏联人民的野蛮迫害早已超过了老沙皇。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使用的这种迫害人民的办法受到了苏联国内外的强烈谴责。
有的说：“使用所谓精神病治疗法来镇压持异见分子的做法，可以同纳粹德国的做法相比”。“把思想自由的健康人关进精神病院是精神谋害，这是希特勒‘毒气室’的变种，甚至更残忍：在那里，被杀害的人所受的苦刑更凶残，折磨的时间更长。同毒气室一样，这些罪行决不会被人忘却，那些犯下这些罪行的人，从活着到死后将永远受到咒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