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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罗思鼎要把人们引向何处
——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海军某部 邵景均
编者按：“四人帮”的写作班子罗思鼎，一九七三年冬季写过一篇《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多次受到江青的推荐和吹捧。
邵景均同志是一个普通的技术干部，他在一九七四年三月写了《罗思鼎要把人们引向何处？》一文，对罗文进行批判。那犀利的笔锋，象投枪一样，直刺“四人帮”的胸膛。今天，我们把这篇将近三年前写的批判文章，稍加删改，在这里发表。
罗思鼎的《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载《红旗》一九七三年第十一期，以下简称《斗争》），是一篇名曰批林批孔，实为宣扬唯心史观的坏文章。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手中没有足够的历史资料，不可能对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各个阶级的思想和行动作详尽的分析，对《斗争》说到的历史，也不想妄加评论。但是，对那些形形色色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决不能听之任之，必须给予批判。
是谁建立了中国的统一？
秦王朝统一中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件。在这个大事件中，谁的活动起决定性作用？两千年来剥削阶级的传统回答是：“秦始皇”。
奇怪的是，在今天批林批孔的高潮中，又有人借肯定秦始皇的历史作用之名，大肆宣扬“英雄创世”说。《斗争》的结尾说：秦始皇“是建立和维护中国统一的地主阶级政治家。这就是历史的结论。”看，说得如此肯定，又如此庄重，中国的统一，概出于秦始皇之功。这果真是“历史的结论”吗？不是！
战国时代，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时期。当时，七国的统治者为了各自的利益，连年进行相互掠夺的战争，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广大人民深受其害，迫切要求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摆脱割据混战的局面。当时的新兴地主阶级也要求统一。统一中国已经成为当时广大劳动群众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共同愿望。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变革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以奴隶阶级、农民阶级为主体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奴隶和农民积极参加，地主阶级的斗争怎么会取得胜利？《斗争》这篇文章的副题是“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文章开头装腔作势要“弄清从秦孝公到秦始皇这一百五十年间复辟和反复辟斗争的历史及其各个阶级的特点。”但在文章里，这个“社会基础”就是剥削阶级的帝王将相；奴隶阶级、尤其是农民阶级的特点却丝毫不见。反复辟斗争的功绩，都记在了封建帝王将相身上。怎么能够说是秦始皇“建立”了“中国统一”呢？把统一中国的功绩统统归于秦始皇一个人，是对毛主席的“奴隶们创造历史”英明论断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反动。这不是什么“历史的结论”，而是颠倒历史！
在这里，有必要说一下秦始皇。马克思主义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也从来没有否认过英雄的作用。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领袖秦始皇作过高度评价，称他是厚今薄古的专家，痛斥了从历史上的反动统治阶级到林彪、苏修对秦始皇的攻击。秦始皇顺应当时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建立和巩固封建制的斗争中，在统一中国的斗争中，有着杰出的贡献。他严重打击奴隶主阶级的复辟活动，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推行统一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以及统一的文字，等等，都是有利于统一的封建国家的建立和巩固的。但是秦始皇毕竟是地主阶级的领袖，他所采取的一切政策和措施，归根结底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为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在推翻奴隶制、统一中国的过程中，他和广大人民站在一条战线上。但是一旦奴隶制被推翻，统一的封建国家基本巩固，他和他所代表的地主阶级就会抛开人民，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然而竟有号称共产党员的人，只讲英雄，不讲奴隶，不去歌颂人民群众的丰功伟绩，却狂热鼓吹帝王将相“建立”“中国统一”，并声称“这就是历史的结论”。这不是歪曲历史、抹杀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动力作用吗？
秦王朝因何而亡？
《斗争》是怎样分析秦王朝的灭亡的呢？它说：“秦王朝是历史上地主阶级建立的第一个王朝。这个剥削阶级在当时刚取得政权不久，由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激化了它同农民的阶级矛盾。陈胜、吴广揭竿而起……。”这里把秦王朝的灭亡归咎于“缺乏统治的经验”！这显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这种观点的实质，就是美化剥削阶级，美化被农民起义推翻的秦王朝统治集团，污蔑农民革命。
说到统治经验，从《斗争》这篇文章来看，秦王朝的统治经验并不“缺乏”，而是十分丰富。秦国从秦孝公、商鞅变法起，建立封建制，到秦始皇，整整是七代国君，一百五十余年。地主阶级在这么长的时间内，经历了那么多“激烈的变法与反变法、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可以说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统治经验。否则，便不会多次粉碎强大的奴隶主阶级的复辟阴谋。秦始皇执政后的一系列活动，更说明秦王朝统治集团的统治经验是丰富的。《斗争》也说：“其一，铲除以吕不韦为首的集团，保证了统一战争的胜利和秦王朝的建立；其二，实行‘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说以秦始皇为中心的统治集团“缺乏统治的经验”，岂不是对秦始皇的贬低？岂不贻笑大方？其实，所谓“缺乏统治的经验”，无非是为被农民革命推翻的秦王朝唱一首招魂曲罢了！
秦王朝不是亡于“缺乏统治的经验”，也不是亡于封建制。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人类社会一大进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当封建制度得到巩固后，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这时，秦始皇及秦二世便更加暴露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骄奢淫逸的本性，加紧剥削和奴役人民，搞得怨声载道。秦王朝的专政对象已经由奴隶主阶级转向广大人民，使秦王朝统治集团同农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秦王朝如此短命，其直接原因只能从它对人民的剥削压迫太残酷去说明，此外还能有什么理由呢？
有的人总企图避开秦王朝统治集团的剥削阶级本性，避开它对人民的反动暴力，去谈秦的灭亡。结果当然只能是对秦王朝灭亡的惋惜、同情和对农民革命的污蔑、咒骂。《斗争》乞灵于“缺乏统治的经验”来自圆其说。然而其说“圆”不了，免不了前后矛盾，破绽百出。无数事实证明，用反马克思主义的唯心史观去解释历史现象，总是显得那么蹩脚、荒唐。尽管有时表面气势汹汹，但是一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望远镜、显微镜去观察，便暴露出其色厉内荏的本质，经不起问几个“为什么”。这也说明，不管打着什么旗号的唯心史观，都是要破产的。
《斗争》的出现说明了什么？
我们尊重自己的历史。但这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我们批判儒家反动思想，不等于我们是地主阶级的政治派别——法家，而是要反对倒退，坚持继续革命。我们肯定秦始皇的进步作用，更不等于我们就是地主阶级的帝王，而是要厚今薄古，打击妄图复辟的反动派。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经验，古为今用，但是我们不能跪倒在历史脚下。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阶级，在无产阶级面前，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不过是一抔黄土。“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斗争》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事件。尤其在当前批林批孔深入进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十分尖锐的条件下，它鲜明地代表一种反动的政治倾向。
我们同林彪反党集团的根本分歧之一，就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即“英雄创造历史”的问题。斗争的结果，林彪的反动谬论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今天，《斗争》又把“英雄创造历史”从垃圾堆里翻出来，公然把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时期的人民革命史篡改为英雄活动史、帝王将相史。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使阶级敌人遭到了无比的灾难，因此受到敌人的百般诋毁。《斗争》的出现，就是修正主义思想和路线的一种反映。其要害，是否定我们对林彪和一切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阴谋推行没有林彪的林彪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搞马克思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伟大成果，难道对《斗争》这样的文章不应该加以批判吗？难道还允许它宣扬的毒素夹杂在批林批孔的洪流中来毒害我们吗？有错误就要批判，有毒草就要铲除，这历来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战斗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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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批判“四人帮”破坏文字改革的罪行
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
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对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历来十分重视和关心，曾作过许多重要指示。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窃取的权力，对文字改革工作百般地进行干扰和破坏。
一九七二年十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一次接待外宾的谈话中，充分地肯定和热情赞扬工农兵群众创造新简化字的智慧和才能。江青却跳出来插话，恶毒地咒骂工农兵，胡说什么“我们现在对不少简化字不认识，成了文盲”。公开和周总理唱反调，反对毛主席关于简化汉字的指示。
一九七五年五月，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上报国务院。当时窃取了文教大权的狗头军师张春桥正热衷于搞篡党夺权，对这个方案连看都不看。他无理扣压了两个月之后，借口对文字改革的“历史发展我不太清楚”，别有用心地把它推给周总理。张春桥果真对文字改革的历史发展“不太清楚”吗？不！早在三十年代，他就以一个“精通”文字改革的“勇士”，疯狂地反对鲁迅所倡导的“大众语”。即使他真的不清楚，也应当向有关单位作些调查，可是他根本没有这样做。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病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还详细地看了《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报告，并作了极为重要的指示。周总理指示我们：“简化汉字，主席说了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这次才这么一点？征求群众意见是好的，允许群众修改。”周总理还指示我们：“现在普通话普及问题没有过去提得那么多了。不学普通话，拼音怎么能准确呢？”周总理的指示极大地激励着广大人民群众和文改工作者加倍努力工作。
为了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文字必须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的指示，在周总理的亲切关怀、指导下，一九五八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公布了《汉语拼音方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分别在报头、封面上加注了汉语拼音字母，跟着全国其他报刊的报头、封面也都相继加注了拼音。这对推行汉语拼音字母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九六六年六月二日，国民党老反共分子陈伯达以《人民日报》报头革新为借口，一下子就把报头注音砍掉了。紧接着全国绝大多数报刊也相继取消了报头、封面注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纷纷要求积极开展文字改革工作，恢复报刊的报头、封面注音。毛主席最了解群众的需要，最关心群众的学习，一九七三年三月，亲自批准恢复《光明日报》《文字改革》专刊。当有关部门将恢复后的《文字改革》专刊第一期大样送给姚文元审阅时，姚文元竟在送审的报告上批道：“我不看了，以后也不需送我。”报告中提到要求“新华社发一消息”，他也不准。《文字改革》专刊恢复以后，文字改革委员会建议《人民日报》社恢复报头注音，姚文元蛮横无理地不许恢复。对别的报名加了汉语拼音，姚文元说，“他们加他们的”，《人民日报》“不要加了”！充分暴露出姚文元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文字改革的指示的狰狞面目。
粉碎“四人帮”，文字改革有希望。《人民日报》从一九七七年一月一日起恢复了报头注音，《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一期封面也恢复了注音。我们对此热烈欢呼！我们坚信，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必将沿着毛主席指引的方向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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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份自供状
防化学校大批判组
一九七四年十一月，正当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不顾毛主席对他们反党活动的多次严厉批评，利用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抛出一篇题为《论西汉初期的政治和黄老之学》的大毒草，以后又多次发表了同一内容的黑文章，打着研究儒法斗争史的旗号，大讲西汉统治集团“在‘黄老’的外衣下推行法家路线”的问题。他们叫嚷：“在汉初吕后执政时期，‘天下初定未久’，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十分激烈”。因此，必须“忠实按照刘邦、肖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不另外搞什么新名堂。”他们说，这就叫做“遵而勿失”，实际上就是吕后时期法家领导集团关于巩固政权的一条总的纲领和原则。
我们把一九七四年这篇宣扬“按既定方针办”的毒草，同相隔二十三个月后发表的梁效的那篇《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对照起来看，是颇为发人深省的。一九七四年的那篇文章说，必须对那些背离既定路线和政策的人，“很有警惕，‘欲务名声者，辄斥去之’”。而梁效的文章则扬言：“任何修正主义头子胆敢篡改毛主席的既定方针，是绝然没有好下场的。”两篇黑文相照，要害是一个，都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舆论。先是捏造一个抽象的、可以由他们随心所欲加以解释的“既定方针”，然后用它来号令天下，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同志，建立“四人帮”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如果说两篇文章还有少许不同的话，只不过是前者讲得含蓄一些，后者已是急不可耐，凶相毕露，杀气腾腾，扬起屠刀了。
《论西汉初期的政治和黄老之学》这篇文章，还极力宣扬：为了坚持所谓“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必须要有刚毅的政治代表人物。由谁来当？这篇文章说，前有吕后，后有窦太后，只有她们才能肩负这一重任。反党分子江青曾在一次讲话中不顾历史事实地胡诌：“吕后要做单独一条突出宣传一下，汉高祖死后，天下大乱，吕后掌权又重新统一了天下。”在这篇文章中，他们也吹嘘：只有吕后“能使久经战乱的天下迅速安定下来”。其实，明眼人都知道，“四人帮”反党集团一直比江青为吕后，江青本人也俨然以吕后自居。所谓突出宣传吕后，说穿了，就是树她自己。
这篇文章唯恐别人不解此意，又特地抬出一个窦太后，说她“作了二十三年皇后，十六年皇太后，六年太皇太后”，“将近半个世纪”是所谓法家集团的“政治的代表人物”。借古喻今，自鸣得意，似乎有了“按既定方针办”这面黑旗，江青就可以万事如意，登基临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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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砖·哀鸣
黎烈
《学习与批判》是王张江姚“四人帮”一手炮制出来的。它和“四人帮”共命运。“四人帮”被粉碎，《学习与批判》也就“寿终正寝”。
《学习与批判》名义上有它自己的编辑部，挂名于复旦大学；实为狗头军师张春桥、政治文痞姚文元直接控制，由他们在上海的亲信出面经营。所谓“中央”（应读作“四人帮”）精神，由张姚预先通知他们的亲信，《学习与批判》总是得风气之先。它所发表的重要文章，都是“四人帮”授意，亲信点题、炮制、笔削定稿的。因此，《学习与批判》是“四人帮”名副其实的“帮刊”。
《学习与批判》在宣扬汉朝女野心家吕后方面，煞费了苦心。一九七四年七月，“四人帮”的一个亲信，布置写吕后文章任务的情景，值得提一下。这个亲信从楼梯上奔了下来，一进会议室，便嚷嚷：“要写一篇吕后的文章，谁报名写？愿者上钩。这篇文章的现实性很强，不过也要冒点风险。”没人响应。他又叫道：“愿者上钩！愿者上钩！”写吕后文章要“冒点风险”，招出了他们耍的是阴谋诡计；布置工作要“愿者上钩”，道出了他们搞的是政治赌博。
什么现实性很强？“四人帮”的另一个亲信布置写吕后一文时，强调文章落脚点要暗示读者：“江青是唯一杰出的正确路线的继承者”。于是，《学习与批判》发表的文章就无中生有地胡诌什么吕后“忠实按照刘邦、肖何既定的路线和政策办事”，吕后使“中央有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对巩固政权有着重要的意义”，为野心家江青以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大造反革命舆论。
“要冒点风险”。心里明白得很，干的是篡党夺权的罪恶勾当，做贼心虚，怕被揪住黑手。还是这一个亲信，他又说：“我们所干的事，现在说出去，现在杀头；将来说出去，将来杀头。每一期《学习与批判》就是一块我们的墓砖。”这个以说谎话为人生诀窍的“四人帮”亲信，总算说了一句老实话，尽管他是躲在阴暗的角落里说的。这个亲信，象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的赌注，押宝押在“四人帮”身上，不愧为亲信。他真的连身家性命都置之不顾了吗？不！决不！说穿了，无非是想攀龙附凤，以求飞黄腾达。
这种反革命的阴暗心理，不只亲信有，“四人帮”的头面人物都有。因为他们搞了一个又一个阴谋诡计，就不能不整日提心吊胆，害怕被识破，被揭露，被揪出来。一九七六年三月，张春桥给他在上海的一个余党的亲启信中说：“近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身为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号称“正确路线的代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张春桥，竟然说出怕随时被杀头这样的话来，这就供认了他自己不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而是冒牌货，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这话活画出一个老反革命、阴谋家的嘴脸，担心随时随地可能被揪出来。“四人帮”这伙野心家、阴谋家，历史反革命加现行反革命，要保护自己，就非得“指挥一切”、“统治一切”不可；不然，迟早要被揪出来。所以，他们穷凶极恶地进行着猖狂的篡党夺权活动。
王张江姚“四人帮”心里明白，他们自己是一伙极右派，他们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大搏斗。他们不能不孤注一掷。真是“王八爬门槛，只看此一遭”，明知爬不过，闹个四脚仰天，也得豁出去，干他一场。在这种心理状态下，“四人帮”及其亲信，灭亡前猖狂一跳时，不由自主地发出了垂死的哀鸣。
“四人帮”这个亲信，破天荒说了一句真话，而真话总是符合于客观现实的。“四人帮”终于覆灭了。《学习与批判》本是一块块砸向无产阶级头上的石头，也是一块块铺向女皇龙床、宰相大位的垫脚石，到头来，却变成埋葬“四人帮”的一块块墓砖。在这一点上，这个亲信的哀鸣倒颇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