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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邓颖超副委员长访问缅甸历史名城蒲甘
邓颖超副委员长拜会缅甸总理吴盛温
新华社仰光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二月八日到达缅甸历史名城蒲甘进行友好访问，受到了缅甸领导人和当地数万名群众的盛大热烈欢迎。
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兼国务委员会主席吴奈温和夫人以及国防部长觉挺少将专程赶到蒲甘欢迎邓颖超副委员长来访。
在邓颖超副委员长离仰光赴蒲甘时，缅甸国务委员会秘书山友将军等到机场相送。
邓颖超副委员长由缅甸外交部长吴拉蓬和夫人，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敏貌和夫人陪同前往蒲甘。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亚洲司副司长程瑞声、礼宾司副司长刘华等，以及中国驻缅甸大使叶成章，随同邓颖超副委员长前往访问。
蒲甘人民兴高采烈地迎接了来自亲密邻邦中国的“胞波”。从机场到邓颖超副委员长下榻的住所约十英里的公路两旁，缅中两国国旗和彩旗迎风飘扬，有的地方还搭起了欢迎的牌楼，为古城增添了新姿。车队经过的道路两旁，欢迎的人群中，有怀抱着婴儿的母亲，也有白发苍苍的老人。当车队走过身旁时，人们尽情地鼓掌、欢呼，一些人还大声地用缅语和汉语高呼：“万岁！万岁！”
九日下午，邓颖超副委员长由吴奈温总统夫人陪同，驱车游览了缅甸历史上著名的蒲甘王朝故都的遗迹。中国客人对位于伊洛瓦底江中游、体现了丰富的缅甸文化的古代建筑感到很大兴趣。他们先后参观了阿南陀寺和瑞西贡塔。瑞西贡塔前的休息亭雕刻着纪念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一九六一年一月访问蒲甘的金字。管理这个塔的负责人，把一套缅甸记者拍摄的周恩来总理访问蒲甘的照片赠送给邓颖超副委员长。邓颖超副委员长高兴地接过照片并对这位缅甸朋友说：“非常感谢你们送给我这套珍贵的照片。”这时，在场的缅甸朋友和中国客人，都深深地沉浸于对周恩来总理的怀念之中。
临行前，邓颖超副委员长在留言簿上写了“中缅友好万岁！”的题词。
九日下午，邓颖超副委员长离开蒲甘时，吴奈温总统和古城人民到机场热烈送行。邓颖超副委员长在机舱门口用缅语向欢送群众高呼：“戚及耶，戚及耶！”（友谊！友谊！）。
邓颖超副委员长回到仰光时，山友将军等到机场迎接。
蒲甘是缅甸的历史名城，位于缅甸中部，濒伊洛瓦底江东岸。它建立于九世纪中叶，是古代缅甸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蒲甘王朝（十一世纪至十三世纪）的首都。在这座古城中，有着几乎一切形式的缅甸建筑。这里有成千上万座宝塔和许多精美的宗教建筑，其中包括建造于十一世纪的驰名的瑞西贡塔（一座巨大的镀金宝塔）和阿南陀寺（它有一座约一百米高的白塔，可以观赏古城全景），显示了缅甸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才能，使蒲甘以“万塔之城”著称。在约二十五平方公里面积的古都遗迹中，有丰富的古代文物。周恩来总理于一九六一年访问缅甸时，曾从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泛江南下，到蒲甘进行友好访问。
新华社仰光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电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二月十日下午在仰光拜会了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理吴盛温。
邓颖超副委员长同吴盛温总理进行了亲切友好的谈话。
拜会时，在座的有缅甸外交部长吴拉蓬，部长会议秘书吴拉丁，缅甸驻中国大使吴敏貌。
参加拜会的有，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亚洲司副司长程瑞声，礼宾司副司长刘华等随行人员，以及中国驻缅甸大使叶成章。（附图片）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邓颖超在吴奈温总统夫人的陪同下参观了缅甸蒲甘的古代佛塔。
新华社记者摄（传真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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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愚公移山》在瑞典放映受到热烈欢迎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七年二月九日电 瑞典电视一台从一月十七日到二月八日分十二次陆续放映了荷兰著名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摄制的介绍中国的大型纪录片《愚公移山》，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瑞典广大观众对影片表现的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崭新的精神面貌非常感兴趣。不少观众在报纸上发表观感，称赞这部影片。
《瑞典日报》在一篇影评中说，从影片中看到，在中国“没有人夸耀自己的成绩，一切都是为了集体的事业。集体事业比个人荣誉更为重要。”
这家报纸在另一篇影评中写道，“在中国，人与人之间开诚布公的批评，同志式的善意的和诚恳的指教，使人感受极深。”
许多观众称赞这部电影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的思想、工作和生活。《快报》刊登一位读者的来信说，“看了关于当代中国的这部非常有意思的电影以后，消除了我过去对中国的许多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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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愚公移山》电影放映会在北京举行
首都文艺电影新闻界人士向伊文思、罗丽丹表示祝贺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二月十日讯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今天举行电影放映会，放映由荷兰著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摄制的大型彩色纪录影片《愚公移山》。首都文艺、电影、新闻界人士怀着喜悦的心情观看了影片。他们以热烈的掌声向伊文思、罗丽丹表示祝贺，感谢他们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所作的积极贡献。
电影放映之前，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首先讲话。他说，伊文思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前来我国拍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纪录片，并把一架电影摄影机送给了解放区的电影工作者。在全国解放以后，伊文思又多次前来中国，为加强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做了许多工作，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曾先后六次会见了伊文思。
王炳南会长说，《愚公移山》这部影片，是由伊文思根据他自己的思想和风格，在罗丽丹的协助下，先后经过四年多的辛勤劳动而拍摄和制作成功的。在影片构思和拍摄过程中，敬爱的周总理曾两次会见了伊文思和罗丽丹，并亲自给予很大的关心和帮助，打破了“四人帮”对影片的刁难和阻挠。影片通过伊文思的细腻和生动的手法，反映了经过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锻炼的我国人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特别是对于外国朋友更好地了解中国人民，起了很好的作用。《愚公移山》博得了各阶层人民和舆论界的广泛的赞扬。
王炳南会长代表对外友协和中国的电影工作者、新闻界和到会的所有中国同志，衷心感谢伊文思和罗丽丹为了促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之间相互了解和友谊，克服重重困难，所做的艰巨而卓有成效的工作。王炳南会长说，特别是伊文思，他以年近八十的高龄，在整个拍摄过程中始终奔走在拍摄的现场，日以继夜忘我地进行工作。这种认真负责的革命精神特别值得我们学习。
罗丽丹代表伊文思宣读了他的书面讲话。讲话中说，我们的影片现在许多国家都在上映。这部影片是直接的、自然的、接近群众的，没有人为的安排，绝不搞八股文章，而是如实地反映生活。表面上看来很普通，而正是从这种普通的生活中涌现出中国人民具有深刻社会和政治意义的极不平凡的生活。它和其他各国人民的生活如此相象，又如此不同。因为通过这种日常生活透露出的是毛泽东主席的革命路线，文化大革命的深刻意义，和掌握了自己命运和历史的人民的巨大力量。
讲话中说，为了制成这样一部影片，曾经，而且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克服种种困难。这里必须指出周恩来总理直到他病危的时刻所给予我们始终一贯的坚决支持。不幸的是，他给我们如此巨大的帮助和关怀却没有能看到我们的劳动成果。周总理劝告我们，不要把中国拍成一朵玫瑰花，不要忘记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要把真实情况象你们所看到的那样表现出来。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我们的工作的。有时，也不是没有困难，当时在中国还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种看法的。例如，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官方报刊对这部影片一直保持沉默。今天事情完全清楚了。当时“四人帮”控制舆论宣传工具，他们不许报道。这次来到中国后，我们看到，不仅在艺术领域“四人帮”的思想和我们毫不相容，而且在其他各个方面他们也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极大的破坏。伊文思在书面讲话中还对协助他们进行拍摄工作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中国人民表示衷心的感谢。
《愚公移山》由十二部独立的影片组成。今天放映了这部影片中的三部：《上海一药店》、《南京一营房》、《球的故事》。
廖承志、林林、王珍、徐维勤、申伸，以及伊文思和罗丽丹在北京的老朋友，一道观看了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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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又一个春天
——访伊文思和罗丽丹
春风吹拂大地，阳光洒满人间。中国人民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迎来了第一个胜利的春天。各条战线生气勃勃，文艺舞台百花争艳。在这美好的季节，记者访问了大型彩色纪录影片《愚公移山》的摄制者——荷兰著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大家一见如故，热情交谈起来。
《愚公移山》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开始拍摄的，前后历时四年多。这部优秀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受到许多国家观众和舆论的欢迎，但却遭到“四人帮”的反对。今天，这部好影片同中国朋友见面了。伊文思兴奋地对记者说，“四人帮”被粉碎了，我们同中国人民一起欢庆胜利，让我们永远并肩战斗。如果说，一九七二年的春天是伊文思和罗丽丹播种的季节，那么，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就是收获的季节了。我们衷心感谢伊文思和罗丽丹为增进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我们热烈祝贺他们艰巨而卓有成效的劳动取得了丰硕的果实。
伊文思是位年近八旬的老人，一头银发，两眼炯炯，充满活力。他是一位革命电影工作者，长期从事革命电影事业，是纪录电影的创始人之一，在国际上享有盛名，被誉为“飞翔的荷兰人”。几十年来，他拍摄了大量的革命纪录影片。哪里的人民在进行正义斗争，他就去哪里战斗。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意大利南部农民起义，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殖民主义，越南、老挝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等等，他都拍摄过纪录影片，歌颂人民的英勇斗争，揭露敌人的凶恶残暴。
罗丽丹同伊文思密切合作，从事革命电影事业，共同编导了不少好的影片。《愚公移山》就是他们辛勤劳动的成果之一。
每当人们向他们祝贺时，伊文思总是谦虚地说，《愚公移山》这部影片能够拍成，是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和支持，中国电影工作者和被拍摄单位的协助分不开的。
《愚公移山》由十二部独立的影片组成，合起来就构成一幅中国人民丰富多彩的革命生活画卷。整个影片放映时间长达十二小时。影片生动、细腻、深刻地描述了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成果，描述了中国人民崇高的思想境界和崭新的精神面貌。影片编导者以自己鲜明的立场，独特的艺术风格，通过中国人民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和斗争，从各个侧面，展示了中国人民火热战斗生活的风貌。
从一九七六年起，这部影片在法国、比利时、加拿大、英国、西德等十几个国家上映。许多国家的劳动人民喜爱这部影片，称赞说，“从影片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主席要培养的新人、新思想、新风尚”，“影片帮助我们同中国人民一起生活了十二小时”。
伊文思和罗丽丹告诉我们，影片所以取名《愚公移山》，因为这是毛泽东主席讲的，它形象、生动、有力。中国人民不但在过去能搬掉压在自己身上的三座大山，而且在胜利后的今天，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建设自己的国家。谈到这里，伊文思紧握双拳，高兴地说，我们用这个片名是经过反复推敲的，它富有中国的色彩、力量和特点。
伊文思对自己的事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艺术上不断创新。他说，我们在制作这部片子的过程中，曾作了周密的研究与广泛的调查。在开拍前，罗丽丹用了半年时间，到法国、比利时等五个国家向社会各阶层，特别是向工人征求意见。罗丽丹插话说，回来后，我们整理了二百多个问题，使我们了解到西方观众对中国想了解什么，想看什么。这些工作，对我们拍好这部片子是有很大帮助的。伊文思接着说，为了使观众能真实地了解中国，我们采用直接反映的手法，让工农兵自己说话，把现实生活再现在银幕上，由观众自己作出评论。
一九七二年春天，伊文思和罗丽丹来到中国正式拍片。他们走遍了我们祖国的大地，在中国电影工作者的协助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始终奔走在拍摄的现场。在拍摄北京的一个工厂时，他们住在厂里，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吃饭，成了工人家里的常客。在工人所住的宿舍院里，几乎每一个人的名字，他们都能叫得出，每一个人的情况，他们都熟悉。院里的小孩都叫伊文思“伯伯”、罗丽丹“阿姨”。在上海，他们为了拍摄一家药店，每天早出晚归，在这个店内观察了两个星期。在新疆的巩乃斯草原上，他们搭起帐篷，整天生活在野外，饿了吃点干粮，累了席地而坐。在渤海湾上的一个渔村，他们和渔民一起出海，在风浪中边采访边拍摄……。当时，伊文思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他这种不辞劳苦，不怕困难，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得和他一起工作的中国同志深为感动。在影片的整个制作过程中，伊文思和罗丽丹亲自剪接，亲自修改译文，亲自到群众中去散发宣传材料，回答记者的提问，有时还和观众一起座谈。当我们从银幕上看到《愚公移山》在巴黎放映的盛况，看到伊文思和罗丽丹冒着严寒站在电影院门前，挨个向观众征求意见的情景时，无不为之感动。他们真不愧为中国人民热情的朋友。
当一个人自己辛勤劳动的成果为人们所接受时，他会感到多么幸福啊！“四人帮”曾经破坏、干扰这部影片的拍摄，但是，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伊文思高兴地说，假如这部影片没有受到“四人帮”的影响，那就应该归功于周恩来总理的帮助。因为，在每个关键时刻，他都指导我们，直到他病危的时候，仍然给予我们始终一贯的坚决支持。伊文思借助于强有力的手势，激动地说，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是我一生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非常丰富的一部分。我同中国人民一样热爱毛泽东主席，热爱中国共产党。我为能认识中国党和中国人民感到幸福，我特别为能很早认识周恩来总理而感到骄傲。他给了我不少指导和帮助。说着，他摘下那副绛红色的宽边眼镜，沉浸在美好的回忆之中。
是的，伊文思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友谊是深厚的。早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的年代，他就来过中国。从这以后，他前后十三次访问中国，六次见过周总理。伊文思热爱中国，满腔热情地宣传新中国。一九三八年，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中国大好河山的时候，伊文思满怀战斗激情前来中国。他冲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阻挠和限制，克服千难万险，拍摄了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等同志介绍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战场形势的纪录片，热情歌颂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的英勇气概，鼓舞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志。当时在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曾经亲切地会见了他，并介绍他同延安来的中国电影工作者见面。临别时，伊文思把自己随身带来的电影摄影机和二千米胶卷赠给中国电影工作者。这是我解放区得到的第一部电影机，它象征着国际共产主义者的团结。中国的革命电影工作者用这部摄影机拍下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形象和伟大革命实践，拍下了许多极为珍贵的革命历史资料。它为发展我国的革命电影事业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后，伊文思怀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多次前来中国。解放初期，他是中央纪录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顾问，同中国紧密合作，培养了一批批新中国年青的电影技术人材。在大跃进的火热年代里，伊文思拍摄了一部反映新中国的纪录影片《早春》，热情歌颂中国人民解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就。接着，他同中国电影工作者一起合拍了纪录片《六亿人民的怒吼》，充分反映中国人民坚决支持黎巴嫩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正义斗争。此后，他又多次来中国访问，到过许多地方，同中国的工人、农民、战士有着广泛的接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中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国际上帝修反对中国进行疯狂的污蔑和攻击，而我们的一些朋友也不很理解的时候，伊文思通过在中国的参观访问，亲身体验到这场革命在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决心以电影为武器，拍摄一部歌颂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型纪录片，为世界革命人民反帝反修贡献自己的力量。一九七一年，伊文思把这个酝酿已久的想法告诉了周总理。周总理热情支持他，并鼓励他在拍摄中发挥自己的特长和风格。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使他充满信心和力量。这次，他来到北京时，正值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当他幸福地回顾周总理多次会见他的情景时，内心无比激动。前些日子，他在看完了《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的纪录片以后，久久没有站立起来。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紧紧地抱着中国同志失声恸哭。他对中国同志说，我们多么希望周恩来总理能看到《愚公移山》这部影片啊！万万没有想到他已经离开我们了。
伊文思把自己对毛主席、周总理的深厚感情和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情全部倾注于这部影片之中。他满怀深情地说，假如我的健康条件允许的话，我还要再工作十年，二十年，五十年。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话语啊！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他们同中国人民一起度过的愉快美好的时刻，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让我们热情祝愿中国人民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象春天百花园里的鲜花，永远盛开！
新华社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