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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彩色纪录片《愚公移山》在京举行首映式
乌兰夫副委员长、张平化部长等和首都电影界人士出席首映式，黄镇部长、王炳南会长和影片摄制者伊文思、罗丽丹先后讲话
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讯 由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摄制的大型彩色纪录影片《愚公移山》，今晚在北京举行首映式。
《愚公移山》由十二部独立的影片组成。这部影片是一九七二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我国拍摄的。自一九七六年发行以来，已译成十种语文版在欧美十七个国家发行放映，受到许多国家舆论的好评。
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中宣部部长张平化，文化部部长黄镇，人大常委会委员廖承志，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毛联珏，以及首都电影界人士出席了首映式。
影片的摄制者伊文思和罗丽丹出席了首映式。
荷兰驻华大使多勒曼，法国驻华大使克洛德
·阿尔诺和在京的外国朋友也应邀出席了首映式。
王炳南会长主持了首映式。黄镇部长在首映式上首先讲话。他说，《愚公移山》（华语版），即将在北京和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发行上映，这是我国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喜事。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祝贺。
他说，尤·伊文思是中国人民熟悉的老朋友。他四十年如一日，为加强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的友谊不遗余力，无论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刻，还是在顺利的日子，始终对中国人民友好，热情支持我们正义的事业；伊文思从事电影工作五十年，世界上哪里有斗争，他就到哪里工作。
王炳南会长说，《愚公移山》是伊文思与罗丽丹劳动与智慧的结晶。这部影片的拍摄一直得到周总理的支持与关怀，“四人帮”曾插手破坏，但终未得逞。影片以它独特的艺术风格，生动细腻地反映了中国人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和真实的斗争生活。他说，影片的摄制者特别是伊文思，以七十九岁高龄，不辞辛劳，亲赴欧美各国，为促进世界人民同中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忘我地工作。这种革命精神我们要好好学习。
伊文思在首映式上说，我们感到非常激动，因为今晚的首映式是在本片诞生和形成的国家举行。在谈到这部片子拍摄工作的时候，我们必然要把它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名字连在一起。正是周恩来总理大力支持我们进行非常广泛的观察，帮助我们解决了种种困难。这一切，我们决不能忘记。我们最大的遗憾是周总理没有能够看到我们的工作成果。他说，我们在影片中所反映的是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人们平凡、普通的表情和动作。但是这些表情和动作来自亿万中国人民，来自象愚公移山一样地进行斗争的全体人民，他们正在移动一座座新的大山。
罗丽丹在讲话中说，在这部影片中，我们不可能对中国人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作全面的介绍。我们只是把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告诉观众，以便对西方人民很不了解的中国作出比较热情的介绍打下基础。我们希望使各国人民更加接近，使得远隔千山万水的各国人民相互了解，相互尊重。
讲话以后，宾主一起观看了《愚公移山》影片中的两部：《球的故事》、《上海一药店》。（附图片）
由荷兰国际知名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和法国电影工作者玛斯琳·罗丽丹摄制的大型彩色纪录影片《愚公移山》，十二月二十九日在北京举行首映式。
乌兰夫、张平化、黄镇、廖承志、王炳南、毛联珏等出席了《愚公移山》首映式。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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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矿山春浓
——小河煤矿见闻
贵州省六盘水地区总工会 任贵银
来到小河煤矿，矿山特有的景象立刻把我们吸引住了。看，一座座索道铁塔，象卫士般屹立在山头；一个个运煤吊斗，象矫健的雄鹰向山顶飞去。
来到矿办公室，静悄悄的。一打听，许多干部都下井去了。机关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这个矿的优良传统。每年领导干部坚持劳动两个月，一般干部不少于一百天。他们还组织了“干部采煤队”和“干部掘进队”，党委书记郑大溪同志就是第一批采煤队员。
小河煤矿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建设起来的。二十年来，这个矿生产不断发展，广大职工一直保持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矿党委带领广大职工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去年，在坑木运不进来，原煤送不出去的极端困难情况下，仍然超额完成了国家生产计划。粉碎“四人帮”，生产力大解放。全矿职工积极响应英明领袖华主席的号召，甩开膀子大干。按常规，没有工作面生产只好停下来。但是，矿工们豪迈地说：国家需要煤，社会主义建设等着煤，生产一天也不能停！三号井采煤队是“敢打硬仗”的标杆队，他们主动向党委提出分担掘进任务。工人们不畏艰难险阻，出大力，流大汗，掘进日进尺由六米提高到八米，原煤产量月月突破万吨“关”，取得了原煤、掘进双丰收。“敢攀高峰”的二号井掘进队，迎着困难上，专找硬仗打，今年以来多次突破煤巷月进三百米“关”，创造了煤巷月进三百五十七米的全矿最高纪录。
我们来到三号井的“敢打硬仗”采煤队。这里，矿灯闪闪，炮声隆隆，工人们紧握电钻，向煤层猛烈冲击。电钻声和电溜子的运转声响成一片。被誉为钢铁矿工的郑州银同志，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在地面工作，他却三番五次要求下井采煤，而且一年要上四百八十个班。今年，矿党委送他到北戴河疗养，还没有满期，他就提前回矿了。在一次扑灭煤层自燃起火的战斗中，标杆队的井口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员一起，奋战十多天，终于从火口夺回了三千多吨煤炭，确保了矿井安全。
大治之年初见成效。今年，这个矿的原煤产量、掘进进尺，已分别提前八十九天和五十四天完成国家计划。此刻，高原还是寒冬，矿工们的心里早已春意盎然。他们正在用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夺取更大胜利，向党中央报喜，向英明领袖华主席报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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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让真实的中国信息传遍寰宇
——记伊文思、罗丽丹和他们的作品《愚公移山》
司徒慧敏
今年九月中，尤里斯·伊文思自巴黎给我来信，说《愚公移山》十二部长短纪录片的译制华语版素材，已寄北京，这是我们盼望已久的喜讯。他还说自从这部影片的法语版去年三月十日开始在巴黎几家影院同时作长期放映以来，观众达十三万多人次。其后又译制成英、德等语版，在许多国家和地区放映，获得进步人民的赞扬。据不完全统计，各国看过这十二部影片的约计五十余万人次，而看过电视放映的观众约计在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上下。
尤里斯·伊文思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在国际电影界也享有很高的威望。由于他对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的热情支援，甘当革命运动的喉舌，用电影艺术作为形象化的政论，公正地向人民传播革命思想和真实情况，推动革命运动。将近五十年来，那里发生了革命，那里有斗争，他就到那里去。他早已在国际上被称为“飞翔的荷兰人”。三十年代初，正当西欧许多国家的反动势力视共产主义为洪水猛兽的年代，伊文思毅然决然前往列宁的故乡苏联，参加了纪录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的电影工作。一九三七年，在西班牙反佛朗哥政权的保卫马德里战斗中，他与白求恩大夫同时参加了当时的战斗，摄制了《西班牙的土地》，第二年，他又转战到亚洲和其他地方。为拍摄一部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荷兰殖民者斗争的影片《印度尼西亚的呼唤》，有一段时间他待在澳大利亚。伊文思本人是荷兰人，他不怕任何威胁，毅然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的立场，去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民反对他自己祖国的殖民主义者。为此，使他在战后许多年不能回到自己的国家，漂流世界各国，支持各国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年，伊文思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全世界，拍摄了好几部工人运动、进步妇女运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纪录影片。
伊文思一直关心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建设，早在一九三八年，他第一次来中国，拍摄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实况的《四万万人民》，当时他还计划到延安，只是由于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破坏，他在到达西安后就被阻截。他回到武汉，在离开中国之前，把他自己的战斗武器，一台电影摄影机，经过周恩来同志交给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转送到延安，成为我们最初建立人民电影的十分难得的主要设备。后来，用这个摄影机拍下了《延安生活散记》、《南泥湾》和毛主席在延安的活动等珍贵的电影纪录片。在我们建国初期，一次在北欧某地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伊文思就向廖承志同志建议拍摄白求恩大夫在中国的事迹的故事片；其后，他于一九五七年末来我国，又一次提出拍摄纪念白求恩故事片的建议。一九五八年，他摄制完成了描写预示大跃进即将到来的纪录影片《早春》以后，还和白求恩故事的作者周而复，以及后来《白求恩大夫》影片的编导者张骏祥讨论过摄制这部影片的意见。他是十分热情地要用这部影片去表现白求恩大夫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的。
他在五十年代中期居留中国的一段时间，还协助我们完成了一部《六亿人民的怒吼》的反帝国主义侵略的纪录短片；对我们许多纪录片提过不少很好的意见和积极的建议。
这二十年间，他到过不少的国家，也拍摄过亚非拉美人民反殖民主义斗争的影片，越南的反美斗争影片。《愚公移山》是他和玛斯琳·罗丽丹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前来我国时接受周总理的建议进行拍摄的。为了这十二部影片，从筹备到拍摄完成后的工作，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精力。特别是伊文思，以将近八十的高龄，走南闯北，多次横跨于欧亚两大陆之间。片子完成以后，又为了发行这个影片再度到他四十年前战斗过的西班牙，跨过大西洋到达美国，而且今后他还打算为此到更多的地方。这种精神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他所遇到的困难，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电影工作者所不能想象的。一个经验丰富的创作人员，除了创作制片之外，还要亲自负担影片宣传和发行业务工作，而且还遇到资本主义世界的电影业垄断财团的种种封锁阻拦。
伊文思对于他自己工作的认真、精益求精的精神，一向是为任何一个和他合作过的人所称颂的，一九七二年他们接受了周总理的邀请，筹备拍摄这部影片之前，周总理曾对他们说：这部影片是伊文思和罗丽丹自主制作的影片，根据伊文思自己建议其观众对象是西方和其他国家的；选题内容和表现手法，伊文思也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处理。影片的拍摄对象，也根据他们的需要，认为中国那些好的情况可以向西方及其他国家介绍；我们的缺点、弱点，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也可以拍摄。因为我们完全信赖伊文思，即使暴露我们一些真实的缺点和弱点，也是出于促使我们改进的。为此，在开拍影片之前，他们认为既然主要对象是为了西方和其他国家的观众，他们就先在西欧，走访了许多工厂、城乡居民，也包括相当部分的知识分子和各行各业的劳动人民，进行个别访问和小规模的集体座谈，请他们提出想要了解中国那方面的问题。他们就这样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认真细致的工作。
据说影片拍摄过程中，由于周总理直接的关怀照顾，虽然“四人帮”曾多次蓄意干扰破坏，但未得逞。到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末八月初，影片完成，送到北京请文化部门、电影工作者和其他观众观看时，“四人帮”在文化部的死党亲信，竟趁总理病重期间进行破坏，阻挠《愚公移山》在国内外的发行放映。但是伊文思那一次来中国，正是在毛主席对影片《创业》指示后不到十天这一时间，“四人帮”虽有破坏阴谋，亦不敢过多地“求全责备”，无理取闹；其时总理虽在病危中，仍重申以前的指示，说是伊文思自主制片，文化部无权过问，“四人帮”就只好草草收兵了。《愚公移山》才得于去年三月首次在巴黎公映，并逐步扩大到全世界广大地区。
《愚公移山》今年年初我已经看过。这里我只能举少数几部来说明伊文思、罗丽丹的作品的思想及其优美的表现手法：
《球的故事》。内容是写北京市一所中学里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它形象地、真实而又简练地描写我国学校中师生之间、同学之间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的经过。当我还没有看到影片，只听伊文思向我介绍这部影片所描写的教育方面的题材时，开始我非常担心，因为他们拍摄这些影片，正是一九七三年前后“四人帮”在教育方面的黑干将迟群之流横行一时，培养了以交白卷为光荣的典型。学校纪律和正常教学活动陷于混乱状态。所以，我担心影片会不会受到这种影响。后来看了影片，就觉得伊文思并没有受“四人帮”的教育思想的干扰，而实际上却相反，他十分恰当地把一群学生和几位教师的十分生动活泼的语言和行动纪录、编剪起来。在十五分钟之内，既有争论，又能说理；既有批评，又能团结，思想脉络非常清楚，完全不是“四人帮”在学校里搞的“闹而优则仕”那一套。总之，当“四人帮”在各方面对毛主席革命路线干扰破坏时期，“四人帮”在文艺上搞那套所谓“三突出”、“三陪衬”之类的胡言乱语，在思想上搞什么所谓“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等等，完全没有影响到《愚公移山》这套影片。这充分说明伊文思和罗丽丹处理当时他们在中国所看到的事物是有正确识别的，这是非常难得的。
影片《上海一药店》是以这家药店日常工作中表现毛主席“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导着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有些人开始时思想上是不正确的，甚至这家药店中有少数人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旧人；有些事在开始时离开了“为人民服务”思想的指引，办错了或者办得不那么好。影片中如实地表现这一切，由于有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指引，有不少好人好事，教育了那些愿意改造的人，使那些旧人有了新思想、新面貌，终于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人。影片中表现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那样的真实、细致。影片是从药店的日常经营活动开始的，但是还联系到工厂、农村，主要也还是用“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工厂为供应群众的需要，而药店也是为了工厂，为了农村的需要，使得各方面的联系非常紧密，充分表现出丰富多采的内容。
其他影片如描写“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新型矿区《大庆油田》，虽不是全面描写，但从几个侧面看来，比如写家属薛大妈参加农业活动，参加矿区生产的过程，描写庞大的新型工业中的缝补厂精神，都特别感人。怪不得这部影片在资本主义国家放映时，使那里的工人阶级对比一下在他们的社会中所谓“浪费才能繁荣”，而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精神面貌则是如此勤劳，如此刻苦，那能不受感动？
《南京部队的一个营房》是描写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一支新型的军队的日常的学习、工作等活动，片中所表现的一切，在我们这里觉得很平凡。写这一支新型军队如何学习雷锋，学习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它不必用夸耀武器装备如何强大，也无需装模作样地表现军官的庄严威风和军队形式上的服从，而是表现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等等一整套军事民主的作风，表现出我们的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如何融洽，如何团结一致等各方面的精神实质，显示出人民军队的战无不胜的力量。
伊文思的作品的思想内容一贯是为歌颂进步，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一切压迫者的。他的作品的表现形式也是非常优美，又非常有力的。从他最早在荷兰的作品《雨》，和五十年代在巴黎创作的《赛纳河畔》以及在我国大跃进前夜拍摄的《早春》，早就被人们称为“用电影机写的诗篇”。许多年来，从三十年代中期拍摄的《西班牙的土地》，抗日战争时期在我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五十年代中期在我国拍摄的《六亿人民的怒吼》，都是表现出人民的强大力量的。《愚公移山》综合了伊文思作品在上述的内容和形式上多方面的优点之外，还有不少新的独创之处。比如全片用的都是同期录音的方法，所有在摄影机前面活动的人物，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表现他们自己怎么想的，他们打算怎么做的。我从外国杂志和报纸上看到一些评论说，看了《愚公移山》，真如同和中国人直接交谈，亲切地交谈。好象观众自己就生活在中国人民中间。整个影片很少配音乐，即使有一些，也是自然环境中应有的乐声。有一次吕骥同志和我一同看影片时，我问他对于《愚公移山》中不用音乐配音这一点有什么意见，因为吕骥是曾经和伊文思合作为《六亿人民的怒吼》配过音乐的。他回答我说：《愚公移山》从画面与画面的结构，从人物的对话与画面的联接上就组成了音乐的旋律，也可以说是一组优美的乐曲。我完全同意他这个意见。影片在许多地方表现了伊文思是用摄影机在进行战斗，用摄影机去批驳国际上那各种各样对中国人民的诽谤，也是用摄影机写成的诗篇，用摄影机谱成的乐章。
可能在我国上映这套影片时，会有观众认为影片所表现的是我国人民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没有什么所谓引人入胜的奇迹，也许对于国外观众会感兴趣，而对于我们倒没有什么特别诱人的东西了。但是，我希望人们能从影片所表现的常见事物中看到作者观察事物的细微准确，而表现手法尤有独到之处。有的地方他描写人物所处的环境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有的地方他的镜头视角包括各种各样的人，比如《上海一药店》，那个柜台和店面的拍摄就是这样。但是，这些环境和许多人物的出现，都集中地表现在“为人民服务”思想指引下的中国，新的人物在健康成长，旧的人物在改变面貌。而这一切，作者没有费很多语言去解释说明。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我认为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同时我认为作家不必要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伊文思正是努力这样做的。影片中的场面和情节中，足以表现作者对中国许多新人、新事物、新风貌寄以无限的同情和热爱。作品的倾向也完全可从场面和情节中去理解，完全没有把自己的意图硬塞给观众的意思。
据协助伊文思拍摄《愚公移山》影片的同志说，在他每到一处准备拍摄那一个场景时，他可能先在那里住上一段时间，少则一、二个星期，首先他熟悉那个环境，和他要拍摄的人物也交上了朋友，透彻地了解了那些人物的行为、思想以后，他才着手拍摄，所以他镜头上的人物是如此自然真实。但影片中也出现过一些这样的人，如《上海一药店》一位买眼药的老人，是一个偶然遇到的顾客，伊文思不慌不忙地把他摄入镜头，这不仅是某事件的模拟或者是再创造，而且是实有其事，真有其人，而又是很能为伊文思艺术构思丰富内容和色彩的。
影片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呢？当然有，我听到有的同志指出，对城市人民表现多了，对农村方面的描写相形之下就觉得少了一些，这一点不足之处与《愚公移山》所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衷心地祝贺《愚公移山》在我国上映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