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一个乱校反党的口号
——评“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上、管、改”
山东省革委会文教办公室批判组
编者按：“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散布了很多谬论，搞了很多破坏活动。在批判“两个估计”中，教育战线的同志们正紧密联系实际，揭发清算“四人帮”的罪行。今天本报发表的揭批所谓“上、管、改”的文章，值得一读。通过这样的深入揭批，大家将进一步看清“两个估计”的反动性及其对教育战线的严重危害，把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纠正过来，教育革命才有可能真正搞上去。
“四人帮”鼓吹的所谓“上、管、改”的口号（即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乱校反党的反动口号。它流毒全国，危害极大，影响很坏，必须彻底批判。一
“上、管、改”的口号是怎么出笼的呢？
一九七○年春天，清华大学工人班学员自发地提出“我们上大学，还要管大学，象工宣队那样改造大学”。这个提法朴素地表示了工人学员搞好教育革命的热情，也反映了他们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憎恨。但是应当指出，这句话有着明显的片面性，即忽视了党的领导作用。“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出于他的反革命政治敏感，认为这句话可以为他们乱校反党的阴谋活动服务，立即将它接过来，加进了反动内容，搞成口号，纳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政治轨道。
“四人帮”的“上、管、改”口号的反动性，就在于它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假借工农兵学员的名义，利用工农兵学员参加教育革命的积极性，妄图诱骗和煽动工农兵学员乱校反党，为“四人帮”推行反革命政治纲领服务。因此，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日益加剧，“上、管、改”的政治内容也愈加反动。
一九七一年，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高等学校普遍恢复招生，林彪反党集团取消高等学校的阴谋被粉碎了。“四人帮”继承林彪反党集团的衣钵，继续疯狂破坏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方针、政策的落实。他们在抛出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的同时，大肆鼓吹“上、管、改”这个反动口号，把“两个估计”作为他们乱校反党、篡权复辟的理论根据，把“上、管、改”作为达到其篡党夺权反革命目的的实际措施。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说：工农兵上大学是进了“豺狼虎豹之口”，要“自己管理自己”，不然，“就要被吃掉”，恶毒地挑动学生反对学校党委的领导。迟群也阴险狡诈地说：“要注意把学生工作做好，利用这股力量，别让人家弄过去整你。”几句话，把他们名为对工农兵学员“重视”，实为“利用”的险恶用心暴露无遗。
一九七三年，“四人帮”从教育领域入手，发动了一场所谓“反回潮”、“反复旧”、“反复辟”的运动，把罪恶的矛头指向敬爱的周总理。这时，“上、管、改”就成了他们打击教育战线广大干部，搞垮教师队伍的行动口号。
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另搞一套，大刮“批周公”、“批大儒”的妖风。与此同时，他们疯狂煽动学生行使所谓“上、管、改”权力，到处揪“复辟派”、“孔老二”，搞乱学校，搞垮党委领导，大乱无产阶级的天下。
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公开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上、管、改”的内容也就完全成了“四人帮”鼓吹的所谓批“民主派”、揪“走资派”的一套。
上面列举的事实，就是“四人帮”大肆鼓吹的所谓“上、管、改”的历史过程。二
“四人帮”竭力鼓噪的所谓“上、管、改”，要害就在于通过“管大学”，篡夺党对教育的领导权，在教育战线建立“四人帮”的“帮”统治，进而把教育阵地作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战略据点。叛徒江青说：“这个文教战线，今后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也狂叫：“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他们在所谓“解剖十七年的旧学校”中，把党的领导诬蔑攻击为“资产阶级管、卡、压”，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疯狂煽动学生“和党委对着干”，“踢开党委闹革命”。他们公然反对毛主席关于“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指示，大搞“群众组织代替党”的罪恶勾当，借“上、管、改”拉队伍，搞分裂，建机构，立章程，自成体系，另搞一套，妄图实现其以“帮”代党、以“帮”篡党的罪恶目的。他们把教育战线的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的领导干部，统统列入“管”的对象，声嘶力竭地狂吠：要“盯住支部、总支、分党委、校党委，一层盯一层”。他们给各级领导干部扣上“民主派”、“走资派”、“复辟派”等等大帽子，大搞“层层揪”，“揪一层”，使“上、管、改”完全成了“四人帮”在教育战线推行“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反革命政治纲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们严密控制的“朝农”等少数几个学校，自上而下地成立起“上、管、改委员会”、“上、管、改领导小组”，凌驾于学校党委之上，名为“管大学”，实为取代党的领导。张铁生所在的农学院，“管大学”更是成了对党的领导“动大手术”的代名词。所有这些，“四人帮”都自诩为“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并给贴上“上阶级斗争主课”的标签，加上“无产阶级占领上层建筑舞台”的美名，在全国大肆兜售。结果，使一些学校无政府主义盛行，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受到严重削弱，革命领导干部横遭迫害，有的学校党组织被闹得陷于瘫痪状态，根本没法实行领导。
“四人帮”利用“上、管、改”的反动口号，对广大教师队伍肆意打击和迫害。他们把广大教师辱骂为“臭老九”、“资产阶级世袭领地的王公贵族”，并且蓄意颠倒敌我关系，把教师当作“苍蝇”去轰，当作水中的“皮球”去压，当作“专政对象”去管，宣扬什么面对教师这些“臭老九”，“一管，就当尖兵；不管，就当俘虏”，千方百计地制造学生和教师的对立，破坏革命的师生关系，甚至把教师分散在学生的组织中进行管理。他们还利用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对广大教师实行反革命围剿，在教师中大抓所谓“复辟势力”；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大批所谓的“师道尊严”，对广大教师兴师问罪，大打出手，搞得教师人人自危，使一些同志无辜遭罪。事实说明，“四人帮”的所谓“管”，就是对广大教师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三
“四人帮”鼓吹的“管”，是为“改”服务的。他们所说的“改”，就是要改变无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和学校的社会主义性质。他们污蔑我们的学校“名义上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还是资产阶级的旧学校”。他们声言：“把现在大学搞得越不象样，这才是真正的大学。”因此，从教育制度到教育路线、方针，从学校的培养目标到具体的教学方法，“四人帮”都要按照自己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加以“改造”。甚至连毛主席提出的“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他们也要“改”。张春桥公开鼓吹：“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迟群则叫嚷：“我们的大学就是培养造反派”，“个个都象张铁生就好了”，“闹它个天翻地覆”。他们要所有的大学都办成“政治大学”，只办一个“敢于造走资派反的专业”，处心积虑地要把社会主义的大学变为积极推行“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训练班。你要学马列，他们说：“历史、政教、中文、新闻、法律都可以不办”，要“砸烂”大学文科，“把文科办成写作组”。学政治的要专门研究什么“民主派”变为“走资派”的“必然规律”；学经济的要专门研究什么产生“走资派”的“经济基础”；学文学的要专搞什么“同走资派作斗争”的阴谋文艺；学历史的要专搞“古为帮用”的影射史学。你要学技术，他们说：“宁可少学一些，也不要红色工程师”，“学知识就会从上、管、改的战斗岗位上退下来”，“知识到手，人被夺走”，只要能跟着他们揪斗革命领导干部和教师，即使对科学技术一窍不通，也“可以打九十九分”。经“四人帮”这样一“改”，毛主席关于“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被歪曲了，全部思想政治工作都变成了他们毒害青年学生的政治教唆手段。毛主席规定的“以学为主”的原则被否定了，基础知识、基本理论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练被作为培植“精神贵族的温床”而取消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理论和实际统一”，被篡改成实用主义教育的“模式图”，大搞所谓“战斗任务带学科”、“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严重地破坏了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开门办学，本来是学校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结合的一种形式，也被“四人帮”“改”成串连夺权，制造混乱的手段。“四人帮”对教育作的这一系列“改造”，同反动派的复辟变天有什么两样？
四
戳穿了“四人帮”所谓的“管大学”、“改造大学”的反动实质，回过头来再看看他们破坏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罪行就更加清楚了。工农兵学员本来是抱着饱满的革命热忱来到大学，一心想着学好政治理论和文化科学知识，做又红又专的革命接班人。可是，万恶的“四人帮”生怕工农兵学员学好文化科学知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擦亮了眼睛，识破他们这伙反革命野心家、阴谋家。于是，就千方百计施展反革命的手法，对学生政治上吹捧，思想上“诱：以官、禄、德”，拚命灌输反动思想，百般阻挠学生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竭力蛊惑学生走“闹而优则仕”的邪路，目的就是要为他们篡党夺权培植骨干和走卒，壮大他们的帮派势力，把青年学生绑在他们反革命的战车上，充当他们篡权复辟的打手和牺牲品。
对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绝大多数工农兵学员早就看在眼里，恨在心里，不受骗，不上当，不供驱使，冒着被打成“走资兵”、“投降派”的危险，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抵制。他们在“四人帮”严重干扰和破坏教育革命的情况下，仍然认真学马列、学毛主席著作，努力提高自己的社会主义觉悟，尽量争取多学一点文化科学知识，自觉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在学校党委领导下，和广大教师一起，积极为教育革命做出贡献。斗争的实践，使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上、管、改”这个反动口号，纯粹是“四人帮”利用教育阵地进行反革命复辟活动的一个大阴谋，是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一场大祸害，也是坑害广大工农兵学员的一个大骗局。一时受骗上当的是极少数。真正象张铁生那样的死心塌地跟着“四人帮”跑的反革命分子，只是一小撮。他们在广大工农兵学员中是极端孤立的。
历史的经验反复证明，反动派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损人者必以害己而告终。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四人帮”已被全国人民判处了政治死刑，他们上演的“上、管、改”的反革命丑剧也已被革命洪流淹没。这伙反革命黑帮散布的流毒，我们一定要彻底肃清。我们坚信，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将在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下结出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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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剖析“四人帮”的“网罗”术
山西省太原市教育局
一九七一年夏，正当我党与林彪反党集团决战的关键时刻，“四人帮”乘机抛出了反动透顶的“两个估计”，制造所谓“刘少奇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的骗局，妄图把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统统捆在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上，任其挞伐。“两个估计”是“四人帮”在教育战线篡党夺权的“理论根据”，这个“网罗”骗局则是“两个估计”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四人帮”玩弄的这个“网罗”术，典型地反映了他们惯用的一套反革命手法，颇有一些迷惑人的地方，大有剖析的必要。
其一曰：偷天换日，暗藏杀机。以抓“一小撮”为名，行打倒一大片之实。
“四人帮”炮制两个反革命“估计”时，盗用“一小撮”一词，力图给人造成一种“打击面并不算宽”的假相。但是，既然是“把持”了全国教育部门的领导权，那么，“一小撮”够吗？试看，他们的黑笔一挥，把教育战线涂抹得何等阴森恐怖：什么“剥削阶级长期垄断”，什么“封、资、修的流毒年深日久”，什么“资产阶级偏见十分顽固”，什么“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旧体制”，等等。在“四人帮”的笔下，解放后十七年党领导的教育战线哪里还有一线光明！就这样，国民党特务张春桥还嫌不解恨，咬牙切齿地又亲笔加了一句：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加以解决”。很明显，“四人帮”的险恶用心，是要把十七年来战斗在教育战线上的我们党的干部统统打成“叛徒、特务、走资派”，所谓“一小撮”，不过是一个掩人耳目的遁词而已。
随着“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愈演愈烈，他们的反革命杀机也愈加露骨。一九七六年二月，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窜来我市煽风点火时，就杀气腾腾地狂叫“百分之七十五的老干部都是民主派”，“要从上到下动大手术”，声嘶力竭地叫卖“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我市在教育系统的黑爪牙跟着发难，叫嚷什么“现在走资派无处不有，走资派到处乱走”，“走资派遍地走”。他竟然在太原市委举办的学习理论会上气急败坏地说：“你们讨论的都是已经死了的走资派和走不动的走资派，现在就是要讨论山西、太原谁是正在走的走资派。”他们对我市三十所市管中学的七十多名主要领导干部进行了分类排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被他们诬蔑为“还乡团长”、“复辟狂”、“辛辛苦苦的民主派”、“勤勤恳恳的走资派”。他们甚至荒谬绝伦地炮制了一个所谓定走资派的“四、五、六”标准，把一九四九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工资在六十元以上的干部，统统定为“走资派”。
反革命小丑张铁生的“百分之七十五”和我市黑爪牙编排诬陷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就是“四人帮”所谓“一小撮”的最好注脚，说明“四人帮”正是打着“一小撮”的旗号，贩卖他们伙同林彪炮制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黑货。在所谓抓“一小撮”的幌子下面，埋伏着他们妄图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老干部的罪恶用心！
其二曰：指鹿为马，滥施淫威。以抓“叛徒、特务、走资派”为名，行打倒革命干部之实。
文化大革命以前，教育战线的广大干部究竟是“叛徒、特务、走资派”，还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仅以我们太原市教育系统干部的状况为例，就足以澄清“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制造的混乱。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太原市一解放，我们党就抽调了大批优秀干部接管学校，从帝国主义和蒋阎匪帮手里收回了教育大权，肃清了隐藏在教育界的反革命分子，确立了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一九五七年前后，正当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策划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党组织及时增派了大批骨干到文教系统和各级各类学校担任领导工作，保证了我市教育战线反右派斗争的胜利。在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党组织又从各条战线选派了大批工农干部充实教育战线，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这些干部中，有的是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曾经为革命血洒疆场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有的是在太行、太岳、晋绥、晋察冀等革命根据地办过教育的老干部。他们来到教育战线以后，努力学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坚决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认真落实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为大力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培养又红又专的革命建设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得到了党组织的赞许，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尊重。随着我市教育事业的飞速发展，解放后我们党培养和提拔起来的大批青年干部走上了教育战线的领导岗位。他们朝气蓬勃，忠诚党的教育事业，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光辉指引和老干部的热情帮助下迅速成长，很快成了我市教育战线领导干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根据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的统计，上述两类新老干部占到了我市教育系统领导干部的百分之九十五以上。
文化大革命以前，在我市教育战线的干部队伍中，少数人有政治历史问题；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都已查清并作了结论，有的适当调整了工作。混进来的个别坏人，通过历次政治运动都已陆续清除。我们的部分同志程度不同地执行过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经过党的教育和群众的帮助，已经陆续改正了。这充分说明，我市教育战线的干部绝大多数是好的，或者是比较好的。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市文教系统的部、局和三十所市管中学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都焕发了革命青春，提高了路线斗争觉悟，百分之九十七的人继续担任领导工作。这一铁的事实是对“四人帮”诬蔑教育战线广大干部的无耻谰言的有力回击！
其三曰：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四人帮”煞有介事地玩弄“网罗”骗局，正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大肆网罗牛鬼蛇神、社会渣滓的真相。
“四人帮”把捉“叛徒”、抓“特务”、揪“走资派”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原来他们正是货真价实的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这伙新老反革命采取狡猾的两面派手法混进了我们党内，成了正在走的走资派。再看看他们在太原市网罗的黑爪牙是些什么货色吧：有的是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处分而对我们党心怀不满的分子，有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犯过严重错误而不肯改悔的人，有的是一贯流氓成性的坏分子，有的是打砸抢起家、“闹而优则仕”的家伙。当“四人帮”去年策动灭亡前的猖狂一跳的时候，我市教育战线的这股沉渣就势泛起，加入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鼓噪。他们怀着复仇的心理和篡权的欲望，向党反扑过来，狂呼什么“刮下去的刮上来，刮上来的刮下去”，妄图翻历次政治运动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他们开黑会，抢档案，围攻老干部，拼凑黑班底，扬言要“进驻”教育局、文教部和太原市委，并且要“姓正不姓副”，当第一把手，妄图以帮代党，篡权上台。“四人帮”妄图用“刘少奇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的谎言来诬陷我们教育系统的革命干部，实际上正是他们这一伙叛徒、特务、走资派在网罗社会渣滓、牛鬼蛇神。这些人充其量只占我市教育战线干部的百分之一、二，是名副其实的“一小撮”。但是，不管“四人帮”把贼喊捉贼的伎俩玩弄得何等巧妙，终究不能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叛徒、特务、走资派的帽子还是戴在了他们自己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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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风雪高原二十年
——日喀则农科所副所长谭昌华培育良种的事迹
喜马拉雅山麓、雅鲁藏布江畔的翻身农奴们十分爱戴日喀则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谭昌华。这个农业科学战线上的共产党员，一九五六年从贵州农学院毕业后，怀着一颗火热的心来到了西藏。二十一年来，他同其他科技人员一道，坚持科学实验，精心培育出近二十个适应高原条件的小麦、青稞、油菜等农作物良种。这些良种已经在西藏各地以及青海、新疆、甘肃、四川等省、区的高寒地带开花结果。今年，他们培育的春小麦良种日喀则十二号，又创造了亩产一千六百六十四点八斤的高产纪录，为探索西藏高原农作物的增产规律作出了新的贡献。
谭昌华刚到西藏的时候，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统治下，西藏的粮食产量很低，种子退化、混杂严重，耕作制度很落后。为了改变西藏地区农业落后的面貌，他决心培育出适应当地条件的优良品种。一九五八年，他冒着受叛匪袭击的危险深入广大农村，采集各种作物标本。民主改革前后，西藏多数县没有公路，谭昌华经常骑着自行车，带上行李卷和糌粑、萝卜等吃的东西，在崎岖的道路上走。几年内，他跑烂了三付自行车胎和好几双鞋，采集到一千多份小麦、青稞、油菜、豌豆等材料。有一次回内地休假，他特意走川藏公路，沿途采集标本。果然，他在昌都找到了一种难得的小麦杂交亲本。
在林彪、“四人帮”严重干扰破坏下，谭昌华历尽千辛万苦搜集到的许多材料丢失了。有人劝他说，你一天到晚不知疲倦地工作，弄不好还会戴上“白专”的帽子，这是何苦！谭昌华可不这样想。他坚信，把西藏农业科研搞上去，是广大翻身农奴的迫切需要，为此而奋斗的决心决不动摇。
谭昌华在学习外地先进经验的同时，认真研究西藏高原的特殊自然条件，从高原的实际出发，自己闯出一条增产的路子。一九七六年，他根据西藏高原日照长、辐射强、日夜温差大等有利于形成大穗大粒的条件，提出了培育重穗型小麦的新品种，将增加穗的头数和穗的重量结合起来。春小麦良种日喀则十二号，就是将当地的穗大粒重的圆锥小麦高原大粒同国外普通小麦良种进行远缘杂交，又将其后代进行三交培育出来的重穗型良种。经有关部门组成的验收组测定，日喀则十二号良种高产田每个麦穗平均结籽四十二粒，千粒籽重约五十六点零九克，穗粒数和千粒重都超过内地一般品种三分之一以上。
由于长期在高原地区工作，谭昌华积劳成疾，患有多种疾病。但他全然不顾，决心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倾注在西藏的农业科研事业上。
（据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