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
专栏：
把艺术的青春永远献给党
中国京剧团 杨秋玲
十月六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在举国欢庆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一周年的大喜日子里，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叶副主席、邓副主席、李副主席、汪副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观看了《红灯照》的演出，并在演出休息中间接见了我们部分演员和创作人员，演出结束后，又走上舞台和我们全体演出人员见面，一同合影。全团同志欢呼跳跃，一片欢腾。这是党对我们最深切的关怀，最大的鼓舞。我握着华主席温暖的手，激动得热泪盈眶。这是幸福的热泪，感激的热泪，它包含了我对党的无限感念，对“四人帮”的无比仇恨，也包含着一个普通文艺战士对党倾诉不尽的千言万语啊……
回想《红灯照》以及自己十几年来的经历，真是两条路线两个天地！
早在一九六四年三月，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指示我们剧团编演《红灯照》，要我们去热情讴歌义和团的妇女组织“红灯照”的英雄事迹，歌颂我国人民不畏强暴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斗争精神。毛主席的指示，象和煦的春风烘暖了同志们的心，剧团党委立即组织了创作人员到天津调查采访。没想到，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江青，为了篡夺京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她的黑手伸进我团，把这个戏排斥在创作计划之外，并扣压了毛主席关于《红灯照》的光辉指示。
“四人帮”以帮代党，有多少革命同志被打成“反革命”；以帮划线，刮起了多少不正之风；“十年磨一戏”，磨掉了多少演员的艺术青春。象我这样一个由党从小培育起来的演员，仅仅因为敬爱的周总理多次作过指示，表示关怀我的工作，就长期受到“四人帮”的排挤和压制。在那黑暗的江记“帮天下”里，哪个革命同志不是义愤填膺，为党和国家命运而忧心忡忡！当我回想起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我好好为工农兵服务的亲切教导，敬爱的周总理要我做好普通一兵的教育，立即增添了无穷的斗争力量。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继承毛主席遗志，一举除了“四害”，党和国家得救了！我们获得了第二次解放！
我们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决心立即编演《红灯照》，用实际行动来回击江青一伙的破坏。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指示，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歌颂无产阶级革命的英雄业绩，是我们创作的主要课题。但是，这并不是说，要把所有历史剧的创作都排斥在外。“四人帮”在这方面制造的思想混乱必须肃清。
当我们接触到有关史料后，更加体会到毛主席当时指示的深刻意义。震动中外的义和团运动，虽然带有种种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在清王朝卖国投降，祖国面临帝国主义瓜分危险的严重关头，广大劳动人民挺身而起，挽救民族危亡。他们以血肉之躯同拥有新式枪炮的帝国主义侵略军搏斗，粉碎了帝国主义瓜分我国的阴谋，震撼了清王朝的统治，这是何等鼓舞人心的英雄事迹啊！红灯照在天津的首领林黑儿，原是贫苦的船户（一说是卖艺的）出身。这样一个贫家女儿，冲破重重枷锁，带领一批年轻妇女，高喊着“还我江山还我权”的口号，勇敢地站在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最前列，使得帝国主义侵略军闻风丧胆，使显赫一时的清朝直隶总督也不得不向她跪拜。这个形象，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劳动妇女的革命性格，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革命真理。她为正义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然而多年来一直遭到反动阶级的歪曲和诬蔑。在文艺中把这种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歌颂我国人民爱国主义精神，起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这正是毛主席对我们的一贯教导，也是我们创作的重要任务。江青一伙长期反对我们写这个题材，充分暴露了他们极端仇视人民的反革命嘴脸。
在短时间内编演这一剧目，是有不少困难的。但是，我们剧组的全体同志把对“四人帮”的仇恨化作冲天干劲，在党的领导下，大家齐心协力，艰苦奋战，为紧张的创作排练流下了辛勤的汗水。近代史研究所等有关方面的同志都积极帮助我们。大家怀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坚决完成毛主席生前交给我们的任务！在全国人民隆重纪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逝世一周年的日子里，终于上演了《红灯照》，把我们的心愿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
这个戏还很粗糙，还需要不断加工改进。但是，广大工农兵观众已经给了我们热情的鼓励。更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我们的演出一直给予深切的关怀和鼓励。过去“四人帮”反对《红灯照》的创作，今天党和群众都在殷切地扶植它成长。党的关怀温暖着我们，阶级的深情激励着我们，想想过去，对比今天，怎不使人热血奔涌，心情激荡！
我们一定要牢记华主席的指示，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坚决遵循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鼓足干劲，创作和演出更多好戏。
第6版()
专栏：
一曲无产阶级的国际悲歌
——谈京剧《蝶恋花》
冯其庸
每次看京剧《蝶恋花》，我总是激动得热泪盈眶，情不自禁地从心里涌出“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这两句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名句。
这真是一曲国际悲歌啊！
伟大领袖毛主席所领导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杨开慧同志在湖南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又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灿烂的一页。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战友、夫人和学生杨开慧同志，是在这一伟大斗争中英勇不屈、巍然屹立的英雄人物。京剧《蝶恋花》光彩夺目地塑造了这个英雄形象，艺术地再现了中国革命史上这光辉斗争的一页。
戏一开头，杨开慧在雄浑悲壮的音乐声中，深沉有力地唱：“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这首毛主席的著名《菩萨蛮·黄鹤楼》词。接着唱：“秋收暴动烈火旺，毛委员率队去井冈。深切的嘱咐记心上，开慧同志啊！坚持战斗在板仓。”这一序幕，以极其简练的笔墨，概括出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正在向广阔的农村深入发展的历史背景。
国民党长沙县东乡“铲共义勇队”队长兼乡长范瑾西的“拜访”杨府，揭开了这一场激烈斗争的序幕。杨开慧第一次上场，“辗转踏遍崎岖道”，“翠竹迎风舞长矛，越险阻归来把大计商讨，反‘清乡’要卷起革命怒涛”这几句唱，一下就有力地刻画出了这一人物的坚定沉着机智勇敢的思想和性格。在这一场戏里，剧作者和导演特别突出地描写了毛主席的来信，杨开慧在接信后的一大段唱，十分真实地写出了她的喜悦心情，描写了她在得到毛主席关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一具有伟大战略意义的指示以后的无比兴奋和充满着胜利信心的激动心情。
戏的尖锐冲突是以“铲共队长”范瑾西颁布何键的“十大杀令”，并当场枪杀革命群众这一事件开始的。当时在屠夫何键的“十大杀令”下，从岳北到平江、湘阴、浏阳一带，被害的革命群众，竟达十二万之多。戏里那个拿着一支红棕竹烟管的卖茶老爹的被杀害，并不是艺术夸张，而是生活的真实写照。卖茶老爹被无辜杀害后，讨米娭毑痛哭老倌的几句滚板：“耳边如闻炸雷响，老倌把命丧，我眼枯无泪，痛断肝肠！”真是把她（代表着被压迫人民）心头积压的仇恨情绪，有如奔腾的瀑布倾泻了出来，她的这大段唱，是对反动派的血泪控诉。随之形成了一个群众控诉反动派镇压革命的滔天罪行的高潮。正是在这个时候，杨开慧同志出现在群众之中，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当反动派来搜捕杨开慧时，群众又机智地掩护了她。这样，就有力地描写了杨开慧与群众的血肉关系。
由于杨开慧同志领导的武装斗争严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反动派千方百计阴谋逮捕杨开慧同志。在《风云骤》这一场里，戏里进一步刻画了杨开慧沉着机智，临危不惧的斗争性格。她发现自己已被敌人包围的紧急情况以后，当机立断，立即让孙嫂开窗出去把敌人引开，然后掩护赤卫队长向旭带着药品突出重围，她自己则机敏而又从容镇定地把党的文件迅速投入了炉火。当敌人破门而入时，党的文件早已成为一堆灰烬了。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杨开慧同志指挥若定，临危不惧，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
暗转以后的《古道别》，是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的一场戏。剧作者为杨开慧一口气安排了四十二句唱词，充分抒发了这个英雄人物的崇高胸怀和她与乡亲们的无比深厚的情谊。这段唱词的唱腔也是富于变化的，开头六句是比较低沉舒缓的“二黄清板”，之后是“原板”、“快二六”到“快板”，调子从比较低沉舒缓转向激烈高昂，有力地刻画了英雄人物坚定不移的斗争性格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导演对这场戏的处理也别具匠心，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反动派对杨开慧的重重戒备，另方面也真实地反映了广大群众对杨开慧难舍难别的阶级感情，在舞台深处的山路旁、山坳里、山坡上，东一堆西一堆的三三五五的群众，在拭泪遥送。这样的处理，并非单纯为了情节的需要，而是有生活根据的。据调查，当时反动派在重重的戒备下押走杨开慧同志时走的就是这条“长岳古道”，而当时的群众，不顾白色恐怖的威胁，利用山区的地形，有的在山路旁，有的在高坡上挥泪目送。被押走的除杨开慧同志外，还有毛岸英和陈玉英同志（就是戏里的孙嫂），因为他们两个是妇女，一个是小孩，山路崎岖难行，竟有一位姓缪的老头挺身而出，推了一辆小车送他们到车站。这一段戏，就是这一激动人心的斗争生活的艺术提炼。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具有较深的感人力量。李维康同志的唱腔，吸收了婉转曲折的程腔的特点而又赋予刚健清新、沉着坚定的新的品质。充分运用声腔来塑造杨开慧这一崇高的英雄形象，是这个戏的特色之一，同时也是演员突出的成功之处。
有压迫就有反抗。颁布“十大杀令”，枪杀革命群众是反动派的一次血腥镇压，随之而来的就是“松树坡”会议以后的夺枪——开展武装斗争，这是全剧的第一个大波澜。逮捕杨开慧并用酷刑“审讯”，则是一次更残暴的压迫。紧跟着的是一次更强烈的反抗，这是全剧的第二个波澜。《举篾刀》这场戏，具有特殊重要意义，导演的处理尤具匠心。它写出了革命群众对反动派反动气焰的蔑视和坚决斗争。这场戏一开头就给这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缪老爹安排了单独的一大段戏。这个缪老爹演得十分成功，这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自从失去了杨开慧后，他的内心情绪就与前几场戏大不一样了。《松树坡》一场儿子坡生的牺牲，他是很悲痛的，但我们看得出来他还禁受得住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他还能沉住气。到杨开慧被捕后的这一次出场，表现了人物的心里埋藏着深沉的阶级仇恨！当他唱到“且看这铮铮篾刀显锋芒”，随即用尽力气磨刀，这一段唱词和这一磨刀的动作，有力地写出了他心头的悲愤和无比仇恨反动派的心情。剧本和导演的这种处理，很好地塑造了这个普通的革命群众的英雄形象，同时也写出了杨开慧同志在这一支革命队伍中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截杀范剃头一段戏，使剧情更富于戏剧性，显示了革命的人民多么机智勇敢。短短的一段武打，不仅使剧情出现了一个大的波澜，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革命群众对杨开慧同志的无限关切和对反动派的无比仇恨。范剃头的最后被杀，让多少早已被仇恨压抑得无法喘过气来的观众，心情为之一畅。
《向朝阳》一场，是对杨开慧最后的一笔描写。她虽然天天受刑，遍体鳞伤，但她仍旧利用生命的最后一刻，给岸英讲革命的历史，讲《国际歌》的来历，讲周恩来、蔡和森、向警予、朱德等革命前辈的英勇斗争的光辉史绩，教育岸英学习和继承前辈的革命精神。但是，她的内心是不平静的，她在从容就义前的大段唱词，抒发了她的崇高的革命豪情，它是一首革命的抒情诗。在杨开慧高呼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中，在悲壮的国际歌声中，杨开慧烈士巍然挺立，冉冉上升，与正在月宫里迎接她的嫦娥和吴刚会面了。吴刚热情地捧出了桂花酒，嫦娥为她翩翩起舞，万里长空，顿时变得热气腾腾。
京剧《蝶恋花》在创作方法上认真实践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这个戏里的有关杨开慧烈士的斗争事迹，是有现实生活依据的。作者相当真实地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的历史特征，反动派的猖狂和白色恐怖的严重，大批的革命骨干力量都已上了井冈山，革命正处在困难时期，杨开慧正是挺立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中的一棵坚贞不屈的青松，一棵高大入云的白杨。但是，戏的结尾部分，却运用了革命浪漫主义的方法，让月宫里的嫦娥为忠魂起舞，让吴刚向忠魂献酒，有力地抒发了人们对杨开慧烈士的崇敬的心情，寄托着千千万万的群众对忠魂的悼念。
这个戏从毛主席的《菩萨蛮》词开始，中间穿插了《采桑子·重阳》，最后结束到《蝶恋花》。全剧洋溢着抒情的诗意，从本质上来说，这个戏也可以说它是一出诗剧，一曲无产阶级的国际悲歌。
第6版()
专栏：
要敢于抒无产阶级之情
蒋国忠
“秋风阵阵吹进窗，
好象同志们在歌唱，
眼望湖水白茫茫，
如今你们在何方？”
韩英身在牢房，惦念的却是战友的安危，这是多么动人的歌唱，多么崇高的情怀！当我们观看优秀影片《洪湖赤卫队》时，心情始终不能平静。尤其是“狱中斗争”一场，在我们胸中激荡起一阵阵汹涌起伏的感情波涛。我们时而焦虑，时而悲愤，时而敬仰，与英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韩英那种“为革命，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气概，以及“儿死后，你要把儿埋在大路旁”一段气贯长虹的唱词，真是动人心魄，感人肺腑。可是“四人帮”竟然把这段洋溢着革命豪情的精彩篇章，诬蔑为宣扬“人性论”，真是颠倒黑白，胡言乱语！
“四人帮”抛出“黑线专政”论，全盘否定十七年的成绩，到处打棍子、戴帽子，扼杀革命文艺作品。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岂止《洪湖赤卫队》被戴上“人性论”的帽子！他们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打着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幌子，肆意摧残了一大批革命文艺作品。他们指责这部作品充满“人情味”，那部作品有“人性论”的味道。一部作品写了革命者正当的爱情关系，他们就扣上歪曲工农兵精神面貌的帽子。他们甚至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肯定的、敬爱的周总理赞赏的剧目和影片，也要横加践踏，肆意诽谤。他们制订了种种清规戒律，不准革命文艺从多种角度刻画英雄人物，不准写英雄人物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不准英雄人物抒发自己的感情。“四人帮”这种蛮横的鼓噪，搞乱了思想，混淆了是非，使得不少文艺工作者顾虑重重，不敢在文艺作品中写男女爱情，不敢写革命者在一定条件下的正当感情，不敢表现无产阶级的人性。因此，塑造的人物干巴巴，死板板，没感情，不动人。
今天，打倒了“四人帮”，我们必须坚决打掉他们手中那条专门用来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扼杀革命文艺的所谓“人性论”棍子，批判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谬论，彻底同他们的谬论划清界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摆脱“四人帮”的精神枷锁，使创作思想得到解放。
要划清表现无产阶级人性和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界限。人性论是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的一种反动思想武器。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什么在阶级社会里，有一种超乎阶级之上的“人的共同本性”，描写这种“一般的人性”，表现这种“永恒的感情”，是“先进艺术”的“最美好的特性”，并把这种“人性”和“人情”作为衡量作品成败、艺术优劣的标准。这完全是一派胡言。伟大领袖毛主席深刻指出：“有没有人性这种东西？当然有的。但是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反动影片《第四十一》，曾被苏修文艺界吹捧为“反映了美好的人性”和“人情”的“杰作”。其实它是抹杀阶级斗争、鼓吹阶级调和的大毒草。影片描写红军女战士玛柳特卡，在奉命押送一个蓝眼睛的白匪中尉时，小船遇到了风暴，飘流到了一个没有人烟的荒岛上。于是她和白匪中尉由敌人变成了情侣。曾经消灭过四十个敌人的红军女英雄，这时人性战胜了阶级性，投到了反动军官的怀抱之中。影片宣扬敌对阶级的人们可以相爱，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人性论。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必须同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作彻底的决裂。革命的文艺所要表现的，是革命者崇高的革命理想、情操、品德和感情，这种高尚的革命阶级的人性，可以感染人、教育人、鼓舞人，引导人们正确地对待生活，对待困难，对待各种严峻的考验。它和资产阶级人性是根本对立的。为此，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砸烂“四人帮”设置的所谓“人性论”的桎梏，要敢于抒无产阶级之情，深刻地展示无产阶级的精神世界。
要划清健康的爱情描写和宣扬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界限。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恋爱观。无产阶级的战士，总是把爱情隶属于革命，服从于党的事业。只要出发点正确，关系处理得当，健康的爱情描写是可以的，它能从不同的侧面展示英雄人物的思想情操和精神境界。电影《天山上的红花》，写了女社长阿依古丽带领社员战胜反动牧主、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动人事迹，也写了她与丈夫那种小私有者思想的矛盾和斗争。一条爱情线索把这两方面的矛盾和斗争错综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曲折生动的情节，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这里，作品写的不是游离于斗争之外的儿女情长，更不是脱离了时代要求的卿卿我我，而是描写了立足于革命原则之上的无产阶级的爱情。这种描写，使阿依古丽的形象更加丰满感人。当然，背离了原则立场的“爱情至上”等等资产阶级爱情观，我们必须警惕和反对。
要划清抒发无产阶级革命情谊和宣扬资产阶级温情主义的界限。俗话说：“人之至亲，莫如骨肉”，但在无产阶级看来，阶级的情谊重于泰山，革命的原则高于一切。无产阶级的骨肉之情和阶级之情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的。当革命需要与骨肉之情发生矛盾时，无产阶级的战士总是自觉地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洪湖赤卫队》“狱中斗争”一场，写了韩母见到女儿时悲痛欲绝的情景，十分真实感人。韩英母女相依为命，同生死、共患难。母亲看到女儿被彭霸天打得遍体鳞伤，怎能不痛心？想到女儿天一亮就要永远离开娘，怎么能不悲伤？韩母悲愤交加，唱出了“心如刀绞，好似乱箭穿胸膛”的满腹焦愁万分悲痛的心情。这是母亲在特定场合的典型感受，反映了母女生死与共的真情实感。而这种感情的基础是对阶级敌人彭霸天的强烈的恨，对党、对受苦人的深沉的爱。所以经过女儿的启发和教育，韩母对敌人斗争的意志更加坚定，甘愿为革命献出女儿。在这里，既体现了真挚的母女之爱，又表现了火热的阶级之情。“四人帮”把这污蔑为“人性论”，岂不是荒谬绝伦吗？
要划清无产阶级的生死观同资产阶级活命哲学的界限。革命文艺能否写革命者生离死别时的心情？能否抒悲愤之情？有革命，就有流血牺牲。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正确地反映英雄人物如何对待生死问题，往往是塑造英雄形象不可或缺的内容。在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英勇斗争的历史上，涌现过多少舍生忘死、前仆后继的英雄人物呵！他们在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面前，表现了无产阶级的崇高的思想和感情。歌剧《江姐》是一出动人心魄的好戏。江姐带着党的任务秘密来到川北华蓥山，指望与丈夫“并肩战斗迎解放”。谁能想到，她的丈夫、游击队政委彭松涛已经牺牲了。当江姐透过“茫雾”、“蒙雨”，看清丈夫的头颅悬挂在县城门上“示众”时，禁不住失声恸哭。这哭，不是别的，而是对亲人的眷恋，对战友的怀念。但是，想起自己肩负的重大任务，想起一个革命者不能流着眼泪干革命，她克制住了内心的悲痛，擦干了脸上的眼泪，又振作精神向华蓥山走去。这是何等宽阔的胸襟，何等崇高的感情！正因为如此，观众看到这里，热泪不禁夺眶而出。“四人帮”不分青红皂白，一见到英雄流眼泪，就斥为“人性论”。似乎文艺作品根本不能写革命者的悲痛情绪。按照此等逻辑，江姐面对丈夫的牺牲，既不能哭，也不能悲，那岂不是应该无动于衷吗？生与死，悲与喜，是一种社会现象，都受阶级、时代的制约和支配，打着特定的阶级和时代的烙印。无产阶级有自己的生死观，也有自己的悲与喜。我们应该写出他们这种丰富而高尚的思想感情。资产阶级也有自己的生死观，他们津津有味地描绘战争的恐怖气氛，别有用心地表现英雄人物在牺牲之前的“三分钟动摇”，在大义灭亲时的矛盾心理，宣扬“活着就是一切”的人生哲学，渲染那种凄凉悲戚的哀怨之情，等等，都是鼓吹阶级调和论，是瓦解革命斗志的毒剂。我们革命文艺对此必须批判和抵制。
革命者在斗争的道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怎样对待爱情，怎样对待家庭，怎样对待生与死的考验等等。文艺创作不应该回避写这类问题，更不能把是否写了这类问题作为鉴别作品是否宣扬了人性论的标准。只要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区分什么是无产阶级的，什么是资产阶级的，就能划清抒发无产阶级感情和渲染资产阶级人性论的界限，写出富有感染力的革命文艺作品，塑造出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