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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华主席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
发展农业机械化，不但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使广大农民腾出大量时间来发展多种经济，建设繁荣富庶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而且对于发挥人民公社作为工农商学兵综合组织的作用和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对于缩小城乡、工农、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三大差别，也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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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快我国农业机械化步伐
全国许多农机产品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国家计划，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一支宏大的农业机械化队伍正在成长
据新华社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讯 全党全国人民热烈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正在动员起来，大鼓干劲，争时间，抢速度，为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进行最后三年决战。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呈现一派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今年以来，全国农机、化肥等支农工业的生产大幅度提高。到十一月底，拖拉机、手扶拖拉机、内燃机、内燃发电机组、联合收割机、机引犁、机引耙、机引播种机、机动插秧机、农用大拖车、手推胶轮车、拖拉机与内燃机配件，已分别提前一个月到两个月超额完成全年国家计划；机动喷雾器、农业泵和剪毛机接近完成全年计划。这十几种产品的产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五到一倍多。今年全面完成主要农机产品产量的任务胜利在望。更可喜的是，农机产品质量和劳动生产率有一定程度的提高。钢材、炉料、电力的消耗有所下降。成本有所降低，亏损的企业有所减少，上交利润有所增加。今年农机科研计划，可以超额完成。农业机械基础理论的研究进一步加强。农机管理工作有了很大改进，一支宏大的农机化队伍正在成长。许多地方开展修旧利废、旧件复新的活动，提高了农机完好率。农机供应系统，主要经济指标完成较好，购销业务活跃，流通费用降低，企业普遍扭转亏损，增加盈利。今年一到三季度，纯购进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二十九，纯销售总值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七十。
一九五五年，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提出，用二十五年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全党全国人民坚决响应毛主席这一号召，不断排除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坚持进行用机械装备农业的伟大革命，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国已有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能够生产大中型拖拉机。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这十一年中，全国大中型拖拉机的产量，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点三。手扶拖拉机的生产发展得更快，这十一年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四十六点四。各省（市、自治区）地、县已建立了农机研究所一千七百多个。很多县农具厂、公社农机站和大队建立了农机科研小组。广大农机科研人员们研制、推广了适应我国不同气候地形特点、能够促进农业高产稳产的各种农业机械。为了逐步解决农机具的修理问题，全国百分之九十七的县建立了农机修造厂，其中百分之四十的厂具备大修能力。经过多年的努力，全国不仅涌现出一批高速度发展农业机械化的大队、公社和县，而且有了一批加快农业机械化步伐的先进省、市、自治区。全国各族人民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在走我国自己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上积累了不少经验。
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十分关怀和重视农业机械化事业。华主席对发展农业机械化事业作了重要指示，并亲临北京市机械化养猪场和养鸡场视察。最近，国务院又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这些，对全党全国人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坚决响应华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普遍加强了对农业机械化的领导。湖南省委组织职工群众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今年全省拖拉机产量比去年增长了两倍。农机生产发展较快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再接再厉，今年主要农机产品提前超额完成生产计划。被“四人帮”严重破坏的四川省，今年手扶拖拉机产量突破万台大关。广大农村社队，大办农业机械化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纷纷办好社队企业，开展多种经营，积累资金，培训亦工亦农的农机化队伍，为在一九八○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积极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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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贵州省山地农业机械研究所积极研究试制适应贵州高原需要的小型山地拖拉机，取得了可喜成绩。 新华社记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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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穿“王亚卓事件”冤案
愤怒控诉“四人帮”破坏教育革命的滔天罪行
王文尧 恩亚立 邢卓
编者按：王文尧、恩亚立、邢卓三同志（即王亚卓）写的这篇文章，是一篇声讨“四人帮”罪行的战斗檄文。《人民日报》在“四人帮”及其心腹严密控制期间，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犯下许多罪行，诬陷、迫害王亚卓同志便是其中一例。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日报》的宣传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手里。我们决心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努力，彻底揭批“四人帮”利用《人民日报》这块舆论阵地所犯的一切罪行，一笔一笔算清楚。
我们是原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的三个知识青年。一九七四年一月，因为我们对《人民日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提出了不同意见（署名“王亚卓”），竟然被“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打成“反革命复辟势力”，进行疯狂的围剿和镇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王亚卓事件”。在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我们愤怒揭发“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打击、迫害广大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的滔天罪行。
一九七一年，“四人帮”炮制了臭名昭著的“两个估计”，全盘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把广大革命知识分子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教育战线“右倾复辟势力泛滥成灾”，为他们“改朝换代”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为了强行推行“两个估计”，首先抛出反革命小丑张铁生，作为“反潮流”的“英雄”。接着又利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作为反“复辟”势力的“典型”。他们还制造了“河南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北京“永乐中学事件”等等，在全国刮起了一股大批“师道尊严”的歪风，煽动学生反老师，搞乱学校，破坏教育革命。
“四人帮”的种种倒行逆施，非常不得人心。当时，我们经常听到学校的老师、我们的同志和朋友议论这些事情。我们也看到在“四人帮”的教唆下，学校应有的纪律受到破坏，老师教文化、抓纪律有罪，学生以不读书和反老师为荣，是非颠倒，香臭不分，搅得教育战线乌烟瘴气。这时《人民日报》又发表了《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我们对“四人帮”这样变本加厉地煽动反动思潮，极为愤慨，决定先给这个小学生写封信，帮助她。一九七四年一月十四日，我们给那个小学生的信是这样写的：“看了报纸上你的信和日记，我想了许多问题，归根一点，对于你的信和日记中所反映的问题，觉得未免有些逼人太甚！”“老师和学生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老师不能把学生当敌人，那么学生就能把老师当敌人吗？”“你的信和日记，细分析起来，很多地方不通理，关键是矛头指错了。”“请设身处地地为老师们想想吧。他们大多忠诚党的教育事业，为培养革命后一代努力地工作着。许多新进入教师队伍的同志，在过去也深受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毒害，对毛主席革命路线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多么希望同学们满腔热忱地协助搞好工作啊！他们欢迎的是诚心者，不是‘造反派’，不是师长式的学生。”信最后说：“我们要看的是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不要看指责老师的文章，有些老师在认识问题上可能有错误，在路线问题上他们没罪，有罪者是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我们的信，完全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这一点，连那个小学生本人也不能不承认。那个小学生在回信中说：你的信“对我是有教益的”，“有许多问题我还要很好地学习”。
当时这个小学生收到上千封反对她的信。有一个工人在给那个小学生的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请你想想那些把你捧起来的人都是些什么玩艺儿？为什么拿一个五年级的小学生做文章，又为什么竟借题发挥？当然，你还小，容易受坏人影响，但是相信随着历史的演变，你一定会明白，而那伙独夫民贼，窃国大盗，早晚会被人民押上历史的绞架。”这位工人对“四人帮”揭露得多么淋漓尽致，说得多么好啊！历史已经证明了他的预言。“四人帮”对人民群众的这种揭露，吓得要死，恨得要命，然而又没有胆量把它登在报纸上。当这个小学生的父亲把我们的信复写了两份，直接寄给迟群后，迟群就对我们大兴问罪之师，作为他们镇压广大革命群众的靶子。他在第一页上就恶狠狠地批道：“有反革命，还要革命，革命就是要革反革命的命”，在后面一页旁边又批道：“完全是反革命复辟势力的语言”。经过迟群这么一批，我们的问题就“定性”了。接着他们又阴谋策划炮制了那封《一个小学生的公开信》。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看到《人民日报》的心腹送去的稿件，立即批上同意发表，但又作贼心虚，怕广大群众知道事实的真象，特别批注不让发表我们给那个小学生的信。随后，这封所谓《公开信》又经过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叛徒江青和国民党特务张春桥看过。二月九日，叛徒江青在《公开信》上批道：“我改了标题，建议版面安排得突出些，生动活泼些。”什么“突出些”、“生动活泼些”，这分明是指令他们的舆论工具要把对我们的围剿放到重要的显著地位上。江青还把那个小学生公开信的标题《复王亚卓同志》改为《复内蒙古生产建设部队十九团政治处王亚卓同志》，这一改动包藏着险恶用心，其目的在于突出部队二字，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复辟势力来自部队，以便为其反军乱军安下钉子。
二月十日，“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的心腹怕《公开信》发表后，人民不相信此文出于一个小学生的手笔，又把这个小学生《公开信》中“我反复考虑了你提出的意见和分歧”，改为“我向学校党支部作了汇报，并同父母一起学习了毛主席的有关教导，反复研究了你提出的意见和我们同你的分歧”作为掩饰。所谓那个小学生的《公开信》就这样在“四人帮”的精心策划下，于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一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了。
这封《公开信》一反那个小学生本人回信中愿“很好学习”的表示，一下子按照“四人帮”的调子把我们给这个小学生的信升级到是“资产阶级老爷的悲哀嚎叫”，是“别有用心”，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语言”这样吓人的高度。《公开信》肆意歪曲我们信中的原意，用贼喊捉贼的伎俩，给我们加上“把师生引向分裂”，把教育革命“引向刘少奇、孔老二、林彪搞资本主义复辟的邪路”等等莫须有的罪名。《人民日报》的“编者按”还说是“教育战线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四人帮”动员了他们所控制的各种舆论工具，采用种种手段，发动了一场反革命的思想大讨伐。据不完全统计，一个多月时间内，仅中央和省市级地方报纸上就发了近百篇批判文章。
随着那个小学生公开信的发表，立即开始了对我们进行政治迫害。《公开信》广播的第二天，专门处理“王亚卓事件”的工作组就开到我们团里，并且做出了“发动群众，掀起批判王亚卓右倾思潮的高潮”的决定。硬说“王亚卓是资产阶级复辟势力的急先锋”，“批林批孔联系实际就是批王亚卓”。
霎时，什么“否定文化大革命，攻击新生事物”呀，什么“把矛头对准党中央、毛主席”呀，什么“气焰嚣张，立场反动”呀，等等，数十顶大帽子向我们头上扣来。甚至把我们同林彪、孔老二相提并论，说什么“孔老二要复礼，林彪要复辟，王亚卓要复旧”。大帽子越压越重，大棒子越打越狠，这里逼着交代，那里逼着检讨，并让我们交代后台。我们从小在党的抚育下长大，我们从心里热爱毛主席，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我们给那个小学生写信完全出于公心，根本没有“后台”。这些大帽子我们不能戴！
“四人帮”不仅打击我们三个人，而且也镇压同情我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师部宣传科一位干事，对《公开信》稍示不满，就被通报批评。我团政治处主任在《公开信》发表时正回家照料病人，没能及时赶回，也遭到无理责难。政治处秘书因《人民日报》对我们进行调查时说了几句实话，就被多次批评。政治处还被认为是产生“王亚卓”的“气候和土壤”，停止正常工作，进行思想整顿达一月之久。
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我们反复思考着：难道我们真的错了吗？我们想不通，我们手捧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著作，读呀，想呀！毛主席说：我们的国家“需要大批的人民的教育家和教师”，“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伟大导师的教导给了我们力量，坚定了我们的信心，使我们认识到我们没有错，而用一个小学生的信和日记做文章，要把青少年引向邪路的人才是大错特错，倒是应该查查他们究竟是些什么玩艺儿。
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革命行动，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极大的支持和鼓励。《公开信》发表时，我团中心学校的部分教师正在北京探亲，他们听到广播，义愤填膺，立即找到北京市教育局，要求同那个小学生就教育革命问题展开辩论。随后到《人民日报》社，对报纸发表《公开信》提出不同意见。在连队，战士们在吃、住、劳动等方面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照。不少同志鼓励我们说：“你们做得对，我们心里最明白”，“要顶住，前途是光明的”。一些连队的战士愤怒地贴出大字报质问：“为什么不坚持批林批孔大方向，偏偏揪住王亚卓不放！”就在“四人帮”横行霸道的日子里，全国各地各条战线的战友们纷纷给有关部门写信，愤怒声讨“王亚卓事件”制造者的罪行，我们所在单位也收到了一百八十多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这些信虽然没有到达我们手里，但是我们感到在我们身后有八亿热爱真理、坚持革命的人民的支持，他们的心和我们是紧紧相连的，反动派的命运不会长久，几片乌云终将被阳光驱散。
因为我们没有屈服，经过大小会批判了二十多次之后，在一九七四年四月五日，我们被送到三个条件最差的地方进行“劳动改造”。
这期间，由于“四人帮”在全国大造反革命舆论，我们的家属也受到种种歧视、打击和迫害。邢卓的妹妹只有十四岁，当时在保定上初中，听说哥哥被打成了反革命，感到万分痛苦，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刺激和摧残。一九七四年九月，邢卓回家探亲，妹妹哭着问道：“哥哥！你在那边挨整了没有？你到底是不是反革命？我该不该同你划清界限？”说着就昏倒在床上，送到医院一直昏迷，十八天就死去了。学校的老师十分惋惜地对邢卓说：“你妹妹学习劳动都很积极，她没有病，就是思想负担过重，都是为了你呀！”实际上是“四人帮”用笔杆子杀人，夺去了她宝贵的生命。邢卓的母亲本来就患病，听说儿子被打成了反革命，她想不通，曾经对别人说：“邢卓只写了那么一封信，怎么就遭那么大罪呀，我死也不相信我的孩子是反革命！”从此病情恶化。妹妹死的时候，家里都瞒着她，过了一段时间，她终于知道了这件事，悲痛万分，不几天也去世了。这是“四人帮”对革命人民施行法西斯专政所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喜讯传来，我们万分激动，我们从政治上、思想上被解放了。我们一定要在英明领袖华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甩开膀子，大干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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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建设我国商品粮基地创造条件
黑龙江省查明一亿二千万亩可垦荒地
据新华社哈尔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电 黑龙江省开展大规模、多学科的荒地资源科学考察，取得重大成果。经过最近四年多的考察，已经查明全省可供开垦的荒地共有一亿二千万亩，相当于全省现有耕地面积的总和，为加快我国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创造了条件。另外还查明，可供利用的草原有一亿多亩。
这一亿二千万亩可垦荒地，主要分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三江平原的合江地区，黑河地区，大兴安岭地区，以及呼伦贝尔盟的东部地区。其中，万亩以上的荒地有一千二百多块，面积共达六千万亩，占全部荒地资源的一半。这些荒地地势平坦，可以实行大规模机械耕作，有近五百块万亩以上的荒地不加或稍加其他措施，在近期内就可以开垦利用。黑龙江省已经计划在一九八○年以前先扩大耕地二千万亩。
考察黑龙江省荒地资源，是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而确定的一项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科学院和农林部作出决定，从一九七三年开始，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自然资源综合考察组、动物研究所、南京土壤研究所、吉林省地理研究所、内蒙古大学，以及黑龙江省有关部门等共十七个单位、三百多名专业科研人员，组成科学考察队伍，在各级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对黑龙江省荒地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进行大规模、多学科的科学考察。先后参加这次科学考察的各级领导干部和当地的贫下中农（牧）、农场职工、知识青年、基层科技人员共有二万多人。经过四年多的努力，已经初步查清了这些荒地资源的质量和分布情况，逐块逐片地对它的面积、类别、植被、土壤、水文、气候等情况和交通、使用等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和评价，提出了各种专题和综合考察报告，编制了比例尺十万分之一的分县荒地资源分布图和说明书，建立了荒地资源档案，并且对这些荒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农、林、牧、副、渔用地的合理布局提出了方向性的意见。整个野外科学考察工作提前三年就基本完成了任务。
这次科学考察，对荒地资源的分类标准也提出了新的见解。过去，由于受外国一些旧概念的影响，主要根据开垦措施难易程度这个单一因素，把荒地划分成四类，大量本来可以建成高产稳产农田的荒地，被作为“次等地”划到三、四类中去。这次通过科学考察，打破了这个旧框框，从我国办农业的路线、农业学大寨的精神、建立高产稳产农田的实际情况出发，全面分析土地的现实使用价值和潜在使用价值，结合开垦利用措施的难易程度等多种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同时把作为生产力最活跃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考虑进去，科学合理地分类。这样，就为建立我国自己的评价荒地分类标准提出了新的见解，丰富了学科内容，也提高了科学考察质量。
通过这次科学考察，各地还根据自然资源的特点，本着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宜副则副、宜渔则渔的原则，对各类荒地因地制宜地提出了开发利用和农林牧副渔五业合理布局的初步规划意见，以充分发挥土地的潜力，让地尽其用。
英明领袖华主席对黑龙江省农牧业的发展极为关怀，指示“还要开些荒”，努力建成商品粮的大基地，给国家作出更大贡献。华主席的重要指示，给了全省人民极大鼓舞。为了尽快地使科学考察服务于生产，各考察队都及时地把考察成果交给当地使用，推动各地的开荒建点工作。到去年底为止，全省国营农场和农村人民公社根据科学考察资料，已开荒八百四十万亩，播种粮、豆、薯二百二十万亩，新建人民公社或垦区三十六个，居民点九百七十九处，绝大部分居民点都是当年开荒，当年做到口粮、饲料、种子自给有余，向国家贡献了商品粮。
目前，参加这项科学考察工作的广大干部、群众和科学工作者，决心继续深入进行荒地资源的科学考察和合理开发利用，为加速我国商品粮基地的建设，实现农业现代化，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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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广西壮族自治区举行五届人大首次会议
乔晓光同志当选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
据新华社南宁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电 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十二月十一日到十五日在南宁举行。
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共有一千二百一十八名。其中，壮、瑶、侗、苗、仫佬、毛难、回、彝、京、水、仡佬十一个少数民族的代表占百分之四十点八。
大会总结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的工作，选出了自治区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选出了广西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乔晓光同志当选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刘重桂、覃应机（壮族）、杜易（壮族）、赵欣然、廖炜雄、徐其海、廖生东、周光春、黄荣（壮族）、贺亦然当选为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十二月十六日，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任命张复海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乔晓光同志代表上届革命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他的报告根据自治区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总结的几年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经验和部署的各项战斗任务，重点讲了关于调动全区各族人民积极性，高速度发展广西经济建设的问题，和加强革委会革命化建设的问题。
关于今后如何高速度发展广西经济建设问题，乔晓光说，首先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当前，要打好揭批“四人帮”的第三个战役，彻底肃清“四人帮”的影响和流毒。其次，要继续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要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按农轻重次序安排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始终把农业放在第一位，实行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从自治区到地区和县，各级领导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抓好农业上来。根据广西的实际情况，要特别注意抓好粮食、糖、油料和养猪生产，争取为国家多做贡献。为此，必须尽快地建立起一个完备的支农工业体系。全区要在一九八○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进而建成工业省。
关于革命委员会的革命化建设，乔晓光强调各级革命委员会要通过揭批“四人帮”的斗争，切实改进领导作风，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各级干部都要密切联系群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和解决问题时，不要武断下结论；贯彻上级指示，不要生搬硬套，搞一刀切，说话办事要对人民负责，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成绩不夸大，缺点不缩小，不可弄虚作假。各级干部都要坚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不搞特殊化，还要十分注意谦虚谨慎，防止骄傲自满。自治区各市、县都要在明年上半年召开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一届革命委员会。
乔晓光在报告中强调要加强革命大团结，特别是进一步加强工农的团结，军政、军民的团结，各民族的团结；要积极做好统战工作、侨务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他指出，广西是一个多民族的地区，正确处理民族关系，搞好民族团结，十分重要。这几年来，我们多次对民族政策执行情况进行了检查，不断纠正和克服不利于民族团结的倾向，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注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凡是民族杂居的社、队，选配领导班子，都注意了吸收各民族的干部和代表参加；处理问题，特别尊重人口少的民族的意见，照顾他们的利益。现在，少数民族地区工农业生产不断发展，人民生活逐步改善，全区呈现一派民族平等、团结战斗、共同发展的革命景象。今后要更好地落实华主席关于“应该把少数民族地区的各项工作都搞好”的重要指示。
会议经过认真讨论，一致通过了乔晓光同志的工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