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要给作品落实政策
刘梦溪
鉴于“四人帮”挥舞“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长期以来，疯狂迫害文艺工作者，肆无忌惮地摧残革命文艺作品，我们今天不仅要落实对作家的政策，还要给文艺作品落实政策。毛主席指示的“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应包括对作品的政策在内。
作品是作家写出来的，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它当然不能离开作者而孤立存在，我们在评论作品的时候，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作具体分析。但是，读者首先接触到的是作品，而不是创作作品的作家，虽然好的作品难免要让人产生“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之感。文艺创作作为艺术地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从生活到艺术，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总的来说，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是统一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创作，作家和创作是不可分割的；但世界观不是固定不变的，有时和创作也会发生一些矛盾，“文不逮意”和形象大于或小于思想的情况，并非绝对不可能发生。因此，对作品也有个落实政策问题。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首先要谨慎地辨别什么是毒草，什么是香花。这是个总的前提。如果连毒草和香花都辨不清，落实政策便成了一句空话。早在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就明确提出了辨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标准，并强调：“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六条标准的提出，使从事创作的文艺工作者在政治上有了可以遵循的准绳，也可以保证文艺批评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但“四人帮”反党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需要，多年不提六条标准；不仅不提，反而污蔑毛主席规定的六条标准是“最低标准”，他们另外拼凑一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大杂烩，如“三突出”、“根本任务”论、反“真人真事”论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的“最高标准”。他们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稍有违碍，就宣判作品死刑。几年来，被他们通过另立标准扼杀的作品，不知有多少。有一次，叛徒江青信口开河，一口气便枪毙了五十多部电影。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绝大多数作品，包括诗歌、小说、电影、戏剧、美术、音乐，都被打成了毒草，不准它们和读者、观众见面。人妖颠倒，是非混淆，文艺园地惨遭践踏。我们今天给作品落实政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给被“四人帮”打成毒草而其实并非毒草的作品恢复名誉，尽可能给以重新出版和上演的机会，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项工作，有关部门正在做，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应该大胆地理直气壮地做好这项工作，因为这是用事实推倒“四人帮”鼓吹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肯定和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领域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做这项工作的时候，最好配以适当的评论，说明这些作品为什么不是毒草，“四人帮”为什么把它们打成毒草，以帮助年轻的同志了解历史，提高辨别能力，澄清“四人帮”在文艺理论和批评标准问题上造成的混乱。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除了辨别香花和毒草，还要分清是非界限，正确地总结创作经验。文艺作品展开的世界，同现实生活本身一样丰富多彩，万象纷呈；作家创作文艺作品，受主观和客观、内容和形式多方面因素制约，同样需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古往今来从没有过完美无缺、毫无瑕疵的作品，即便是高度成熟的艺术大师，他们的作品也难免掺杂着弱点、缺点、局限或者错误。要求一部作品完全没有缺点，不允许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一出现缺点错误就打棍子，扣帽子，是根本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恶劣作风。毛主席曾严厉批评“四人帮”一伙对文艺作品求全责备的形而上学的错误，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只要作品主流是好的，基本倾向对头，不违反六条标准，艺术上有可取之处，就要给予肯定和鼓励。对于有些思想性不是很强，但却是健康的，艺术上确有特色的作品，也不应否定。我们在评论作品的时候，要划清：（一）有缺点的作品和有错误的作品的界限；（二）有一般缺点错误的作品和有严重倾向性错误的作品的界限；（三）有严重倾向性错误的作品和毒草的界限。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就不能一棍子打死，可以通过批评帮助，请作者加以修改，使不够好的作品变成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而对有些创作思想问题，则要作具体分析。比如写中间人物问题，就要分清是一般地写了中间状态的人物，还是宣扬了“中间人物”论。如果是前者，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早就讲过：“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各种各样的人物，当然包括中间人物，为什么不可以写？问题在于怎么写，是批判地写，写他的转变过程，解剖他的思想特征，促进向先进方面的转化，还是对他的中间状态进行讴歌？如果是后者，那就错了，就是宣扬“中间人物”论，应予以批评。可是，即使这样，也还是文艺思想上的错误，属于创作倾向问题，不能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混为一谈。“四人帮”把“中间人物”论当作所谓“文艺黑线”的一个代表性论点，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是完全错误的，别有用心的。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还应当包括中国古代的作品和外国作品。毛主席指出：“中国现实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实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又说：“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批判地继承中外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马克思主义一条坚定不移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既定的文艺方针，要永远贯彻下去。“四人帮”随意割断历史，提出“横扫”和“砸烂”的反动口号，不准人民群众接触古代的和外国的作品，妄图用愚民政策来培养他们所需要的“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直到今天，有的地方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仍然不准青年人阅读古代和外国的作品，甚至可不可以读杜甫诗，都成为争论的问题。可见“四人帮”搞民族虚无主义造成的恶果有多么严重！对古代和外国作品中那些反动的、黄色猥亵的作品，应该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特别对那些内容反动而又带有某种艺术性的作品，应提高警惕，不宜广为扩散。但象屈原、司马迁、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关汉卿、王实甫、罗贯中、曹雪芹、龚自珍以及但丁、塞万提斯、莎士比亚、司汤达、哥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一些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作家的作品，为什么不可以阅读呢！还有许多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主席给予热情肯定的古典作家的作品，青年人为什么不可以阅读呢！江青胡说阅读古代作品，只能借鉴一点技巧，内容不能批判继承，这完全是无知妄说。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正确地接受历史文化遗产，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培养爱国主义感情的必要条件。不只形式和技巧可以借鉴，古典作品中进步的思想内容，我们也可以批判地继承。当然，古代作家的作品，是旧时代的政治和经济的产物，必不可免的存在各种弱点和局限，往往瑕瑜互见，精华和糟粕杂揉，有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有的则是有害的，还有的可能无益也没有什么大害，必须进行阶级分析，区别具体情况，采取不同的态度，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落实对作品的政策，必须贯彻“双百”方针，走群众路线。要允许各种题材、体裁、形式和风格的作品，在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下，互相竞赛；要鼓励作家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和风格，不断开辟思想和艺术的新天地，反对人云亦云，千篇一律。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展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不是两条路线）斗争。“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群众是最好的批评家，他们眼睛最亮，哪些作品好，哪些作品不好，群众是能识别的。对出版发行文艺作品，文艺领导机关把好关固然重要，更重要的，还是要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群众通过实践、比较，能够区分好坏，明辨是非。不要动不动就怕“中毒”。 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是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主席指出：“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双百”方针字面上没有阶级性，无产阶级可以利用，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时候，难免要冒出个把毒草，这并不奇怪，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毒草是客观存在，想让它不出现，也不可能。我们对毒草有明确的方针，这就是展开批判，除掉毒草，变成肥料。但辨别香花和毒草，一定要谨慎。为什么要谨慎？因为对待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简单粗暴是不行的。绝不能象“四人帮”那样，动不动就实行“全面专政”。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把思想认识问题和政治立场问题完全等同起来，不能把艺术实践中的得失问题和政治上的是非问题完全等同起来。如果香花和毒草一时分辨不清楚，应通过自由讨论加以解决，不要轻率地作结论。就是对于真正的毒草进行批判，也应该是有分析的，充分说理的。要彻底批判“四人帮”推行的那一套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实用主义的方法论、法西斯的恶霸作风。
政策是执行路线的保证，是我们党的生命。光有对作家的政策而没有对作品的政策，只解放作家，不解放作品，是不够的；反过来说，不落实对作品的政策，作家的政策也不会落实得彻底。只有对作家的政策和对作品的政策都落实了，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才能调动起来，读者和观众才会高兴，社会主义文艺才能走向更大的发展和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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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各地报刊文摘
一把砍向革命文艺的黑刀子
李少言
叛徒江青和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合伙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四人帮”反党集团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黑刀子。在这把黑刀子的砍杀下，文艺界首当其害，许多文艺工作者都被他们扣上“黑线人物”的帽子，许多优秀作品被他们打成毒草。就拿泥塑《收租院》来说，这还是江青伙同林彪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时，不得不承认的好作品，但它同样逃不脱“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的灾害。
泥塑《收租院》是在一九六二年就开始酝酿创作的，是在当时中共四川省委和温江地委的大力支持下，全省雕塑工作者共同努力搞出来的，在北京展出受到中外观众的好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四人帮”挥舞起“文艺黑线专政”论这把刀子，《收租院》却成了“黑线”的产物，所有参与《收租院》组织领导的同志都被扣上一大堆罪状，什么“江青同志搞了样板戏，你们就要搞个《收租院》，你们这是同她唱对台戏！”什么“你们这是为文艺黑线涂脂抹粉！”“你们要把《收租院》据为己有”，等等。于是，凡是参与《收租院》组织领导的同志都脱不得身。我们想，既然《收租院》是肯定的作品，组织和从事创作的人怎么就有罪？！后来的事实越来越清楚地说明：江青为了把自己打扮成“文艺革命旗手”，到处抢夺别人的成果，她把革命现代戏的成果抢去，成了她“呕心沥血”的作品，而把原有的作者打成了反革命。在《收租院》的问题上，也是故伎重演。江青把所有参与组织领导的同志都打成“黑线人物”后，一九七四年又向美术界人士说：“《收租院》是我叫搞才搞出来的”。那就是说，《收租院》这个果实是属于她这个“旗手”的。他们原来造谣说别人要把《收租院》据为己有，实际上真正要把《收租院》抢为己有的正是她！“四人帮”的逻辑是，谁创作出好东西，一定要记在“旗手”的账上，不然，就是罪该万死！
既然创作泥塑《收租院》都有罪，创作其他作品更是罪加一等。一九六四年继《收租院》之后，四川雕塑工作者又在汉源县大树公社创作了一组大型泥塑《社会主义新愚公》。《收租院》主要是刻画旧社会劳动人民受苦受难的形象，而《社会主义新愚公》则突出反映农业学大寨，贫下中农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战天斗地的英雄事迹。这组泥塑是成功的，深受农民群众的喜欢。可是“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刀子又把它砍杀了。
从粉碎“四人帮”的那天起，我们美术界高兴得喊出“粉碎‘四人帮’，美术得解放！”的心声。可是，从去年十月六日到现在一年多了，我们的美术创作还没有完全从思想上解放出来，我和一些同志一样，心有余悸，一遇到具体问题就顾虑重重，总觉得有那么一个紧箍咒，使自己不敢甩开膀子干。比如今年五月二十三日为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光辉文献发表三十五周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四川省美术作品展览》，展出的作品是一九四二年至一九七七年以来好的和比较好的部分美术作品，有国画、油画、雕塑、版画、年画、连环画、宣传画、水彩画、水粉画、儿童画、漫画、磨漆画、剪纸等，其中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六六年以前的作品就有近二百件。在评选这些作品时，我们重温了毛主席历次对文艺工作者的教导，认识到：这些作品是革命的美术工作者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深入工农兵生活，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用美术形式热情歌颂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党，歌颂工农兵，歌颂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揭露阶级敌人的丑恶嘴脸，发挥了革命美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战斗作用。这些作品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美术创作上是占主导地位的。但是，由于“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精神枷锁没有被砸烂，对一些曾经被“四人帮”戴上这样或那样帽子的作品，我们还不敢选来展出。例如版画《蒲公英》，这是一件抒情小品，是受到广大群众欢迎的作品，曾多次在国外展出，还得到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批准布置在北京迎宾馆里。由于过去被“四人帮”诬蔑为“毒草”，我们便不敢展出。类似这种情况的作品还不少。可见“文艺黑线专政”论这个紧箍咒，对我们的影响是何等的深！这也说明，彻底砸烂“文艺黑线专政”论套在文艺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是何等重要。我们决心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认真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甩开膀子大干，努力创作更多更好的美术作品，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作出贡献。
（原载《四川日报》）
第3版()
专栏：各地报刊文摘
推倒阴谋文艺的理论支柱
杜埃
叛徒江青与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他们蓄意篡改毛主席指示，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一把刀子。“四人帮”拿着这把刀子首先从文艺界下毒手，继而又用这把刀子砍向教育、科技、卫生、工交、外贸、文物、博物以至公检法各条战线，全面否定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主导地位，把毛主席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一概抹杀。这个“黑线专政”论就是“四人帮”妄图“改朝换代”，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王朝的一条重要的理论支柱。它充分说明“四人帮”所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今天，是彻底批判、彻底推倒这个谬论的时候了。
“文艺黑线专政”论完全是“四人帮”出于阴险的政治野心捏造出来的货色，它完全歪曲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和解放以前文艺革命的光辉、悠久的历史。在“文艺黑线专政”论的砍杀下，建国以来十七年的革命文艺创作被全部否定了，变成一片“空白”，文艺工作者变成了“黑线人物”。连党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直到解放以前的全部历史也都被腰斩了。他们黑手遮天，妄图把全部历史变为“空白”，而“四人帮”则成了开创无产阶级文艺“新纪元”的“元勋”，并且要由他们来“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树立队伍”。这个“文艺黑线专政”论，就这样为他们篡夺文艺界的领导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主义，并为篡夺其他战线领导权制造理论根据。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文艺战线的实际，不是“四人帮”区区几只黑手所能抹煞、歪曲得了的。从全国到我们广东的客观事实，都无可置疑地证明，“四人帮”的诬蔑、诽谤是多么愚蠢和可耻。毛主席在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中，在指出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批判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干扰破坏的同时，指出“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解放以后的十七年，尽管在文艺创作中也放出了一些毒草，但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形势下，广大文艺工作者仍然写出了大量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坏作品在总数中只是占一小部分。广东和全国一样，好的或比较好的作品总是占多数。尽管有一些作品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但主流是好的，方向是对的，艺术上也有一定的成就。广东的文艺队伍也和全国一样，总的是好的。“四人帮”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主次颠倒，否定一切的卑劣手法，跟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向我党猖狂进攻的反动性质是一样的。
（原载《南方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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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革命文艺队伍不容诋毁
鲁彦周
叛徒江青勾结卖国贼林彪合伙炮制了所谓“文艺黑线专政”论，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猖狂反对毛主席，妄图从文艺界打开缺口，全盘否定十七年，达到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在全国文艺界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四人帮”肆意否定十七年文艺战线上的成果，把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对文艺界的干扰破坏，说成是“一条黑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挥舞这根大棒，残酷迫害革命文艺工作者，把一批又一批革命文艺作品打成毒草，砸烂了许多革命文艺机构，摧残革命的文艺创作队伍。
这一情况，在我们安徽文艺界也不例外。
我们安徽的文艺创作队伍，象全国其他兄弟省一样，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在党的辛勤培育下成长壮大起来的。在十七年中，它的基本情况是：在战争年代锻炼成长起来的老文艺战士，是我省文艺创作部门的领导骨干，又是我省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带头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工作中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受过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影响和干扰，但是他们也为安徽的文艺创作事业做了大量工作，写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作品。他们的主流是好的，是革命的，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另外一部分是解放后在党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们虽然思想和作品都还不够成熟，他们中有些人也或多或少受到过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但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愿意积极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愿意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提高自己的。他们也以自己的辛勤劳动，写出了不少好的或比较好的有教育意义的作品。还有一部分是解放后从广大的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当中发现和培养出来的大批业余创作骨干。在十七年中，他们也为安徽的文艺创作事业作出了很好的贡献，其中不少人已经成为很有成绩的专业作者。上述三种人，组成了我省一支很有战斗力、很有朝气的文艺创作队伍。他们在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指引下，共同战斗，辛勤创作，为人民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省文艺创作队伍的基本状况。这支队伍中，当然也出现过少数坏人，有的人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也写过有错误的作品，但绝大多数是好的，是能够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战斗的。对这样的一支队伍，“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竟然统统视为“黑线人物”。他们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许多同志进行无情打击、残酷迫害。他们不仅用种种恶劣手段摧垮党所培养起来的这支队伍，而且对群众文艺组织也统统砸烂。在“四人帮”的“黑线专政”论的屠刀下，我省文艺界特别是创作人员的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
“四人帮”之所以丧心病狂地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文艺战线的主导地位，炮制了一个“黑线专政”论，归根结底是为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目的服务的。他们为了要搞自己的阴谋文艺，就一定要否定革命文艺，他们要搞文艺上的“新纪元”，就一定要制造一个“空白”论，而要搞他们的“空白”论，就又必须把一切革命文艺工作者，连同一切革命的文艺作品彻底否定！而要达到彻底否定的目的，便需要把整个文艺战线的十七年说成是“黑线专政”，这样才能搞垮革命的文艺队伍，才能为他们搞反革命的阴谋文艺扫清障碍，这便是“四人帮”的反革命的险恶用心。因此，彻底批判“黑线专政”论，就不仅是一个文艺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彻底推倒这个谬论，对于我省文艺创作队伍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原载《安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