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上游人再争上游
——记大庆坚持继续革命，努力向新的更高目标进军的事迹
当前，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滚滚洪流里，千帆竞发，力争上游，展现了我国工业战线奋发跃进的宏伟景象。
那末，上游在哪里？英明领袖华主席指示我们：“大庆、大寨就是上游。”
最近，记者访问了大庆，感到最突出的印象是，上游的人坚持继续革命，正朝着更高的目标，加倍流汗，加倍大干，把大庆这艘船向上游开得更快了。
（一）
今年四月，大庆原野冰融雪化。英明领袖华主席踏遍千里油田，为大庆人亲笔题词：“我们一定要高举毛主席树立的大庆红旗。”
领袖的厚望，人民的重托，使大庆人感到肩上的担子重千斤。为了贯彻执行华主席的指示，他们奋发向上，努力向新的更高目标进军。
大庆油田的夜晚，同白昼一样的热烈沸腾。位于油田西部的科学研究设计院大楼内，灯火通明。今年以来，广大科技人员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他们深深懂得，虽然大庆油田的开发和管理水平之高，是举世公认的，但是满足现状就意味着落后，必须急流勇进，不断革命。
油田开发研究室技术员许仕策，是一位归国华侨。一九六三年他到大庆后，决心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的石油事业。他刻苦钻研业务，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查阅资料和整理数据；为了验证科研成果，他经常在恶劣的气候条件下，在野外工作。敬爱的周总理指示自然科学要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后，许仕策和其他科技人员坚决响应周总理的号召。为了进一步认识大庆油田地下的情况，掌握地下油和水活动的规律，他们在一九七五年开始了沉积相带理论的研究。许仕策顶着“四人帮”刮起的歪风，不怕打棍子，不怕扣帽子，努力向这一学科的高峰攀登。
今年春天，油田开发研究室的科技人员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激发出更大的干劲。为了加速沉积相带理论的研究，在许仕策的带领下，他们先后到全国十一个地区、二十多个专业研究单位查阅资料；为了加深对古代河流三角洲的认识，先后到长江、黄河、钱塘江口进行实地考察，并把世界上现代的和古代的一百三十多个河流三角洲的有关资料一一加以对比分析，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性研究资料。
在科学研究中，许仕策和其他科技人员不知经历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他们综合分析了大庆油田数千口油水井的资料，编绘出几十万张地下油水层分布图，眼睛熬红了，身体累瘦了，可是，他们的心情却欢欣万分，辛勤劳动获得的科研成果，使他们得到了最大的补偿。他们的研究成果使人们对油田地下情况的认识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于大庆油田的调整挖潜、继续保持高产稳产，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今年以来，大庆油田的科研战线捷报频传，已经取得了八百多项成果，重要的有八十多项。最近，敬爱的叶副主席在《攻关》这首诗里写道：“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这犹如战斗的号角，激励着大庆人驾长风，破巨浪，向新的上游前进！
（二）
在大庆，人们都有一种时间的紧迫感。他们扳着指头算日子，争分夺秒干革命，要把被“四人帮”干扰破坏所耽误的时间补回来。年过半百的“老会战”说：“时间不多了，我们活一分钟，就要战斗六十秒。”参加工作不久的“小油娃”说：“我们要跟时间赛跑，让青春放出光和热。”在这里，随时都可以听到“二十四小时连轴转”、“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动人事迹。
请看看“老会战”钱德昌是怎样支配自己生命的分分秒秒吧。
钱德昌是采油六部采油七队的老工人。粉碎“四人帮”以后，他更加没明没夜地工作。他常说，时间是属于党的，谁也没权利白白浪费一分钟。
今年七月十三日，钱德昌象往常一样，早早来到井场。作为这个队的顾问，他除了完成自己份内的工作外，还主动帮助青年女工李巧娥掌握油井热洗的技术，帮助工人王忠成修闸门。吃午饭了，他还在忙着修设备，擦油污。这天下午，他手里的活仍然一直没停。下班了，他又同队长一起商量第二天的工作；回家的路上，他边走边和青年工人谈心。
晚饭后，他到一个修泵工家里，研究修理外输泵的方案。两人议论正欢，一阵呼呼作响的声音从三十米外的一口井上传来，只见一团青烟冲天而起：是水套炉和天然气包连接处漏气了，必须立即关上火嘴闸门。钱德昌跳起身来，朝着油井附近的四名家属和十几个儿童大声呼喊着：“水套炉要爆炸，快躲开！”他自己却径直冲向井场，紧跟在他后边的调度员胡志才喊道：“钱师傅，危险！”老钱仍然大步往前闯，可是就在他扑过去抢关闸门的瞬间，一声巨响，水套炉爆炸了。钱德昌，这位为建设大庆、发展大庆，勤勤恳恳工作了十七年的老工人，为了革命事业献出了他的生命。
在向“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大庆人毫不吝惜地献出了他们全部的智慧和力量，献出了他们的一切。石油化工总厂热电车间失去双臂的青年技术员耿玉亭，用嘴噙住圆珠笔在日记里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我要把有限的生命献给无限的党的事业，当自己死亡的前夕，不致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耿玉亭去年年初，在工作中不幸失去了双臂，当时他曾经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过。“四人帮”被打倒的喜讯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他提前从医院回到车间，要为发展大庆做出新的贡献。
耿玉亭把自己全部的身心，都投入于学习，投入于工作。他提出合理化建议，对一条三万五千伏的输电线路进行改革，既节省了工艺设备，又方便了管理操作；他主动承担了车间技术训练班的讲课任务；最近，他又开始学习外语……。从钱德昌、耿玉亭身上，不正反映出大庆人那种革命加拚命精神和火一样的战斗激情吗！
（三）
在辽阔的大庆油田，揭批“四人帮”的烈火越烧越旺。大庆人在同刘少奇、林彪，尤其是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旗帜鲜明，针锋相对，是彻底的胜利者。但是，大庆党委认为，就是在大庆油田，对“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也绝不能低估。大庆也是受了伤的：有外伤，也有内伤。大庆要前进，非肃清“四人帮”的流毒不可。
为了治好外伤、内伤，恢复和发扬大庆会战传统，几个月来，八千多名干部下到生产第一线，几十个指挥部的一二把手到基层兼任队长和指导员，许多指挥部组织的“老工人示范队”、“传帮带工作组”也深入到井场、工地，向年青一代传思想，帮工作，带作风，油田上下，充满生气。
在我国第三个年钻井进尺超过十万米的英雄井队——一二六八钻井队，我们访问了大庆党委常委马德仁。这位五十多岁的老英雄自从兼任一二六八钻井队的队长以来，头戴铝盔，身穿工作服，到这个队同工人们一样劳动。马德仁处处言传身教，把大庆会战传统传给年轻人。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破水龙带扔在井场上，他二话没说，立即动手补起来。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这个水龙带虽然破了，补补还能用，咱们大庆这个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好传统，啥时都不能丢！
在这个队兼任指导员的钻井指挥部党委书记汤锡贰，坚决同“四人帮”散布的修正主义思想作斗争。他在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这个队有个干部，受“四人帮”煽动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的毒害，不遵守劳动纪律，是个老犯错误、老检讨、老不改的“三老”干部。队里有的同志主张要么把他调走，要么狠整他一下。汤锡贰认为对这个干部，仍应采取毛主席一贯教导的，对待犯错误干部要一看二帮。汤锡贰就和队里同志一起，具体调查和分析了这个同志的情况，同他一起深入揭批“四人帮”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行，多次找他谈心。汤锡贰还带着这个队的指导员走了几十里路，到这个干部家里，做他家属的工作，使这个干部终于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有了转变。这个队的干部从汤锡贰身上，学到了大庆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通过“三大讲”和路线对比活动，大庆人进一步分清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四人帮”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提高了坚持、发扬大庆会战传统的自觉性。
中四队是个有光荣传统的采油队，早在大庆会战初期，它培育了“三老四严”的革命作风，被当时的石油工业部授予“高度觉悟，严细成风”锦旗。敬爱的周总理曾经亲临视察，热情赞扬。就是这样的标杆队，“四人帮”以及“归山虎”张洪池和当时大庆领导班子里的个别人，却攻击这个队是“黑人、黑队、黑标杆”，诬蔑老队长辛玉和等标兵是“光拉车不看路”的“老瞎牛”。他们不仅全部否定了中四队的光荣传统，而且在队里大搞唯心主义的所谓“育人建队”那一套，把这个队弄得资产阶级歪风盛行，管理混乱，产量下降……。
今年八月，随着“传帮带”工作组深入基层，老队长辛玉和和老标兵黄仕伦又回到了中四队。他们帮助全队工人、干部，一点一滴地把“四人帮”破坏了的传统，都恢复发扬起来。辛玉和，已经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还是当年会战那股劲：白天，和工人一起上班；晚上，到集体宿舍给工人查铺盖被；搞井场规格化，他抢先跳进污油坑里；下班了，他走在最后。黄仕伦，身患肺结核病，一天到晚守在井场上。为了观察一口油井的生产情况，他连续工作了两天两夜，同志们说他把心都拴到井上了。在这些“老会战”的带动下，一大批青年工人迅速成长起来，“三老四严”革命作风更加发扬光大。已经开发油井十七年的中四队，油井地下压力稳定，产量上升，含水下降，井场整齐清洁，井下畅通无阻，资料齐全、准确，油水井利用率、原油产量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全队朝气蓬勃，又进入了先进行列。
看到大庆会战传统继续发扬光大，这是一件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可以预料，大庆今后的发展犹如鲲鹏展翅，前程万里。英雄的大庆人，开足马力前进吧！
新华社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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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山热电厂一汽轮机组投产发电
湖北省青山热电厂扩建工程第一台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最近胜利建成，经过半个多月的运行，证明工程质量良好，现已正式投产发电。
这台十万千瓦汽轮发电机组，是湖北省目前火力发电容量最大的机组。它的建成发电，对供应武汉钢铁公司的生产用电和加快湖北省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速度，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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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门造纸厂积极为明年大干做准备
广东江门造纸厂党委在提前五十七天完成今年国家计划之后，一面组织职工继续大干，一面开门整风，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总结今年的经验教训，找出薄弱环节，采取措施扎扎实实地做好明年的准备工作。
江门造纸厂党委首先把深入揭批“四人帮”作为做好明年准备工作的纲来抓。厂党委书记亲自调查研究，同群众一起，将“四人帮”在本厂流毒的种种表现归纳成十个问题，领导带头，发动群众，掀起了大批判高潮。在这同时，各车间逐条检查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各项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对一些班组长和管理干部作了必要的调整，充实了骨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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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安徽省五河淮河大桥建成通车
安徽省目前最长的公路桥——五河淮河大桥，最近胜利建成通车。经有关部门验收鉴定，大桥工程质量优良，符合设计要求。
五河淮河大桥位于安徽省五河县境内的淮河干流上。桥全长一千零三十一米，有二十五个桥孔，其中四个主桥孔的跨径为九十米。桥面车道宽九米，可供三辆汽车并驶。车道两侧各有一条宽一点五米的人行道。桥下可以通航五百吨级的船只。整座桥梁具有跨度大、结构新、基础深等特点。这座大桥的建成，对于沟通淮河下游南北交通，发展淮河两岸工农业生产，方便人民生活，加强战备，都具有重要意义。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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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埋葬“两个估计” 清算“四人帮”罪行
河北省教育、科技界代表举行座谈会，决心遵循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展教育、科技事业，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据新华社石家庄电 河北省教育、科技界代表举行座谈会，深入揭发控诉“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罪行。
中共河北省委常委、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张承先同志带头批判说，“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歪曲历史事实，同毛主席对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科学论断完全相对抗，是极为反动的。“四人帮”抛出“两个估计”的同时，对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路线进行了全面篡改，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把马列主义与我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制订了党的教育方针。毛主席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正确解决了政治与业务、红与专、理论与实践、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关系。毛主席批判了在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影响下存在的“三脱离”现象。“四人帮”却以批判“三脱离”为名，大搞“三分离”、“三对立”，别有用心地把政治与业务、红与专分割对立起来。张承先指出，“四人帮”这一套是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破坏性是非常严重的，在理论与实践上造成了极大的混乱。要坚决把“两个估计”彻底推翻，批倒批臭，把教育和各项工作纳入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轨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参加座谈会的同志用大量事实彻底批判了“两个估计”所鼓吹的“黑线专政”的反动谬论。河北省文办副主任、原阜城县古城农业中学校长晋桂香同志说，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是红线照耀，绝不是什么“黑线专政”，我们农业中学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不断前进的历史，就是铁证。古城农业中学一九五七年建立以后，遵循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建立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教学体制，办起了小工厂、小农场，增加了农村急需的教学内容，聘请农业技术员和有经验的工人师傅担任辅导老师，学生学了基础理论又到实践中去实习、检验。建校以来，为农村输送了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的人才，现在他们已经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支重要力量。
座谈会上，华北农业大学党的核心组成员、教授沈其益控诉了“四人帮”一伙在华北农大犯下的滔天罪行。早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四人帮”一伙为了配合他们反对敬爱的周总理，阴谋篡党夺权，抛出了一个所谓“朝农经验”，与此同时，他们恶毒攻击华北农大，并操纵和指挥在涿县的那个坏人对华北农大狠下毒手。沈其益教授愤怒地控诉说，一个好端端的大学被践踏得不成样子。我们培育良种，发展生产，他们挖麦苗、抢稻谷，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破坏党的教育事业，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正是“四人帮”及其一伙黑爪牙，我们必须清算他们的罪行，把他们炮制的“两个估计”彻底批倒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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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许“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
重庆大学师生用这所大学改造和发展的大量事实批判“两个估计”
据新华社成都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六日电 重庆大学干部、师生列举本校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事实，批判了“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重庆大学由一所国民党法西斯统治的旧大学，改造成了按国民经济需要，有计划地培养人才的社会主义新型大学。
十七年中，重庆大学历届党委领导成员以及在部、处、系担任领导工作的干部共有五十二人，经过历次政治运动考验，绝大多数是好的和比较好的。各级党组织一直重视对学校工作的领导，建立了政治教育和政治工作制度，不断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师生员工。
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入学比例逐年增加，一九六五年已达到百分之八十五左右，党团员占一半以上，全校学生的政治素质越来越好。
在教学上，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适应教学需要，先后编写了关于基础课、技术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材一百三十多种，计两千二百多万字。由于师生们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教学质量逐步提高。一九五八年毕业生结合生产任务进行毕业设计五百六十多个项目，百分之七十以上都能应用。一九六○年，无线电系师生只用两个月时间就装成了我国第一批模拟电子计算机。机械系师生试制的光电检验机，填补了国内空白。采矿系师生深入矿井研究出两项采煤新方法，还获得了煤炭工业部的奖励。
重庆大学理工科的教师队伍，从解放前的九十五人发展壮大到一九六五年的近一千人，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工农及其他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占百分之六十二，党员占百分之二十二。
这十七年当中，重庆大学共为国家培养了一万二千多名各种专业技术人才和一百三十多名研究生，相当于解放前旧重庆大学二十年毕业生总数的九倍多。这些毕业生中的绝大多数已成为钢铁工业、机械制造业和电子工业等部门以及高等院校、科研设计等单位的骨干力量。现任大庆油田党委副书记的李虞庚，就是重庆大学矿冶系的第一批毕业生。据一九六四年对在重庆地区工作的重庆大学机械系制造专业历届毕业生二百五十三人的调查，其中政治表现好、业务能力强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有的已被提升为工程师。
十七年，重庆大学曾经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这也是事实。但它是局部的，是不断被克服的。
重庆大学干部、师生指出，“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竭力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把十七年诬蔑得一团漆黑，企图从教育界打开缺口，推而广之，全盘否定十七年，否定一切，妄图篡夺各条战线直到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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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烂精神枷锁 甩开膀子大干教育革命
呼和浩特地区各族教育工作者揭批“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罪行
据新华社呼和浩特电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地区各族教育工作者纷纷起来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坚决砸烂精神枷锁，甩开膀子大干教育革命。
一些参加过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同志，揭发了“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一伙炮制“两个估计”的卑鄙行径。这些同志揭发，那时在会议期间，“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派人邀内蒙古大学原副校长于北辰，想通过他发表吹捧“两个估计”的感想，出简报，制造舆论。于北辰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两个估计”不符合内蒙古大学的情况，如不修改，会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严重损失。还有的同志在小组讨论时指出，“两个估计”是两盆凉水，听了以后全身都凉了。迟群非但不听到会同志的意见，反而凶相毕露地给他们扣上“否定文化大革命”、“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帽子，叫嚷：这些意见不许登简报。他们竟然向党中央、毛主席封锁情况，充分暴露了“四人帮”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
许多教育工作者回顾了内蒙古自治区教育事业发展的历史，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情况同解放前进行了对比，有力地批驳了“黑线专政”论。解放前，幅员辽阔的内蒙古没有一所高等学校，中小学生只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六，各族劳动人民处于文盲状况。解放后，红太阳照亮了内蒙古草原，教育事业飞跃发展。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全区小学发展到九千多所，比解放前夕增长五倍多，中学发展到近六百所，增长了三十七倍多。大学从无到有，发展到七所，在校学生八千四百多人，其中蒙古族大学生就有一千七百多人。大家指出，如果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内蒙古自治区十七年的教育事业能有这样大的发展吗？“四人帮”妄图抹煞这一铁的事实，是永远办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