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假左真右
——从阶级斗争问题看“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
王澈
修正主义的共同实质和不同形式
凡是修正主义，其实质都是右的，这是他们的共性；无论是老修正主义还是现代修正主义，无论是外国的修正主义还是中国的修正主义，都是一样。但从表现形式看，不同时期不同条件下的修正主义是各有其特点的；有的以比较露骨的右的面貌出现，有的则以“左派”的伪装出现。
林彪和“四人帮”就是这种以“左派”的伪装出现而实质是极右的修正主义者。特别是“四人帮”，他们本来是右得不能再右，却装的左得无可再左。他们的这种欺骗性，特别表现在路线问题和理论问题上。华主席指示我们“要用毛泽东思想来彻底剥掉他们‘左派’的伪装，还他们极右派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我们深入揭批“四人帮”时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本文准备着重分析一下阶级斗争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进行尖锐斗争的问题。列宁说过，
“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列宁选集》第2卷，第6页）怎样修订呢？老修正主义者如考茨基的办法是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而恰好在最主要的问题上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有阶级斗争，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同上，第4卷，第10页）。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布哈林也是一个“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代表。在中国，刘少奇也否认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有阶级斗争。这是人们所熟知的修正主义论点。它是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受到的批判比较充分，因而也是比较容易识别的。
但这也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一切修正主义都是这样的。我们把张春桥、姚文元在文化大革命前写的文章中关于“阶级斗争熄灭论”的谬论拿来批判，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单批这一点显然是很不够的。张春桥、姚文元的主要影响，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而在这个期间，他们对于阶级斗争问题，倒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对于“阶级斗争熄灭论”，也是年年批、月月批、天天批。这就没有问题了吗？为什么他们不断喊“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阶级敌人反而更加得势呢？为什么他们越是叫嚷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反而越猖獗呢？这种情况总有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应当看到，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取得伟大胜利以后，在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遭到破产以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也可能采取另一种形式。比如在苏联，托洛茨基就不是讲“阶级斗争熄灭论”的，他讲的是“不断革命论”。林彪和“四人帮”也并不害怕承认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相反，他们高喊“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在批判修正主义的“阶级斗争熄灭论”的掩护下，变换手法，以“左派”的伪装出现，从另一方面来修正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修正阶级斗争学说。因此，这种修正主义更狡猾，更有欺骗性。其结果是，一种形式的修正主义遭到批判而破产了，另一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却乘机而起了。
我们只有对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都给予批判，才能进一步提高我们的识别力，不为修正主义的形形色色伪装迷住眼睛。实际上，一年来许多揭批“四人帮”的文章，做的正是这项工作，目前只是需要更明确地提出这一点而已。
“四人帮”怎样利用“阶级斗争”的口号
象“四人帮”搞的这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它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不表现为否认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理论体系中孤立地抽出阶级斗争这个口号，从“左”的方面加以夸大、歪曲和篡改，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基本原理。我们可以从他们对待毛主席的三项指示为例，先分析他们“左派”的伪装，再进而看他们的极右实质。
一九七四年，毛主席作了三项重要指示，一是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一是安定团结，一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四人帮”只抓住了一个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问题（当然他们对这个问题也作了很大的歪曲），而把其他两个指示抛到九霄云外。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针对这种情况，指出三项指示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必须完整地理解，全面地贯彻。这对不对呢？这是对的。“四人帮”打着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的旗号，大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实际上是用他们所谓的“阶级斗争”代替一切，否认三项指示的互相联系，否认安定团结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拿阶级斗争和国民经济的关系来看，本来这两者是一致的。既然阶级斗争是纲，就应该用阶级斗争来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试问：我们为什么要搞阶级斗争，搞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我们为什么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66页）反过来，实现了四个现代化，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更加巩固。可是“四人帮”偏偏把这两者对立起来，讲阶级斗争而不要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讲无产阶级专政而反对四个现代化。越照他们那样抓阶级斗争，国民经济就越是遭到破坏。“纲举目张”成了“纲举目闭”。林彪把“政治挂帅”夸大和歪曲成“政治可以冲击一切”；“四人帮”则把“阶级斗争为纲”夸大和歪曲成用阶级斗争冲击一切。这是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和周总理的号召，否认马克思主义。
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可是马克思主义还有一条基本原理，那就是：生产是社会的基础，是先有生产斗争而后有阶级斗争。停止生产，全社会都要同归于尽，还有什么阶级斗争？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决定人类的一切其他活动，包括阶级斗争在内。无产阶级之所以一定能战胜资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代表新的生产力。社会主义之所以一定能战胜资本主义，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这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道理。“四人帮”批所谓“唯生产力论”，其实就是否认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这不是批修正主义，是批马克思主义。他们用阶级斗争否认生产斗争，这不是讲马克思主义，是讲修正主义。
再拿阶级斗争和安定团结的关系来说，本来这两者也是互相联系的，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也不是不要安定团结。阶级斗争是纲，要用阶级斗争促进安定团结。可是“四人帮”却是片面夸大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和安定团结对立起来，用他们那种阶级斗争破坏安定团结。对他们说来，斗争就是一切，越尖锐越好，越过火越好。一九七四年四月，“四人帮”控制下的《红旗》杂志抛出一篇文章，公然说：
“不要担心斗争会破坏关系，破坏团结，破坏统一，不要作‘好好先生’。”这表明他们搞的斗争，就是要破坏团结，制造分裂，唯恐天下不乱。
“四人帮”在“阶级斗争”的口号下，大搞“全面内战”，“打倒一切”。他们煽动无政府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制造分裂。他们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挑动群众进行武斗。照他们这样斗下去，只能是越斗越乱，越乱越斗。可他们还说什么“没有乱就没有治”，其实是“只要乱不要治”。他们还抛出“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为他们的篡党夺权服务。谁反对他们这样做，谁就是“右倾”，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不是批修正主义，是批马克思主义。他们用“阶级斗争”来否认“要团结，不要分裂”的基本原则，这不是讲马克思主义，是讲修正主义。
总之，象“四人帮”那样抓“阶级斗争”，不仅是破坏国民经济，破坏安定团结，而且是否认了“阶级斗争为纲”本身。纲与目本是对立的统一，没有了目，纲就成为一条悬空的绳子，根本不成其为纲了。
列宁曾经指出：使一种新的思想声誉扫地，其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以维护为名，加以夸大，把它运用到实际所能应用的范围之外。在这种情况下，真理也会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四人帮”就是以维护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维护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名，把阶级斗争拚命夸大，到处乱套，否认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基本原理和原则，肢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体系，其结果当然也是把本来是正确的东西变成荒谬绝伦的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的条件下，应用这种办法来损害马克思主义，确实比公开地反对马克思主义要有效得多，也恶毒得多。
根本问题在于：过去许多修正主义者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了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四人帮”叫嚷“阶级斗争”，是为了煽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他们要篡党夺权，要打倒一大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要镇压革命人民的反抗，因此他们是要斗的，是可以而且需要利用阶级斗争的口号的。他们不但强调阶级斗争，而且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甚至还嫌单讲无产阶级专政不够，要讲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那么，列宁说修正主义者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就不适用了吗？仍然适用的，只不过这种不承认，应该理解为实际上的不承认，而不是口头上的不承认。“四人帮”口头上讲的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但他们讲的资产阶级，恰恰是指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而他们所讲的无产阶级，恰恰是指他们这一伙资产阶级帮派体系。他们既然把敌我关系作了根本的颠倒，那么当然就可以大讲特讲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不怕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了。这就是他们的假左真右。
必须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
由于“四人帮”控制的宣传工具长期不讲两条战线（不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的同志可能会觉得是个新问题，其实，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经验之一，也是我们党的基本经验之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可以从“左”右两个方面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的，我们也要在“左”右两条战线上打败他们，这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民主革命时期是这样，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也是这样，正如毛主席说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52页）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从马克思主义内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以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那些修正主义者，是要磨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锋芒，阉割它的革命精神，而“四人帮”这样的修正主义者，却挖空心思把自己装得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更革命。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是真正的左派？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比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更左、更革命，有没有这样的事呢？没有的，这只能是引号中的
“左派”，也只能在讽刺的意义上才能叫他们为“左派”。斯大林在谈到托洛茨基主义时说过：“既然托洛茨基主义趋向是‘左’倾，这是不是说‘左派’比列宁主义还左呢？不，不是这个意思。列宁主义是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左的（没有引号的）一派。”“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不仅同那些被我们叫做公开的机会主义倾向分子的人作斗争，而且同那些想比马克思主义‘更左’，比列宁主义‘更左’，以‘左的’耸人听闻的词句来掩饰自己右的机会主义本质的人作斗争。”（《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40页）斯大林明确指出：“‘左倾’分子不仅不是没有引号的左派，而且他们实质上也就是右倾分子”（同上，第244页）。
当然，“左”也有不同的情况。有的只是具体工作中的一种错误倾向，有的则是形成了路线。即使在路线问题中，也还有区别：有的是一种急性病、幼稚病，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有的则是一种反革命的伪装。托洛茨基到最后变成地地道道的反革命时，言论上仍然是很“左”的。至于林彪和“四人帮”在“左派”的伪装下搞反革命的勾当，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颠倒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颠倒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颠倒了敌我，也颠倒了左右。他们要把真正的左派当作“右派”来打倒，同时把他们这一伙真正的右派自封为“左派”。所有这些被他们颠倒了的东西，我们一定要再颠倒过来。
“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之所以有那样大的流毒，主要是由于他们以“左派”的伪装出现。在“四人帮”的流毒影响下，不少人误以为他们是真正的左派而上当受骗，他们分不清真左和假左的界限，分不清没有引号的左和引号中的“左”的界限。林彪和“四人帮”本是一丘之貉，不但极右的本质相同，“左派”的伪装也差不多，为什么在林彪垮台以后，“四人帮”的一套仍然能得逞于一时呢？原因就在对林彪的“左派”的伪装批得不深不透。林彪和“四人帮”都是利用阶级斗争这个口号，破坏生产，制造分裂，颠倒敌我，打倒一切，“四人帮”在林彪垮台以后不批这个而单单要大批“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对无产阶级的斗争不能熄灭，还要更大规模地搞下去。这样，“四人帮”就还可以继续袭用林彪的衣钵，用“左派”的伪装来达到他们极右的目的。
阶级斗争的确没有熄灭。但是，最危险的阶级敌人，就是高喊“阶级斗争”而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假马克思主义者，就是以“左派”伪装掩盖其极右实质的“四人帮”。这也许是我们应该吸取的一个教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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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法权”应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发表以后，“四人帮”乘机别有用心地在“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上大作文章，肆意歪曲马列观点，篡改毛主席指示，制造种种谬论，造成理论上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在深入揭批“四人帮”这些谬论的过程中，“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译名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不少同志对这个译名提出了意见。为此我们进行了多次讨论，征求了有关方面意见，还邀请了部分理论工作者和翻译工作者座谈。经过讨论，认为“资产阶级法权”这个译法不确切，应作修改。
首先，“法权”一词不能确切地表达外文原词的词义。“资产阶级法权”一词，在马恩著作（德文）中是das bürgerliche Recht，在列宁著作（俄文）中是буржуазное право。Recht和право是个多义词，主要包含“法”、“权利”的意思，用在不同场合，分别指“法”或“权利”。英译本和日译本都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译为law（法、法律）或right（权利），法或权利。经恩格斯亲自校订过的英译本《资本论》第一卷，就将Recht一词分别译为“法”或“权利”。中文同英、日文一样，没有同Recht、право相应的多义词。而“法权”这个词意思含混，不能起到多义词的作用。因此，在翻译马列著作时，应当根据原著行文的含义，分别确定译为“法”或“权利”。
其次，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一语，出自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在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时指出：“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原译文）。这里的“权利”和“法权”，在德文中均为Recht，都是在“权利”意义上使用的。因为马克思在这里是从权利关系上，而不是从法律关系上论述社会主义的分配。把这句话中的同一个词Recht分别译为“权利”和“法权”，造成了概念的混乱，甚至导致理论上的错误理解。有些读者对“法权”一词作望文生义的解释，说它是“法定权利”、“合法的权利”、“合制度规定的权利”。这样就在“权利”的含义上随意加进了法的内容，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有些读者则把“法权”理解为“法”，说“资产阶级法权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法律上的表现，是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反映并为它服务的”。这样解释，似乎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这在理论上完全是错误的。
我们还查阅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的各种英、日文译本。德文das bürgerliche Recht，俄文буржуазное право，在英译本中均译为bourgeois right（资产阶级权利），日译本中均译为ブルジョァ的权利（资产阶级权利）。
根据以上考虑，我们决定将《哥达纲领批判》和《国家与革命》两书中提到的das bürgerliche Recht、буржуазное право改译为“资产阶级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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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谣者的“辟谣”
解放军某部 郭竞焱
造谣者“辟谣”，这事并不新鲜。贼喊捉贼，以假乱真，是反动派的惯用伎俩。“四人帮”不仅袭用了这一套，而且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最近，翻了翻一九七六年四至九月份的《人民日报》，只觉得里边乌烟瘴气，人妖颠倒，所谓“追查反革命政治谣言”的喊叫甚嚣尘上，几乎拾出任何一篇来，都可找到“去年七、八、九月，社会上谣言四起”这样的话。真使人越看越气愤！
辟谣，本来是用事实和真理驳斥别人的胡说八道。而“四人帮”的所谓“辟谣”，则是用蛮不讲理的手段，把本来存在的事实攻击为“谣言”，甚至竟然把毛主席的指示也诬蔑为“谣言”，把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党中央领导同志诬蔑为“造谣者”。《人民日报》一九七六年四月二十一日题为《造谣者必败》的文章，便是这种乌七八糟的“辟谣文”中的一篇。
这篇文章恶毒地诬陷邓小平同志“又当上了谣言店大老板”，胡说什么“去年七、八、九月，社会上谣言四起”。
一九七五年七、八、九月社会上真的“谣言”四起吗？否！原来是毛主席曾作了一系列关于调整文艺政策，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等重要指示，特别是多次批评了“四人帮”。对此，“四人帮”怕得要死，千方百计地进行封锁、歪曲、篡改甚至捏造。但几只乌鸦的翅膀岂能遮住太阳的光辉？真理是封锁不住的。毛主席的指示终于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间广泛传开。这就是“四人帮”所一再叫嚷的“社会上谣言四起”。当时，受毛主席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坚决地执行了毛主席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四人帮”。这就是“四人帮”把邓小平同志打成“谣言店大老板”的真正原因。“辟谣”者的矛头指向哪里，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究竟是谁在造谣呢？请看事实。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主席明明指出：“老九不能走”。姚文元却说：“毛主席根本没有这个指示”，“那句话是捏造的，别有用心地篡改的。现在可作为批判右倾翻案风影响的反面材料了”。一九七五年七月毛主席指出：“百花齐放都没有了”，“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江青却说：“有人说，现在什么也没有，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成绩全部抹杀”。毛主席说：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江青却说：“毛主席根本没有讲过，纯粹是造谣，那是造谣公司董事长造出来的”。够了！这些事实还不足以说明“四人帮”是地地道道的造谣者吗？
明明是自己在造谣，为什么却要装模作样、煞有介事地“辟谣”呢？事情很明白：“四人帮”大搞修正主义，大搞分裂，大搞阴谋诡计，党心丧尽，军心丧尽，民心丧尽，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有使出“辟谣”这一贼喊捉贼的可耻伎俩，卑鄙龌龊地把真理和事实攻击为“谣言”。
为了“辟谣”，“四人帮”操纵其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连篇累牍、不厌其烦地大造反革命舆论，凭空捏造，肆意歪曲，颠倒黑白，指鹿为马，什么卑鄙的勾当都干出来了。《造谣者必败》这篇反动文章，就是“四人帮”这一出反革命大合唱中的一个小小的插曲。
把“造谣者必败”这句话还给“四人帮”，倒是十分恰当的。造谣者“辟谣”，辟来辟去，终究“辟”到自己头上，辟得自己头破血流，身败名裂。这就是历史的结论！（附图片）
浙江新安江水力发电厂工人认真学习，深入揭批“四人帮”，决心为多发电做出贡献。
新华社记者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