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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实用主义教育的“模式图”
批判“四人帮”鼓吹的“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谬论
中共同济大学委员会
长期以来，张春桥、姚文元多次亲自出马，“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通过抓点、派联络员，直接控制我校“五·七”公社。每当党内路线斗争激烈时，他们就给“五·七”公社出题目，定调子，指使炮制所谓“经验”文章，然后通过各种舆论工具，大肆宣扬，配合其向党进攻。他们吹得最厉害的是“五·七”公社“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所谓“经验”，妄图把它作为一个“突破口”，破坏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为其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服务。
“四人帮”及其余党鼓吹“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是什么工科院校“唯一有效的方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的突破口”，是“新生事物”，“具有深远意义的经验”。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流毒甚广。实际上，它决不是什么教育革命的“经验”，而是向党进攻的“炮弹”；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而是地地道道的实用主义教育的“模式图”。实用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反动哲学，鼓吹“有用就是真理”。“四人帮”鼓吹“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在政治上就是因为对他们篡党夺权“有用”；在教学上，则是贩卖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的黑货，割裂理论和实际的统一，否定系统的理论知识的学习。深受其害的我校广大革命师生，决心用毛泽东思想这一锐利武器，褫其华衮，还其本相。
本来，联系实际工程进行教学，是一九六七年我校革命师生在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总结一九五八年真刀真枪搞设计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种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法。后来，我们根据几位实践经验丰富而文化程度较低的老工人的特殊情况，组织他们先搞工程设计，结合学习理论，试办过老工人班。到一九七二年，“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突然就此大做文章。这是事出有因的。
自一九七○年至一九七二年，敬爱的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对加强基础理论的教学和研究，搞好理科教育革命，多次作了重要指示。一九七二年春，周培源同志根据这些精神，应约给《人民日报》写了一篇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以期引起重视。但是，早就妄图篡党夺权、改朝换代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姚文元密谋策划，对周培源同志的文章大摆围剿阵，刮起反对学习和研究基础理论的妖风，借题发挥，把罪恶的矛头指向周总理。这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也忙碌起来，又是布置“座谈会”，又是要“五·七”公社总结“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经验，写文章，直接与周总理的指示相对抗。当时，在总结时，我校“五·七”公社广大师生，通过实践深深感到“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有实用主义的倾向，严重地削弱了基础理论的学习，不符合毛主席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指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便大发雷霆，威胁说：“这实质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妄图把广大革命师生的正确意见压下去。不久，在六月上海市高校教育革命座谈会召开的前三天，“四人帮”出于其反革命的政治需要，由其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匆忙下令，说什么以前总结的普通班的经验全部作废，只总结老工人班的“经验”。他还别有用心地把老工人班的特殊情况吹成是“具有普遍意义”，又通过原市委写作组的爪牙向写总结的同志说，对“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能否推动基础理论学习的问题，一定“要回答是可以”的。张春桥当时给上海一家报纸下达黑指示说：“周培源有后台，不管他的后台多大多硬，就是要批。”十二月十九日，“四人帮”在上海的另一个余党召集同济、复旦两校党委负责人开会，赤裸裸地说：“有些人讲基础理论差，有些党员也这样讲，周培源的文章也同意，有人说是有来头的，有什么来头，无非是总理讲的，你们可以写文章”。可见，他们炮制所谓老工人班的“经验”，完全是为了反对敬爱的周总理，是用心险恶的反革命阴谋活动。
一九七三年，毛主席在周总理陪同下接见一位科学家时，指定要周培源同志参加，再次表示了对基础科学的极大关心，这给“四人帮”陷害周总理的罪恶阴谋以有力的回击。但他们贼心不死。“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七月二十日又窜到“五·七”公社，以准备全国理工科教育革命座谈会的发言材料为名，继续炮制攻击毛主席、周总理的“炮弹”。他指定要“五·七”公社以《大力扶植新生事物》为题，写关于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文章，并亲自出提纲，定标题，规定文章的最后一段要写“发扬反潮流的精神”，特别提出要写上王安石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原市委写作组的爪牙唯恐执笔人不领会，还特地补充说：“五八年教育革命后复辟势力讲‘乱、糟、偏’，现在就是‘三个一些’（即诬指国务院有关部委提出的要求大学生‘知识面要宽一些，基础理论要好一些，适应性要强一些’的正确意见）”。他们把提倡学习基础理论诬为“复辟势力”，煽动要用“三不足畏”的精神来“反潮流”，继续把矛头指向毛主席、周总理以及国务院的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七五年底新华社发的“五·七”公社《办好社会主义工科大学》的通讯，本来四、五月份就写好了，但是，张春桥下令：关于三结合办学和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要“按当前大辩论提出的问题写”。姚文元为此提出了修改意见，并亲自精心修改，在文中加上了“为办好社会主义工科大学取得了初步的但又是重要的经验”后才抛出来。为什么对于一篇通讯要这般煞费苦心呢？“四人帮”的余党派到“五·七”公社的爪牙亮出了他们主子的黑心。他仗势狂吠：“现在有一股妖风，又要加强基础理论了。给大家打一针防疫针，不论什么大人物讲的，都不要去听，不要动摇。”真是狗胆包天，这帮家伙反对毛主席、周总理，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多么顽固和猖獗啊！这一时期，这个爪牙还策划炮制了一部以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为一个重要内容的反党小说，蓄意把小说的背景安排在一九七二年所谓“回潮”之时，把周培源同志的文章诬为“回潮风”。他在审稿时，利令智昏地叫嚣：“要把小说作为一发炮弹”，“现在要突出路线斗争，主要矛盾应放在与走资派的斗争上。”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但他没想到这株毒草未及破土就被革命人民踩成了齑粉。
事实说明，“四人帮”并不是在搞什么教育革命，而是打着教育革命的旗号来阴谋反党。他们鼓吹的“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是不是“新生事物”呢？否。它同原来我校师生提出的联系实际进行教学完全是两回事。联系实际工程进行教学，原来是专业课某些内容理论联系实际的一种教学环节，是综合运用、复习巩固已学知识的一种教学手段。“四人帮”一伙出于其篡党夺权的需要，把它吹成是贯穿教学全过程的“唯一方法”，是教育革命的“方向”，提出搞典型工程设计要“越早越好”，“越多越好”，甚至胡说它对改革旧教育有着“牵一发动全身”的重要作用，一切都要围绕它转。尽管“四人帮”吹得天花乱坠，但明眼人一看就穿，它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实用主义教育的翻版而已。
为了给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经验”制造“根据”，“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不惜采取弄虚作假的卑劣手段，炮制了一份臭名昭著的所谓《“五·七”公社老工人班教学情况的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打着“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幌子，宣扬“实践唯一”、“典型工程万能”。他们歪曲事实真相，胡说什么“连小数点也搬不动”的老工人学员，通过早做典型工程设计，不但学会了工程设计，而且也学好了大学的基础理论。并以此鼓吹搞工程设计“老工人能早，青年人更能早；文化低的能早，文化高的更能早。”大肆宣扬这个“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强行在全校推广，并对外广为介绍。实际上，这根本不是什么“经验”，完全是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歪曲和背叛。我们只要摆一摆“五·七”公社搞典型工程设计是怎样的“早”，造成的后果是怎样的坏，就可以看到“越早越好”的口号何等荒谬。学员刚入学，就要求他们每周在工地劳动三天，加上一天政治学习，半天外语、体育教学，每周只有一天半的时间学习初等数学和房屋建筑基本知识。这样一学期后，就要求学员搞典型工程设计。这时，学员连最起码的基础知识和基本计算技能都没有很好掌握，只好跟着教师“照猫画虎”，照教师的“示范图”抄，照书本的公式套，根本不知道个所以然，更谈不上生动活泼地、主动地学习。由于要适应典型工程的需要，对有些基础课和专业课课程内容的学习，不得不违反由浅入深的原则，不讲又不行，讲又讲不清，学生囫囵吞枣，无法消化，事倍功半，得不偿失。所谓典型工程“越多越好”，同样是极其荒谬的。师生气愤地说：“这简直是误人子弟，浪费青春！”对于“四人帮”这种破坏教育革命的做法，广大师生早就不满，并加以抵制，采取了加强基础理论的补课措施。但“四人帮”一伙帽子、棍子满天飞，诬蔑补课是“变相延长学制”，是“回潮”，是“否定工农兵学员的质量”，用“态度问题”、“立场问题”、“路线斗争”的大帽子压人，强制推行他们的那套“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
“四人帮”及其余党出于反革命的政治需要，在大反所谓“基础风”、“理论风”时，还拚命鼓吹结合典型工程编写综合性教材是教材体系的一场“革命”。应该指出，革命师生遵照毛主席“课程设置要精简。教材要彻底改革”的教导，对教材改革工作作了一些尝试，在某些方面改变了过去教材中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然而，决不是“四人帮”及其余党、爪牙所吹嘘的什么一场教育体系上的“革命”。“四人帮”一伙所要编的那种综合性教材，实际上只是将各门学科的有关内容分别拆散，围绕一至两个实际工程，按照设计施工的顺序加以编排。基础理论的连贯性和系统性完全被打乱了。如工民建专业的主要基础课力学，被分别拆散放到四门专业课教材中，结果，它的内在联系被割裂，必要的内容被砍削，造成概念不清，难易颠倒，学生学了以后稀里糊涂。这种违背认识规律的实用主义做法，竟然被“四人帮”的余党马天水赞赏为“有启发”的“经验”。
他们还借口适应“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的需要，将按学科建立的教研室统统砍光，改为“包乘组”，将几个基础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混编成一组，负责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全部教学任务，结果也大大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高。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利用“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作为“炮弹”，大反所谓“基础理论风”，疯狂地攻击毛主席和周总理。他们把“结合典型工程进行教学”当作教育革命的方向，大搞实用主义的教育，流毒极广，影响极坏，危害极深。不仅我校广大师生深受其害，而且使不少兄弟院校深受其害，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在深揭狠批“四人帮”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阴谋篡党夺权的滔天罪行中，我们一定要把被他们颠倒了的路线是非纠正过来，努力把教育搞上去，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斗争中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原载《人民教育》一九七七年第二期）
（本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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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为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湖南省文化局和《湖南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揭发批判“四人帮”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滔天罪行
本报讯 据《湖南日报》报道：十一月二十九日，湖南省文化局和《湖南日报》编辑部邀请部分文艺工作者举行座谈，批判“四人帮”炮制的“文艺黑线专政”论。参加座谈的有康濯、张行、谢璞、陈健秋、柳仲甫、石太瑞、白诚仁、彭俐侬、左大玢、李小嘉等同志，刘勇同志寄来了书面发言。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文艺战线是在毛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胜利前进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非常关心文艺工作，不仅为无产阶级文艺制定了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且亲自出席全国文代会，亲自批阅、撰写了有关文艺的大量文件和著作。敬爱的周总理在全国文代会上作过多次指示，亲自观看戏剧，接见演员和作家，勉励文艺工作者努力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努力搞好文艺工作。华国锋同志坚决执行和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他在湖南工作期间，亲自领导我省文艺界的反右派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亲自兼任省委戏剧领导小组组长，率领文艺战士上山下乡，使全省出现了创作和上演革命现代戏的热潮。
大家说：十七年来，无论是全国还是湖南，都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占主导地位，文艺园地百花盛开，竞相争妍，涌现出大量不同风格和形式的文艺作品。湖南省和全国一样，也出现了一批好的和比较好的作品。如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东方红》、《武陵山下》、《朝阳花》，中篇小说《这边风雨》、《盼望》，短篇小说《迎冰曲》、《二月兰》、《春花》，诗歌《祖国，我回来了》、大跃进民歌，戏剧《双送粮》、《打铜锣》、《补锅》、《红色营业员》，大型歌舞《风雷颂》，歌曲《浏阳河》、《挑担茶叶上北京》等。这些作品都紧密配合党的政治任务，显示了它们的战斗力量。当然，由于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十七年的文艺工作中有错误，作品中有毒草。对于这些错误，毛主席一再进行严厉的批评。这恰恰体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断战胜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怎么能得出“黑线专政”的结论呢？
“四人帮”恶毒攻击、疯狂迫害革命文艺队伍，把我们党经过多年培养出来的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概打成“黑线人物”、“三名三高”人物、“反动权威”、“修正主义苗子”，胡说什么他们“背叛了”，“腐烂了”，“掉队了”，叫嚣什么要“重新组织队伍”、“重新树立队伍”。“四人帮”的这些罪恶行径，激起了与会同志的无比愤慨。许多同志回顾自己成长的历史，说明他们是在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指引下，走上创作道路，进行艺术实践的。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针，深入工农兵，学习工农兵，努力实践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努力创作各种形式的革命文艺作品，受到党的信任、群众的尊重。
“四人帮”为什么要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与会同志认为其反动性就在于：一是为“空白”论制造口实。在“四人帮”的“文艺黑线专政”论的大棒下，不仅十七年文艺创作成了一片“空白”，甚至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的九十多年也成了一片“空白”，把江青装扮成“文艺革命旗手”、开创“文艺新纪元”的元勋。二是为他们实行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制造根据，为他们大搞阴谋文艺打下基础。总之，“四人帮”炮制“文艺黑线专政”论，是为了践踏毛主席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从根本上反对和否定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在十七年中所占的主导地位，进而为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制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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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发“四人帮”对俺孩子的毒害
唐河县马振抚公社社办工厂工人 凃纪岑
“四人帮”是引诱青少年误入歧途的教唆犯。
当“四人帮”炮制“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的时候，我孩子正在马振抚公社中学上学。一九七二年，学校遵照敬爱的周总理的指示，狠抓了教学质量。那个时候，我的孩子努力学习，遵守纪律，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多次获得“三好学生”的奖状，又加入了共青团。星期日回家，他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邻居的贫农老大爷时常夸奖他：“读书好，劳动好，是咱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可是，就在这时，万恶的“四人帮”刮起了一股所谓反“回潮”、“复辟”的妖风。他们树了一个交“白卷”上大学的“典型”，培植了一个“一篇日记”的“模范”，煽动青少年乱造反。在这种反动思潮的影响下，学校治而复乱，孩子们屁股上象长了刺，坐不住；心里象钻了蛆，学不进；终日打打闹闹，好象疯了一样，东奔西跑。有一次考英语，我那孩子竟偷了考卷。这使我大吃一惊，饭吃不香，觉睡不甜，实在担忧孩子的前途。
可是，事情的发展并没有到此结束。一九七四年初，“四人帮”的两个男女黑干将，秉承叛徒江青的黑旨意，窜到马振抚公社，扬言对“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进行所谓重新“调查”。他们心怀鬼胎，开了一个所谓的“调查会”。我这个社办工厂的工人，作为学生家长的代表参加了。当时我不明真相，误认为他们是毛主席、党中央派来的，虽然会场上气氛紧张，我还是把心里话说了出来。当我说到孩子破坏校规、偷盗考题、弄虚作假等等坏行为，并检讨我没有管教好孩子的时候，那男女两霸突然拍案而起，厉声训斥。一个说：“你讲的不对！你的孩子做得对，做得好。敢于拿考卷，就是敢于反潮流！”另一个说：“他偷的是旧教育制度，应当造反！”等等。这当头一棒，打得我摸不着头脑。我理解不了他们的话，这天晚上，就再也不敢说话了。
江青派的男女两霸，在马振抚大放其毒。孩子们努力学习，被说成“智育第一”；遵守纪律，被说成是“五分加绵羊”的“修正主义苗子”；尊敬老师，被说成是“孔老二的师道尊严”，硬把师生关系摆到猫和老鼠的位置上。我那已经令人担忧的孩子，也被他们“封”为“反潮流”的“闯将”。这样一来，可就糟透了。孩子象从山坡上滚下来一样，一直往危险的地方滑。那阵子，他还说什么要当“头上长角角要硬，身上长刺刺要尖”的“接班人”。在学校，不听老师的正确教导；回到家，连我对他的管教也不灵了。终日不读书，不劳动，寻衅闹事，动不动就抡拳头。后来竟发展到结伙打群架、拚刀子，幸亏被及时制止，未造成严重后果。做了坏事，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正当我为孩子变坏而痛心的时候，江青的所谓要“马振抚公社中学打翻身仗”的黑指示下来了，还要我以学生家长的身分参加“马振抚公社批林批孔报告团”，到地、县去做《社中要打翻身仗，家长应该怎么办》的报告，宣扬我那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孩子，引诱其他青少年也不读书，不劳动，整天瞎胡闹。这样做，流毒很广，危害极大。至今，我想起来心里还很不安宁。
去年十月，英明领袖华主席统帅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我那个孩子通过对“四人帮”的大揭发、大批判、大控诉，增强了识别能力，擦亮了眼睛，又变好了。他现身说法，怒斥“四人帮”对青少年的迫害和摧残，以实际行动肃清“四人帮”散布的“读书无用论”等等流毒，认真读马列的书，读毛主席的书，立足农村，热爱集体，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我母亲看着孩子转变得这样快，感慨地说：“华主席真是毛主席的好接班人，领导我们打倒了‘四人帮’，啥都变了样，连我那孙子也变好了，这叫我咋不感谢华主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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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四人帮”给我校造成灾难性破坏
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中学党支部
万恶的“四人帮”精心炮制的所谓“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对俺们学校教育革命的破坏，真真切切是灾难性的。这是“四人帮”乱学校、毁教育的一桩极其严重的罪行。
一九七二年，俺们学校遵照敬爱的周总理关于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狠抓了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正当俺校沿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时候，一九七四年初，叛徒江青指派其黑干将迟群和另一个女黑干将怀着险恶的政治野心，偷偷摸摸地窜到马振抚公社，闯进俺们学校。他们在俺校转了一圈，就污蔑马振抚公社中学是“反革命知识分子”、“地头蛇”统治的学校。公开煽动学生说：“同学们，不要那么‘五分加绵羊’啦！”“没有造反精神，就不能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一些天真烂漫的青少年，当时那能识破他们的险恶用心？结果上当受骗，把这两个黑干将宣扬的所谓“敢想、敢说、敢造反”的“三敢”精神，当作不读书、不劳动、乱造反的依据。什么组织纪律，什么规章制度，一概被推倒了。
“四人帮”的两个黑干将公然反对毛主席“以学为主”的教导，把认真进行教学工作的教师污蔑为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是“为资产阶级效劳”。帽子大得吓人，谁还敢认真教书！有的教师为了检查一下教学效果，以便改进教学方法，进行了一次必要的考试，就有人质问：“你又搞复辟倒退哩！”不久，“梁效”的反党大毒草《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发表了，那人又找这位老师说：“看看，怎么样？”逼得这位教师当众作了检讨，再也不敢主动改进教学了。在“四人帮”那两个男女黑干将的教唆下，教师连起码的课堂秩序也无法维持，有一个班，一学期竟接连换了四个班主任。教师既教不成，也管不了。于是，他们又倒打一耙，利用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骂教师是“消极怠工”、“撒手不管”，“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新反扑”。就是这样，把广大教师折腾得干也不是，不干也不是，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不少同志产生了“当教师倒霉，搞教育危险”的思想。
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全党粉碎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砸碎了套在广大教育工作者头上的精神枷锁。俺校党支部充满了战斗的激情和胜利的信心，决心全面落实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应有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