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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主席的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好队伍
——斥“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诽谤和诬蔑
李季
叛徒江青伙同野心家、卖国贼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前夕，以批判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为幌子，炮制了“文艺黑线专政”论。他们的险恶用心是通过对十七年革命文艺丰硕成果的否定，从文艺方面打开“突破口”，进而否定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否定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实现他们篡党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
“四人帮”反党集团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文艺战线说得一团漆黑，不仅全盘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也彻底否定了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他们诬蔑文艺工作者不是背叛了、烂掉了，就是掉队了，一句话，要不得了。他们公然叫嚷，要“重新树立文艺队伍”，就是说，要另起炉灶，搞他们的帮派体系。
“四人帮”对文艺队伍的“估计”，给我们文艺工作者戴上了沉重的政治枷锁，我们早就憋足了十万个大气压。感谢英明领袖华主席，驱散乌云，在朗朗的晴空里，又使我们见到了毛主席的红太阳。现在，是彻底推倒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的时候了！是还毛主席的革命文艺队伍的本来面目的时候了！
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是在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伟大教导、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是努力走毛主席指引的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一九四二年，毛主席在《讲话》中不仅彻底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而且从根本上解决了如何为的问题。毛主席指出：文艺工作者“一定要把立足点移过来，一定要在深入工农兵群众、深入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逐渐地移过来，移到工农兵这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这方面来。”毛主席的伟大教导，一直照耀着文艺工作者前进的道路。在长期深入工农兵斗争生活的过程中，在参加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斗争中，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的过程中，文艺工作者的世界观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造和进步，无产阶级的文艺队伍在不断发展、壮大。“四人帮”硬说许多文艺工作者不是背叛了、烂掉了，就是掉队了，硬说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不仅是对文艺工作者的最大诬蔑，也是对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最大诬蔑！试问，如果广大文艺工作者不转移自己的立足点，他们能在各个时期配合党的中心任务，创作出那么多鼓舞人心的好作品来吗？如果广大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没有起变化，他们能塑造出那么多光彩照人的工农兵英雄形象来吗？“四人帮”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充分暴露了他们是一帮居心险恶的家伙！
我们的文艺队伍，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队伍，是服从党的需要、为配合党的中心任务而努力战斗的队伍。在民主革命时期，革命的文艺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不怕苦，不怕死，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紧跟形势的需要，写了不少“适合时宜”的小说、戏剧、诗歌，有力地配合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有些同志以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壮丽的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以后，广大文艺工作者继承和发扬过去的革命传统，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适应党的需要、形势的需要、时代的需要，满腔热情地歌颂“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新中国建立后十七年，广大革命文艺工作者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在农村、工厂、部队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基地”，长期安家落户，把自己的根子深深扎在工农兵中间；有些同志，经常打起背包，上山下乡，和工农兵同生活、同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许多基层文艺团体，长年跋山涉水，坚持深入群众，边劳动、边创作、边演出。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和艺术实践，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努力发挥“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作用。面对“四人帮”的诬蔑和无耻诽谤，我们以人所共睹的大量事实，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很能战斗的，对巩固我国无产阶级专政事业作过贡献的好队伍。“四人帮”妄图一刀砍掉这支队伍，他们对很多革命文艺工作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是他们蓄意破坏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搞资产阶级帮派体系，大搞“阴谋文艺”，为其篡党夺权目的服务的罪恶野心的大暴露。
经过十七年同形形色色反动思想，同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锻炼，以及这几年同“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的考验，证明我们的革命文艺队伍基本上是一支好队伍。当然，这支队伍里不可避免地混进了一些坏人、渣滓、败类（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就是突出的例子，他们多年来混迹在文艺队伍中，并在这里“发迹”“起家”），也确实有些人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而蜕化变质了。但是，他们是少数，绝不是多数。当然，也确如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和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关于文学艺术的两个批示指示的那样，我们也有些同志，由于没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学习社会，脱离了群众，脱离了工农兵的火热斗争生活，做官当老爷，以致在某个时候、在某些问题上偏离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指出的当时文艺界的这些错误是极为严重的，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要永远记取这个教训。我自己就曾在一九六二年至文化大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在工作中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教育和锻炼，重温毛主席的亲切教导，回首既往，感到有负于党和人民。我决心在今后的征途中，积极参加文艺战线上的斗争，坚定地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力争为党和人民多写出较好的作品来。但就整个革命文艺队伍来说，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的；就那些犯错误的人来说，他们的多数也是能够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四人帮”以点代面，以偏概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他们的“树立队伍”论，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四人帮”对革命文艺队伍的种种诬蔑不实之词，必须统统推倒。“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彻底砸烂。我们一定要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坚决同“四人帮”斗争到底！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彻底肃清“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努力改造世界观，坚定不移地高举毛主席伟大旗帜，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贡献更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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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砸碎精神枷锁 迈开脚步前进
四川部分高等学校教师揭发批判“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罪行座谈纪要
十一月二十日，四川省高教局邀请部分高等学校教师座谈。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杜心源同志出席了这次座谈会，和教师们一起认真学习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对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的重要指示，揭发批判“四人帮”封锁毛主席指示，炮制“两个估计”的滔天罪行。
著名数学家、四川大学教授柯召说：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怎样估计，是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还是修正主义黑线统治？知识分子是革命动力，还是革命对象？这本来是一清二楚的问题。因为各条战线，包括科研、文艺等都是红线占主导地位，只有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不但逻辑上不通，也是违背事实的。十七年培养的学生都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那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是那儿来的？“四人帮”这种荒谬绝伦的“两个估计”，我从来就不同意，我周围的同志也都是反对的。读了《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以后，很兴奋，特别是见到毛主席早在一九七一年就针锋相对地批驳了“四人帮”的谬论，周总理的指示也是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这就真象大白了。现在“禁区”已经突破，我们可以迈开大步，大干教育革命，大搞科学研究了。
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授谢立惠说：我教书已经五十年了，封建社会教育、资本主义社会教育、社会主义社会教育，都经历过，比一比，深深感到新中国的教育同过去有本质的不同。“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事实绝不是这样。拿教师队伍来说，我校有一千一百零四名教师，其中十七年培养的教师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也好，多半是教学骨干。就是老教师，解放以来经过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在党和毛主席的关怀下，也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多年来，不论是老年教师、中年教师，还是青年教师，绝大多数是勤勤恳恳，努力工作的。再拿十七年中在校读书的学生来说，工农子女的比例逐年增加，到六十年代，我校学生中的绝大多数人就都是工农子弟了。一九五八年学校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指示以后，教师和学生的精神面貌都有很大的变化，事实不胜列举。在十七年中，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是有干扰的，如在教学方面，课程多而繁杂，教授不甚得法，学生负担过重，有“三脱离”现象，等等。但是，广大干部和教师遵循毛主席教导，进行教育革命，不断战胜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这也是历史事实。“四人帮”炮制的
“两个估计”，全盘否定十七年，是他们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证。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揭穿了“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砸碎了精神枷锁，教育革命大有希望。我们有信心，一定能在党的领导下，把教育革命真正搞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
中国古典文学专家、四川大学教授杨明照说：我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党的教育和毛泽东思想的哺育下，一九五九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不仅把我们诬蔑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说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也都是“修正主义的苗子”。对他们的胡言乱语，我一开始就想不通。我是教中国古典文学的，前几年，我上的课程被取消了；但一想到党培养了我，我就要千方百计地把知识贡献给人民，不让我讲课，我就在家里继续写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我把过去校注出版过的《文心雕龙校注》，重新整理、校注了一遍，共写了二十一本校注稿，分量比原来增加了五分之二。我想即使这些文章还有不足之处，也可作为研究古典文学的参考资料。粉碎“四人帮”以后，我思想大解放，心情很舒畅。我虽然年近七十，但不能辜负党和毛主席多年的教育、关怀，一定要活到老，改造到老，工作到老，争取多为人民作些贡献。
成都工学院教授徐僖、成都地质学院教授任天培说：“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给学校教育带来了灾难，教师无法教学，学生无法读书。我们当教师的欲教不能，但又不愿白吃人民的饭，只好到工厂、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和工人、农民一道搞科研。但也只能是悄悄地去，悄悄地干，悄悄地走。这是因为“四人帮”把知识分子说得很臭。尽管如此，我们教师还是要努力为人民服务，都愿意走出去，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广大的工人、农民和革命干部欢迎我们。他们不同意“四人帮”骂知识分子是“臭老九”。我们和工人、农民交上了朋友。今后我们仍然要坚持毛主席指出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传染病学专家、四川医学院曹钟梁说：华主席领导人民粉碎了“四人帮”，现在又领导人民揭露他们炮制“两个估计”的反革命阴谋，砸碎了压在我们头上的精神枷锁，使所有的革命知识分子精神大解放，这是一件大事。“两个估计”不彻底推倒，后患无穷。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与旧社会差不多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四川医学院的前身是旧华西大学，是帝国主义侵华办的教会学校，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而建设起来的，面貌已完全改观。我们学校已为国家输送了一万二千多名医务人才，而旧华西大学四十年毕业的学生，只有八百零八人，约等于解放后一年毕业的学生人数。解放后的毕业生确立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绝大多数服从党的分配，党指向那里就奔向那里。许多学生落户边疆和农村，为改变这些地区落后的医疗面貌贡献自己的青春。学校教师队伍不断壮大，政治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也都有很大提高。他们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农村巡回医疗，为贫下中农防治疾病。试问，这难道不是贯彻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所取得的巨大成绩吗？学习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在一九七一年对教育工作的指示和对知识分子的正确估计，我们感动万分。毛主席的指示，是我们批判“两个估计”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们一定要把“四人帮”炮制的黑货批倒批臭，肃清流毒，消除后患。
著名的眼科专家、成都中医学院眼科主任陈达夫说：我参加这样的座谈会，心情兴奋，但想到“四人帮”的“两个估计”，又很愤恨！解放前国民党蒋介石下令要废除中医，我当时想到中国几千年的医学就要灭绝了，心里很难受。解放后，毛主席提倡发扬祖国医学，我高兴极了，立即响应号召，更加刻苦钻研，一面当医生，一面教学，总想把自己所有的知识、技术都贡献出来。但是，前几年由于“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的干扰，使我有知识不能教给学生，特别是不敢讲一些高深的祖国医学理论，否则就会被他们诬为“放毒”。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教育工作的指示，我再一次感觉到这不仅是解放了革命知识分子，解放了教育，也是解放了祖国医学！
会上还有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教授林维干、四川大学教授石璞、成都工学院教授谢秉仁、四川医学院教授吴和光等也都作了口头发言或书面发言。他们一致表示，要在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焕发革命精神，乘胜前进，争分夺秒，努力工作，为教育革命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多作贡献。
（本报记者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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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的教育成就不容否定
云南省少数民族师生用铁的事实批判“两个估计”
据新华社昆明电 云南省广大少数民族师生在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时一致指出，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有力地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上始终占主导地位。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列举大量事实，批判了“四人帮”的谬论。他们说，“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根本不符合事实。建国以来，云南二十一个少数民族的学生逐年增加。一九六五年，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读书的少数民族学生达到六十多万人，比一九五二年增加了一倍多。到一九七六年，全省少数民族学生又进一步发展到一百四十多万人。一九五二年，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三十五个县（镇）中，只有中、小学一千八百多所，一九六五年发展到了三千八百六十多所。一九七六年，这些地方县县有中学，小学又发展到一万四千九百多所，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一以上。生活在高黎贡山、碧罗雪山、阿佤山、布朗山和哀牢山区的怒、佤、崩龙、独龙、布朗、拉祜、傈僳、普米等民族，以及在解放后才从原始森林出来定居的苦聪人，都有了本民族的第一代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大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大发展的重要时期。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上的成绩，是在前十七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四人帮”否定十七年的巨大成就，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把自己打扮成“正确路线的代表”，这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大家在批判中指出，云南边疆的民族教育事业，是在激烈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正是“四人帮”一伙疯狂破坏党的民族政策，摧残民族教育事业，不仅砍掉了云南民族学院等学校，还扼杀了用民族文字编写的教科书和课外读物。敬爱的周总理来到云南，发现“云南民族学院不见了”，指示把它恢复起来。一九七二年，云南民族学院才又继续招生。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事业，是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关怀下，一年比一年兴旺发达起来的。
广大师生和教育工作者都表示要在这场斗争中分清路线是非，解放思想，善破善立，进一步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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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粉碎了“两个估计”
百色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据新华社南宁电 广西百色地区教育工作者用本地区少数民族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事实，狠批了“四人帮”诬蔑解放后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的谬论。
百色地区聚居着壮、汉、瑶、苗、彝、回、仡佬七个民族，少数民族人口占百分之八十八。过去文化落后，一九五○年统计，全地区进校读书的只有三万八千四百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点三。解放后，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方针，组织大批干部、教师深入边远山区，一村一寨，由点到面地进行调查研究，摸清情况，订出规划，各级教育部门从人力、物力、财力上大力扶植，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发展山区教育事业。各级党组织还深入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勤俭办学，大大加快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事业发展的步伐。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一九六五年，全地区小学由一九五○年的九百所发展到五千一百零六所，中学由九所增加到四十三所，还新办大学一所，在校学生总数达到三十三万六千八百人，比一九五○年增长近十倍，学生绝大多数是贫下中农子女。许多教师说，没有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山区教育事业怎么能有这么大的发展？“四人帮”胡说十七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纯粹是别有用心的捏造和诬蔑。
大家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教育工作中始终占主导地位，这个历史事实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解放以来，百色地区绝大多数教育工作者都认真贯彻毛主席的教育方针，培养学生热爱党，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劳动。各校一批又一批毕业生走上农业和工业生产第一线，许多人政治上是骨干，生产上是行家，能文能武，为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面貌做出了贡献。广大教育工作者指出，“四人帮”否定这些成绩，妄图进而全面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其罪恶用心，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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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西北山区普及教育的巨大成就雄辩地说明
教育战线是红线主导不是“黑线专政”
据新华社武汉电 鄂西北郧阳地区人民正在用山区普及教育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深入揭批“四人帮”诬蔑十七年教育战线是“黑线专政”的谬论。
山大人稀的郧阳地区，现在已经普及了小学五年教育。初中、高中以及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等各级各类学校，共有一千多所。平均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校学习。
解放前的鄂西北山区，文化十分落后，广大劳动人民不识字。解放后，郧阳地区各级党组织遵照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立即把山区文化建设作为一个重要战役来打，象领导土改、合作化那样，领导山区人民大打文化翻身仗。当时，地、县、区的党委书记亲自抓教育，许多县的县委副书记兼任中学校长。党组织从各条战线抽调一大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热心教育工作的优秀干部，到教育战线担负领导工作，以老解放区的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最困难的是缺少教师，他们就争取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上级也从城市派来一批知识分子到山区担任教师。艰苦办学七年多，不但恢复和改造了全部旧学校，而且使小学发展到两千多所，入学儿童发展到十六万人，占全地区总人口十分之一。
特别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这八年间，随着山区经济建设的发展，教育事业也有了更大的发展。郧阳地区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文化建设。郧西、竹溪、竹山、房县等地许多海拔两千米左右的高山区公社、大队，都第一次办起了正规的小学、中学以及牧童小学、巡回小学、半日制和隔日制小学、半农半读小学、农业初中等，普及教育搞得热火朝天。到了一九六六年，全地区的小学比一九五八年增加了一倍多，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百分之八十，初中、高中也恢复和发展到一百二十所，出现了县县有高中，区区镇镇有初中，生产大队有小学的喜人局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山区人民清算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坚决排除林彪特别是“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全地区普及教育出现新的面貌，不但普及面宽，而且在普及的基础上狠抓了提高。一九七四年，“四人帮”拚命攻击抓教育质量是“回潮”、“复辟”，煽动交白卷、搞无政府主义，使教育战线受到严重干扰。贫下中农气愤地说：旧社会学校的门朝地主开，贫下中农进不去；今天学校的门朝我们开，可进去了又念不到书。
回顾战斗历程，鄂西北山区人民更激起了对“四人帮”的深仇大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