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版()
专栏：
“两个估计”是怎么炮制出来的？
本报记者
张春桥、姚文元在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会议上炮制了许多黑货，其中最恶毒的是所谓“两个估计”。“四人帮”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成就，胡说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他们还把十七年我们党领导下的学校污蔑为“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把教师队伍的大多数和解放后培养的大批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两个反革命“估计”，流毒全国，必须批判。最近，在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对“四人帮”炮制这“两个估计”的阴谋进行了揭发批判，现在将同志们初步揭发的材料加以综合介绍，希望了解情况的同志继续深入揭发。
否定教育战线成就蓄谋已久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张春桥和姚文元伙同林彪，疯狂地向教育战线进攻。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全盘否定教育战线十七年，攻击十七年是“彻头彻尾地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竭力丑化、打击知识分子。一九六九年六月，张春桥、姚文元就在上海组织人马，精心炮制了一个《上海市中、小学教育革命纲要》。《纲要》胡说什么：“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打破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局面，使上海市中、小学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九七○年十一月，“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在原华东师大第六次党代会上，解释“四人帮”一伙所谓“彻头彻尾”的谬论时，说：“我们理解彻头彻尾地执行了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指在我们这条战线上，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前，自始至终占着统治地位，也就是从头到尾”，“要改变路线，就要从根本上改变领导权”。对“四人帮”及其余党炮制的这些反革命黑货，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张春桥对此十分恼火。同年十二月下旬，他在上海市党代会代表学习班上，气势汹汹地质问：“至于十七年，我们哪里占领过？一百七十年，一千七百年我们也未占领。什么红线、黑线，无非是想得出‘我是比较好的’的结论，这是为个人辩护，但这种思想代表了相当的势力”，“不要说‘彻头彻尾’，说百分之九十九好不好！”反革命气焰嚣张到了极点。
一九七一年初，张春桥一伙预感到即将召开的教育会议，对十七年的教育工作和对知识分子如何估计这两个问题，“会引起争论”。于是，他们进行了阴谋策划。据教育部一些同志揭发，一九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张春桥同他们在上海的一个余党进行了一次谈话，为炮制“两个估计”定下了调子。那个余党对张春桥说：十七年的问题，“上海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张春桥说，这条战线“有它的特殊性，与工农业战线不同，还有什么争论的！”张春桥授意那个余党：“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
谈到教师队伍问题时，张春桥恶狠狠地说：“现在教师队伍中，有的非常恶劣，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那个余党给张春桥出谋划策，叫嚷什么：“会议上关于知识分子政策问题，要想办法展开讨论一下，对知识分子要在批判、斗争、改造、教改的实践中使用他们。要拿出反面教员来批判，不敢教的先批了再教”；“如何在使用中改造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上海较突出，有的年纪大了，光养着不行，过于重用他们又翘尾巴，不批判放毒，一批判就躺倒”。“四人帮”一伙对知识分子又是要“批判”，又是要“斗争”，又是要“枪毙”，真是杀气腾腾。
张春桥及其在上海的那个余党的上述黑话，带到一九七一年全国教育会议上，成了他们一伙炮制“两个估计”的“指导思想”。
炮制“两个估计”的经过
就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黑干将迟群“挂帅”起草，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炮制成所谓“两个估计”。
第一个估计，原稿上写道：“由于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疯狂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这已经是很恶毒的了。张春桥在七月二十日的改稿上，竟又加上了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的黑话。张春桥打着回顾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历史的幌子，全盘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敬爱的周总理早就基本肯定的高教“六十条”，更不顾会议期间周总理关于对高教“六十条”要作分析的指示，授意迟群等人写道：“高教‘六十条’，使‘教授治校’、‘智育第一’、
‘业务挂帅’等黑货更加系统化，加紧推行修正主义路线，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这里面的“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是张春桥特意加上去的。他妄图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词句，把人们引到全盘否定十七年的邪路上去。
第二个估计，原稿上是这样写的：“解放以来，特别是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了显著的进步，涌现出一批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但是，他们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要经过痛苦的磨练”。张春桥把“解放以来，特别是”几个字删掉，把“显著的进步”改成“不同程度的进步”，加上了“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经张春桥这样一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广大知识分子在党的领导下，在三大革命运动中所取得的显著进步都不见了。
当时，毛主席、周总理对“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指出：十七年的估计不要讲得过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毛主席说，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周总理针对“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打击广大知识分子的阴谋，一再强调：要肯定毛主席的红线是照耀教育阵地的，要肯定广大师生是拥护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要有利于进一步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不能把他们搞得灰溜溜的。周总理明确指出：教师、学生大多数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这个问题要回答，不然拿下去就不能起动员作用。要看到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老共产党员也要改造嘛！“四人帮”无视毛主席、周总理的这些重要指示，他们利用手中窃取的那一部分权力，炮制出根本错误的“两个估计”，完全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教育战线始终占的主导地位，一笔抹煞了教育战线广大教师、学生和干部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辛勤劳动取得的成绩，严重挫伤了几百万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这是“四人帮”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滔天罪行，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目的的卑鄙决定了手段的卑鄙
“四人帮”一伙为篡夺这次教育会议的领导权，挖空了心思。据揭发，迟群公开扬言：科教组不要过去高教部和教育部的人。他们确实是这样干的。这次会议名曰教育会议，但会议领导成员和工作机构中，却没有原高教部和教育部的一个人。会议领导小组十二名成员中，“四人帮”的余党、亲信、黑干将几乎占了一半。出席会议的六百三十一名代表，文化大革命前搞过教育工作、包括只是沾过教育工作的边的，仅占三分之一，其中担任过省一级厅（局）长、大专院校主要负责人的，不过五十来人。参加会议的大多数人，都不熟悉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情况。尽管这样，大多数代表在“四人帮”一伙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中，还是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许多代表认为：在十七年中，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然有严重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应该肯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教育工作的成绩是主要的。代表们说：党中央历次文件，包括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对教育工作基本上都是肯定的。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春节谈话中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周总理在历次政府工作报告中，包括一九五六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对教育工作也是肯定的。解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发展，与国民经济建设基本上是适应的。在这次会议上，“四人帮”一伙对坚持正确意见的代表乱扣帽子。迟群污蔑这些同志“立场、感情、态度有问题”，质问这些同志“到底是哪条路线上的人”，狂叫“这样的人若不转变，能否继续参加会议，值得研究”。清华大学一位老同志，对高教“六十条”产生的背景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竟被他们指责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会上，一些军宣队的同志提出，十七年各条战线都是红线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也不能例外。迟群听了，气急败坏地说：“他们懂什么？这些意见是那些穿灰衣服的人（指原有的教育工作者）让他们讲的”。迟群一伙对不合自己口味的意见，即使是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发表的，也是不听的。一次，一位负责同志提出，把普通大学同五·七大学、七·二一大学、五·七学校写在一起，会造成普通大学的概念不清楚。这位负责同志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受到“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的一个亲信的攻击，给扣上了否定文化大革命新生事物的帽子。迟群指桑骂槐地攻击了这位负责同志，并当众表扬了那个亲信。
会议筹备期间，“四人帮”及其黑干将迟群，或者亲自出马，或者唆使亲信，到处搜集污蔑十七年教育战线的材料。会议开始以后，他们借口“大批判开路”，把这些材料抛出来，打棍子，扣帽子，大造反革命舆论。“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摆出一副“传经”的架势，嚣张地说：“我们的稿子都是经市委（张春桥、姚文元一伙）点了头的，不能随便改，上海发言，少而精，放一炮就要打响”。这个余党秉承张、姚的旨意，第一个抛出十七年是“黑线专政”的黑货。“四人帮”还以“联系实际”为名，鼓吹解剖所谓“封、资、修大染缸”的学校，把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破坏，同我们实际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混为一谈，肆意夸大，无限上纲。有的省因为找不出“四人帮”一伙所需要的所谓由“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学校领导权”的那种“典型”，会议“简报”就不反映他们讨论的情况。会议期间，“四人帮”安插亲信和打手，收集情报，秘密串连，大搞特务活动。“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几乎每天晚上把他们指派的几个所谓联络员纠集起来，分析有关省、市、自治区的动态，经常向王洪文汇报，听取“指示”。王洪文还亲自到会议驻地探望，为他们的余党出谋划策，撑腰打气。在“四人帮”一伙的把持下，这次会议造成了一个对十七年、对知识分子只许说坏话，不许说一句公道话的局面。他们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横行，完全背叛了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败坏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这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上，同志们说，十七年的教育，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教育工作中也存在严重的错误和缺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在某些地区或单位确实存在，甚至还比较严重。这些都是事实。但是，刘少奇的每一次干扰、破坏，都为毛主席、党中央所察觉，及时发出指示，给以清算和纠正；广大教育工作者和师生员工，也进行了抵制和斗争。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教育战线同其他战线一样，是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中前进的，红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四人帮”全盘否定十七年教育工作的成就，其罪恶目的是为自己树碑立传，为他们篡党夺权服务。
流毒全国 必须批判
一九七一年的教育会议结束后，斗争继续进行。据揭发，“四人帮”的死党、余党回去以后，严密封锁、拒不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重要指示，而争相吹捧他们的主子。在上海，“四人帮”的余党肉麻地说：会议文件修改十几次都没有定稿，是春桥、文元亲自动手加工，才定下来的。他们到处宣扬，哪些段落是张春桥加上的，哪些文字是姚文元修改的。相反，他们对周总理在会议期间的两次重要讲话，只字不提。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上海的广大教师才知道周总理在这次会上有过重要讲话。在辽宁，“四人帮”的那个死党及其亲信，也无耻地吹捧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在他们的聒噪声中，“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成为镇压教育工作者和广大知识分子的两根大棒。“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动不动就抡起这两根大棒吓唬人，叫嚷什么：教育仍然是“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教育”。他把教育战线上由于“四人帮”的破坏而出现的问题，一古脑儿安在广大教师头上，污蔑这是“教师坚持资产阶级偏见和消极怠工造成的”，千方百计地要把抵制和反对他们的教师置于死地而后快。他狂热地炮制黑经验，树立黑典型，把教育革命完全纳入“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反革命轨道。臭名昭著的以“同十七年对着干”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朝农经验”，“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小丑张铁生，就是他卖命推行“四人帮”所谓“两个估计”的产物。这些年来，“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严重干扰、破坏，造成了教育严重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状况，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教育战线成了受“四人帮”破坏最厉害的“重灾区”。
同志们指出，深揭猛批“四人帮”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表现的第三个战役已经开始了。各条战线都在开足马力快上，挽起袖子大干。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和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有关指示，教育战线必须彻底查清“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的这个政治大阴谋，把教育战线被“四人帮”颠倒了的路线是非、思想是非纠正过来。对张春桥、姚文元和迟群一伙炮制的“两个估计”，必须放手发动群众，深入揭发，彻底批判，肃清流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