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
专栏：
华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我们一定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正确执行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调动广大知识分子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只要他们爱国，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要团结他们，让他们好好工作。
第1版()
专栏：
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
——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教育部大批判组
教育战线是我们党同“四人帮”长期争夺的一条重要战线。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形势如何估计，对知识分子状况如何估计，这是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和广大革命群众认为：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与其他战线一样，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及其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步应当充分肯定。“四人帮”却完全相反。他们胡说什么，十七年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教师队伍中的大多数和十七年培养的学生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这就是“四人帮”臭名昭著的所谓“两个估计”。
“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是一九七一年出笼的。它一出笼，立即并且始终遭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四人帮”利用他们窃据的宣传文教大权，强制推行“两个估计”的黑货，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他们把毛主席的教育革命的光辉思想歪曲篡改得面目全非，极大地挫伤了广大干部、教师的革命积极性，使他们长期戴上了精神枷锁，使教育事业的发展受到破坏，教育质量严重下降，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他们的这些罪恶引起了全国人民普遍的强烈的不满。一九七二年，当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着手解决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所造成的教育战线的混乱现象时，他们便拿出所谓“复辟”、“回潮”等大帽子，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总理。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副主席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提出教育要整顿时，“四人帮”又以“反对两个估计”、“篡改教育革命的方向”的叫嚣猖狂猛扑。他们的险恶用心，就是要利用教育问题作为反党活动的重要手段之一，打倒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领导同志，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复辟资本主义。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今天，它仍然束缚着教育工作者和知识分子的革命积极性，阻碍着教育革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早出人材、多出人材的进程。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必须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彻底推翻“四人帮”的“两个估计”，澄清路线是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两个估计”是怎样出笼的？
“两个估计”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曾被“四人帮”抬到吓人的高度。他们叫嚷：谁反对“两个估计”，谁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毛泽东思想。
实际情况是怎样呢？实际情况是：“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与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对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情况和知识分子情况的估计完全相反。“四人帮”长期严密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同毛主席的指示唱对台戏，直至他们的灭亡。现在是把他们的阴谋和事实的真相公之于世的时候了！
“四人帮”炮制“两个估计”是早有预谋的。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战线以及其他战线的所谓“黑线专政”论，发端于文艺战线的“黑线专政”论。一九六六年二月，叛徒江青与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狼狈为奸，把建国以来的文艺战线诬蔑为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一九六七年四月，江青又针对教育战线的情况胡说：十七年来的教育“几乎全是他们（指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两个估计”的根源，盖出于此。随后，他们不但到处兜售“黑线专政”论，还在文艺上制造从《国际歌》到样板戏的“空白”论，并随心所欲地诬蔑这条战线“修透了”，那条战线要“彻底砸烂”。他们全盘否定十七年（按照所谓“空白”论，就达到九十多年，比我们党的整个历史还长），就是为了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全盘否定毛主席领导的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就是为了打倒一切，为他们实行反革命复辟制造理论基础。
一九七一年三月，国民党特务张春桥在上海有一次关于教育问题的“谈话”。当时，“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提出：“有个问题，恐怕要会引起争论，就是如何估价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前这一段教育战线的成绩问题。上海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这一段是红线，是毛主席的路线领导的，要翻案。”张春桥说：“这个问题要给在学校工作的干部讲清楚，统治就是专了我们的政”，“还有什么争论的”。在谈到知识分子问题时，张春桥说：现在的教师队伍“要大换一批。对这些人我很恼火，可都枪毙也不行啊！”这就为“两个估计”进一步定下了基调。
一九七一年四月中旬到七月底，“四人帮”经过密谋策划，由黑干将迟群“挂帅”起草，经张春桥、姚文元修改定稿的“两个估计”，终于抛了出来。当时正是我们党和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达到了白热化的关键时刻。陈伯达的反革命面目已被揭露，同林彪反党集团本来是一丘之貉的“四人帮”十分恐慌。他们竭力对抗党中央关于批陈整风以及要在教育战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的指示，另搞一套。在炮制“两个估计”的过程中，“四人帮”在上海和辽宁的死党、亲信，首先发难。他们以“联系实际”为名，搜集和歪曲、夸大耸人听闻的个别事例，诬蔑党领导下的学校是“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领导权”，是“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诬蔑工农学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等等。革命导师列宁曾指出：“一切事情都有它个别的情况。……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断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末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统计学和社会学》《列宁全集》第23卷，第279页）“四人帮”正是乞灵于这种“连儿戏也不如”的方法，把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我们党所领导的教育战线丑化为张之洞加胡适加杜威加修正主义的“大杂烩”。在讨论这种极端荒谬的“估计”时，他们践踏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败坏党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实行反革命的高压政策。对于许多敢于坚持原则，用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说明情况，反对“两个估计”的同志，“四人帮”的黑干将迟群之流一概斥之为“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言人”。对于不同意“两个估计”的许多正确意见，迟群一律不准登讨论的《简报》，不准向毛主席、党中央反映。
这里，我们受权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郑重地宣告：就在一九七一年夏季“四人帮”把十七年抹得一团漆黑的时候，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他们的谬论。毛主席指示的精神是：
（一）十七年的估价不要讲得过分。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执行了错误的路线，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
（二）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
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
“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还是认得的，就是爱面子，当人的面不认，背地还是认的，只不过有资产阶级思想，过后还是要认的。
（三）高教六十条。总的还有它对的地方嘛，难道没有一点对的地方嘛，错误的要批，批它错误的东西。
毛主席还说：人家是教师，还要尊重他嘛。一讲不对就批评，那能都讲对呀，讲不对没关系，讲错了没关系，大家共同研究，怎么能一下子都讲对，不可能嘛。
毛主席的指示是多么好啊！这就是毛主席关于教育战线形势和知识分子状况的根本估计。非常明显，毛主席的估计和“四人帮”的“估计”完全对立，这种对立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尖锐斗争的反映。我们要高举毛主席的旗帜，就必须大力宣传毛主席的估计，彻底粉碎“四人帮”的反革命“估计”。
“四人帮”严密封锁了毛主席总结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五年教育革命实践所作出的重要指示。他们是绝对不肯也不敢传达的，因为传达了就等于挖了他们的祖坟，缴了他们的械！他们加紧炮制与毛主席的指示根本相反的所谓“两个估计”，要同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路线对抗到底。在“四人帮”反党气焰极端嚣张的困难情况下，七月六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一贯教导，坚决指出：“毛主席的红线也是照耀了教育战线的”，“知识分子的大多数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对教师队伍和解放后培养的学生要作具体分析，要辩证地看问题”，“要作个分析，不然大家就灰溜溜的”。周总理的指示，同样受到了“四人帮”的疯狂反对。
请看，张春桥是如何为“两个估计”定稿的吧！
为了诬蔑十七年，原稿上写道：“刘少奇一伙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教育部门的领导权”。张春桥为了否定文化大革命，加上：无产阶级对教育部门的领导权“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张春桥把广大教师和十七年培养出来的学生说成“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说学校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场所”；
张春桥明明知道毛主席不同意“三年不认爹和娘”的说法，仍然诬蔑工农子弟“进了大学，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变得同工农兵格格不入”，“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
张春桥明明知道高教六十条是毛主席基本肯定并赞许过的，一九七一年再次肯定它总的还是对的，竟然恶毒地攻击它使“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更加系统化”，“达到十分猖狂的程度”。
“四人帮”就是这样猖狂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
“两个估计”出笼之后，“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愈演愈烈，每当他们向党发动一次进攻，他们的调子就升高一级。一九七四年，迟群和“四人帮”在辽宁的那个死党一唱一和，叫嚷说：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起了破坏作用”，要“和十七年对着干”。“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余党杀气腾腾地狂呼：批判修正主义“子弹要穿过教师的身体”。一九七六年，迟群制造了“学校只有一个专业，就是同‘走资派’斗争的专业”，“学校就是培养同‘走资派’作斗争的先锋战士”的反动谬论。在“四人帮”覆亡的前夕，张春桥还说什么“抓住了教育的根本问题，也就是全国的问题了”，赤裸裸地暴露了他们借口教育问题阴谋篡党夺权的真意。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四人帮”的这些胡作非为，并没有给他们鸣起“登基”的“金鼓”，而是为他们敲响了灭亡的丧钟！
十七年是红线主导，还是“黑线专政”？
“四人帮”阴谋炮制的“两个估计”中根本的是第一个估计，即所谓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黑线专政”，“刘少奇网罗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
这完全是违背客观事实的一派胡言。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教育战线的领导权都掌握在叛徒、特务、走资派手里吗？根本不是。对于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队伍，毛主席早有过明确的指示：“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毛主席一九七一年的指示，进一步表明这一估计同样适用于教育战线。教育战线的各级领导干部，主要有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党为了加强对教育工作的领导，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关怀下，从各条战线抽调来的，他们是经受过长期革命战争和阶级斗争考验的好干部；大量的是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工农和革命知识分子干部。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考验，证明了绝大多数同志都是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忠于党、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混进来的坏人，是极少数。有的同志虽然执行了错误路线，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和教育，大多数也提高了觉悟，改正了错误。因此，在我党历史上所罕见的尖锐、复杂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教育战线广大革命干部不信邪，不怕压，坚决反对和抵制了“四人帮”。“四人帮”对教育战线干部这种颠倒敌我关系的反革命谬论，与后来他们抛出的“老干部是‘民主派’，
‘民主派’就是‘走资派’”的反革命政治纲领是一脉相承的。
教育战线的十七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吗？这同样是无稽谰言。建国二十八年来，尽管有刘少奇、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各条战线始终占主导地位，教育战线也不例外。
让我们回顾一下历史。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一九五二年，在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完成了教育战线民主革命的任务，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中夺回了教育权，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广大的教师和学生积极参加了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运动，许多人斗志高昂地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教育战线生气勃勃。一九五一年，毛主席明确指出：“文化教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也已前进了一大步。”在一九五二年《元旦祝词》中毛主席热烈庆祝“我们在文化和教育战线上的胜利”。
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期间，广大教育工作者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照耀下，积极参加了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对胡适派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参加了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和肃清反革命运动，反击了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大大加强了党对教育事业的领导，扩大了无产阶级思想在教育战线的影响，逐步把教育纳入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轨道。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随着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教育事业也得到相应的迅速发展。一九五七年，毛主席肯定了这一时期的工作，说：“不论在经济方面，在文化、教育、科学方面，都已经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
一九五八年，在大跃进运动中，教育革命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毛主席为我党制定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进一步为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全国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教育革命。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的新体制开始建立，新生事物大量涌现。这一年，毛主席兴致勃勃地亲自到许多学校视察，明确肯定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一个大改革。尽管这次教育革命受到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决不象“四人帮”所说的那样，“刚刚起来就被刘少奇一伙破坏了”，而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九六一年，在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下制定的高等学校工作六十条和中小学工作条例，就是一个证明。毛主席看了高教六十条，高兴地说：搞了这几年，我们总算有了自己的东西。
一九六二年，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高度，提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战略任务。教育革命进一步深入发展，广大师生积极参加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周总理在一九六四年底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道：“近几年，我们根据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改进了教学工作，提高了教育工作的质量。”
请看以下的几项基本事实：文化大革命前，我国高等学校由解放初的二百多所，发展到四百多所；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人数达到一亿三千多万人；学生的家庭成份，大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百分之六十四点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百分之九点四；中学生中工农家庭出身的已占百分之七十七点九，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只占百分之五点二。教育质量不断提高，为国家各条战线输送了大批又红又专的人材。所有这一切，都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的结果。否定这些成就，岂不是否定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吗？
当然，事物总是一分为二的。十七年中，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同时又存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为了同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毛主席对教育工作曾经有过一系列的批评。一九五○年，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对旧教育主张“基本照旧”的错误：“在这个问题上，拖延时间不愿改革的思想是不对的，过于性急、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的思想也是不对的。”一九五六年，毛主席批评了刘少奇对苏联经验“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的错误。一九五八年，毛主席提出了“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方针。如毛主席一九七一年所说，教育战线的大多数人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但是也有一少部分人执行了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而脱离实际、脱离劳动和忽视政治的倾向还不同程度地存在；学制过长，课程过重，教授不甚得法，考试以学生为敌人等，这些反映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的问题，也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对此，毛主席在一九六四年春节谈话中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毛主席指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主席进一步发出了“教育要革命”的伟大号召，教育战线亿万革命师生在毛主席号召下，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对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次彻底的清算。
能否由于“教育要改变”、“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就得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的结论呢？绝对不能。
“四人帮”的反动逻辑是：既然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工作有批评，那就证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执行，就证明是黑线专了政；如果承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始终占主导地位，就是否认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就是反对文化大革命。这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猖獗”。这不但是对毛主席“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这一估计的直接对抗，而且是对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无耻篡改。
根据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既相适应又不相适应的情况。因此，必须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以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巩固发展的需要。但是，决不能因为要改革这些不相适应的部分，而去否定那些基本适应的部分，而得出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结论。
教育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不断革命的过程。列宁说过：“文化任务不能象政治任务和军事任务解决得那样迅速”，“这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并且应该根据这个较长的时期来规划我们的工作，表现坚忍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精神”。（《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局的任务》《列宁全集》第33卷，第60页）我们的社会主义学校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社会，从资产阶级的旧学校改造过来的。即使新建的学校也会有旧的影响。要肃清这些资产阶级的旧影响，是不能象对待资本家的生产资料那样，用剥夺的办法迅速加以解决的，必须经过长期的复杂的政治思想斗争来解决。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确立，正确路线的贯彻，是改革旧教育的根本保证，但不是教育改革的终结。怎么能因为我们的学校在建国十几年后，还存在旧教育的一些影响，而否定党的领导的正确，否定党所执行的路线的正确呢？
“四人帮”为了诬蔑教育战线十七年没有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对毛主席的指示肆意进行歪曲和篡改。毛主席指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毛主席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存在，必须改变。但是，毛主席一九七一年明确指示：教育战线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不是大多数人，是一少部分人，多数知识分子还是拥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封、资、修路线的还是少数人。可见毛主席批评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只是局部的现象。“四人帮”把这种局部现象，说成是各级教育部门和所有学校普遍存在的现象，把所有教师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整个教育战线说成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种偷天换日的卑劣伎俩，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任意践踏吗？
事实上，关于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工作，毛主席早在一九六四年春节谈话中就已经作了明确的指示。毛主席肯定我们的教育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还需要继续革命。毛主席一九七一年的指示，和他在一九六四年的指示精神上完全一致。“四人帮”对毛主席一九六四年的这个指示同样怕得要死，他们伙同陈伯达编辑毛主席论教育革命的语录时，竟然胆大包天，把它一笔勾掉。这个事实，是他们篡改毛主席的伟大思想，否定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又一铁证。
知识分子是革命力量，还是革命对象？
“四人帮”炮制的第二个估计是与第一个估计紧密相连的。他们既然把十七年教育战线诬蔑成“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随之而来的，就把广大教师和学校培养的学生，诬蔑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臭老九”。
一九五七年，毛主席指出：“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很清楚，毛主席这里分析的是当时大约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的状况。正是鉴于这种情况，毛主席强调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并且明确指出：建立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应当“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毛主席指示的基本精神，是教导我们对知识分子的政治状况，应当坚持阶级的、历史的、辩证的分析，是教育、鼓励知识分子重视世界观的改造，努力站稳工人阶级立场，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四人帮”抽掉了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实质，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把一九五七年的这个估计硬搬到一九七一年。一九七一年，我国知识分子已达两千多万，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成长起来的；从家庭出身看，工农成份已占优势，党团员比例大为增加；而且在学校受的主要是党和毛主席的教育。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不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还是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政治觉悟都有很大提高，世界观的改造也有不同程度的进步，毛主席所期待的一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已经初步形成。因此，毛主席在一九七一年的指示中对知识分子的状况也作了新的估计。“四人帮”封锁了毛主席的指示，硬把毛主席十四年前的估计扣到七十年代两千多万新老知识分子的头上，这只能说明他们蓄意歪曲和篡改毛泽东思想。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我国现有的知识分子，一部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大部分是新社会培养的。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是愿意和努力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这是一支很可宝贵的力量。虽然总的说来，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知识分子还是少数，但是大多数人，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锻炼，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反对社会主义的，只是极少数。”华主席的精辟论述，非常准确全面，与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而且说明了从一九七一年到现在六年来我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又有了新的进步，是我们批判“四人帮”“两个估计”的锐利武器。
在我国革命的长期过程中，毛主席历来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为我们党制定了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毛主席指出：“我国的艰巨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需要尽可能多的知识分子为它服务。”还说：“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主要的社会成员是三部分人，就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他们的工作是为人民服务的，也就是为工人农民服务的。”毛主席把工人、贫下中农、革命知识分子，都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依靠力量。周总理根据毛主席的一贯教导，也指出：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四人帮”却把广大知识分子和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放在一起，称为“臭老九”；把本来是革命的动力，当成革命的对象。这就从根本上搞乱了阶级阵线，颠倒了敌我关系。
“四人帮”还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歪曲为阶级对立，恣意挑拨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破坏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们猖狂地抗拒毛主席一九七一年关于对教师要尊重的指示，人为地制造“工农兵教师”与“原有教师”的对立，制造“工农兵学员”与“原有教师”的对立，严重地破坏了教师之间的团结，破坏了革命的师生关系，挫伤了广大教师和学生两方面的积极性，使广大工农兵及其子女学不到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本领。“四人帮”打着维护工农兵利益的幌子，干的却是损害工农兵利益的罪恶勾当。
“四人帮”还特别仇视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新知识分子，诬蔑他们是“挖社会主义墙脚”的“修正主义苗子”。反革命小丑张铁生还歇斯底里地咒骂说：“恐怕苏修打到中国来时，他们还可能打着白旗上街去欢迎”。“四人帮”在教育部的一个黑干将也狂呼：“四十岁左右的党员教师最危险”等等。新中国培养的广大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与工农兵一起，战斗在祖国的各条战线上，其中一大部分人已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骨干力量。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哪一项没有他们作出的辛勤劳动呢？“四人帮”把广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把他们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是蓄意破坏社会主义又是什么呢？
“四人帮”把世界观改造问题说得玄而又玄，这同样是别有用心。毛主席提出世界观改造问题，是为了促进知识分子思想革命化，推动他们前进，使之更好地发挥积极的作用，决不是象“四人帮”那样利用所谓世界观整人，定成分，戴帽子。世界观的改造是长期的，而且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不但知识分子要改造，人人都要改造。敬爱的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告诫我们：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知识分子是教育者，尤应注意改造，先当学生，后当先生。关于什么叫彻底改造世界观，毛主席说得很清楚：“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懂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毛主席的教导告诉我们，改造世界观，进入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行列，并不是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世界观的根本问题是为谁服务的问题。广大的知识分子既然是热爱党，热爱祖国，拥护社会主义，愿意为工农兵服务的，这就说明他们正象华主席所说，在由资产阶级世界观向无产阶级世界观转变的过程中，在逐步形成和确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的过程中。我们的任务是鼓励他们沿着这条正确道路继续努力，满怀信心地向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行列奋进。
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之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今天，我们彻底批判“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于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意义极为重大。
列宁教导我们：“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列宁全集》第18卷，第583页）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总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疯狂地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这种情况在我们党同刘少奇，特别是在同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斗争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叶副主席最近指出：“林彪、‘四人帮’一伙，时而把马克思主义同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来，时而把马克思主义这个原理同另一个原理对立起来，经常不顾任何历史条件，不顾原著的精神实质，挑出片言只语，骗人，吓人。”“四人帮”在阴谋炮制“两个估计”进行反党篡权时，就正是这样干的。因此，在当前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入第三个战役的时候，我们批判“两个估计”，揭露他们的罪恶阴谋，其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个批判本身，也远远超出了教育战线。这是一场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捍卫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斗争。我们一定要大张旗鼓地、完整准确地宣传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宣传毛主席一九七一年的重要指示，宣传华主席在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对教育工作和知识分子问题的科学分析。通过这场斗争，将大大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水平，提高我们对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认识。
当教育战线千百万干部和群众奋起砸烂“四人帮”加在他们身上的精神枷锁的时候，当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教育工作大干快上的时候，“四人帮”的“两个估计”为什么还能迷惑一些人，吓唬一些人呢？为什么有的同志还甩不开膀子、赶不上客观形势的需要呢？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些同志对于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真相还不完全明了，因而也就难于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去彻底揭破“四人帮”歪曲、篡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鬼蜮伎俩。
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对于搞好教育革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大好，我们有许多工作要做。但是最根本的一条，是要用毛泽东思想体系，联系实际，深入揭发和批判“四人帮”的种种谬论邪说，分清路线是非，砸碎精神枷锁，认真总结二十八年来我国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不断总结当前的新鲜经验。我们一定要解放思想，敢破敢立，善破善立。有的同志说得好，“对过去二十八年怎么看，关系到今后二十三年怎么干。”对于二十八年来的教育工作，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于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一定要深揭猛批，肃清流毒，决不能让它留下任何后患。对于符合毛主席教育路线的成绩和经验，都要明确肯定，继续坚持，发扬光大，决不要被“四人帮”曾经使用过的那些帽子和棍子吓唬住。对他们无理设置的一些所谓“禁区”，要敢于冲破。对被他们颠倒了的一些是非，要勇于重新颠倒过来。我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当前仍在试验阶段，这就需要我们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努力实践，大胆创造，认真总结新鲜经验。只要方向正确，态度严谨，即使出现一些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有这样，教育革命的步子才能真正迈开，教育工作才能适应当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迅速发展的需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这就是我们通过批判“两个估计”所应该得出的结论。
（载《红旗》杂志一九七七年第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