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
专栏：
彻底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
——反党电影《春苗》是怎样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服务的
杨志杰 朱兵
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党的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指出：“四人帮”“他们抓的文艺，以写所谓‘走资派’为名，肆意攻击和丑化党的领导，变成了货真价实的阴谋文艺。”反党电影《春苗》，就是这种阴谋文艺的代表作。全国人民都不会忘记，在“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中，反党电影《春苗》，也曾被他们用来作为疯狂诬陷和诽谤邓小平同志的工具。遵照华主席指示：“‘四人帮’对邓小平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都应当推倒”。今天，当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大精神，深入揭批“四人帮”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彻底清算“四人帮”的这个罪行，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春苗》的前身，叫《赤脚医生》。所以改了名，是因为“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有令：这部以赤脚医生为题材的影片，不要写成“先进的赤脚医生”，理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主题不高”！原来，“四人帮”歌颂“赤脚医生”是假，鼓吹篡党夺权是真。他们让春苗披着一心为贫下中农服务的先进赤脚医生的外衣，贴上歌颂“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标签，不过为了欺骗群众，掩盖他们篡党夺权的狼子野心。
在什么背景下“破土而出”
田春苗是在什么背景下“破土而出”的？
且看影片中一个贯穿全剧的线索——“养身疗法”。何谓“养身疗法”？就是影片里写的一本书，一群小白鼠和一只盒子。那本书，叫《养身疗法集成》，是卫生院长和医疗组长苦心经营的“尖端项目”；那群正在“贪婪地吃食”的小白鼠，是试验“养身疗法”的“重要设备”；那只装满高级补品的盒子，是“养身疗法”的“注解”。影片通过这三样东西，意在表明：所谓“养身疗法”，乃是“向上爬”的诀窍（“四人帮”的亲信就说：“杜文杰的世界观是奉承迎合，自己爬上去”）。你看，“养身”也者，不就是公社卫生院院长杜文杰送给县卫生局长梁广文的那些高级药品和人参、鹿茸之类的东西吗？此种“疗法”，钱济仁在杜文杰身上早就“试验”过，然后又由杜文杰去孝敬梁广文，梁广文当然也会如法炮制……影片十分恶毒地把这种“养身疗法”写成所在多有，不但是县里抓的重点，省里也很支持，竟然成了一个“尖端项目”！攻克这个“尖端”的人，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享受这种“疗法”的，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而正当“老爷们”享受“养身疗法”的时候，贫下中农却处在缺医少药的困境之中；就在杜文杰给上司送高级补品的同时，对贫下中农的亲骨肉——小妹却“见死不救”。这是多么尖锐的对比！
在《春苗》里，共产党的干部和旧社会的官僚简直是半斤八两；封建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根本没有什么两样！这就是影片为田春苗“破土而出”描写的“典型环境”！
这种“环境”，又通过两个人不同的死作了进一步的深化。
春苗爹和小妹，都是因缺医少药、不得治疗而死的，但亦有所不同。一个死在解放前，一个死在新社会；一个因为“仁德堂”不给药，一个由于卫生院不看病；一个死在家里，一个当场死去（连写成死在路上都不准）；春苗爹的死，用对话叙出，平淡如水；小妹的死，用特写镜头，惨不忍睹。影片中写这样两个相似而又不同的死，目的在于告诉观众：旧社会推翻了，时代变了，但贫下中农受迫害的程度毫无二致。所不同的，只是地主的“仁德堂”变成了公社的卫生院，地主阶级专政变成了“党内资产阶级”专政。二者都是把贫下中农“往死路上逼”，而且后者比前者更加变本加厉；如果不是田春苗这个“救世主”出来，小龙的小命也要完……
就是在这样的“典型环境”中，田春苗“破土而出”了！她被描写成划破夜空的闪电，震动大地的惊雷，“救苦救难”的“英雄”！
文艺作品，应该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春苗》把我们的社会涂抹得如此漆黑一团，纯粹是对现实生活的歪曲和攻击！这个贯穿全剧的“养身疗法”，完全是个“莫须有”的东西。这种所谓“疗法”，不要说公社卫生院不可能有，就是县里、省里的大医院也决不会有，而影片中却作为一个公社卫生院的科研项目。这说明“四人帮”已经黔驴技穷到了靠捏造、诬陷过日子的地步！而这种捏造和诬陷，正是“四人帮”阴谋文艺的一个共同特征。
身上长刺“好”什么
田春苗“破土而出”了，“四人帮”极力赞美这个“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英雄”。王洪文兴高采烈地嚷道：“这部片子有些人不喜欢，因为它有刺，有刺就好嘛！”
田春苗身上长“刺”，好在那里？影片中有一段形象的解释：在送田春苗学医的路上，大队党支部书记李阿强“意味深长地”说：
春苗，你看这一片新竹，当初，笋尖往外冒的时候，绷硬的土还压着一堆乱石头，别看它那时候又细又嫩，可硬是把土给顶破了，把大石头给掀翻了，长得挺挺拔拔的……
在影片里，李阿强是个出场不多的人物，但他的作用却非同小可。他说的这段话，就很合“四人帮”的“帮理”，可以说这就是“四人帮”的“新生事物论”。在“四人帮”看来，他们的“新生事物”要想“往外冒”，需要冲破双重压迫：一个是“压”在身上的“绷硬的土”，一个是占据地面的“乱石头”。因此，象田春苗这样的人物，若要“往外冒”、“露峥嵘”，就必须“头上长角，身上长刺”。这种“角”和“刺”，要有“顶”劲儿，还要有“掀”劲儿。只有把压在头上的硬土“给顶破了”，“把大石头给掀翻了”，原来被“乱石”占据的地方成了他们控制的地盘，“春苗”才能“挺挺拔拔”地生长……
一“顶”——二“掀”——三“夺权”，这就是“四人帮”为他们的“新生事物”描绘的“成长过程”。
田春苗要“顶”、要“掀”的硬土和大石头，就是公社党委委员、卫生院长杜文杰。杜文杰的全部“罪行”，只有两个字：“挡道”。挡了田春苗这个“新生事物”的道。不给田春苗处方权的是他，砍掉大队卫生室的是他，制造医疗事故陷害田春苗的还是他。于是，影片得出结论：这种人，该“顶”、该“掀”、该“夺权”，是“不肯改悔的走资派”。
杜文杰凭什么为资本主义“开道”，对“新生事物”“挡道”？凭“上边”的政策。支持贾月仙行医，砍掉大队卫生室，搞“养身疗法”……总之，影片中描写的杜文杰的所作所为，都是来自各级领导和上级条文的。他的主要“罪行”都是坚决执行上级政策的结果。杜文杰说得清楚：“没有省里的精神、县里的指示，我杜文杰是不会随便行动的！”田春苗也讲的明白：她之所以和杜文杰“对着干”，就是因为这个卫生院长总是“搬出上边的条文来压我们”！
很清楚：杜文杰和田春苗，一个要“压”，一个要“顶”，矛盾的焦点集中在：“上头的条文”。影片用大肆渲染的手法，控诉了“上边的条文”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恶果：杜文杰所在的朝阳卫生院，根本看不到毛泽东思想的阳光，这里的湖滨大队，也不象一个社会主义农村。在这里，巫医横行，坏人当道，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卡我们贫下中农的脖子”；在这里，贫下中农竟然还不是社会的主人，而是反动势力的“天下”：“他们是把我们的命攥在手心里，欺我们，压我们”，“往死路上逼”，甚至已经“到了走投无路这一步了”！请看，这哪里是在批判“修正主义”，分明是在控诉无产阶级专政！
《春苗》生怕人家把他们的“控诉”当成个别的现象。影片通过青年医生方明对老水昌说：“我到农村参加过‘四清’，那儿和你们这儿一样。”如此这般，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已经改变颜色，社会主义已经变成资本主义了吗？而这，正是“四人帮”所希望的。他们在上海那个余党就明目张胆地说：在作品里，就是要写出“各条战线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必须要“取而代之”！“取而代之”，这才是田春苗攻击“上级条文”的要害。他们就是要从攻击卫生战线的“条文”出发，全面否定党的方针政策，进而反对党的领导，由他们来“改朝换代”。影片通过老水昌的口大声喊道：“杜文杰，行的什么王法！”又是那个李阿强跳出来点明“帮意”：“有罪的是他们，这笔账总有一天要和他们清算！”看一看《春苗》是怎样丑化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其罪恶用心就十分清楚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不应该肯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同时，也不应该否定我们的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打着“批判修正主义黑线”的旗号，否定建国以来各条战线的伟大成就，否定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比威力！为了达到这种可耻的目的，他们甚至采取无中生有、捏造罪名的卑鄙手段。在《春苗》里，他们硬说巫婆行医符合“上边的条文”，这完全是凭空捏造！解放以来，在人民政府有关卫生工作的规定里，早就取缔了巫婆神汉，可他们偏说有！周总理早在一九六八年就英明地指出：“一切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十七年来，各级卫生部门“总还是作了一些为人民服务的事情，也不能一笔抹煞。好象卫生系统因为城市老爷卫生部的领导，我们许多为人民服务的工作都变成漆黑一团了，暗淡无光了，那不能这样说”，“广大卫生干部、广大群众确实做了很多辛勤劳动，做了很多为人民服务的值得称赞的事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切关怀和直接领导下，旧社会那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惨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解放二十八年来，在各条战线上，都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四人帮”偏要把我们的卫生战线说成一团漆黑。还有，《春苗》反映的时代，是在毛主席发出光辉的“六·二六”指示之后。毛主席指示发出以后，各级党委和各条战线迅速积极响应，并且制定了有力措施，广大医务工作者也已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春苗》中对这些一概置若罔闻，还是一个劲儿地叫嚷到处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这难道不是对毛主席光辉指示的否定和攻击吗？！《春苗》中对社会主义的“控诉”，充分暴露了“四人帮”阴谋文艺的极右实质。他们抓的文艺，是彻头彻尾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极右派文艺。
一场丑剧的破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田春苗自以为向党“算账”的时机到了，便急不可耐地跳将出来，表演了一场“乱中夺权”的丑剧。
首先是乱人心。田春苗要“乱中夺权”，先要乱人心。而一个单位的“人心”是否能团结一致，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于是，田春苗的第一着棋，就是“踢开党委闹革命”。她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擅自在“赤脚医生训练班”上率众“造反”，把一个“训练班”搞成了一个对卫生院长杜文杰的“批斗班”。影片描写这股“乱”劲儿，有其深刻用心。这就是“四人帮”在上海那个余党在改编《春苗》时再三叮嘱的“写文化大革命，不要写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要写成群众自下而上自发的”。“四人帮”明目张胆地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文化大革命的领导。在“四人帮”和他们的英雄田春苗心目中，根本没有党的领导，只有“帮”的领导。张春桥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说过：“党的领导还要不要？是不是可以考虑用群众组织来代替！”田春苗的聚众“造反”，就是这种“代替”论的体现。
其次是“乱阵线”。田春苗一开始造反就公开宣称，她就是要把“这个老爷卫生院彻底翻个个儿！”好家伙，那会变成什么人的天下呀？当田春苗在朝阳卫生院“造反”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不可一世啊！几个田春苗的追随者手拿扫帚和簸箕对杜文杰大叫大嚷：“呃，别挡道！”瞧，“四人帮”是如何处心积虑地要象赶杜文杰那样，把我们党的干部都来个“扫地出门”啊！
“四人帮”要把我们党的干部都来个“扫地出门”，就必须把他们都打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田春苗对付杜文杰的办法就是这样。在改编《春苗》的过程中，杜文杰这个形象曾经连升两级：从一个犯错误的好人到犯走资派错误的人，最后定为“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还一个劲儿地撑腰打气，说什么写杜文杰这个人物“不要怕过头”，“不要老考虑落实干部政策”。是的，在“四人帮”炮制的那些阴谋文艺的代表作中，他们就是这样干的，都是一律打倒，统统“罢官”，由此证明“从上到下有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象杜文杰这样的干部，“也是苦出身，从小当学徒，解放后入了党，这些年辛辛苦苦的干”，即使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总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田春苗硬要把杜文杰打成“不肯改悔的走资派”。为了把杜文杰的矛盾性质人为地升级，“四人帮”在上海的那个余党竟然把这个本质上好的干部说成“本质上和钱济仁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在修改时，硬把钱济仁的坏事“让”给杜文杰去做，而且把春苗爹临死前没有喝到一口汤药和杜文杰夺老水昌的药碗作尖锐的对比，田春苗恶狠狠地骂杜文杰：“你的骨子里，一点共产党人的气味都没有！”意在说明一个苦出身的工农干部已经变得比地主阶级还要坏了。在修改《春苗》的过程中，“四人帮”的余党曾多次指示对杜文杰“升级”，可是明确强调：“苦出身”这一点坚决不改。这里暗藏着一个巨大的反革命阴谋：他们就是要把杜文杰这种本质上好的干部都打成“勤勤恳恳，清清白白，不是叛徒特务，不搞贪污腐化的走资派”，好让田春苗式的野心家去夺权！因为在我们党内，出身清清白白，工作勤勤恳恳的干部，是一大批，把这些人都打倒了，他们就可以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了。
田春苗向杜文杰夺权，是“四人帮”树立的一个篡党夺权的样板。影片中说：“现在各地都是这种情况！”这表明，“四人帮”多么希望田春苗那样的人在各地都来一个揪杜文杰式的人物，搅个天下大乱，他们这伙篡党窃国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好乱中夺权！
《春苗》中写的“夺权斗争”，被“四人帮”及其吹鼓手们吹上了天，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到光明的未来”呀，“现实意义可以管三百年到五百年”呀……江山还没有到手，就梦寐以求地要把他们妄图建立的法西斯专政世世代代传下去，其野心之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田春苗的“乱中夺权”，对那种“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反革命狂人是莫大的鼓舞。某省一个自称“田春苗的战友”的家伙，竟然给王洪文和当时的上海市委写了一封信，肉麻地吹嘘“四人帮”是什么“巴黎公社的子孙”，“希望寄托于上海”，等等。他还怂恿“四人帮”在篡党夺权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四人帮”公然把这封信交给了他们在那个省的爪牙，唆使他持信回去制造分裂，乱中夺权。“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春苗》的这种反动的社会效果，正有力地揭露了这部影片的反动本质，撕掉了这条化成美女的毒蛇的画皮！从《春苗》中写的所谓“走资派”，以及它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可以清楚地看出：“四人帮”大搞阴谋文艺的要害，就是要“改朝换代”。他们的阴谋文艺，是其反革命政治纲领的必然产物。
从田春苗“破土而出”到“四人帮”进入历史坟墓，在这段不太长的时间里，我们也的确看到了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在现实生活中表演的“乱中夺权”的丑剧，看到了这帮祸国殃民的害人虫大搞“阴谋文艺”，炮制一部又一部反党电影，妄图搞乱人心、搞乱阵线，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行径。其结果是，“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四人帮”的篡党夺权阴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打江山面前终于被彻底粉碎。
大江东去，浪淘尽“四害”残渣余孽！让真正的春苗茁壮成长吧！我们一定要彻底批判“四人帮”的阴谋文艺，坚决铲除一切冒充春苗的毒草，用以肥田！
第3版()
专栏：
“四人帮”的一块墓碑
阎纲
一九七六年七月，反党毒草影片《欢腾的小凉河》公开上映。当时，“四人帮”及其余党吹吹打打，好不热闹。他们“欢腾”雀跃，自以为打响了《小凉河》这一炮，《反击》、《盛大的节日》、《千秋业》紧接着再叮叮咚咚地敲打起来，天下就会大乱，他们就可以乱中夺权了……其实，《小凉河》的“欢腾”，并不是他们面南登基的吉兆，倒是他们临终时亲手为自己立下的一块可耻的墓碑。
《小凉河》原是一部反映农业学大寨中两条路线斗争的小说。小说所写的故事发生在“四人帮”正要搞乱的江苏省，所以他们一眼看中，下令立即改编电影。他们要借刀杀人。
一九七六年一月，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四人帮”又一次“欢腾”起来，将复辟的愿望进一步变为复辟的行动。他们甩掉原作者，撇开原作，按照自己的迫切的政治需要，偷偷地对《小凉河》动了一次脱胎换骨的大手术。在他们的手术刀下，原作所写的时代背景一九七二年变成了一九七五年（实际上还包括了一九七六年）；小生产者自发势力的代表，被偷换成了走资派。经过这番勾魂摄魄的手术，一场与“现在主持中央工作的”“走资派”的斗争就在小凉河边激烈地展开了。
他们象逼命一样催迫《小凉河》加紧拍制，连叛徒江青经常胡诌的什么“十年磨一戏”也不顾了。七月一日，在还缺六十多个镜头的情况下，《小凉河》被强行堕胎，向全国发行。为何匆匆如此？他们说：“要知道如果让他们那些人复辟上台，我们这些人就要下台……。”原来如此！
谁“复辟上台？”“我们”又是谁？这需要分析炮制《小凉河》的政治背景。
周总理不幸逝世，毛主席亲自选定华国锋同志为代总理，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恶阴谋。《小凉河》的矛头所向，是直接指向华主席、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的。影片里的夏副主任说过这样一句台词：“想一想，现在主持中央工作的是什么人！”明眼人一看便知，这既是明目张胆地攻击邓小平同志，也是在影射攻击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华主席！影片蓄意对“四个现代化”进行挖苦、嘲讽，给“四个现代化”硬涂上修正主义的色彩，明目张胆地攻击周总理和邓小平同志。这就难怪他们要亲自组织摄制班子，亲自选定演员，决定用进口彩色胶片拍成宽窄银幕两部拷贝，把《小凉河》定为“重点片”了。也就难怪他们从改编到拍摄搞得那样急迫、那样诡秘、那样见不得人了。
《小凉河》是一部从目的到手法都坏得出奇的大毒草。它是“四人帮”覆亡前大反华主席、大反周总理、大反邓小平同志，阴谋篡党夺权的铁证，又是一个可供我们研究“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和下流手段的真实纪录。
第3版()
专栏：
痛 斥〔木刻〕 战士 赵站洲